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礼：莫言与福克纳--从莫言给我的一封信说起
近日整理旧物，在多年未动的纸箱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封面上的收信人是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王立礼教授，黑色的钢笔字刚劲有力且又潇洒漂亮，“礼“字用的是不多用的繁体。邮戳显示1992年11月12日。这封信立刻引起我的注意，打开来一看，原来是那 封莫言的信。我这人只保存家书，其他往来信件随时处理，一般是不保留的。我记得这封信，但以为早就丢弃了，没想到它仍在! 也许，二十多年前我的潜意识告诉我，”这封信可不能丢！说不定日后莫言会成为大作家呢!”
说实话，我写这个博文是带点虚荣心的，想显摆一下诺贝尔获奖者莫言还曾写信给我呢。可话说回来，这信的内容极为一般，只有几行字，实在没有文章可做，倒是这封信引起的一个话题，莫言与福克纳，值得说一说。
这事还得从二十二年前说起。
1992年，春暖花开的五月，北京大学陶洁教授组织了一次福克纳研讨会。说到福克纳，不得不插几句。陶洁和我先后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英语系做访问学者，我们都是奔着福克纳去的。当然，当我们八十年代到达弗吉尼亚大学校园时，福克纳早已去世了，但他曾在弗吉尼亚大学任课，这也是他唯一教过书的大学。学校的图书馆以收藏福克纳的手稿和最完整的福克纳著作研究资料而闻名。当时，我选修了关于福克纳作品的两门课程，读了大量的原著和参考书，写了论文，做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福克纳参考书的annotated bibliography，受到我的教授称赞并拿去给他的学生做示范。但是回国后，阴差阳错地我被转业到英语新闻专业，研究福克纳成为我的业余活动，而陶洁老师全力以赴专心致志，在翻译和研究福克纳方面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言归正传，这是一次小型的学术活动，与会者大概多少有点福克纳情结，都是热心研究福克纳的学者，可以说，没有现在大型学术会滥竽充数的。会议在北大校园的一个普通的教室里举行。参加者虽然只有二十来人，不过，回想起来与会者里不乏重磅级人物。如果记忆力没有捉弄我的话，我记得陶洁邀请了福克纳家乡大学的两位美国文学教授为嘉宾，北大参会的教授有陶洁，李淑贤，韩敏忠，刘树森等。北外有吴冰教授和我（我是非重磅级）。著名的外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施咸荣和福克纳多部作品的译者李文俊也到会发言。令我意外的是，似乎与学术无甚关联的乡土作家莫言也应邀参会。当时莫言已经发表了不少作品，我也读过一两部，说实话，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这是我的问题。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者，我们对本土文学关注太少。这是题外话了。
总之，在这个严肃有余的学术会议上，我们每个人都按照会议要求精心准备了发言稿，认认真真地分析评论福克纳的艰涩难懂的作品。我的发言是试图分析福克纳的长篇小说《押沙龙》的层层含义。轮到莫言发言，他不像我们那样埋头读稿子，而是轻松地讲起了故事，饶有风趣地讲述福克纳是如何影响他的创作给他创作灵感的，他学习福克纳的榜样，像这位美国南方作家一样围绕自己的家乡创作，挖掘高密这个不起眼的小地方的创作资源，以它为背景写出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莫言的发言极为朴实，实话实说，没有丝毫的装腔作势或故弄玄虚。令我感到惊异的是，我们这些所谓学者虽读了大量的福克纳作品以及评论，却仍然感到他晦涩费解，与他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莫言却把福克纳当成老朋友，可以与他促膝谈心，他们似乎心有灵犀一点通。听莫言的发言，我感到像是坐在一间密封的、空气沉闷的房间里，忽然一扇窗户打开了，吹进一股新鲜的空气，顿时令人神清气爽，耳目一新。
会间休息时，我立刻凑到莫言的身边和他聊了起来。我告诉他，我对他的发言很感兴趣，我建议把的发言翻译成英文，把稿子投给美国的文学刊物，我想这样美国读者可以多了解中国的作家。莫言显然对我的建议产生了兴趣，他一口答应，说把稿子整理出来后就寄给我。于是我留下通信地址。几个月过去了，我没有接到莫言的信，以为他早已经将此事忘到脑后。没想到半年后收到了一封发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的信。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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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五月份北大会上您说要我的发言稿，现已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剪下寄上。耽误了这许久，请原谅。那小方块纸上也是，从反面一划，洇过来了。
我的电话是：（省略--博主）
有事请来电话
莫言
11月10日“
随信附了莫言的文章，题目是“说说福克纳这个老头“，果然和他在会上的发言是一样的。这里我把自己认为最有意思的、或者说我认为最精彩的片段摘录出来：
“八年前的一个风雪之夜，我坐在桌子前，翻开了一本刚买来的《喧哗与骚动》，一眼就看到了福克纳这个叼着烟斗的美国老头。我感到这个老头儿有些古怪，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说不清楚。
我首先读的是该书译者李文俊先生写的漫长的、妙趣横生的前言，我平时买书，很受前言的诱惑。写得好的前言，既有导读作用又有广告作用。李先生两万字的前言隔三差五地读罢，我觉得读不读《喧哗与骚动》已经无所谓了。李先生在序言里说：福克纳不断地写“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出自己的一个天地“。我立刻感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不由自主地在房子里转起圈来，恨不得立即也为自己创造一个新天地“。
然后读正文，读到第四页的最末两行：“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铁门冷了，不过我还能闻到耀眼的冷的气味。”我看到这里就把书合上了，好像福克纳老头拍着我的肩膀说：行了，不用再读了，写吧！
我立即明白了摆在我面前的工作是：我应该举起“高密东北乡”这面旗帜，把那里的土地、气候、河流、树木、庄稼、花鸟虫鱼、痴男浪女、地痞流氓、刁民泼妇、英雄好汉……统统写进我的小说，创建一个文学的共和国。……
创建这个文学的共和国当然是用笔，用语言，用智慧。福克纳是个恶作剧的先锋，他的智慧表现在恶作剧—他自己恶作剧也让他的小说中的人物恶作剧—上。福克纳让他的小说中的人物闻到了“耀眼的冷的味道”, 冷不但有味道而且还耀眼，一种对世界的奇妙感觉方式诞生了。而那时我已经写出了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其中有个小黑孩能听到头发落地的声音，我正为种种打破常规忐忑不安呢，福克纳鼓励我：就这样干！让他们全晕吧，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
我看福克纳的书就像与我们村里一个老大爷聊天一样。我们的对话没头没尾，旁人听起来也许无趣，但我们自己很得趣。……当我被眼前的无数走红小说弄得头晕目眩时，福克纳对我说：“要永远梦想，永远定出比的你的能力更高的目标，不要只是为想超越你的同代人或者前人而伤脑筋，要尽力超越你自己。”
当我看到别人的成功、发财心中酸溜溜时，福克纳对我说：好的作家从不申请基金，他忙于写作，无暇顾及。如果他不是一流作家，那他就说：没有时间或经济自由，以此来自欺欺人。……好的作家没有时间为成功或者发财操心。“
好了，文章就摘录这么多吧。莫言说出了福克纳对他的影响和启迪，这不仅在于写作灵感、语言风格等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他从福克纳及其作品中感悟到，一个好作家必须有不为名利所累的纯净的创作欲望与动力。我被莫言的坦率诚实所打动，怀着浓浓的兴趣和热情，把他的文章翻译成英文，寄给了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的一位美国朋友，他是文学教授和该校的文学刊物的主编。然而，令我失望的是，他的回复是婉言谢绝。他说，他们的杂志是纯学术性的，这篇文章不太符合他们的风格。我试图把莫言推向美国文学界的努力失败了。至今仍觉得对不住莫言。不过，我想莫言极有可能根本不记得此事了。
还是老话儿说的对，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的这位美国朋友不识货，还是有识货的伯乐。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莫言已经誉满全球，并和他的老朋友福克纳一样，也获得了世界最高荣誉的诺贝尔文学奖。我想，在莫言获奖后一定有许多话要和福克纳这个老头儿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