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卫灵公篇第一到八章讲义

卫灵公篇大义

15.1-15.8

 

【15·1】【原文】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向孔子问军队列阵之法。孔子回答说：“祭祀礼仪方面的事情，我还听说过；用兵打仗的事，从来没有学过。”第二天，孔子便离开了卫国。

卫灵公，孔子对其评价很复杂。首先他是善于识人的。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14·19 ）孔子说卫灵公无道，但是呢，有这三位贤人撑着场面。但是这三位贤人怎么被发现、任用的？他们能有施展才能的空间，不也是说明卫灵公本人至少是知人善用的。

卫灵公，春秋时期卫国第二十八代国君，姬姓，名元。其生于“韩宣子为政聘于诸侯之岁”（即昭公二年，前540年），卒于哀公二年（前493年），寿47岁。因卫襄公夫人宣姜无子，嬖人婤姶生絷与元，而絷“恶疾”，不良于行，故孔成子与史朝借梦废长立幼，昭公七年卫襄公卒，元登基，是为灵公，在位42年。（百度百科）

据《孔子家语·贤君第十三》载，在鲁哀公问“当今之君，孰为最贤”时，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卫灵公在当时的诸侯国中还是很有分量的，而《论语》卫灵公篇，以卫灵公问对开篇，或许还是有考量的。但是呢，所问之事，还是当时的主流“军事”方面，孔子就离开这里了，这里我们也可以想见，孔子后面的路更难走了。那是否说明，通过从政这一条通达德治仁政之路，就是不通的呢？

上一篇章《宪问篇》，是当时士人的人生困境，进退之间，如何做出选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境呢？接下来的三篇，《卫灵公篇》、《季氏篇》、《阳货篇》，就给出了当时的社会境况，从诸侯到士大夫，到陪臣等这些阶层，这是一个渐渐无掉“礼乐之道”的天下，这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天下，相互征伐，争斗。

首章就谈卫灵公无道，有《春秋》褒贬诸侯之意。我们甚至可以思考，这是孔子作《春秋》的思想萌芽了。而后世孔门后学编撰《论语》，是否就是有蕴含《春秋》大义于其中呢？

卫国的开创者是康叔，是周文王的第九子，在三监之乱时平乱立了大功，就获得了分封，就有了卫国。卫国，有护卫周天子之意。鲁国的开创者是周公，周公制礼作乐，可以说周公是护住了周朝的文气。孔子对鲁国、卫国之中意，是有缘由的。首章卫灵公问阵，看似想要复其先祖雄风，但是呢，卫国的本意是护卫，是为公而不为私利而争斗，所以“俎豆之事”所涉及的就是根源性问题，为了谁的问题。卫国从卫宣公时期，因为后宫的乌烟瘴气及儿子的争夺权位导致的内乱，导致国家衰落，最后被夷狄灭国，最后艰难复国，到卫灵公开始有起色，但是呢，隐患重重。卫灵公还是因为妃子南子以及后代继位问题，出现内乱，又导致艰难维持的好的局面又衰落下去。孔子的弟子子路也在卫国的内乱中丧命。

【原文】 15·2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一行在陈国断了粮食，随从的人都饿病了。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道：“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小人一遇穷困就无所不为了。”

在陈绝粮，君子在穷途末路的选择问题，这个困境，在孔子离开卫国的时候已经留下的，卫灵公这样的一个在诸侯之间尚称贤能的君主，孔子都没有机缘有所作为，何况诸国呢！但是，孔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并不是侥幸，而是“君子之固穷”。

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改革家，也就在这种困境里，真正显示出生命和思想境界的不同，这里就是一个学派核心思想最真实的呈现！什么是君子，就要看这这个时候的抉择问题。

陈国，是周武王建国后分封虞舜后裔，为三恪之一，以“追思先圣王”和“兴灭国、继绝世”，并将长女大姬许配给他。三恪之义，周朝新立，封前代三王朝的子孙，给以王侯名号，称三恪，以示敬重，故而封虞、夏、商之后于陈、杞、宋。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3.9）孔子穷究三代之礼，对更前的朝代，也予以关注。周游列国，一方面是寻找出路，另一方面未尝不是补足礼乐的文献不足的现状。故而，周游列国最终回到鲁国后，正礼乐，编撰六经。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9.15）.

孔子的伟大，就在于其不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如同其教学，他会在不同的境遇里教诲他的学生。这就是孔子的“子曰：'默而识（zhì）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我也一直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核心精神，那种究竟的学习精神，全民族性的学习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学习精神。这有着推陈出新的力量，这就是孔子心慕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甚至也是伏羲开端的“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以天地人为格局的学习精神。

君子固穷，其所“固”的，就是这个健动不息的学习精神（固而不固，子绝四，无意勿必勿固勿我）。这就是华夏人之斯文之在兹，上通天命。

【15·3】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说：“赐啊！你以为我是学习得多了才一一记住的吗？”子贡答道：“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孔子说：“不是的。我是用一个根本的东西把它们贯彻始终的。”

君子固穷，这不是顽固之固，而是“一以贯之”之固。这里靠与子贡的问对中，让人真正理解“君子固穷”，从一种情景带入到另一种情景，学问学习的情景里。这样，把一个学派更为原生的东西呈现出来。这也是在上章所说的学习精神，不在于学\习到了什么，而在于学本身，这是源源不断的源泉。朱熹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所以很多人看重对象化的结果，学到了什么？获得了什么？成就了什么？这些是重要，但是呢，更重要的是永远有学习（知行合一之学习）的趋向，这是非对象化的，率性的，孟子把这种趋向叫做性善。荀子唯恐人学坏，就化性起伪，把学坏的可能叫做性恶。两位大儒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合到孔子这里就是“我欲仁，斯仁至矣！”。

在不同的境遇，在不同的时机，这个“我欲仁”都有可能喷薄而出，至少都有这个可能喷薄而出，这是率性之发动，是道之显现。“朝闻道，夕死可矣！”你看，就是这种喷薄的力量，就是生命的升华，就是让我们在那个当下体验“天命之谓性”的即时之发生。这种微妙的时刻，就隐含在“喜怒哀乐之未发”之中，这就是“一”，一以贯之之“一”，发而皆中节，亦是这个“一”在时境中一以贯之。如何在具体的情景中把握这个“一”呢？那就是在这个“学而时习之”之中有得，能推而广之，又能内而化之时而行之。这对于孔子而言，就是明明德于身推而广之乃至明明德于天下。

15·4 子曰：“由！知德者鲜矣。”孔子说：“由啊！懂得德的人太少了。”

那么，我们还是要问，“一以贯之”这个一到底是什么呢？孔子在弟子的眼里是“多学而识之者”，这就是孔夫子最原本的东西吗？是这个学派的思想核心吗？不，这一章给出一些线索，那就是“知德”。那么我们再追问下去？什么是知德呢？上一章我们阐发出这个德是“就是明明德于身推而广之乃至明明德于天下”，但是这其实还是过于形而上，孔子一直是强调“下学而上达”，且看下学如何学呢？

15·5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说：“能够无所作为而治理天下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的王位上罢了。”

这一章就回答了上一章的问题。以德治国，无为而治，具体就是恭己正南面。在宪问篇，孔子与子路的问对中，治学有三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这是恭己的层面。正南面，可以从为政篇首章获得一些启示。“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里就对德，做了深入的延展，既有恭己的层面，又有安天下的层面。我们说明明德，怎么就一下讲到“恭己”、“修己”？并不是有一个对象化的“明德”，让我们把它释放出来，显现出来，而是在“发而皆中节”之当下，也就是在时中之当下，就是明明德，这是一个生命在兹之时境交融中的明明德。孔子说，辟如北辰，北极星是不动的，众星都围绕着它而转动，北极星就是这未发之中，众星共之，是发而皆中节，这就是完备的德。众星的位置时刻在变动，它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中，有的是运动的中，时间之中，它们以北极星的位置来节度自己。所以，这就是君主之正南面而无为之治之道。孔子在陈绝粮，想到虞舜的大孝大德精神未得延续，才会有上章之叹“由！知德者鲜矣。”

15·6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子张问如何才能使自己到处都能行得通。孔子说：“说话要忠信，行事要笃敬，即使到了蛮貊地区，也可以行得通。说话不忠信，行事不笃敬，就是在本乡本土，能行得通吗？站着，就仿佛看到忠信笃敬这几个字显现在面前，坐车，就好像看到这几个字刻在车辕前的横木上，这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子张把这些话写在腰间的大带上。

对于“德”，孔夫子给出了一些指引，是非对象行的指引，具体如何做到，那就要到不同的情境里展现。我们看到，这和我们后世的概念化的德，理念化的德很不一样。孔夫子不给出任何的定义，就是不断在事实中，在具体的发生中，在时空人自然交汇处，去阐发“德”。子张问行，就是这样的一种应机的情境。夫子给子张的教诲是“言忠信，行笃敬”，人立了这样的一种德，到哪里都行得通。这是给子张的回答，这和“恭己而正南面”不同，因为子张不在天子之位，但是呢，恭己都是一样的，在子张这里就是行笃敬，正南面，在子贡这里就是言忠信，你看，德就能在这样的一个读书人身上呈现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种不能对象化的德，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是可以具体地呈现，于是子张对象化地把夫子的言论作为座右铭。“子张书诸绅”看似是一件很好的德行，但是其隐患就在于可能的固化，对象化，教条化，成为一种“道德教条”，这就是不通达，不知权变。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9.30）权，就是时中之道，在任一境遇里而能行中道。

15·7 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说：“史鱼真是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的言行像箭一样直；国家无道，他的言行也像箭一样直。蘧伯玉也真是一位君子啊！国家有道就出来做官，国家无道就（辞退官职）把自己的主张收藏在心里。

子张所代表的的孔门弟子是这样行德，那么诸侯国内的那些在位的人是如何行德的呢？这里又回到卫国，又回到开篇卫灵公的这个国家，这个孔子评为“无道之君”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史鱼这样的“直德”之人，有像是蘧伯玉这样的“权德”之人。这里再次阐释了上一章的“通达”，以及孔子的“一以贯之”，不管是“达”、还是“直”，还是“曲”，德在其中，都可以正道而行。

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其子以父言闻，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而退弥子瑕，徙殡于正堂，成礼而后去。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诗》曰：“静恭尔位，好是正直。”（《韩诗外传》）你看这就是史鱼之直。这是史鱼在乱世里的选择，他持德之一端。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 "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论语·宪问篇》蘧伯玉在为政上的通达，根子他能修己，不断地改过，修正自己，也是得德之一端。这两位都是君子之固穷啊！

15·8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孔子说：“可以同他谈的话，却不同他谈，这就是失掉了朋友；不可以同他谈的话，却同他谈，这就是说错了话。有智慧的人既不失去朋友，又不说错话。”

君子行正道，怀德而行，这条路是不是就很好走呢？其实难啊！这里给知者提出一个困境，“不失人，亦不失言”，直且曲，这就是发而皆中节、时中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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