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五年：蔡卫陈从王伐郑（五）

本篇是第483篇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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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集我们说过，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烈度很低，战争基本在两到三次的车阵对冲以后就结束了，类似“演武”的性质，战争在这个时代远远没有露出它本来狰狞的面目，所以我们称春秋时代的战争为“君子之战”。

君子之战与后期战争的明显区别在于：

• 君子之战并不以抢钱、抢粮、抢地盘为目的，而以道义为目的。

• 发动战争的目的是维护心中所坚持的“道义”，为此可以用战争恐吓、用战争压制、用战争拉拢等等。

所以集这一阶段军事理念大成的《孙子兵法》讲：

“战争以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

在这种理念指导下，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要对方认输了，战争的目的就达到了。与后世“占据主要交通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是有差异的。

有差异的原因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战争的方式改变了。

战争的方式改变了战争的烈度，战争的烈度又改变了军事思想，军事思想反过来影响战争方式，这三个因素互为因果，互相纠缠。

我们读《孙子兵法》的读者要注意这一点，读书的时候要思考书里所推崇的思想所形成的时代，这样就能更好的理解书中的思想精髓，就不会把书读死或者书把你毒死。

在“君子之战”下，战争点到为止，人员伤亡特别是贵族伤亡就会小很多，贵族也很少被当场杀死，而是俘虏以后好吃好喝，等着对方的家臣过来交赎金，这一点非常类似于1500年以后欧洲中世纪的战争。

笔者上初中时候，读到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之战时，经常热血沸腾，还特别感慨欧洲人不杀俘虏习惯，认为他们是真正尊重生命的人。后来到大学时读到《左传》和《竹书纪年》，才明白中国的祖先2000年前就开始这么做了。我羡慕别人的祖先只是因为对自己的祖先了解太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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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洲中世纪的战争一样，春秋时代的战争，大量的伤亡集中于徒兵，就是徒步士兵，也叫做卒。他们是居住在城里的国人和低级贵族“士”，类似罗马中后期的公民，除了公民身份，什么都没有，想赚快钱就上战场，但上战场又没有钱制造战车，因为制造一辆结实耐用的战车，需要九户中等人家一年的收入。

在井田制时代，把一块地割成井字形，每块地100亩见方，中间的一块是公田，大家集体耕种，剩下的九块分给九户人家作为私田，这九户人家一年的收入勉强能够制造一辆战车，如果换算成现代货币的话，差不多一辆战车也有百十万人民币了，相当于豪车。穷得叮当响的国人又没有田耕种，又不经商，除了给高等贵族当门客，或者穿一领皮甲持着戈跟在战车后面搜刮战利品之外，其他的出路也不多。

打仗的时候，战车速度快，先冲到战场上，战败的时候，己方战车逃跑的速度也快，会先撤离战场，对方战车掩杀过来的时候，徒兵两条腿是跑不过驷马战车的八条腿加两个轮子的，就会被战车或撞死或被车上乘员杀死。

当然，稍微有点格调的战车乘员是不屑于杀徒兵的，因此被撞死或自己人踩踏而死的徒兵很多，实际上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军阵严整的时候伤亡并不大，最大的伤亡一般都来自于军阵被击溃以后，无组织无秩序逃亡的时候。

所以无论是春秋时代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严整的阵线都是普通士兵活命的保障，可惜士兵们往往认识不到这一点。关于阵型，我们下一篇再说。

春秋时代的战争与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对战和日本战国时代的一骑讨很类似，贵族的对手是贵族，徒兵的对手是徒兵。有腔调的贵族不屑于降维打击，那样用北方话说比较丢份儿，选择身份地位相等的对手本身是对自己的尊重，与现在动辄就嚷嚷着降维打击的商人截然不同。所以春秋虽然无义战，但不像后世的战争动辄死亡几万人到几十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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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商鞅变法之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战争虽然在激烈度上逐步提升，由“道义之战”升级到“资源之战”，开始将夺取城市，控制交通要道和资源要地作为战争目的，但本质上并不存在漠视生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军事思想。像城濮之战、长勺之战，甚至被人传为笑谈的泓水之战，都是参战人数达十万人以上的大战，而伤亡基本上就是千人，数千人，随着一方的军阵被击溃，击破，战争就结束了。

但自从商鞅在秦国开始变法，以“敌人甲士的人头”作为奖励标准以后，战争就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为主，变得残酷起来。到公元前308年，秦国攻韩国宜阳（现在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之战，韩国军队被“斩首六万，伤者不计其数，投降者无算。”这一次战争的死亡人数几乎相当于春秋前期五十年战争死亡人数的综合。

如果以战国时期国战总动员“一户抽一丁”来计算，6万人的死亡，代表韩国六万个家庭失去了儿子或父亲，按照每户5人计算，韩国30万人受到了严重的战争创伤，随之而来的就是因缺少壮劳力而带来家庭生产力的下降。而在这之前，韩国在公元前317年修鱼之战时，刚被秦国斩首八万级。

10年间，24万青壮年损失，百万人口受到影响，可以说韩国是家家皆戴孝，户户有灵堂。在劳动力基本等于生产力的农耕时代，没有30年的休养生息，韩国是缓不过来。

所以说，商鞅通过改变绩效考核方法改变了战争的形式，使原本类似于策略战争游戏的占城池拿战功制变成了杀人比赛制，通过斩杀敌国青壮年削弱敌国的生产力，进而削弱敌国的综合国力。

绩效制度决定员工的关注点，商鞅的绩效制度改革把普通老百姓的热情激发出来了，只要砍一个敌国甲士的脑袋，就奖励一级爵位或多少亩耕地。砍够9个敌国甲士的脑袋，就可以得到五大夫的高爵，不但免役免税，还可以随时做地方官，一把刀就可以上岗，凭本事吃饭，贵族和平民之间不可逾越的深沟，现在可以用敌人的人头填满了。

这一下，秦国老百姓的积极性（兽性或者叫狼性）激发出来了，所以六国之人描写秦军打仗的时候，左边挂着人头，右边夹着俘虏，是“虎狼之师”。怕，谁不怕呢？我遇到这样要爵位要耕地不要命的敌人，我也怕。

相对而言，齐楚燕韩赵魏这六国军队里的中坚力量“甲士”们，他们一般不是贵族就是精锐士兵，就像现在军队中的士官一样，是构成军队稳定的基石。而商鞅的绩效制度有一个很明显的要求：只有甲士的脑袋才有用。

所以，秦人打仗的时候专瞄着这些甲士的脖子，因为那是赤裸裸的财富和地位。因此六国军队与秦军打仗的时候，甲士的伤亡率很高。不管是古代军队还是现代军队，在战场作战的时候，普通士兵能看到的也就仅仅是担任队长/班长的士官而已，得到的命令也基本上是由士官传达的。

07式士官军衔图

一旦士官产生大量伤亡，普通士兵就会因为缺乏组织而崩溃，即便再度召集起来，因为缺乏有经验的士官带领，军队的战斗力也会急剧下降。因此，六国与秦国的每一次战争，都在拿自己的精锐士官与秦国不要命的士兵在拼消耗。所以，秦国军队不怕输，因为只要赢一次，斩首大量的甲士，剥掉甲士身上的盔甲，对方哪怕短时间内再拼凑出来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也是徒有其表。

此消彼长之下，秦国军队的仗就越打越容易，六国军队的仗就越打越艰难，秦国人越打经验值越多，精锐士兵越多，六国军队越打精锐士兵越少，战斗力越低。所以到最后，就出现了六国军队不报团就不敢跟秦军单独对峙的局面。

这是秦国能够统一六国的另一个关键原因，商鞅用他制定的法律改变了战争的形式，通过改变战争的形式改变了战争的目的，通过改变战争的目的击溃了对手的组织体系，通过击溃对手的组织体系使对手自行崩溃，对手崩溃了以后，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崩溃了。

所以，当我看到那些不停给员工打鸡血提狼性的企业家仅仅只停留在打鸡血的层面而忽视了组织体系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即便把《商君书》翻得都快烂了，也并没有得到商鞅的精髓，他们看到的只是表面而已。

所以当公元前262年，秦国的武安君白起在长平活埋45万赵军降卒时，中国的大一统格局就已经确定了，而商鞅所制定的绩效制度的效果已经达到了顶峰，然后，就该是滑落弧线了。除非，秦始皇对商鞅的制度进行弹性修改。但历史不能假设，秦始皇不但不修改，反而把这套制度用到极致，因此，二世而亡。

为什么本来是说繻葛之战的，怎么又说起了商鞅和白起？因为他们都是战法革新者，繻葛之战中其实也进行了战法革新，只是很容易被人忽略，就是这个战法革新，让郑国军队一战而把周王室打得从此再也无法出兵，这是什么呢？我们下集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