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篇第一到八章讲义

卫灵公篇大义
15.1-15.8

 

【15·1】【原文】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列阵之法。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情,我还听说过;用兵打仗的事,从来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便离开了卫国。
卫灵公,孔子对其评价很复杂。首先他是善于识人的。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14·19 )孔子说卫灵公无道,但是呢,有这三位贤人撑着场面。但是这三位贤人怎么被发现、任用的?他们能有施展才能的空间,不也是说明卫灵公本人至少是知人善用的。
卫灵公,春秋时期卫国第二十八代国君,姬姓,名元。其生于“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即昭公二年,前540年),卒于哀公二年(前493年),寿47岁。因卫襄公夫人宣姜无子,嬖人婤姶生絷与元,而絷“恶疾”,不良于行,故孔成子与史朝借梦废长立幼,昭公七年卫襄公卒,元登基,是为灵公,在位42年。(百度百科)
据《孔子家语·贤君第十三》载,在鲁哀公问“当今之君,孰为最贤”时,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卫灵公在当时的诸侯国中还是很有分量的,而《论语》卫灵公篇,以卫灵公问对开篇,或许还是有考量的。但是呢,所问之事,还是当时的主流“军事”方面,孔子就离开这里了,这里我们也可以想见,孔子后面的路更难走了。那是否说明,通过从政这一条通达德治仁政之路,就是不通的呢?
上一篇章《宪问篇》,是当时士人的人生困境,进退之间,如何做出选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境呢?接下来的三篇,《卫灵公篇》、《季氏篇》、《阳货篇》,就给出了当时的社会境况,从诸侯到士大夫,到陪臣等这些阶层,这是一个渐渐无掉“礼乐之道”的天下,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天下,相互征伐,争斗。
首章就谈卫灵公无道,有《春秋》褒贬诸侯之意。我们甚至可以思考,这是孔子作《春秋》的思想萌芽了。而后世孔门后学编撰《论语》,是否就是有蕴含《春秋》大义于其中呢?
卫国的开创者是康叔,是周文王的第九子,在三监之乱时平乱立了大功,就获得了分封,就有了卫国。卫国,有护卫周天子之意。鲁国的开创者是周公,周公制礼作乐,可以说周公是护住了周朝的文气。孔子对鲁国、卫国之中意,是有缘由的。首章卫灵公问阵,看似想要复其先祖雄风,但是呢,卫国的本意是护卫,是为公而不为私利而争斗,所以“俎豆之事”所涉及的就是根源性问题,为了谁的问题。卫国从卫宣公时期,因为后宫的乌烟瘴气及儿子的争夺权位导致的内乱,导致国家衰落,最后被夷狄灭国,最后艰难复国,到卫灵公开始有起色,但是呢,隐患重重。卫灵公还是因为妃子南子以及后代继位问题,出现内乱,又导致艰难维持的好的局面又衰落下去。孔子的弟子子路也在卫国的内乱中丧命。
【原文】 15·2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一行在陈国断了粮食,随从的人都饿病了。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道:“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小人一遇穷困就无所不为了。”
在陈绝粮,君子在穷途末路的选择问题,这个困境,在孔子离开卫国的时候已经留下的,卫灵公这样的一个在诸侯之间尚称贤能的君主,孔子都没有机缘有所作为,何况诸国呢!但是,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并不是侥幸,而是“君子之固穷”。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也就在这种困境里,真正显示出生命和思想境界的不同,这里就是一个学派核心思想最真实的呈现!什么是君子,就要看这这个时候的抉择问题。
陈国,是周武王建国后分封虞舜后裔,为三恪之一,以“追思先圣王”和“兴灭国、继绝世”,并将长女大姬许配给他。三恪之义,周朝新立,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三恪,以示敬重,故而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3.9)孔子穷究三代之礼,对更前的朝代,也予以关注。周游列国,一方面是寻找出路,另一方面未尝不是补足礼乐的文献不足的现状。故而,周游列国最终回到鲁国后,正礼乐,编撰六经。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9.15).
孔子的伟大,就在于其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如同其教学,他会在不同的境遇里教诲他的学生。这就是孔子的“子曰:'默而识(zhì)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我也一直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核心精神,那种究竟的学习精神,全民族性的学习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学习精神。这有着推陈出新的力量,这就是孔子心慕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甚至也是伏羲开端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以天地人为格局的学习精神。
君子固穷,其所“固”的,就是这个健动不息的学习精神(固而不固,子绝四,无意勿必勿固勿我)。这就是华夏人之斯文之在兹,上通天命。
【15·3】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学习得多了才一一记住的吗?”子贡答道:“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的东西把它们贯彻始终的。”
君子固穷,这不是顽固之固,而是“一以贯之”之固。这里靠与子贡的问对中,让人真正理解“君子固穷”,从一种情景带入到另一种情景,学问学习的情景里。这样,把一个学派更为原生的东西呈现出来。这也是在上章所说的学习精神,不在于学\习到了什么,而在于学本身,这是源源不断的源泉。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所以很多人看重对象化的结果,学到了什么?获得了什么?成就了什么?这些是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永远有学习(知行合一之学习)的趋向,这是非对象化的,率性的,孟子把这种趋向叫做性善。荀子唯恐人学坏,就化性起伪,把学坏的可能叫做性恶。两位大儒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合到孔子这里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
在不同的境遇,在不同的时机,这个“我欲仁”都有可能喷薄而出,至少都有这个可能喷薄而出,这是率性之发动,是道之显现。“朝闻道,夕死可矣!”你看,就是这种喷薄的力量,就是生命的升华,就是让我们在那个当下体验“天命之谓性”的即时之发生。这种微妙的时刻,就隐含在“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这就是“一”,一以贯之之“一”,发而皆中节,亦是这个“一”在时境中一以贯之。如何在具体的情景中把握这个“一”呢?那就是在这个“学而时习之”之中有得,能推而广之,又能内而化之时而行之。这对于孔子而言,就是明明德于身推而广之乃至明明德于天下。
15·4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孔子说:“由啊!懂得德的人太少了。”
那么,我们还是要问,“一以贯之”这个一到底是什么呢?孔子在弟子的眼里是“多学而识之者”,这就是孔夫子最原本的东西吗?是这个学派的思想核心吗?不,这一章给出一些线索,那就是“知德”。那么我们再追问下去?什么是知德呢?上一章我们阐发出这个德是“就是明明德于身推而广之乃至明明德于天下”,但是这其实还是过于形而上,孔子一直是强调“下学而上达”,且看下学如何学呢?
15·5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说:“能够无所作为而治理天下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的王位上罢了。”
这一章就回答了上一章的问题。以德治国,无为而治,具体就是恭己正南面。在宪问篇,孔子与子路的问对中,治学有三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是恭己的层面。正南面,可以从为政篇首章获得一些启示。“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里就对德,做了深入的延展,既有恭己的层面,又有安天下的层面。我们说明明德,怎么就一下讲到“恭己”、“修己”?并不是有一个对象化的“明德”,让我们把它释放出来,显现出来,而是在“发而皆中节”之当下,也就是在时中之当下,就是明明德,这是一个生命在兹之时境交融中的明明德。孔子说,辟如北辰,北极星是不动的,众星都围绕着它而转动,北极星就是这未发之中,众星共之,是发而皆中节,这就是完备的德。众星的位置时刻在变动,它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中,有的是运动的中,时间之中,它们以北极星的位置来节度自己。所以,这就是君主之正南面而无为之治之道。孔子在陈绝粮,想到虞舜的大孝大德精神未得延续,才会有上章之叹“由!知德者鲜矣。”
15·6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子张问如何才能使自己到处都能行得通。孔子说:“说话要忠信,行事要笃敬,即使到了蛮貊地区,也可以行得通。说话不忠信,行事不笃敬,就是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着,就仿佛看到忠信笃敬这几个字显现在面前,坐车,就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刻在车辕前的横木上,这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腰间的大带上。
对于“德”,孔夫子给出了一些指引,是非对象行的指引,具体如何做到,那就要到不同的情境里展现。我们看到,这和我们后世的概念化的德,理念化的德很不一样。孔夫子不给出任何的定义,就是不断在事实中,在具体的发生中,在时空人自然交汇处,去阐发“德”。子张问行,就是这样的一种应机的情境。夫子给子张的教诲是“言忠信,行笃敬”,人立了这样的一种德,到哪里都行得通。这是给子张的回答,这和“恭己而正南面”不同,因为子张不在天子之位,但是呢,恭己都是一样的,在子张这里就是行笃敬,正南面,在子贡这里就是言忠信,你看,德就能在这样的一个读书人身上呈现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种不能对象化的德,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是可以具体地呈现,于是子张对象化地把夫子的言论作为座右铭。“子张书诸绅”看似是一件很好的德行,但是其隐患就在于可能的固化,对象化,教条化,成为一种“道德教条”,这就是不通达,不知权变。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9.30)权,就是时中之道,在任一境遇里而能行中道。
15·7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说:“史鱼真是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的言行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的言行也像箭一样直。蘧伯玉也真是一位君子啊!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辞退官职)把自己的主张收藏在心里。
子张所代表的的孔门弟子是这样行德,那么诸侯国内的那些在位的人是如何行德的呢?这里又回到卫国,又回到开篇卫灵公的这个国家,这个孔子评为“无道之君”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史鱼这样的“直德”之人,有像是蘧伯玉这样的“权德”之人。这里再次阐释了上一章的“通达”,以及孔子的“一以贯之”,不管是“达”、还是“直”,还是“曲”,德在其中,都可以正道而行。
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而退弥子瑕,徙殡于正堂,成礼而后去。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诗》曰:“静恭尔位,好是正直。”(《韩诗外传》)你看这就是史鱼之直。这是史鱼在乱世里的选择,他持德之一端。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 "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论语·宪问篇》蘧伯玉在为政上的通达,根子他能修己,不断地改过,修正自己,也是得德之一端。这两位都是君子之固穷啊!
15·8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说:“可以同他谈的话,却不同他谈,这就是失掉了朋友;不可以同他谈的话,却同他谈,这就是说错了话。有智慧的人既不失去朋友,又不说错话。”
君子行正道,怀德而行,这条路是不是就很好走呢?其实难啊!这里给知者提出一个困境,“不失人,亦不失言”,直且曲,这就是发而皆中节、时中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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