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言文》辑录370篇大全集 （201—220篇）

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书面语言组成的文章，是相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白话文来讲的。在远古时代，文言文与口语的差异微乎其微，随着历史的变迁，文言文和口语的差别逐渐扩大，成了读书人的专用。其特征是注重典故、骈骊对仗、音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种文体。当人们使用“古代汉语”这个术语时，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它三个不同的含义：古代的汉语、上古汉语和文言。古代汉语首先是指“古代的汉语”。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所使用的语言都可以泛称为古代汉语。古人的口语，我们是听不到了，甲骨文，从甲骨文算起，这样的古代汉语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跟任何事物无不发展变化一样，语言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三千多年来，汉语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汉语语法、词汇和语音变化的情形，学者将古代汉语分为三个发展时期：上古期、中古期和近代期。上古期是指西元3世纪以前，即历史上商、周、秦和两汉时期；中古期是指西元4世纪到西元12世纪，即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两宋、辽、金时期；近代期是指西元13世纪到19世纪，即历史上的元、明、清时期。文言文的特色有：言文分离、行文简练。文言的特点，是相对白话（包括口语和书面语）而言的，主要表现在语法与词汇两方面。

目录：201.卖柑者言 (刘基)202.宫之奇谏假道 (左丘明)203.答李翊书 (韩愈)204.晏子使楚 (刘向)205.送天台陈庭学序 (宋濂)206.送石昌言使北引 (苏洵)207.师旷撞晋平公 (韩非)208.陈元方候袁公 (刘义庆)209.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韩愈)210.吕相绝秦 (左丘明)211.蝜蝂传 (柳宗元)212.游兰溪 (苏轼)213.争臣论 (韩愈)214.获麟解 (韩愈)215.赠黎安二生序 (曾巩)216.沧浪亭记 (归有光)217.原道 (韩愈)218.地震 (蒲松龄)219.虎丘记 (袁宏道)220.鲁人锯竿入城 (邯郸淳)

201.卖柑者言 (刘基)杭有卖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溃。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置于市，贾十倍，人争鬻之。予贸得其一，剖之，如有烟扑口鼻，视其中，则干若败絮。予怪而问之曰：“若所市于人者，将以实笾豆，奉祭祀，供宾客乎？将炫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为欺也！”卖者笑曰：“吾业是有年矣，吾赖是以食吾躯。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子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佩虎符、坐皋比者，洸洸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孙、吴之略耶？ 峨大冠、 拖长绅者，昂昂乎庙堂之器也，果能建伊、皋之业耶？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观其坐高堂，骑大马，醉醇醴而饫肥鲜者，孰不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也？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今子是之不察，而以察吾柑！”予默默无以应。退而思其言，类东方生滑稽之流。岂其愤世疾邪者耶？而托于柑以讽耶？这是一篇著名的寓言体讽刺散文，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以洗炼的笔墨记述了故事的经过，可说是全文的引子，作者先写柑子外表具有金玉之美，其中却如败絮之劣，在一优一劣而形成的鲜明对比之中，自然而然地引起发问，“将炫外以惑愚瞽也？”也自然而然地引出指责，“甚矣哉，为欺也！”作者在此突出一个“欺”字，这是全文的核心，也是贯串始终的主线，看似不经意地提出，实则是精心设计的。正是这个文眼，才引起卖柑者大段的深刻的议论。202.宫之奇谏假道 (左丘明)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翫。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 。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曰：'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贲贲，天策炖炖，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从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公，言易也。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晋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强暴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203.答李翊书 (韩愈)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抑又有难者。愈之所为，不自知其至犹未也；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其观于人，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喜，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后肆焉。虽然，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虽几于成，其用于人也奚取焉？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用与舍属诸人。君子则不然。处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遗乎今。吾诚乐而悲之。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问于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为言之。愈白。韩愈认为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是为文的前提。他在《答李翊书》的开头说：“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有日矣，况其外文乎？”由此可见，他认为德是文章的内核，文是德之载体，或者说是外在的表现形式。这和他所一贯倡导的“文以载道”说是相一致的。如，他在《争臣论》一文中说：“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那么，“道”和“文”怎样能相促相长，达到较高的水准呢？他在《答李翊书》的第二段形象的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食，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教高的道德水准，诗之树、文之灯才根深叶茂、光焰万丈！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

204.晏子使楚 (刘向)一晏子使楚。楚人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齐之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何为使予？”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婴最不肖，故宜使楚矣！”（张袂成阴 一作：张袂成帷）二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晏婴，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三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曷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 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1、整个故事就是一条成语：自取其辱。这个成语最早出现在《论语》中。子贡问怎样交朋友。孔子说：“忠言相告，好话对导，他不听就算了，不要自找羞辱。”但是多数后人对这个成语的了解来自本篇课文。楚王三次想侮辱晏子，结果不但轻而易举被晏子化解了，最后反被晏子侮辱了。成语的意思是说自己所受到的侮辱难堪，都是因为自己造成的。2、面对楚王的第二次侮辱，晏子这样回击楚王：“这是什么话？我国首都临淄住满了人。大伙儿把袖子举起来，就是一片云；大伙儿甩一把汗，就是一阵雨；街上的行人肩膀擦着肩膀，脚尖碰着脚跟。大王怎么说齐国没有人呢？” (晏子的这段话里，衍生出三个成语：一是举袂成云；二是挥汗成雨：挥，甩掉；大家用手洒出去的汗珠就像下雨一样，形容人很多。当然，这一成语后来也形容出汗很多，就不是原先的意义了。三是磨肩接踵：磨，并；磨肩，肩膀靠肩膀；踵，脚跟；接踵，脚尖碰脚跟。肩挨肩，脚碰脚，形容人多，拥挤。这一成语也写作“摩肩接踵”。）3、当楚王取笑齐国人偷盗时，晏子面不改色，站起来，说：“大王怎么不知道哇？淮南的柑橘，又大又甜。可是橘树一种到淮北，就只能结又小又苦的枳，还不是因为水土不同吗？同样道理，齐国人在齐国安居乐业，好好地劳动，一到楚国，就做起盗贼来了，也许是两国的水土不同吧。”（这段话中包含了一个成语：南橘北枳。枳：落叶灌木，味苦酸，球形。也叫枸橘。南方之橘移植淮河之北就会变成枳。比喻同一物种因环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后人遂用“南橘北枳”来比喻环境对人的影响，现代汉语中似乎用于贬义稍多些，形容某种事物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异化”或者“变质”。205.送天台陈庭学序 (宋濂)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本文是一篇赠序。赠序的通常写法，多以对所赠人物进行劝勉为主。宋濂在这篇赠序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更多的是称道游览名山大川对写作上的裨益，并热情地希望陈庭学要重视提高个人的修养。全文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后辈的殷切希望，真情厚谊溢于言表。宋濂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元末，入明后，他已是将近六旬的老人了。当时他虽地位显赫，但性喜奖掖后进，从不以长者自居。他在晚年写过不少赠序，以本文和另一篇《送东阳马生序》最为著名。文章的开头便紧密地结合了陈庭学的生活实际。由于他是从川蜀来到南京的，宋濂便肯定他“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说明山水确实有助于人的发展。在第三段中，作者不无遗憾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法像陈庭学那样游览川蜀，这一段还是紧扣前文的。令人称奇的是，在第四段中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即“坐守陋室”也照样可以修身养性。这其实是对陈庭学提出了劝诫：不要把游览名山大川当作提高自己的唯一途径。本文中关于川蜀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介绍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作者在介绍地理环境时着重描摹一个“险”字。当然，这里面不乏作者的想象成分，但更多的是从李白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衍化而来。写川蜀的险途，是为了诠释“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在介绍人文环境时，作者列举了与川蜀有关的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则又是为了诠释“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通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堪称无懈可击。206.送石昌言使北引 (苏洵)昌言举进士时，吾始数岁，未学也。忆与群儿戏先府君侧，昌言从旁取枣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亲戚故，甚狎。昌言举进士，日有名。吾后渐长，亦稍知读书，学句读、属对、声律，未成而废。昌言闻吾废学，虽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余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闻。吾日益壮大，乃能感悔，摧折复学。又数年，游京师，见昌言长安，相与劳问，如平生欢。出文十数首，昌言甚喜称善。吾晚学无师，虽日当文，中甚自惭；及闻昌言说，乃颇自喜。今十余年，又来京师，而昌言官两制，乃为天子出使万里外强悍不屈之虏庭，建大旆，从骑数百，送车千乘，出都门，意气慨然。自思为儿时，见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贵不足怪，吾于昌言独有感也！大丈夫生不为将，得为使，折冲口舌之间足矣。往年彭任从富公使还，为我言曰：“既出境，宿驿亭。闻介马数万骑驰过，剑槊相摩，终夜有声，从者怛然失色。及明，视道上马迹，尚心掉不自禁。”凡虏所以夸耀中国者，多此类。中国之人不测也，故或至于震惧而失辞，以为夷狄笑。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也！昔者奉春君使冒顿，壮士健马皆匿不见，是以有平城之役。今之匈奴，吾知其无能为也。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况与夷狄！请以为赠。该文作于嘉祐元年九月，是一篇赠序。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八月，刑部员外郎、知制诰石扬休（字昌言）出使北国前往契丹，庆贺契丹国母生辰。苏洵给他这篇赠序（因为苏洵之父名序，不称序改称引），就是让他借鉴历史经验，不怕强敌威胁，发扬民族正气，夺取外交胜利。文章首段回忆他们之间的亲密交往，感佩扬休奉使强虏实现平生抱负，寄于莫大信任，充满劝勉之情；二段回顾历史情况，剖析强虏本质，指出藐视强虏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文章用语简炼，仅在这数百言间，就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得不成为令人敬仰的大家风范。

207.师旷撞晋平公 (韩非)晋平公与群臣饮，饮酣，乃喟然叹曰：“莫乐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违。”师旷侍坐于前，援琴撞之。公被衽而避，琴坏于壁。公曰：“太师谁撞？”师旷曰：“今者有小人言于侧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师旷曰：“哑！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请除之。公曰：“释之，以为寡人戒。”208.陈元方候袁公 (刘义庆)陈元方年十一时，候袁公。袁公问曰：“贤家君在太丘，远近称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父在太丘，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袁公曰：“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袁公比较自负，问题刁钻。如「孤往者尝为邺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孤法卿父？」这个问题很难回答，稍微不慎则颜面尽失，想是袁公并非真正想知道是谁学了谁，而是有意为难陈元方。元方机智应变。如「周公、孔子，异世而出，周旋动静，万里如一。周公不师孔子，孔子亦不师周公。」 如此巧妙回答，既照顾了对方的尊严，又保住了自己的体面，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不损人也不损己，想袁公听了，定会暗暗点头称奇。《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209.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 (韩愈)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夫冀北马多天下。伯乐虽善知马，安能空其郡邪？解之者曰：“吾所谓空，非无马也，无良马也。伯乐知马，遇其良，辄取之，群无留良焉。苟无良，虽谓无马，不为虚语矣。”东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温生。大夫乌公，以鈇钺镇河阳之三月，以石生为才，以礼为罗，罗而致之幕下。未数月也，以温生为才，于是以石生为媒，以礼为罗，又罗而致之幕下。东都虽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执事，与吾辈二县之大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处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处者，谁与嬉游？小子后生，于何考德而问业焉？缙绅之东西行过是都者，无所礼于其庐。若是而称曰：“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岂不可也？夫南面而听天下，其所托重而恃力者，惟相与将耳。相为天子得人于朝廷，将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求内外无治，不可得也。愈縻于兹，不能自引去，资二生以待老。今皆为有力者夺之，其何能无介然于怀邪?生既至，拜公于军门，其为吾以前所称，为天下贺；以后所称，为吾致私怨于尽取也。留守相公首为四韵诗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该文约作于元和五年（810年）冬季，与《送石处士序》可视为姊妹篇。温处士名造，少好读书，隐居王屋山，一度为寿州刺史张建封的参军，后隐居洛阳。河阳军节度使乌重胤上任不久，即聘石洪至幕府。过了数月，又将温造征聘而去。韩愈被乌氏的求贤若渴所感动，为好友石洪、温造怀才得遇而欣喜。他在序文中热情赞扬石、温两人的出众才能与乌氏的知人善任。对他们的合力报国寄以般切期望，同时又对两位人才的离去表示无限惋惜之情。该文既与《送石处士序》相承而作，故处处以石、温二人并提，然而文章绝无雷同重叠之感。尽管此文与《送石处士序》为姐妹篇，事件与人物均相关涉，然而在写法上却有所变化，所以有相得益彰之美。例如前文体势自然，而本文则颇有造奇的文势。文章开头的一段譬喻，说“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用来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焉”。但却不紧接着说出来，而是先论述“马群遂空”的原因来比喻乌公搜罗东都贤士的情况。作者在文中既设奇喻，又在正文中反复议论以求其合，显得煞有介事，将本是韩愈个人的一个想法写成似颠扑不破的真理。为此，论其章法，该文比《送石处士序》那篇文章要显得曲折离奇。此外，该篇的立意要比前一篇单纯一些，无非是变着法儿赞扬温、石二人。以伯乐喻乌公，是为了赞扬温、石；极说温、石一去，东都政府和士群无所依恃，也是为了赞扬温、石。看来似乎说得过分了，但作者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在强调人才的可贵，提醒朝廷要高度重视人才。该文与《马说》同是宣扬重用人才的文章。然而写法自有不同。作者在本文中匠心独运，用“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士于幕下”的难得可贵，石处士和温处士隐居在洛阳一带，韩愈与他们的关系密切，都是好朋友。石处士因大义而征召，温处士也因大义应聘出仕。这篇文章就是在送温处士时写的。文章赞扬了温处士出众的才能和乌大夫善于识人、用人的德才，作者惜别了两个老朋友，心里难过。但更希望人尽其才，他们都能得到任用，表达了为朝廷得到人才而欣慰以及自己失友的惋惜心情。文章用比喻与反衬，从“空”字引出“怨”字，而这“怨”比正面的“颂”乌公识才更具有力量。所以，本文笔法巧妙，渲染得当。

210.吕相绝秦 (左丘明)夏四月戊午，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静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有淆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蝥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垂，我是以有辅氏之聚。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脩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榖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壹。’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211.蝜蝂传 (柳宗元)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卬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蝜蝂传》是唐代文学家柳宗元的寓言作品。文章先描写小虫蝜蝂的生态，突出善负物、喜爬高的两个特性；然后笔锋一转，将“今世之嗜取者”与蝜蝂作比较描写，刻画出他们聚敛资财、贪婪成性、好往上爬、至死不悟的丑态，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的腐败官场。全文前后两部分相互对应，意理一贯，内在逻辑十分严密，将小虫和官僚的形象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用语精警，立意深刻。212.游兰溪 (苏轼)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书不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剧饮而归。《游兰溪》是公元1082年（元丰五年三月）的事。这是作者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期间所作。当时他在政治上失意，生活上也比较艰苦，但仍对人生抱着乐观向上的态度、豁达的胸襟，实在难能可贵。《游兰溪》是一篇山水游记，又是记人之作。记游而记人，记人而及己。这中间，庞安常是个关键人物，作者是从庞安常与“我”同“异”的角度来写人的，“异”是关键之关键。作者去兰溪，原本不是去游山玩水，欣赏名胜古迹，他是去看田的。一个风云人物，不“处庙堂之高”，反倒跑到那穷乡僻壤去看田。公元1080年（宋神宗元丰三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可是“不得签书公文”。只有“无案牍之劳形”。这一走就走病了，三十多里地，他一介文弱书生，经不起寒暑的袭击、田间之苦，何况还有心病。他没有朝廷太医院供候，只好去找乡村的“赤脚医生”。有一医术高明的人叫庞安常，是个聋子。作者不去写见面寒暄，也无法写他望闻问切，只是抓住“聋”这个特征来下笔。自己只能“以纸画字”来表达内心的想法，而庞安常只能“以眼为耳”来向你了解病情。可是还没有写上几个字，庞安常医生却能深刻地懂得人的意思，真是聪明绝顶。专程去看田，却不写田。不光是急着看病，何病、何药等也均没有写，由此引出庞安常，径直把庞安常“以眼为耳”的怪异特写在读者面前。在一个有生理缺陷的人面前戏言说笑，不怕忌讳。从后文同游来看，他们是心心相印的好朋友。看似谐谑，其实也是在写他自己，实在寄寓了很深的感叹。聋子庞安常“以眼为耳”，成一方巧手神医；而诗人“以手为口”，是一代诗文绝佳的士子。安常“颖悟绝人”，却隐居乡间，权充一名村医；自己也因诗文得祸，贬居僻远。而又自居“异人”，可见作者开朗诙谐、活泼风趣与乐观自信的性情。得这样一位同病相怜、眼明心慧而又一派天然之能人，早已把自己的病放到了一边，直接写他们在他病好过后同游清泉寺。前者以文叙事，说得简洁、生动，三言两语便勾勒出一“颖悟绝人”的“异人”形象。后者以词说理，前片写景，画出暮春村野景象；后片纯作议论，且一反前人旧说，耐人寻味，而用语形象，能引人思。清泉寺还与一位才异之人相关，就是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惟此三人（王、庞、苏）都是异常之人。白居易《醉歌示妓人商玲珑》诗借“黄鸡催晓”叹时光易逝、人生易老，而苏轼却反其意而用之唱《浣溪沙》词，这是一种从容自信、旷达乐观的人生豪情，最后一起畅饮而后归。这种人生情怀也使本文具有了一种超然洒脱的韵致。213.争臣论 (韩愈)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

214.获麟解 (韩愈)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获麟解》中作者以麟设喻，说明了自己的为人及出仕的时机和意图，感慨卓有才识之士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一腔怨愤。据《春秋》和《左传》所写：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钮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麟。即麒麟，古人以之作为象征仁人和吉祥的动物。麒麟历来被人们视作祥兽，而作者却另辟蹊径，认为其长相奇特，也可“谓之不详”。他认为麒麟之所以被视作吉祥的象征，是因为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如果它出现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就可以说它是不祥之物。韩愈抓住“祥”与“不祥”、“知”与“不知”这两对对立的字眼作眼目，在行文过程中通过这两对词语的转换，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之鸣，表现了自我的自怜自重而又自怨自艾的意绪。细咀此文，方能在含蓄与委婉的笔调中看到悲愤。作者意在说明如果没有圣人当道，即便出现了像麒麟一般罕见的杰出人才，恐怕也只能孤愤一世，自怨自艾。作者以麒麟自喻，说明了自己的品行和出仕的意图，感慨卓有才学之士不为封建的统治者所重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怨愤。作者由“祥”说入“不祥”，并以“不祥”立论，强调麒麟作为灵兽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本身，做足文章，反复辩论，乃有其寄托。作者抒发怀才不遇。不为圣主所知，才是文章的真意。文章短小，不满二百字，而抑扬开合，变化转折，似有长篇之势。文章虽短，曲折甚多．层层转折，表意颇为含蓄委婉。几反几复之中。使论述的观点更为明确、深入。文章越短越曲折变化。公元前481年，鲁人猎获一麒麟而不识之，孔子为此反袂试面，同年，辍笔停修《春秋》。唐元和七年（812年），麟复现东川。韩愈著文阐发己见。215.赠黎安二生序 (曾巩)赵郡苏轼，余之同年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余，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余。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余曰：「余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余闻之，自顾而笑。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余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然则若余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余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1、正话反说作者前文极力铺陈藻饰黎安二生文才，正是为了说明后面的“不迂”，“不迂”而以“迂”名之。显示了世俗的谬误。正话反说，文曲意直，显示内在的锋芒。2、意境含蓄诸多愤世之气，尽在深蕴之中本文的篇幅不长，结构也比较简单，先介绍黎、安二生的由来，再说明写作本文的用意，然后有针对性地指出如何认识迂阔。迂阔，从古到今都有人在用这一形容个性的词。如果抛开它那略带贬义的内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所谓迂阔，是指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方面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迎合世俗偏见，而又有一种执著的信念，矢志不渝。如果他的观点、信念是正确的话，那么这种迂阔的表现正是难能可贵的。曾巩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才对迂阔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从文中反映的背景来看，黎、安二生由于“学于斯文”，即酷爱韩愈、柳宗元以至欧阳修、苏轼所倡导的古文而遭到“里人”的讥笑；而曾巩也因身体力行地追求“道”，给自己带来一些“患”。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如何浅薄了。这种不直接抨击时弊而从侧面加以反映的手法，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另外，本文中的委婉的表现手法也值得注意。作者明明表达了自己的是非观，却在提法上留有余地，即劝诫黎、安二生“择而取之”，如何定夺，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决定吧。还在结尾处提出，希望二生转告苏轼，问一问他“以为如何”。这不仅表明作者的谦虚态度，而且是尊重对方的一种表现。这是一篇应黎生之求而写的赠序，写于治平四年（1067）。黎安二生是苏轼写信推荐给曾巩的朋友。他们从四川拿着自己的文章来京师就正于曾巩，也是“以文会友”之意。不久，黎生补任江陵府司法参军。行前，应二生之请，曾巩写了这篇著名的文章。216.沧浪亭记 (归有光)浮图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沧浪亭记》，曰：“昔子美之记，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余曰：昔吴越有国时，广陵王镇吴中，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孙承祐，亦治园于其偏。迨淮海纳土，此园不废。苏子美始建沧浪亭，最后禅者居之：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有庵以来二百年，文瑛寻古遗事，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夫古今之变，朝市改易。尝登姑苏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苍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争，子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庵与亭何为者哉？虽然，钱镠因乱攘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垂及四世。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盛。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文瑛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本文选自《震川先生集》卷十五。沧浪亭，是苏州市的四大古名园之一。它原是五代广陵王钱元璙的池馆，又说是五代末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的别墅。到北宋时，诗人苏舜钦购得，并临水筑亭，题为“沧浪亭”，园也因亭而得名。后来又屡易其主。南宋初为抗金名将韩世忠所居，故又名韩园。由元至明为佛寺。本文就是归有光应僧人文瑛之请而作。它记述了沧浪亭的历代沿革、兴废，感慨于自太伯、虞仲以来的遗迹荡然无存，钱镠等以权势购筑的宫馆苑囿也成陈迹，只有苏子美的沧浪亭能长留天地间。从中悟及了读书人垂名于千载的特有原因。

217.原道 (韩愈)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唐韩愈著。隋唐时佛教盛行，儒学在思想学术界影响日渐衰微。韩愈在政治上排斥佛教的同时，又作此文,以维护儒学的基本观念，扫除佛教的思想影响。218.地震 (蒲松龄)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刻，地大震。余适客稷下，方与表兄李笃之对烛饮。忽闻有声如雷，自东南来，向西北去。众骇异，不解其故。俄而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久之，方知地震，各疾趋出。见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倾屋塌之声，与儿啼女号，喧如鼎沸。人眩晕不能立，坐地上，随地转侧。河水倾泼丈余，鸡鸣犬吠满城中。逾一时许，始稍定。视街上，则男女裸聚，竞相告语，并忘其未衣也。后闻某处井倾仄，不可汲；某家楼台南北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广数亩。此真非常之奇变也。蒲松龄描写的这次地震，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郯城大地震”。地震发生在公元1668年7月25日晚 （清康熙7年农历6月17日戌时），震级为8.5级，震中在临淄西北约一百五十公里的莒梁，郯城一带，而临淄属于破坏性地区。这篇文章通过作者的耳闻目睹与体验，描述了康熙七年间发生在山东的大地震。文章记述地震的过程非常的清晰，从“声如雷”“几案摆簸”到“墙倾屋塌”“河水倾泼”，写出了地震由弱到强的过程，这是从物的角度描述。“众骇异”“相顾失色”到“男女裸聚”，从人的神态进行侧面烘托，写地震严重的程度。最后的耳闻，揭示出了地震破坏的程度，并由此发出了“真非常之奇变”的感慨。结构是作品形式美的重要因素之一。《地震》的格局虽小，但所营造的结构却完整缜密，平整均衡，单纯精美。记事由隐入显，循序渐进，层层开拓境界，逐步创造高潮、首尾连贯完美，通篇委区尽态。结构的艺术处理，贵在线索的贯穿。它运用自如地按记述文的表现形式，以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为线索，把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组装起来，连动式地推到读者面前：第一幅、烛前对饮图：闻有声如雷，众骇异，不解其故。第二幅、室内，震荡图：几案摆簸、酒杯倾覆，屋梁椽柱，错折有声，相顾失色。第三幅、户外，大震图；楼阁房舍，仆而复起；墙倒屋塌，儿啼女号。人不能立，随地转侧。河水倾泼，鸡呜犬吠。第四幅、街上，男女裸聚图：竞相告语，忘其未衣。第五幅、震后山河图：水井倾仄，楼台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此外，尚有一幅联想到的地震之外的“狼口夺子图”。此图既如绘画，又若小说。五幅画面，完整而形象地再现了一场怵目惊心的大地震的全部过程，正好表明地震发生(第一图)、发展(二图)、高潮(三图)、缓和(四图)、终结(五图)的程序。最后以联想方式出现的“夺儿图’’强化了第四图的思想。这里的文字都有极强的可感性与可绘性。事出突然，事先没有征兆，只听得隆隆雷声，由远及近，人们惊异，但不知原因。一会儿，桌子摇动，杯子倾倒，屋梁有声，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大惊失色，但不知何故。过了好一会儿，才忽然明白——地震了！才快点跑出来。这种描写是人们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一时惊慌失措，理性思维暂停的实际。以上是室内情况。跑出屋子以后，首先看到的是大的建筑物忽起忽落，说明地表在上下颠簸。继之是听到房屋倒塌声、儿啼女号声。刚才是从屋里跑着出来的，所有没感觉到不稳。停下来以后，才觉得站立不稳，于是快点坐下，随地转侧。此时，人惊恐万状，无暇交流情况。大约过了一个时辰，地震停了，人们情绪稍有安定，这时，大家才有可能“竞相告语”，急于宣泄内心恐惧，抱团取暖，竟然忘了自己没穿衣服。情急下的失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在地震的当时，不可能了解其他地方情况。震情和缓了，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才互相探访，打听安危，于是外地情况不断传来，才有某处井倾侧，楼易向，栖霞山裂，沂水陷穴的传闻。写震前、震中、震后；写房内、房外、街上；写所见、所闻。先写什么，后写什么，合情合理，井井有条，紧紧相扣，一气呵成。再现地震现场画面，非亲临其境者写不出。

219.虎丘记 (袁宏道)虎丘去城可七八里，其山无高岩邃壑，独以近城，故箫鼓楼船，无日无之。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游人往来，纷错如织，而中秋为尤胜。每至是日，倾城阖户，连臂而至。衣冠士女，下迨蔀屋，莫不靓妆丽服，重茵累席，置酒交衢间。从千人石上至山门，栉比如鳞，檀板丘积，樽罍云泻，远而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无得而状。布席之初，唱者千百，声若聚蚊，不可辨识。分曹部署，竟以歌喉相斗，雅俗既陈，妍媸自别。未几而摇手顿足者，得数十人而已；已而明月浮空，石光如练，一切瓦釜，寂然停声，属而和者，才三四辈；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比至夜深，月影横斜，荇藻凌乱，则箫板亦不复用；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剑泉深不可测，飞岩如削。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峦壑竞秀，最可觞客。但过午则日光射人，不堪久坐耳。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而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堂废已久，余与江进之谋所以复之，欲祠韦苏州、白乐天诸公于其中；而病寻作，余既乞归，恐进之之兴亦阑矣。山川兴废，信有时哉！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最后与江进之、方子公同登，迟月生公石上。歌者闻令来，皆避匿去。余因谓进之曰：“甚矣，乌纱之横，皂隶之俗哉！他日去官，有不听曲此石上者，如月！”今余幸得解官称吴客矣。虎丘之月，不知尚识余言否耶？220.鲁人锯竿入城 (邯郸淳)鲁有执长竿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世之愚，莫之及也。“执长竿入城门者”鲁人，做事不会思考，死板的循规蹈矩，不知变通 。　自作聪明的人常常是愚蠢的，决不能做自作聪明、好为人师的人。另外，虚心求教的人同样也应积极动脑筋，绝不能盲目地顺从别人的意见。给出这个点子的人不先问明情况就出了一个点子，万一这个长竿是要用的，这个点子就害了这个拿杆子的人了。他完全可以把竿子的一头朝着城门再过去。自作聪明的人常常是愚蠢的，所以不能当自作聪明、好为人师的人。这篇文章刻画出"计无所出"不知如何是好的执竿者的形象和"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的自以为是的老者形象.文章虽然短小,但语言精练简洁,隽永传神.《截竿入城》皆在告诉人们:自作聪明的人常常是愚蠢的,决不能做自作聪明.好为人师的人.另外,虚心求教的人同样也应积极动脑筋,决不能盲从别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