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社会现实的喜剧性质

在《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一书中，彼得·伯格写了这样一句话：

如果社会科学家没有感觉到社会现实的喜剧性质，他就看不到社会的基本特征。

之前读这本书的时候，一直没有深入理解此言。最近寒假回家，读书与上网冲浪之余，突然就想起了伯格的这句话，似乎有些理解了伯格的意思（当然理解可能有误，写出来以供大家批评指正）。

在我看来，文学家与艺术家等人文学家是要能看到这个社会的悲剧性质的。他们在人世的苦难与悲剧中寻找创作素材，直击社会生活的隐秘角落，将之以文学与艺术作品的形式展现给读者。由此而言，至今，我们所尊崇的大文学家大部分都应该算是“悲剧作家”，在这方面，近现代的俄国/苏联作家最为典型——无论是果戈里、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还是其他许许多多俄国/苏联作家，都在以文学之笔描绘其所处时代的一幕幕“社会悲剧”，并产生了跨越历史的影响。（顺便说一句，星爷的许多影视作品，在我看来，喜剧外表下也隐藏着悲剧内核）

文学与社会科学不同，没有冠着“科学”这个名号，不用追求从现象到结论的科学导向。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题材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多艺术作品并不像社会学那样分析社会现象，由此寻找现象之间的关联，再抽象出一般结论。文学与艺术作品最重要的是给予读者以想象的空间。从这方面来说，相比于社会学作品，文学作品确实是“一旦生产出来，就与作者毫无关系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权交付给了广大读者，而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往往不在于理性与逻辑，而在于共情，因而，悲剧底色的文学作品最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情。

相比而言，社会科学家如果总是只看到或把社会现实视作悲剧性质的，就很容易被自己的价值立场所主导，将自己导向一个逻辑自洽的社会解释怪圈。文学家可以有自己明确的价值立场，这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对他们的作品的理解/解读权在广大读者那里。社会科学家不行，一旦价值立场主导了其研究，就会对其研究结论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失去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继而影响诸多读者。

从这一方面而言，伯格这句话的意思是提醒社会科学家要学会超然一点，当他们把社会现实视作具有喜剧性质的社会现实时，他们就能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社会现实的表层，而在更高维度上去在社会现象之间寻找关联，然后深入分析，提炼出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而不是深陷于某种社会现实，在其中苦苦思索，最终被情绪与价值立场困住。

之所以最近对伯格的上述这句话有了这一番理解，是因为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我经常看到一些社会科学学者像很多普通人一样，对某些社会现象“牢骚满肚”，表面上似乎展开了激烈的、有的放矢的“批判”，实际上只是情绪的宣泄，让对某个社会现象的悲观负面情绪占据了自己，因而也就丧失了理性的分析判断能力。这样说我并非意在指责谁，毕竟社会科学研究者也是常人，也有七情六欲。

但我以为，伯格这句话很具有启发，社会科学者的人文视角与人文关怀不是要让自己的情绪与价值立场深入到自己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与研究中，不是要以救世的情怀去把社会视作悲剧性质的，然后以此态度去研究社会。而是要看到社会现实的喜剧性质，深入洞见社会的基本特征。如果让我举一个伯格所说的这种“社会科学家”典范的话，我最先想到的不是社会科学者，而是科学家饶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