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高原出土汉代印章述论

印章起源很早，在中国一般认为于商代即已产生 。两汉时期，印章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日常社会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考古发现的汉代印章数量惊人，物件虽小，但却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用印制度和印章文化，也是研究当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很多相关历史问题的珍贵资料。

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在汉代也开始出现印章，相关材料最早见于清代金石文献，近现代一些关于古印章或古封泥的著述中亦有收录，主要有“益州太守章”、“云南令印”、“遂久令印”、“遂久右尉”印、“存 左尉”印、“同并尉印”、“朱提长印”、“南广尉印”、“三绛尉印”、“俞元丞印”、“建伶道宰印”、“哀牢王章”、“越归汉晴蛉长”印等 。另外，有关文博机构也有少量这方面的收藏，如故宫博物院藏“楪榆长印” 和上海博物馆藏“楪榆右尉”印 等。从内容看，这部分印章均属汉代云贵高原的官印，但由于不是考古发掘品，来源大多不明。上个世纪尤其是5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云贵高原陆续发掘出土了一批两汉时期的印章，据发表的资料共计有30余枚，基本都为墓中随葬品，主要分布于滇东黔西地区（图一）。与上述非考古发现的印章相比，这些印章种类较多，除少数字迹不清或无印文外 ，从印文看既有官印也有私印，另外还有吉语印、戒语印等闲章以及图形印等，对考察两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历史文化、认识中原文化进入“西南夷”地区及其对土著文化的影响等都具有很重要的价值。

图一 云贵高原出土汉代印章分布示意图

1.昭通二坪寨 2.威宁中水 3.赫章可乐 4.清镇 5.会泽水城 6.曲靖八塔台 7.曲靖平坡 8.陆良薛官堡 9.澄江金莲山 10.晋宁石寨山 11.江川李家山 12.个旧黑蚂井 13.兴仁交乐

一、汉代官印

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中，官印数量不多，且有的可能只是用于随葬，而非生前实用印。

“滇王之印” 1956～1957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墓地第二次发掘中出土。M6∶34，金质，蛇钮，蛇昂首，背有鳞纹，方形印台，钮和印台分别铸造，后焊接在一起，印文为阴文篆书“滇王之印”四字，凿刻而成，通高2厘米，印台边长2.4、厚0.7厘米，重90克（图二，1）。据发掘报告，M6属Ⅲ类墓，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兵临滇，滇举国降，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石寨山“滇王之印”的出土证实了汉“赐滇王王印”一事，并确认石寨山为古滇国的王族墓地，因而在当时引起轰动，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于晋宁石寨山M6出土的“滇王之印”是否就为汉武帝所赐之印，1959年出版的发掘报告认为无从肯定，但后来有关发掘者根据金属成分以及印钮和印文的特征等又判断该印为滇人自己制作 ，是专门为殉葬而制作的器物 。不过，学术界在此问题上则多持不同意见。不少学者主张，石寨山所出金印就是汉武帝赐给滇王的王印 。更有学者指出，石寨山M6的墓主正是获赐“滇王之印”的末代滇王，其死后王印成为随葬品，墓葬埋葬年代在汉武帝后期 。笔者亦认为，石寨山所出“滇王之印”为汉武帝所赐的可能性极大。所以，不论石寨山M6埋葬于何时，金印本身的年代是清楚的，即应制作于汉武帝征服滇的元封二年。

图二 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官印

1.“滇王之印”金印（石寨山M6∶34） 2.“巴郡守丞”铜印（交乐M14∶31） 3.“辅汉王印”铜印（八塔台M69∶5） 4.“汉叟邑长”铜印（昭通出土）

“辅汉王印” 1980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第三次发掘时在二号堆内出土。M69∶5，铜质，龟钮，方形印台，印文为阳文篆书四字，笔画圆润，有缪篆风格，左起上下读作“辅汉王印”，带边框，通高1.7、印台边长1.7厘米（图二，3）。八塔台墓地属于地方土著文化遗存，可能和西南夷中的“劳 、靡莫”有关。据发掘报告，M69属第四期墓葬，年代在汉武帝征服云南以后至王莽时期，即西汉后期 。有学者指出，此印既非一般的人名私印，也非官印，而是当地倾慕汉文化的少数族上层人物用于随葬的一枚闲印，有祈求“封王列侯”的含义 。此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不过就该印印文而言，其也可视作一枚官印，而且不排除墓主身前确曾被授予“辅汉王”封号的可能。从M69 开口层位及随葬品看，该墓很有可能晚至王莽时期或东汉初。这一时期整个国家政局动荡，匡扶汉室成为部分人的政治选择或策略，如公孙述据蜀之前就曾称“辅汉将军”。公孙述割据西南后，云贵高原的不少官吏以及地方大姓又与新建立的东汉政权保持联系。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及王莽政乱，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巂姑复夷人大牟亦皆叛，杀略吏人……以广汉文齐为太守，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率厉兵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孙述据益土，齐固守拒险，述拘其妻子，许以封侯，齐遂不降。闻光武即位，乃间道遣使自闻。”又载：“公孙述时，（牂柯郡）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牂柯江）奉贡。”在此背景下，一些西南夷土著部族因参与有利于汉朝的活动而受到封赐，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作为随葬品，M69中的“辅汉王印”是否为原件，难以判定。

“汉叟邑长”印 1936年云南昭通洒渔河边的一座古墓中出土。铜质，驼钮，印面阴刻“汉叟邑长”四字，印台边长约2厘米 （图二，4）。据说同时出土的还有汉代花纹砖，推测墓葬年代在东汉时期。该印最初为地方学者张希鲁收藏，后上交人民政府 。叟为氐羌系统民族，汉晋时期在川、滇一带有不少的分布。据《华阳国志·南中志》等文献的记载，叟族在云南境内主要活动于滇池地区和曲靖盆地。“汉叟邑长”印的出土，表明当时昭通一带可能也有叟人邑落散布。“汉叟邑长”印即为汉朝颁赐给叟族首领的官印，通过其来管理当地叟人。故宫博物院也收藏有1枚“汉叟邑长”铜印，但为羊钮，且印文形状与昭通出土的这枚亦有所区别 。

“巴郡守丞”印 1987年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出土。M14∶31，铜质，外表鎏金，麒麟钮，方形印台，四壁细线阴刻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四象，印文为阴文篆书 “巴郡守丞”四字，通高3、印台边长2.1厘米（图二，2）。该印印台中空，可能为子母印之母印。出土印章的M14为多室砖墓，发掘报告推测其年代在东汉晚期 。根据印章形制特征以及汉代官印制度推测，该印可能并非实用器，而是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 。不过从墓葬规模以及随葬品等情况看，墓中男性墓主应当就是东汉中晚期时巴郡的某一任丞佐，死后葬于故里。汉武帝开西南夷以来，云贵高原地区得到了大力开发，与内陆的联系也不断加强，特别是进入东汉以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进步，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德才兼备并出仕中央及地方要职的人物。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东汉“明、章之世，（牂牁郡）毋敛人尹珍……以经术选用，历尚书丞、郎，荆州刺史；平夷傅宝、夜郎尹贡，亦有名德，历尚书郎、长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号南州人士” 。“巴郡守丞”印的发现，从考古学上又为此提供了一个例证。由此也可见，两汉时期贵州西部一带的社会发展要相对突出。

以上出土官印中，“滇王之印”和“汉叟邑长”印性质相同，都是汉朝颁赐给当地西南夷君长或土著族群首领使用的。前述“哀牢王章”和“越归汉晴蛉长印”亦属此类。与一般的汉朝官印相比，这类印章的形制尤其是钮的造型比较独特，如“滇王之印”为蛇钮，“汉叟邑长”印为驼钮。对此，有学者认为可能和少数族的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相关 。“辅汉王印”略有不同，它的出现与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这种册封实际更具有嘉奖和赏赐的意味。总之，作为汉朝在西南夷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和册封制度的产物，这几枚印章的出土不仅对判断考古遗存的性质和族属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研究汉代印章制度以及边疆民族政策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巴郡守丞”印属常见的汉朝官员用印，但从行政区域看，却非云贵高原本地官印。迄今为止，除“滇王之印”等少数族首领用印外，考古发掘中尚未见属云贵高原本地的汉代官印。究其原因，一方面推测和汉代官吏离职、退休或亡故后要上交官印的制度有关，另一方面可能还由于汉代云贵高原的郡县官吏一般都来自外地 ，且当时有死后“归葬”故乡的习俗 。不过，从上述非考古发现的官印来看，汉朝在云贵高原的郡县制统治有较完备的官吏体系，并实行与内陆相同的官印制度，即便是一些相对偏远的地方，亦是如此。

二、汉代私印

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私印数量相对较多，其形制以及印文内容、格式和书体等大多与当时的内陆私印相同。这些印章不仅出自汉式墓，也见于很多土著文化墓葬中。

（一）汉式墓出土的私印

“孟 之印”和“孟 ”印 两枚一套子母印，1954年云南昭通二坪寨二号梁堆墓出土。铜质，均方形印台。母印辟邪钮，印文为阴文篆书“孟 之印”四字 （图三，9）。子印龟钮，印文为阴文篆书“孟 ”二字 （图三，8）。两印印文均带边框，笔画较圆润，有缪篆风格。

图三 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私印

“孟 之印”、“孟 ”印和“伯称”印 三枚一套子母印，1972年云南昭通二坪寨梁堆墓出土，地点距1954年出土“孟 之印”的梁堆墓不远。铜质，均方形印台。母印即大印辟邪钮，印文为阴文篆书“孟 之印”四字，带边框，印台边长2厘米（图三，13）。子印即中印亦辟邪钮，印文为阴文篆书“孟 ”二字，带边框，印台边长1厘米（图三，17）。 在子印中又取出一枚小印，印文为阴文篆书“伯称”二字，印台边长0.8厘米（图三，18）。印章出土后，为昭通县文化馆征集所得。据报道，孟 墓和孟 墓的年代都为东汉早期 。

“谢买”印 1958～1959年贵州清镇汉墓出土。铜质，形体较小，瓦钮，方形印台，印文为阴文篆书“谢买”（图三，15）。该印中空，可能为子母印的母印。据发掘简报，出土印章的墓葬为土圹墓，年代上限为西汉，下限为东汉初期 。

“郭顺之印”、“毕赣印”和“毕宗私印” 1976～1978年贵州赫章可乐甲类墓（汉式墓）出土。铜质，形制、尺寸基本相同，均瓦钮，方形印台，M17∶7印文为阴文篆书“郭顺之印”四字（图三，11），M175∶4印文为阴文篆书“毕赣印”三字（图三，10），M176∶28印文为阴文篆书“毕宗私印”四字（图三，14），通高0.8、印台边长1.6～1.7厘米不等。M17、M175和M176均为汉式土圹墓，发掘报告推测它们的年代在西汉末前后 。

“张光私印” 1978年贵州威宁中水张狗儿老包出土。张狗儿老包为一大型封土堆，其下发现土圹墓3座，印章出土于M2。张M2∶6，铜质，龟钮，方形印台，印文为阴文篆书“张光私印”四字，通高2、印台边长2厘米（图三，5）。张狗儿老包具有汉式墓的基本特征 ，发掘报告推测其年代在西汉末至东汉初 。

“董辅王”印 1989年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第一次发掘中出土。89GHM1∶3，绿松石质地，丘状钮，方形印台，印文为篆书三字，左右环读为“董辅王”，其中“董辅”二字为阴文，“王”字为阳文，通高1.7、印台边长1.7厘米（图三，1）。此次发掘的墓葬年代主要在西汉晚期 。

“赵喜”印 2010年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第四次发掘中出土。M29∶15，铜质，动物钮，方形印台，印文为阳文篆书“赵喜”二字，笔画圆润，有缪篆风格，带边框，通高1.3、印台边长1.4厘米（图三，6）。据发掘报告，此次发掘的墓葬年代在西汉晚期至三国时期 。从M29出土器物看，该墓年代当在西汉晚期或略晚。黑蚂井墓地经多次发掘，共清理墓葬40余座，皆为汉式土圹墓。该墓地的形成主要与采矿等产业有关，被葬者中可能有很多生前来自岭南地区的汉移民及其后裔 。

“李立私印” 2004年底至2005年初云南会泽水城墓地出土。M24∶19，铜质，龟钮，方形印台，印文为阴文篆书“李立私印”四字，通高1.5、印台边长1.45厘米。水城这批墓葬具有汉式墓的诸多特征，发掘报告推定M24的年代为西汉晚期 。

从墓葬规模以及随葬品等因素看，以上出土印章的汉式墓其墓主多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根据印文可知，有的还与文献记载的“南中大姓”有关。如昭通出土的“孟 ”印和“孟 ”印，其持有者应为东汉朱提大姓孟氏家族的成员。据清光绪年间昭通出土的东汉孟孝琚碑所记，孟氏家族大约于两汉之际进入云南，其祖先可能为川西的少数族，但汉代已完全汉化，后来成为南中豪族大姓之一 。又如清镇出土的“谢买”印，可能与汉代牂牁大姓谢氏家族有关。上文引《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记公孙述时牂柯大姓“保境为汉”一事，参与者即有功曹谢暹，结合后来其他一些史料可知，谢氏为当时的牂牁大姓 。

通过私印上的姓氏材料还可以发现，与当时内陆一样，汉代云贵高原的汉式墓遗存中存在着家族墓地。如“孟 ”印和“孟 ”印的先后出土，表明昭通二坪寨一带的梁堆墓群可能是东汉时朱提大姓孟氏的家族墓地。又如赫章可乐一处叫做锅落包的土山上，发现有数座汉式墓集聚于一起，其中M175和M176分别出土“毕赣印”和“毕宗私印”，意味着这里可能是一处毕姓家族墓地。再如个旧黑蚂井M29出土“赵喜”铜印1枚，而旁侧不远处的M16内又发现足部刻有“赵”字的铜壶，暗示黑蚂井墓地中可能有赵姓家族的茔域。

（二）土著文化墓葬出土的私印

“胜西印” 1956～1957年云南晋宁石寨山滇文化墓地第二次发掘中出土。M20∶33，铜质，半环形钮，方形印台，印文为阴文篆书“胜西印”三字，通高1厘米，印台边长1.1、厚0.45厘米（图三，16）。出土印章的M20属Ⅱ类墓，发掘报告推测年代上限为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下限为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

“王 私印” 1960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第四次发掘中出土。M36∶1，铜质，鼻钮，方形印台，印文较模糊，为阴文篆书“王 私印”四字，通高1.7、印台边长1.2厘米（图三，7）。发掘简报认为，此次发掘的墓葬年代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 。

“王光”印、“李德”印和“黄义印” 1966年云南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地出土并采集。采∶520，铜质，龟钮，方形印台，印文为阴文篆书“王光”二字，鸟虫书，通高1.7、印台边长1.5厘米（图三，12）。采∶521，铜质，鼻钮，方形印台，印文为阴文篆书“李德”二字，通高1.6、印台边长1.5厘米（图三，2）。采∶522，铜质，钮残，方形印台，印文为阴文篆书“黄义印”三字，印台边长1.7厘米 （图三，4）。“王光”印在发掘报告中最初释读为“寿之人”，后发掘者予以更正 。以上这三枚印章的原始出土单位不详，推测是墓中扰出的随葬品。

“□鱼”印 2008～2009年云南澄江金莲山滇文化墓地出土。M166∶2，黄色砂岩质地，无钮，近方形印台，印台侧壁有穿孔，印面略残，从残存字迹看，可能为上、下二字，上字不清，下字似“鱼”，推测是一枚人名私印，长1.8、宽1.6、高1、孔径0.3厘米（图三，3）。发掘简报推定M166等为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初墓，进而指出，由于该墓出土印章，年代可能相对更晚 。

以上出土印章的墓葬均为西南夷土著文化墓葬，有的规格并不高，说明除滇王等受封的蛮夷君长或首领外，当时一些普通的土著夷人也使用或持有印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名私印均为汉字印，且印文多为篆书。考虑到尚无证据表明汉代尤其是西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族群已使用汉字，另外印文的书写及篆刻又需要对汉字书法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研究，故这些印章是否由土著夷人自己制作，是很值得怀疑的。更为重要的是，从部分印章上的人名看，明显都为中原汉人的姓名，如“李德”、“黄义”、“王光”、“王 ”等。而据《史记》、《汉书》以及《华阳国志》和《后汉书》等文献的记载，两汉时期云贵高原的土著夷人很少有使用中原汉人姓氏的，所见人物如夜郎侯多同、滇王尝羌（当羌）以及年代相对较晚的夜郎王兴、兴之妻父翁指、兴之子邪务、鉤町王亡波、鉤町王禹、鉤町王邯、邯之弟承、漏卧侯俞（愈）、哀牢王元隆（九隆）、元隆母沙壶（沙壹）、哀牢王扈栗（贤栗）、哀牢王抑狼（柳貌）、哀牢王类牢、昆明夷首领卤承等，姓名几乎都与汉人的不同。所以，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印章原本都为汉人私印，后因某些特殊缘故而流入土著夷人之手。“胜西印”从人名看，很像是一枚土著夷人的私印，但既然使用汉字，也不排除由汉人制作或协助制作的可能。

关于这些印章的具体用途，有的应当是作为信物即真正的私印来使用的，如“胜西印”。但“李德”等汉人姓名印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推测其中有些只是出于好奇心或喜爱而作为“奇物”或“宝物”收藏的，印章已失去其原本意义。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即土著夷人并不在意甚或根本不认识印章上面的文字，而将之视作代表自己的符号，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信物即私印来使用。

三、汉代吉语印和戒语印

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中包括部分闲章，从印文内容看主要是一些吉语印，另外还有个别戒语印或箴言印。

“樊千万”印和“赵千万”印 1958～1959年贵州清镇汉墓出土。铜质，形体均较小，瓦钮，方形印台，印文为阳文篆书“樊千万”（图四，5）和“赵千万”（图四，3），带边框。清镇发掘的这批汉墓均土圹墓，据发掘简报，年代上限为西汉，下限为东汉初期 。

图四 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吉语印、戒语印和图形印

1.图形铜印（薛官堡M20∶5） 2. “敬事”铜印（可乐M274∶42） 3.“赵千万”铜印（清镇出土） 4.“巨王千万”铜印（交乐M10∶1） 5.“樊千万”铜印（清镇出土）

“巨王千万”印 1987年贵州兴仁交乐汉墓出土。M10∶1，铜质，扁薄长方形钮，钮上有圆穿，钮下部呈坡状向四面延展至印背四角，长方形印台，印文为阳文篆书“巨王千万”四字，带边框，印面长2.45、宽1厘米（图四，4）。M10为土圹墓，据发掘报告，年代在两汉之际 。

“敬事”印 2000年赫章可乐乙类墓（土著墓）出土。M274∶42，铜质，坛钮，钮呈片状半环形，方形印台，四侧向上内收，略呈两层台状，印文为阳文篆书“敬事”二字，字体有战国风格，带边框，通高1.4、印台边长1.2厘米（图四，2）。据发掘报告，M274属第三期墓葬，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前期 。

以上印章中，“樊千万”印、“赵千万”印、“巨王千万”印等都属于所谓的吉语印，反映了人们追求财富的愿望。这类印章在汉代比较流行，过去也多有发现，如“刘氏千万”印、“桓千万”印、“大潘千万”印等 ，陕西咸阳还曾出土过类似于贵州兴仁交乐的长方形“巨王千万”印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枚印章均出土于贵州西部即汉代牂牁郡境内，说明这一带在文化、习俗以及观念等方面与当时的内陆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类和财富有关的印章除了带有祈愿致富的意味外，可能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牂牁郡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商业贸易的繁荣景象。从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现看，两汉时期贵州西部与周邻地区的经济往来相当频繁。对此，学术界过去多关注其与巴蜀地区的联系。而实际上，在当地的很多汉墓中，还常能见到一些由其他地区输入的器物，如来自岭南的錾刻纹铜器以及琥珀、玻璃等饰品。有学者在探讨汉代西南地区与两广沿海的珠饰贸易时，指出贵州西部是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 ，是很有见地的。贵州地区东连湘楚，南通两广沿海，西接云南，北邻四川盆地，这样的地理位置使之在古代中国南方的贸易体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就两汉时期而言，著名的牂牁水道及其在巴蜀和南越交通往来中所起的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上述“樊千万”等印章出现于汉代牂牁郡，显然不是偶然的，其既反映了人们对金钱财富的向往和追求，可能也是当地重商风气的一种体现。

“敬事”印亦源于内陆，晚期巴蜀文化墓葬以及战国楚墓中也有发现 ，有学者认为属箴言印 。对于赫章可乐出土的这枚“敬事”印，发掘者解释其带有劝诫持有者要谨于事、勤于事的含义，可归入官方印章中有特殊用途的一类 。笔者认为，单纯按字面分析，将之视为一种戒语印或箴言印，似乎更为适宜。由于印文寓意深刻，且字体带有战国风格，可乐这枚“敬事”印应当不是土著夷人自己制作的，而很可能是通过某些途径由汉人那里获得的。按发掘者的推测，此印或许是内陆官员赠送给当地部族首领的礼物，具有劝诫的含义。不过，对持有者来说，其是否真的理解或接受此印章的政治及文化意义，就很难说了。从墓葬发掘现场看，印章位于被葬者颈部位置，与各种串饰及铜铃伴出。这除了说明被葬者生前很珍惜此物外，其实也暗示该印章有可能是被当作某种瑞祥之物甚或装饰品来佩戴和使用的。

四、汉代图形印

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中，迄今仅见1枚图形印。该印2012年出土于云南陆良薛官堡墓地，形制、尺寸等均符合汉式印的特点，但印文却由奇特的图案和符号构成。M20∶5，铜质，通高1.2、印台边长1.7厘米。鼻钮，钮孔圆形，方形印台，钮面与印台侧面相连。印文为阴文，铸造而成，但有凿刻的质感，内容非汉字，若以钮孔朝上下方向钤印的话，钤文左上角为一形似“艹”字的符号；右上角为一横置的牛头图案，带双角；下部为一牛形图案，牛侧身，扭头正视，牛头较大，上有双角，牛身较小，以抽象的单线表示，背部向上弓起，与牛头不太成比例，前后肢亦为单线条表现，且后肢踝骨处向前弯曲，无尾（图四，1）。薛官堡墓地是西南夷某一地方部族的一处公共墓地，根据随葬品等分析，M20的年代推测在西汉中晚期 。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也可见到一些图像印或象形印 ，特别是汉代尤为流行，印面图案有龙凤、禽兽、虫鱼以及歌舞、百戏、出行、神仙、武士等 。但相比于薛官堡墓地出土的非汉字图形印，这些图像印无论是图案内容，还是构图方法和风格，都有很大的不同，当不属于一类。四川盆地大量出土的巴蜀印章也有相当一部分属图形印，其印面为各种所谓的“巴蜀图语”或“巴蜀符号”。这类印章在滇东北与四川接壤处的水富张滩墓地也曾发现过 ，可能与南迁的巴人有关 。不过，巴蜀印章形制多样而特别，与常见的汉式印存在一定区别，而且就现有发现看，未见类似于薛官堡图形印上的牛形图案和符号 ，因此可以断定，它们与薛官堡墓地出土的非汉字图形印关系不大。另外，有学者在探讨巴蜀印章时，认为它们是受印度河流域哈拉帕（Harappan）等文化印章的影响而产生的，并指出古代巴蜀地区与印度等地的交通路线中就有途径云南的 。有趣的是，哈拉帕文化的印章中也有很多印面为动物图案的，其中就包括各种牛的造型（图五）。但问题在于，哈拉帕文化的年代较早，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且所出印章大多为凹雕石印，图案写实性和立体感均较强 。这些差别都说明，该文化印章与薛官堡墓地所出图形印没有联系。由这些比较基本可以确定，薛官堡墓地出土的非汉字图形印应为当地土著夷人自己所制作，其在形制上模仿了汉式印，而印文图案和符号却为自身文化的东西。

图五 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出土印章

1.瘤牛图案印章 2.短角野牛图案印章 3.水牛图案印章 4.长角牛形动物图案印章

（采自“The Roots of Ancient Indian: TheArchaeology of Early Indian Civilization”P.274）

关于薛官堡这枚印章上印文的含义，现在还不清楚，但类似遗存过去在西南夷考古中也有发现。晋宁石寨山M13出土的一件长方形刻纹铜片上，即发现有包括牛头在内的各种图案和符号，有学者认为是滇人使用的图画文字 。另外，黔西北威宁中水墓地出土的很多陶器上，发现有各种不同的刻划符号数十种，有的形似今天的彝族文字 。所以，薛官堡墓地所出非汉字铜印上的印文很可能是当地土著部族使用的一种具有文字性质的记事符号。这枚印章出自M20，而该墓随葬品中还有铜釜、铁凿、铁削刀以及一些五铢钱，被葬者很可能是一位工匠。印章出土时与上述工具放置在一起，大致位于被葬者胯部，推测为实用器，即工匠的私印，在生产以及贸易过程中起到“物勒工名”的印信作用。

五、相关问题探讨

目前所知云贵高原最早的印章都是汉代的，在此之前，当地西南夷土著族群是否使用印章，文献无考，考古上亦无材料可以说明。就汉代印章而言，上述非考古发现的官印大多为郡县官吏用印，另有少量是颁赐给土著族群首领的，因此可确定都属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的遗物。考古发现的汉代印章种类较多，但基本都出自西汉中晚期至东汉的墓葬中。有少数墓葬断代偏早，值得商榷。如出土“敬事”印的赫章可乐M274，按发掘报告分期，属战国末至西汉前期墓，然而从墓中出土的铁器等随葬品来看，该墓年代应在汉武帝开西南夷后的西汉中晚期 。又如出土“胜西印”的晋宁石寨山M20，发掘报告将之划为Ⅱ类墓，年代下限为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不过，该墓随葬品中有1面“昭明”加“清白”的重圈铭文铜镜，暗示墓葬年代可能较晚。此类铜镜在洛阳、扬州、广州等地均有发现，主要流行于西汉中晚期 ，其在滇池地区的出现，不致更早。总之，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其埋葬年代大都在汉武帝开西南夷之后。这就说明，此前云贵高原的土著族群可能不使用印章；印章在当地的出现，应是汉朝推行册封制与郡县制以及内陆人口迁入和中原文化传播的结果。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等文献记载，汉武帝开西南夷始于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出使夜郎。由于其后在夜郎等地设立了郡县，推测当时已有印章特别是官印进入云贵高原，只是暂无这方面的考古发现。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国后随即武力征伐西南夷，夜郎王和滇王先后出降入朝，并获赐王印 。这是文献中提到的云贵高原最早的印章，其中滇王印已被考古发现证实。汉朝征服夜郎和滇以后，进一步推广和实施郡县制，加上册封对象的增加，更多的官印出现于云贵高原是可以肯定的，上述非考古发现的印章基本都属此类。汉武帝开西南夷后，还有大量内陆移民以及工商业者也相继进入云贵高原。这些人的到来及其在文化上产生的影响，成为各种民间印章在当地出现和使用的主要动因。上述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以私印等普通印章居多，其中大部分都发现于滇东黔西地区，而这一带正是当时汉人的主要分布区域 ，且当地土著族群所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亦较深刻，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囿于材料，目前对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进行细致分期和历时性的考察，条件还不成熟。但初步来看，从西汉中晚期到东汉前期，这些印章的数量和种类都呈逐渐增多的趋势，与汉武帝开西南夷后云贵高原的中原化进程大体契合。东汉后期的印章发现很少，可能与这一时期流行的砖石结构墓葬易遭到盗掘和破坏有关。

云贵高原出土的汉代印章有相当一部分发现于土著文化遗存中，包括官印、私印、戒语印以及图形印等种类。如前所述，这些印章绝大多数都为汉字印，其或由汉朝颁赐，或通过馈赠等途径由汉人处获得，另外也有个别可能是雇请汉人工匠制作或协助制作的。图形印比较特别，推测为土著夷人自己制作，但形制上显然模仿了汉式印。可见，对土著夷人而言，印章与铜钱、铜镜等汉式器物一样，都属中原来的“外部文化”物品。晋宁石寨山“胜西印”和曲靖八塔台“辅汉王印”出土时与铜镜等汉式器物单独摆放在一起，也正反映了这一点。由此，通过印章不仅可窥见汉武帝开西南夷后汉朝与土著上层的政治互动，而且能了解当时汉夷普通人群间接触和交流的一些信息。这里要指出的是，印章作为一种信物或文化休闲用品，其制作和使用涉及到相关制度与习俗，自身又同文字、书法等紧密相连，因此所反映的文化交流较一般物品应更为复杂。根据前面的分析，土著夷人持有的印章有些尚保持其基本的社会功能或文化内涵，但也有的发生了变化。这就反映出，不同的土著夷人对印章及印章文化的理解和接受程度是有差异的，而这与他们所处的阶层和社会地位可能密切相关，也与他们所在部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有一定的联系。有一点可以肯定，印章尤其是私印的使用，标志着个体身份得到了承认，也意味着个体家庭地位的上升。这对我们认识土著族群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最后要说明的是，由于材料还不够丰富，目前对印章在汉代云贵高原西南夷中的使用及其所反映的一些问题，如中原文化对土著文化的影响、土著族群自身的社会变迁和文化演进等，还很难做更深入的阐述。而正因如此，这方面的考古发现值得我们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