作者：莫小北摘要：媒介体现和巩固着主流的性别功能。通过分析疫情期间公众号A和报纸B有关医护人员的报道，发现女性劳动者的呈现多与女性气质的表达和诉说有关，这符合男性中心论的旨趣，却选择性无视女性医护的贡献。01 / 媒介中的女性作为建构与再现社会性别制度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媒介通过地位赋予和规范强制的机制2，维系并再生产出流行的性别观念。换句话说，在性/社会性别制度（the sex-gender system）3的笼罩下，在男权的全域4的规制中，媒介隐晦但顽固地制造着性别迷思（myth）。这体现在媒介再现所烙有的性别偏见上，以联合国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为例，报纸报道中“只有1/4的文章关注大会中的重要话题，大部分的报道都在强调会议上女人间的冲突（被称为‘斗嘴’）、与会者的容貌（被批评为‘随意’而且缺乏时尚感），并且认为女性主义是女人的根本问题所在”5。可见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5，女性的媒体形象都被“象征性歼灭”（symbolic annihilation）6了。何以如此？因为媒介不是在映射现实, 而是在构造“真实”——构造霸权对于什么应该被作为“现实”接受的释义1，这一过程与社会建构的差异和排斥体系勾连了在一起7。媒介再现的意义生成过程与性别的操演性（performativity）实践相联系并参与其中，媒介对于性别的建构就是使一具身体程式化（stylization）并向之指定性别的过程8。总而言之，媒介的话语空间不是性别中立的，在它被整合进社会结构时，真实的生活经验也被扭曲为刻板印象的同构，从而生产出特定的性别角色。下文以媒体A（微信公众号）和B（报纸）为例，通过梳理疫情期间的媒体报道，分析媒体对于性别身份的呈现方式，并探究媒介再现与性别规范的互动过程和建构机制。02 / 是医护，更是女性公众号A对疫情的报道始于1月19日，对医护人员等的个性化叙事从1月22日开始，至2月27日，在有关医护人员的75篇推文（排除了对因病去世医生的报道）中，以男性个体为报道对象的有11篇，以女性个体或群体为报道对象的有26篇（以女性群体为报道对象的有5篇），两性兼有的报道的有38篇，对女性的报道要多于男性。对比有关两性的报道内容，我们能发现更多的性别化惯习，试举三例：其一，对予以记大功奖励的张定宇和张继先医生，报道的开头各有侧重。关于张定宇的报道显现出他与病魔和疫情作斗争的男子气概：“隐瞒了身患渐冻症的病情，顾不上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妻子，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坚守在抗击疫情最前沿，用渐冻的生命，托起信心与希望”。关于张继先的报道则突出了她的女性气质（“温和”）以及与这气质不相称（“然而”）的决断：“张继先，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54岁，个头不足1米6，话语轻柔，一双疲惫的眼睛透出和善。然而，就是这位温和的女医生，一个月前最早发现这场疫情的苗头，并和院方一起上报”。其二，面对配偶参加医疗队的决定，男女的反应有所不同。丈夫对妻子表现出不满，“（彭渝）瞒着家人，驰援武汉，丈夫直到看见别人发的照片，才知道她已出发，两人在电话里大吵一架，冷静之后，同为军人的丈夫给彭渝发了一条微信：‘你是我妻也是战友，盼凯旋！’”。反之，妻子则对丈夫表示支持：“同为医护人员的小滕，全力支持丈夫的选择，虽说两人心中早有准备，但一朝分别，仍然是柔肠百转、难舍难分”。同样在最后达成了理解，但丈夫的角色显得更有权力，吵架得到报道也暗含了认可的态度。其三，对赡养的期待因性别而分化。“上阵”的妻子将父母托付于丈夫：“如果我有什么意外，你还能帮我照顾父母”，体现出女性对家人的牵挂和对男性的信任。“出征”的丈夫则卸下妻子“包袱”：“如果回不来了，以后帮我把父母送去养老院，不能耽误你”，表现了男性的宽广胸襟。换言之，对家中老人的照料被默认为是女性的义务，因此才需要女性主动的嘱托和男性主动的说“不”。相比于男性劳动力，女性劳动力首要的身份不是劳动力，而是女性（在一篇报道警察的文章中，蔡溶是6人中唯一的女性，而结尾处似乎忘记了这位女民警：“他们暂时舍下父母妻儿”，这样的遗忘是性别隔离的产物）。女性劳动力的角色常被归入如下四类：性对象、母亲、孩子和铁姑娘5。这次的报道也不例外——首先，女性的形象与“美”关联：“虽然不是穿着婚纱，而是身着防护服、戴着口罩，但你在我们心中，就是最美的新娘”，“纪念一下这段‘不描眉不抹香’的素颜日子”，容貌对于女性的意义在理发这一举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驰援武汉防疫工作的西安国际中心医院医疗队228名医护人员，为了方便穿防护服，避免头发外露沾染病毒，大家一起做出决定：集体理发！一缕缕青丝被剪下，变平头甚至光头所有的女队员没有哭，反而觉得这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妆容、长发是女性的惯常姿态，她们对这些的抛弃映衬出疫情的危急。其次，女性的角色围绕于母亲和妻子等：“‘妈妈，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这是儿子对她的灵魂拷问”，“战胜病毒，妈妈就回去了”，“妈妈去打小怪兽了，你一定要乖啊”，“‘临时妈妈团’，24小时陪护照料”，“妻子为执勤丈夫送去了饭菜，是深深的牵挂，是无尽的想念。妻子：‘可以抱一下吗？’丈夫：‘你快回去！’”对于女性的认识总会顽固地指向家庭身份，并强调情感工作（emotional work）9的必要与意义。第三，在刻画女力（girl power）时，会着力表现她们与女性角色相关的性别气质的拉扯，这似乎是女性成长的必由之路：她放下了对家人的牵挂，“一开始不敢说自愿报名，怕父母和孩子知道让他们担心。我是爸妈的孩子，有老公，有女儿。但哪一个家庭都不能缺人”；她不再做撒娇的女儿，“24岁的年轻女孩，很多还在父母身边撒娇，她却穿上了军装和白大褂，奋战在抗击疫情的最前线”；她时而勇猛时而体贴，“干活的时候像个汉子，可面对自己的病人，樊安芝又温柔得像个天使”。——就这样，媒介完成了对女性医护的女性化叙事。03 / 性别气质的复刻与超越报纸B对疫情的报道始于1月22日，至2月27日，在有关医护人员的58篇报道中，有15篇以女性为报道对象，有10篇以男性为报道对象。另外，在43篇图片报道中，共有15幅以女性为拍摄对象。在对女性的刻画中，女性照料家人这一默会共识得到体现：“珠江医院神经内科冯学峰是此次医疗队唯一的男护士，接到医院组建医疗队的通知，他立刻报名参加。同在医院工作的妻子也是护士，对他的决定非常支持，并立即表示也想报名。考虑到家里孩子小，医院没让她也参加”。甚至女性在公领域的责任就是她在私领域义务的移植与重现：“‘妈妈，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大年初一，轮班休息时，听着手机里5岁女儿稚嫩的声音，胡龙霞终于绷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平复心情后，她又给自己打气：‘我一定要坚强，抗击疫情，就是在保护我的家人。’”两性的区隔在医护人员的家属身上得到了刻板化、两级化的显现，试举三例：其一，“我妈妈哭着不让我去，把我的行李箱都藏了起来”，父亲则给医院写了一封感谢信：“她们的工作任务重，病房收治危重病人多，她们每天工作时间长……”；其二，妈妈泪眼婆娑地问：“还能请假吗？”，爸爸则力挺女儿：“这个时候怎么能请假？医务人员都请假了，病人谁管？疫情怎么能结束？女儿，你做好防护，我们等你回来”；类似的是，当年轻的女孩毅然决定骑自行车回去时，妈妈担忧：“300多公里，安全吗？”女儿答道：“我骑一段少一段。”对此，爸爸同意了。——我们看到，父亲总是深明大义的决策者，母亲则在对比之下显得狭促。对此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两性表现的差别是天然而不可更改的么？男性是否具有与女性相似的举动呢？答案是肯定的，例如：饶歆有个7岁的女儿，他下班后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他说：“真想女儿。有时候实在忍不住，会和女儿约个地方，在开阔的空间里，隔着3米之外远远地看一眼”；再如，卢毅荣告诉女儿：“爸爸和很多叔叔阿姨在打怪兽，打完怪兽很快就回来了！”第二个问题是：难道女性的形象必然要囿于性别身份么？她们的社会角色一定要服从于家庭和身体么？答案是否定的，以如下两段内容为例：第一则是：“蔡志芳还记得，有一名40多岁的女患者，1月30日左右住院治疗，她家在外地，武汉没有亲人，女儿也生病住在另外一个医院。刚来的时候，该患者高烧39度，肺部中部感染，双肺出现阴影，气喘得很厉害，说话都没有力气，需要靠吸氧维持呼吸。 “蔡志芳每天查房时，都会格外留心这名患者，陪她聊聊天，鼓励她多吃点。如今这名患者已经退烧，说话也有力气了。 “‘等到核酸检测没有问题，再观察三五天，就可以出院了。’蔡志芳说。 “‘有她在，我们放心！’蔡志芳的一名同事说。”另一则是：“查房、了解监护室里外所有患者的病情及诊治方案、查看和调整患者的呼吸机、救治有高血压等并发症的患者……明宗娟每天的工作都很紧张。每次值班，明宗娟要在病区待上近10个小时，遇到突发情况会更长。而期间不能带手机，也不能吃饭喝水上厕所，挑战着人的生理极限。值班结束后，她回到住处，消毒清洗衣物需要花费近1个小时。‘如果值夜班，下午3点去医院，凌晨4点才能躺下休息。’明宗娟说，虽然工作很累，但医院人手不足，自己咬牙坚持是有意义的，既是对患者负责，也关系着抗击疫情的全局。”这两个片段都没有提到女性对美貌、对情感的偏好，也没有涉及她们对女性气质的克服与抛却，而是通过叙述她们的业务能力和辛勤付出，来体现她们的高尚。04 / 结语疫情袭来，在有关医护人员的媒体报道中，一方面，女性医护在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纠结、牺牲成为疫情带来的巨大创伤的隐喻，另一方面，报道中女性的大比例说明女性医护所扮演的角色之重、所做出的贡献之大。悖谬的是，当女性劳动者被性化或性别化，她成为“女人”的过程伴随着她作为“人”的行动和诉求的被无视，她的身体得到放大，她的母职得到凸显。换言之，女性劳动者作为劳动者的贡献，敌不过她对于女性气质的表达和诉说。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景象：媒体在“乐道”于女性和男性中心论下的传统形象之分合时，却对女性基本的需求（月经、孕妇调养身体等）闭口不谈——因为后者被视为“不洁”。性别是社会性、历史性与文化性的构成，媒介所再现的女性形象是对主流性别观念的叙事与强化。由此看来，在实现男女平等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参考文献：1 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4页。2 刘利群、张敬婕主编：《媒介与女性研究教程》，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3年版，第10页。3 盖尔·鲁宾：《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王政译，载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1~81页。4 斯蒂文·小约翰：《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30~434页。5 朱丽亚·T.伍德：《性别化的人生：传播、性别与文化》，徐俊、尚文鹏译，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200页。6 Gaye Tuchman, Arlene Kaplan Daniels and James Benet, Hearth and Home: Images of Women in the Mass Me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38.7 曹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8 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宋素凤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9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