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抒性灵 更赋闲情——《闲情偶寄》品读

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和市民意识的增强，是小品文兴盛的重要原因。明亡后，随着清王朝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正统文学思潮的冲击，小品文的创作也趋于衰微。但部分作家仍然秉承了晚明文学的传统，创出了既有晚明精神，又具有时代特色的小品文。它们或以潇洒的情趣，或以真挚的情怀，为后人所激赏。李渔便是其中的一位。

李渔出生于富裕的药商家庭，家道日衰时他以卖文为生，文名渐大后，又自组戏班，专事演出。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他也成为广有资财的戏班主。李渔兼具文人和商人的双重身份，他学识渊博，一生著述甚丰，在清初文坛上堪称是一位雅俗共赏、家喻户晓的名士。

《闲情偶寄》是李渔一生艺术和生活经验的结晶和总结。全书论及了戏曲理论、妆饰打扮、器玩古董、园林花卉、饮馔颐养等等。清人余怀在书序中称其“事在耳目之内，思出风云之表，前人所欲发而未竟发者，李子尽发之；今人所欲言而不能言者，李子尽言之......汶者读之旷，塞者读之通，悲者读之愉，拙者读之巧，愁者读之忭且舞，病者读之霍然兴。”如李渔所言：风俗之靡，犹于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然近人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这大概是《闲情偶寄》的创作初衷，读罢此书，我不禁惊异于她的美妙。其言近旨远，意味悠深，无不令人叫绝。

李渔是最会欣赏女人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湖上笠翁原非蠢物，不止为风雅功臣，亦可谓红裙知己”。的确，笠翁先生对女人悦貌悦才。在《声容部》他对女性的美容、服饰、习技等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关于治服，李渔说：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以貌相宜；关于选姿，李渔说：尤物维何？媚态是已......女子一有媚态，三分姿色，便可抵过六七分；关于修容，李渔说，人谓脂粉二物，原为中材而设，美色可以不需，关于习技。他说“使姬妾满堂，皆蠢然一物，我欲言而彼默，我思静而彼喧，所答非所问，所应非所求，是何异于入狐狸之穴，舍宣淫外，一无事事者乎？”如此说来，如果美丽的聪明的女人不遇知己，无异明珠暗投、仙桃喂猪。

人有贵富贫贱，但快乐的感觉是共同的。在《颐养部》里，李渔告诉我们富贵如何行乐，贫贱如何行乐。我尤其认同的是“穷人之乐”的诀窍“退一步”法。即“我以为贫，更有贫于我者；我以为贱，更有贱于我者；我以妻子为累，更有鳏寡孤独之民，求为妻子之累而不能者；我以胼胝为劳，尚有身系狱廷，荒芜田地，求安耕凿之生不可得者”。虽是精神胜利，但往往我们的最大痛苦不就来自精神么？

中国古代文人一直深受封建传统道德的束缚，对他们而言，立身齐家不是为了一个人幸福，而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对众多的凡夫俗子而言。这是一个误区。生活是平淡而真实的，如何使一泊平静的湖水荡起小小的涟漪，激起小小的浪花，它需要我们热爱生活，继而去丰富它。生活需要闲情。它需要我们认真体味。李渔是生活的有心人，能于平淡中见奇趣，这是李渔的高明之处，也是《闲情偶寄》倍受后世推崇的原因所在。

《闲情偶寄》虽然大谈闲情，但它与玩物丧志有本质的区别。当然，本书也散发出不少封建文人的恶俗趣味，如推崇一夫多妻、养姬蓄婢等。在《声容部》中，他说：娶妻如买田庄，非五谷不种，非桑麻不树。买姬妾如治田圃，结子之花亦种，不结子之花亦种；成荫之树亦栽，不成荫之树亦栽。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人处得为之地，不买一二姬妾自娱，是素富贵而行乎贫贱矣。”据说李渔蓄养的姬妾何止一二，乃当群计。言及兰州、大同女人的小脚时，老李近乎陶醉地写道：“然去其凌波小袜而抚摩之，犹若刚柔相伴；即有柔弱无骨者，然偶见则易，频遇为难。”“至大同名妓，则强半皆若是也。与之同榻者，抚及金莲，令人不忍释手，觉倚翠偎红之乐，未有过于此者。”笠翁先生对三寸金莲肉麻的变态欣赏，也充分反映了我们民族传统审美的糟粕之所在。李渔毕竟是个封建文人，类似情况在当时文人中比比皆是，聪明的你应该想到，我们用新道德的标准去苛求李渔这样的“旧人”，不免以今非古。

翻开《闲情偶寄》，不论你贫富尊卑，李渔的“闲情大厦”不会拒绝任何一位想快乐地活着的人。

【作家档案】

闵生裕

闵生裕（现被聘为本平台专栏作家），宁夏盐池人。专栏作家，不自由撰稿人。擅长杂文时评，足球评论，艺术评论等。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协理事，宁夏杂文学会副会长；中国硬笔书协组联部委员，宁夏硬笔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出版杂文随笔集《拒绝庄严》《都市牧羊》《一个人的批判》《闵庄烟火》《操练自己》等七部。

责任编辑：祁国平 书带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