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潇立丨九卷本《青阳先生文集》版本考辨
九卷本《青阳先生文集》版本考辨
徐潇立
（上海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摘要：余阙集明清二代屡经刊刻，题名卷数多有不一，其中九卷本为现存最早传本系统，题为《青阳先生文集》，然而诸家书目和研究对其版本的著录多有误判。本文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五部九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版刻实物比勘与文本分析，揭示出上海图书馆藏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的原刻、翻刻关系，并论证历来被视为余阙集现存最早版本的正统高诚本当为弘治徐杰本。在重新鉴定九卷本版本的基础上，本文又考察了诸本之相互关系，进而推导出已佚高诚本的基本面貌。
关键词：余阙 青阳先生文集 正统高诚本 弘治徐杰本 正德沈俊本
余阙（1303-1358），字廷心，一字天心，世称“青阳先生”。唐兀人，世居武威，后徙庐州。元统元年（1333）进士，授泗州同知。曾参与编纂宋、辽、金三《史》，为翰林修撰，拜监察御史。至正十三年（1353），出守安庆，与红巾军各部对垒数年，历任都元帅、淮南行省左丞。后为陈友谅所围，败而自刎，举家死节。谥忠宣。事迹具《元史》本传。
余阙的诗文最初由元末郭奎裒集成书，李祁曾为其作序云：“惜其稿煨烬无遗，独赖门人郭奎掇拾于学者，记录之馀，得数十篇以传，而或者犹以不见全稿为恨。”[1]明初，维扬张毅又在郭奎编本的基础上进行续辑，并辑录余氏传记资料及士大夫题咏、祭文等附于后。这两次编辑工作基本奠定了《青阳先生文集》的整体规模，两本当时皆曾付梓[2]，卷数不详，现俱已不存。
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九卷本是余阙集现存最早传本系统，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正集九卷（其中卷一至八为郭奎所辑、卷九为张毅续辑），第二部分为张毅所辑附录二卷，共有如下五部：
1. 明正统十年（1445）高诚刻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以下简称“国图本”）
2. 明正统十年高诚刻本 清周锡瓒签校并跋 莫棠跋 上海图书馆藏（以下简称“上图本”）
3. 明弘治三年（1490）徐杰刻本 南京图书馆藏（以下简称“南图甲本”）
4. 明正德沈俊刻本 清丁丙跋 南京图书馆藏（以下简称“南图乙本”）
5. 明刻本 辽宁省图书馆（以下简称“辽图本”）
以上诸本除国图本外，馀皆有附录二卷。其中国图本与上图本同版，为余阙集现存最早版本。目前各馆书目著录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相同，以下笔者将逐一对这些本子进行考察。
一、国图本非正统本
国图本（见图1）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故物，钤有“黄氏如珽之印”“臣存恕”“勿之”“古里瞿氏记”等印，《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著录，作“明刊本”，《四部丛刊续编》影印，亦作明刊，但《瞿目》与张元济的影印跋在记叙此本时皆认为其为正统高诚本。后《中华再造善本续编总目提要》《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3]收录此本，皆作“明正统十年高诚刻本”。上图本（见图2）钤有“汪士钟藏”“潘氏桐西书屋之印”“志万之印”“徐康”“独山莫氏藏书”等印，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作“明正统十年高诚刊本”，潘承弼《著砚楼书跋》著录，作“明正统本”。两本版式一致，皆为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首有正统十年高穀《重刊青阳文集引》及王汝玉、程国儒、李祁序，并附程文《青阳山房记》，历来被认为是同版[4]。
然经比对，笔者发现两本绝非同版。在书本稍前部分，两本字体乍看颇似，这或许正是造成将两本误鉴为同版的根源所在，但逐叶细谛，就字体风格而言，上图本确如傅增湘所言“字体活动，有元刊遗意”[5]，而国图本模仿意味较重，字体较板滞，刊刻当在上图本之后。上图本作繁体字者，国图本多作简体，且国图本多形近而误者，如表1所示：
此外，从叶面清晰度观之，上图本较为晚印，其特有的版刻痕迹，在国图本中以缺省或误刻的形式呈现。在上图本漫漶不清之处，国图本有未刻留白者，如卷三《合淝修城记》“无□□怒不平之色”（叶九行后十二），上图本“□□”处尚留墨刻痕迹，但文字难辨，国图本作留白处理。对于上图本文字漫漶但尤能勉强识别者，国图本刻成异文，如上图本卷一《九日宴盛唐门》“武功既无取”（叶十六行一）中“取”字依稀能辨，国图本刻成“武功既无成”。对于上图本因局部断版致文字结构割裂者，国图本亦刻成异文，如上图本卷一《送王关赴泗州打捕提举》所在叶面有横向断版，致“春冰未泮渚”（卷一叶十九行六）“未”字上半缺失，国图本将“未”刻作“水”。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上图本为原刻本，国图本为翻刻本。
在全书结构部件方面，除无附录二卷之外，国图本卷九末叶（叶十三）比上图本多识语一则（见图3），该识语分六行书之，形制类似牌记，文曰：
余忠宣公死无后，君子悲之。遗文固所欲见，然不可多得。郡官能辑刻传布，可谓有功于名教矣。然系群贤诸作殆敌其半，似于公无所增损，况方来为公作者无穷，别自为集可也。呜呼！安得世之任方隅者皆斯人乎。莆田彭韶谨识。
彭韶（1430-1495），字凤仪，莆田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正统十年时，彭韶仅十五、六岁，为正统本题识的可能性存疑。彭氏识语是在对当时流传本的编刻方式提出质疑，认为将“群贤诸作”系于余阙诗文之后有所不妥，当“别自为集”。孤立地看这则识语，联系国图本无附录这一事实，似合情合理，附录似确为原本所无，是翻刻本对于原刻本的自觉修正。张元济在影印该本时，亦曾留意于此，认为：“是虽有附录之名，而实未尝并刻，固不得疑为残阙也。”[7]
然当笔者目验南图甲本时（见图4），疑惑乃释。南图甲本与国图本实为同版，刷印时间接近，钤有“汪文柏印”“柯庭”“古香楼”“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平阳季子收藏图书”“摛藻堂藏书印”“抱经楼”等印。其卷九末亦有彭韶识语，且比国图本多附录二卷，附录前有弘治三年徐杰《续编青阳附录序》：
公平生所著有《青阳集》行于世，爱公者因辑诸作者之篇什，厕于其间。予承乏于斯，祗严祀典，凡公之为民为国可师法者，次第资之，以饰予政之疏略。尝欲因其旧集考订之，以广其传。适巡抚都宪彭公弭节江干，辄以为请。公谓后贤之作模写虽多，于公之大节似无加损，乃混为一编，则恐弗称，况来者之相仍，可胜纪哉！宜别置附录，自为一集可也。予退而思公之所谕，良是。遂搜罗其有关于忠宣公之大义者，采辑而类别之，厘为二卷，绣梓以行，俾我忠宣公之义烈与元气之在天地者并行而不悖也。
序中提及彭韶“弭节江干”一事，江干属浙江杭州，据《明史》记载，彭韶曾于弘治元年至二年（1488-1489）间巡视浙江[8]，其识语当撰于此段时间内，与徐杰撰写序文的时间相去未远，两篇文意接近，且徐杰明确记述就《青阳集》编刊之事向彭韶请益，说明彭韶识语乃专为弘治三年徐杰刻本而作。徐杰以牌记的形式刊刻该识语以示郑重，并将其置于卷九之末，在正集与附录之间充当着区隔的作用，以此凸显文集编纂思路的转变。上文所举国图本与上图本正集中存在的异文，南图甲本皆同国图本。南图甲本附录的字体风格与正集一致，与上图本相较，同样存在着形近而误的现象，如表2所示：
据此可知，附录是此本的组成部分，并非补刻。作为印次相当的南图甲本既已有附录，国图本则亦应有附录，故国图本当为缺失附录的残本，而非“未刻”，南图甲本则呈现了翻刻本的完整面貌。两馆所藏同版，若依《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著录，则国图本当亦为弘治三年徐杰刻本，而非正统本。
二、上图本非正统高诚本 南图甲本非弘治徐杰本
返观上图本与南图甲本，分别将其定为“正统十年高诚刻本”与“弘治三年徐杰刻本”的主要依据是各自撰写时间最晚的正统十年高穀序和弘治三年徐杰序。两本在版刻风格上皆属典型的明前期赵字黑口本，通常学者将洪武至弘治所刻归为明前期刻本[9]，该时期书刻多袭自元本，多为赵字、黑口，且不避讳。若仅从外在形式而论，以上鉴定结论似并无违异之处，但通过对其书内文献做进一步考察后，笔者发现两本的附录所透露的信息实与此结论相矛盾。
两本附录所收历代题咏者多著录姓名、籍贯与衔名，这一特殊的题衔方式基本可排除重名的可能性，为确定版本信息提供了极大帮助。上图本附录中的题咏者可以附录卷二叶二十二“张毅”为界分成两大部分：在此之前者其职衔授予的时间多在元末至永乐间，笔者推测这部分附录内容颇有可能为张毅所编；在此之后者共二十六人，自“李实”至“陈维裕”，其职衔之授予多在正统十年以后，详见表3所举之例（其中仕履一栏仅列出上图本相应衔名最早授予的时间）：
表3
以上数例所在叶面的字体风格与全书无明显差异，并非补刻叶[18]。上图本当是在其底本的基础上对附录进行集中增补，新增者职衔之授予多在景泰、天顺年间，正统十年刻本原版叶中不可能批量出现正统十年以后的衔名，说明此本非正统十年高诚刻本。此处可借鉴宋版中以避讳字来推定版本时代的方法，即以原版叶中最晚的避讳字来推定版刻的上限，并结合版刻风格来细化版刻信息。如上文所考仕履，上图本附录的衔名晚至天顺五年，可以推断其为不早于天顺五年的刻本。
南图甲本在上图本的基础上又批量新增入“邹律”至“周庆”等四十人[19]的题咏，当为翻刻时所加，其中职衔之授可考者最晚为“长沙袁经，监察御史”，袁经为弘治三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弘治九年（1496）六月为试监察御史[20]，十年八月升监察御史[21]，其所在叶面非补刻叶，因此可证南图甲本非弘治三年徐杰刻本，而当为不早于弘治十年的本子，但就其整体版刻风格而论，下限当在正德前。
在论证了上图本非正统高诚本、南图甲本非弘治徐杰本后，接着面临的问题是此二本可能为何本。上图本与南图甲本是原刻与翻刻的关系，南图甲本中的弘治三年徐杰序为旧序，按常理推断，作为原刻本的上图本当亦有徐杰序，只是该序后在流传过程中佚去。此外，上图本附录卷二“张毅”之后的题咏者多在景泰、天顺间任官，因此不可能为正统高诚所辑。徐杰曾在序中明言“遂搜罗其有关于忠宣公之大义者，采辑而类别之，厘为二卷，绣梓以行”，并称其序为《续编青阳附录序》，故推测这部分题咏者为徐杰所增。
除了增辑附录，徐杰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将正集与附录分而编次，即其序中所谓“别置附录，自为一集”，此当为徐杰之创举[22]，在弘治三年徐杰刻本之前的本子当皆为“混为一编”本。检视上图本与南图甲本的附录，除了收录题咏者数量不等外，其编纂方式并无差别，皆作二卷，题“青阳先生忠节附录卷之一”“青阳先生忠节附录卷之二”，独立于正集九卷，与徐杰序文旨要相符，作为原刻本的上图本或为首个“别置附录”的本子。
以上分析皆指向上图本与徐杰的相关性，故不排除其即为弘治三年徐杰刻本的可能性，是现存最早余阙集版本，南图甲本则为明翻弘治三年徐杰刻本，国图本为同版翻刻残本。至于真正的正统高诚刻本，未见各馆收藏，难识其真面，但可推导出其具备如下特征，首先该本正集与附录混为一编，其次附录规模小于上图本，无附录卷二“张毅”以下的题咏者，这些特征可能也为张毅本所共有。
三、保留旧貌的正德沈俊刻本
除上述十二行本外，现存九卷本《青阳先生文集》另有两个十行本：南图乙本（见图5）与辽图本（见图6），《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前者为“明正德沈俊刻本”、后者为“明刻本”。今比对此二本，实为同版，且印次接近。南图乙本为八千卷楼旧藏，钤有“枚庵浏览所及”“吴翌凤家藏文苑”“八千卷楼珍藏善本”等印，清丁丙跋，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作“明刊本”。辽图本为罗振玉大云书库旧藏，钤有“怡园主人”“曾在王鹿鸣处”“臣振玉”“雪翁”等印，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亦作“明刊本”。两本每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左右双边，白口，无鱼尾。首有王汝玉、程国儒、李祁序，及许赞《重刊青阳先生文集序》。
许赞序曰：“及我圣祖平定天下，首诏祀于死所，正德初又诏祀于合肥故里。侍御沈公人杰于先生为乡人，得先生文集并附录二帙，时正其讹舛。值奉命出按山西，乃颁刻于太原郡舍。”《藏园群书经眼录》据以称其为正德初年所刻。沈俊，字人杰，庐州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正德十三年（1518）始为监察御史。此本刻于沈俊巡按山西太原时，准确而言，应为正德末年刻本。
沈俊本虽号为九卷、附录二卷，却尚存早期正集与附录混编为十一卷的分卷痕迹，其正集九卷与前述诸本无异，而附录接续在正集之后：卷十为“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卷十一为“青阳先生忠节附录”。但附录的题名较为混乱，有前后不一的现象，如卷十首题“青阳先生文集附录卷之一”，尾题“青阳先生忠节附录卷之十”[23]；卷十一首题“青阳先生忠节附录卷之十一”，尾题“青阳先生忠节附录卷之二”；南图乙本与辽图本相同。这一现象体现了沈俊本在处理正集与附录关系时的一种不确定性，因而留下了两者分合变化的痕迹，而不似别本将附录彻底地别置一集。
然而，沈俊本的版心却明确地将正集与附录视为一个整体，其版心上端分记青阳集卷上、中、下，叶数各自连属，卷一至四为上，凡五十五叶；卷五至九为中，凡四十叶；卷十至十一为下，凡六十九叶。南图乙本分为三册，犹是旧时装册，辽图本已更易为五册。此种编刻方式有别于现存其他九卷本，其将卷十、十一的附录列在“青阳集卷下”，与卷上、卷中的正集并置于同一层级，笔者推断沈俊本之底本或即彭韶所谓的“混为一编”本，原本当为十一卷本，沈俊本承袭了这种分卷方式。傅增湘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将此本著录为九卷、附录二卷，在《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却作“青阳先生文集十一卷”，这一著录上的调整或许是傅增湘晚年重加审定的结果。
除此分卷的不同，沈俊本对于附录中个别篇目的处理亦异于别本，其卷十“青阳先生文集附录”首载程文撰《青阳山房记》，次程廷圭撰《送廷心赴太学》，次传记资料及后世题咏。上图本附录中无此一文一诗，而是将《青阳山房记》附于卷首李祁序后，将《送廷心赴太学》置于卷九《结交警语》后[24]，皆标以“附”字。此二篇为余阙生前友人所作，与附录中其他文章主旨不一，后者皆作于余阙死节之后，与“忠节”有关，沈俊本将这两类文字并置于“文集附录”中，此种处理方式很可能保留了未经重编的原始面貌。上图本附录则经过一番调整，当是徐杰在续编及别置附录时将此二篇析出，并汰去“文集附录”这一称法，将附录统一题作“青阳先生忠节附录”。
此外，沈俊本附录所收题咏者少于别本[25]，附录卷二仅止于“张毅”，无前述上图本中徐杰所增者，更无南图甲本再增者。以上沈俊本所呈现的样貌与前述高诚本的特征正相符合，是目前惟一在编纂体例和附录规模上保留旧本之迹的本子，该本为重新理解《青阳先生文集》附录从“混为一编”到“自为一集”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实物依据。
四、诸本之相互关系
上文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五部九卷本逐一进行了版本辨析，提出了有别于旧说的观点，现对其版本信息与收藏情况重新胪列如下：
前三部书的原刻、翻刻关系前文已有论证，此处不赘，以下将对正德沈俊刻本（为表述体例一致，此处以南图乙本为例）与这些本子的关系略作梳理。上图本、南图甲本的附录内容多于南图乙本，且别置一集，故南图乙本与此二本不可能存在继承关系。经比对，南图乙本与上图本文本相似程度高，而与南图甲本无直接关联，前文在论述上图本与南图甲本原刻、翻刻关系时所举异文，南图乙本皆同上图本，兹再举数例加以说明（详见表4）：
表4
另外，上图本留白之处，南图乙本亦留白，当是底本即如此。上图本版面磨损之处，南图乙本清晰有字，如卷一叶七行九《送刘伯温之江西廉使》“遥□澄远氛”，南图乙本“□”作“空”，南图甲本作“望”；卷七叶二行一《葛征君墓表》“众以为□□不胜丧如此”，南图乙本“□□”作“君老”，南图甲本作“君者”。附录卷二叶十六行后十二“林弼”条下有“□□□□宗”之句，南图乙本作“低柱唯独崇”，南图甲本作“低柱尽朝宗”，上图本的“宗”字在文字结构上并不完整，惟赖南图乙本知原为“崇”字，“山”部经磨损。在旧本已佚的前提下，对于上图本版面模糊之处，南图乙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文本参考，同时也可厘清翻刻本的文本脉络，甄别何者是据底本照刻、何者为擅改。
将上图本与南图乙本逐叶比对，发现后者存在错简现象，其卷六叶十二行十《青阳县尹袁君功铭并序》“知[26]风亦可媿矣”至叶十三行后三《灊岳祝雨文》“所谓福善祸淫者安在吏或”与卷八叶二十一行十《跋揭侍讲遗墨后》“得如君者用之”至叶二十二行后四《镏府君墓铭》“君疏髯伟度”整体倒置，以致其文本错乱，辽图本与此相同。南图乙本内有柳诒徵夹签一则，对此亦有揭示：
“使夫天下之吏皆”下应接后卷廿一叶上半版第十行“皆得如君者用之”，此叶“风亦可媿矣”句应接下廿一叶《跋揭侍讲遗墨后》“彼竭疾者闻先生”句。
南图乙本的叶面错置说明其底本的书叶存在误装，以上叶面对应在上图本中为卷六叶三与卷八叶三，恰为两整版，若将此二叶对换，则形成了南图乙本的样貌。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南图乙本底本的行款与上图本相同，为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行款的一致进而可推上图本的底本与南图乙本的底本有着某种相关性。
上图本与南图乙本排版以大字为主，若干处采用了小字双行的形式。从上下文观之，这些小字并非解释性文字，皆可顺读，文意贯通，且字体一致，无剜刻痕迹，当为两本所据底本已是小字双行，并且可能是一个剜改挤刻本。以下拟举例加以说明，着重号（编者注：微信版改为下划线）标注者为小字：
上图本与南图乙本版式不同，但每行字数相同，皆为二十二字，小字依样照刻保证了两本每行起讫之字相同，整体叶面布局不至被打破。但南图乙本偶有将上图本的小字误刻成大字者，如卷六《青阳县尹袁君功铭并序》中“及盗入番”“或盗至而乱，或未至而迎降”，其中“盗入”“盗至”上图本作小字，南图乙本为大字，误刻导致南图乙本此篇文字其后的起讫位置与上图本不同。
从对文本内容和外在形式两方面的分析来看，上图本与南图乙本当同出一源。在两本之前有附录的本子可考者有张毅本与正统高诚本，两者究出何本呢？如前所述，九卷本正集的卷一至八为郭奎所辑，每卷分体编排，卷九为张毅续辑，收录诗、记、策、表、杂著等不同文体的作品。上图本和南图乙本前八卷若干篇目之下刻有续辑的标识，如卷一《送李伯寔下第还江南》下刻有“已后续增”、卷四《藏乘法疏后序》下注“续增”、卷五《与危太朴内翰书》下注“续辑”、卷八《书合鲁易之作颍川老翁歌后》下注“续集”。以上续辑之作若出于张毅，按常理推断，应整合在卷九之中，而非按不同文体分编于卷一至八，故新增篇目为高诚续辑的可能性颇大。又据正统十年高穀序，高诚确曾对《青阳先生文集》做过校正、增删等一系列编辑工作：
予宗姪沅陵县丞诚盖闻彦刚之风而兴起者，临民稍暇，复取忠宣公文集，讹者正之，伪者去之，损者补之，遗者益之，积累既久，仍寿诸梓。
因此，上述“续增”“续辑”或即序中所谓“遗者益之”者，上图本和南图乙本共同保留了正统高诚续集诗文的痕迹，说明两本当同出自正统高诚本，而非张毅本。
以上探讨了诸本之相互关系，另附版本关系示意图如下：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论证可知，现存最早余阙集并非正统十年高诚刻本，而当为弘治三年徐杰刻本，仅上海图书馆有藏，国图本与南图甲本为弘治本的翻刻本。后世版本多出自翻刻本系统，而与原刻本无直接关联，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不展开，笔者将另撰文探讨这一问题。民国年间，国图本被首次影印，近年《中华再造善本续编》再予影印，因其更易取用而为学界所识，上图本则由于被视为与国图本同版而未得到充分利用，地位不显。原刻本与翻刻本存在较多异文，厘清两者的关系对于《青阳先生文集》的整理与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在考订版本的过程中，兼论及《青阳先生文集》的编纂问题，其中正德沈俊本是一个关键性本子，该本对于理解九卷本的演变轨迹至为重要。而且一如文中所揭示，上图本与南图乙本在不同层面保留着正统高诚刻本的特征，通过对勘此二本，可推知已佚高诚本的基本面貌：其版式接近上图本，行款同为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分卷、附录的编纂方式与收录规模则接近南图乙本。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著录九卷本《青阳先生文集》时将同版著录成不同的本子、将不同的本子著录成同版，这可能是囿于当时的编纂条件，难备众本，并几而观。文中所涉版本误鉴的案例皆为明前期刻本，这一时期的刻本多为赵字黑口本，版刻风格相似程度高，常以撰写时间最晚的序跋来定刊刻时间。记录编纂、刊刻信息的序跋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但版刻的复杂性（原刻/翻刻）同时又增加了辨别新序与旧序的难度。对于有着版刻共性的明前期刻本，以序跋作为单一鉴定方法有其局限性，需辅以他法，进行综合考察，本文提供了一个利用职官衔名来细化版刻时间的实例。
[1] [元]李祁《云阳李先生集》卷三，清抄本，叶3-4，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96册。
[2]上海图书馆藏本前王汝玉序称：“《青阳先生文集》若干卷，武威余忠宣公所著也，其前集若干卷已绣梓行于世。”此“前集”即指郭奎编本；高穀《重刊青阳文集引》称：“国朝洪武初，敕命有司祠公于安庆，春秋祭祀，其旌忠劝义之意厚矣。先友吴陵张君彦刚好古尚贤，尝裒辑公之遗文，镂板以传。”张毅，字彦刚，此谓张毅本之刊刻。
[3]《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8册，名录编号05772，国家图书馆出版，2010年，页113。《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6册亦著录国图藏同版一部，名录编号08995，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页159。《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明及明以前复本全列，但仅著录一部正统十年高诚刻本，且《名录图录》两处卷端书影叶面破损一致，审为重复收录。
[4]如傅增湘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四中著录莫棠藏本（即上图本）时，称“此本已印入《四部丛刊续编》中”，将其与铁琴铜剑楼本视为同版，中华书局，1993年，页84。此外，又如周清澍编《元人文集版本目录》（《南京大学学报丛刊》本，1983年，页64）、沈津《书城挹翠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页226）、周春江《余阙及其<青阳集>研究》（硕士论文，安徽大学，2014年，页36）等均认为此二本为同版。
[5]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华书局，2009年，页1128。
[6]上图本、国图本的卷一均与卷首叶数相连属，其版心从“六”开始计叶。为便于检覆，本文表格所列卷一叶数依版心所镌，而非实际叶数。
[7]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页240。
[8]《明史》一八三《彭韶传》：“孝宗即位，召为刑部右侍郎。嘉兴百户陈辅缘盗贩为乱，陷府城大掠，遁入太湖。遣韶巡视……弘治二年秋，还朝。”中华书局，1974年，页4856-4857。
[9]如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页141；黄永年《古文献学讲义》，2014年，中西书局，页160。
[10]表中所列登科信息均来自《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16年。
[11]《明英宗实录》卷一九二，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抄本缩微胶卷，1962年，页4009。
[12]《明英宗实录》卷二三〇，页5035。
[13] [明]李逊《安庆府志》卷一六《谕知府周翔》，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刻本，叶8，台湾“国家图书馆”藏。
[14]《明英宗实录》卷一四八，页2905。
[15]《明英宗实录》卷二九〇，页6201。
[16]《明英宗实录》卷三三三，页6825；[明]陈艮山《淮安府志》卷一二，明正德刻本，叶5，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17][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六，明天启刻本，叶20，日本内阁文库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影印，齐鲁书社，2001年，第73册。
[18]上图本附录新增者末四位为彭彦充（天顺二年任礼部主事）、朱铉（天顺二年任监察御史）、吴本清、陈维裕（天顺七年任监察御史），其所在叶面字体风格与前书有别，不确定是否为补刻，阙疑。
[19]包括在“阮濬”与“李天爵”之间有未刻姓名者一人。
[20]《明孝宗实录》卷一一四，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红格抄本缩微胶卷，1962年，页2071。
[21]《明孝宗实录》卷一二八，页2266-2267。
[22]南图甲本前有正统十年高穀《重刊青阳文集引》，从时间上推断，彭韶识语可能针对的是正统高诚刻本，而在此之前，杨士奇在《余青阳文》一文中亦曾对正集与附录的编纂方式提出过批评：“右《余青阳文集》一册，得之乡贡进士柯暹，盖近年安庆所刻，附以事迹及传诚当，然何用以祭文挽诗赘其后也？挽诗有恶谬者。此编刻者之陋，盖又甚于南昌刻《文山集》也。”[明]杨士奇《东里文集续编》卷一八，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黄如桂刻本，叶18，上海图书馆藏。杨士奇卒于正统九年（1444），不可能得见正统十年高诚刻本，其所藏或为首创附录的张毅本。由此可见，余阙集正集与附录“混为一编”似由来已久，且为人诟病并不由彭韶始。弘治年间，徐杰别置附录的工作即在此背景之下发生，从现有文献考之，别置附录很可能始自徐杰。
[23]其中“十”字的竖笔几乎仅留其半，不排除欲将“十”铲为“一”的可能。
[24]上图本卷九叶九、叶十阙佚，恰为《送廷心赴太学》所在叶面，此处据版式完全相同的南图甲本知其大概。
[25]然与上图本相较，沈俊本新增入李东阳所撰《余忠宣公祠堂记》。
[26]“知”字原为“之”，南图乙本因错简而致文意不通，刊刻时改“之”为“知”。
注：本文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20年第1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徐潇立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