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崇祯朝两任首辅的周延儒的倒台.20201127
作者：红楼隐史蝶恋花
《明史》概括的很精炼：“然延儒實庸駑無材略，且性貪。而門下客盛順、董廷獻因緣為奸利。又信用文選郎吳昌時及給事中曹良直、廖國遴、楊枝起、曾應遴輩。”
周延儒为官贪鄙，招权纳贿又好色，生活极其腐化堕落，还到处安插亲戚亲信，大肆营私舞弊。在他首任首辅时，利用崇祯的信任主持会试大肆舞弊，为好友和复社大开后门。在周延儒的操作下，他的姻亲东林党人陈于泰获得状元，他的好友吴禹玉的儿子即复社的吴梅村荣登榜眼，复社的夏曰瑚则为探花，复社不仅两人位列三甲，而且复社中还有其他五十七人成为进士！任用的大同巡抚张廷拱、登莱巡抚孙元化都是因与他有私交，他还将他的哥哥周素儒冒充锦衣卫名籍，并加封为千户之职，居然还任用家人周文郁为副总兵，以权谋私到令人发指。他的家人横行于乡欺压百姓，导致愤怒的百姓烧了他的家，并挖了他家祖先的坟墓。周延儒于崇祯六年因结党营私而被迫离任，崇祯十四年靠着东林党和复社的黑幕操作而得以再次复出让他更加的有恃无恐、嚣张妄为。
周延儒纵容门客盛顺、董廷献等招权纳贿，卖官鬻爵，“凡求总兵巡抚，必先贿通幕客董廷献，然后得之。”为了避人耳目，狡猾的周延儒将所得珠宝都藏匿于董廷献家中。“周延儒再召，曾再遣槖归，公郎每责赍槖之仆，谓：“贿致多，必奴辈诳诱。”后遂留京邮，尽寄心葵家，三年中亦不计数矣。周延儒于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出都，行李故为萧减，筐箱几件，亦借张余枣主客司印封，所藏于心葵家者，无限也。”。
周延儒纵敌怠战，贻误战机： “一日，（满清）大兵失道，误入淖泥中，诸将喜而困之。延儒檄至，纵焉。上逮张国维。国维过苏，苏人生祭而哭之。国维曰：'勿忧，吾现有周相手书在，令吾放敌者。’至京，国维果免。” “圣心倚毗何隆，乃彼实庸儒，徒知依势纳贿而已。比□入戕畿辅，严旨欲困而剿之，毋令逸出，周贪其重贿，授意纵之去。”
虽然周延儒贪鄙乖张、谎报胜仗，虽然锦衣卫駱養性和中官太监不断揭发其奸，但崇祯还是执意从宽发落周延儒，可见崇祯待其之厚。“初，延儒奏罷廠衛緝事，都人大悅。朝士不肖者因通賂遺，而廠衛以失權，胥怨延儒。又傲同官陳演，演銜刺骨。掌錦衣者駱養性，延儒所薦也，養性狡狠背延儒，與中官結，刺延儒陰事。十六年四月，大清兵略山東，還至近畿，帝憂甚。大學士吳甡方奉命辦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請視師。帝大喜，降手敕，獎以召虎、裴度，賜章服、白金、文綺、上駟，給金帛賞軍。延儒駐通州不敢戰，惟與幕下客飲酒娛樂，而日騰章奏捷，帝輒賜璽書褒勵。偵大清兵去，乃言敵退，請下兵部議將吏功罪。既歸朝，繳敕諭，帝即令藏貯，以識勳勞。論功，加太師，廕子中書舍人，賜銀幣、蟒服。延儒辭太師，許之。居數日，養性及中官盡發所刺軍中事。帝乃大怒，諭府部諸臣責延儒蒙蔽推諉，事多不忍言，令從公察議。陳演等公揭救之，延儒席槁待罪，自請戍邊。帝猶降溫旨，言「卿報國盡忱，終始勿替，」許馳驛歸，賜路費百金，以彰保全優禮之意。及廷臣議上，帝復諭延儒功多罪寡，令免議。延儒遂歸。既去，給事中郝絅疏請除奸，以指延儒。帝不聽。” “诸珰（即太监）日夜乘间媒孽，上俱不信”。
可最终令崇祯改变主意、怒不可遏地赐死周延儒乃是因为吴昌时之事。“山東僉事雷縯祚糾範志完，亦及延儒。已而御史蔣拱宸劾吳昌時贓私巨萬，大抵牽連延儒，而中言昌時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洩漏機密，重賄入手，輒預揣溫旨告人。給事中曹良直亦劾延儒十大罪。帝怒甚，禦中左門，親鞫昌時，折其脛，無所承，怒不解，拱宸面訐其通內，帝察之有跡，乃下獄論死，始有意誅延儒。”
周延儒的死到底跟复社的吴昌时有何关系呢？
前面已经细致地讲了：周延儒的复出，吴昌时出力最大，为了整死薛国观居然还牺牲了自己的亲外甥王陛彦，所以周延儒对吴昌时是感恩戴德，对其是十分倚重百般纵容。《明季北略》 “主事吴昌时之力居多，延儒德之。” 吴梅村在《复社纪事》说“来之（即吴昌时）不知书，粗有知计，尤贪利嗜进，难以独任。比阳羡（指周延儒）得志，来之自以为功，专擅权势”。
吴昌时，史称“有干才，颇为东林效奔走，然为人墨而傲”，“通厂卫，把持朝官”，自恃有周延儒做靠山，故而违法乱纪，肆意妄为。其为人阴狠毒辣，贪财好权，最喜用威胁恐吓的手段挟制操控他人，结怨甚多。请看史料记载：
《烈皇小识》“（吴）昌时好纳贿，宜兴之再召，实昌时奔走效力居多。至是，出入幕中，与侍者交通，探听阁中消息，在外招摇市权。宜兴亦欲借此塞其望而远之。往时科道年例在二八月科一人，道二人，昌时为政，特广其数，例转科臣范志完等四人，御史陈荩等八人，科道群起大哗。掌科吴麟征、掌道祁彪佳率同官面折之。昌时怙过自如，科道皆恶之矣。又宜兴自恃圣眷，忽视同官，咸愠之；而罢内操、撤厂诸事，皆内监所不喜。”
《明季北略。周延儒续记》：“时吴昌时职仪制，必欲调文选，握百僚遴次黜陟权，奈正郎从无调部者。昌时浼延儒必欲得而后已。延儒查例，世宗时文选病故，武库正郎调入；又天启朝邹维琏服石以职方郎调稽勋，援两故事，冢宰郑三俊素不肯依违于延儒者，以昌时故，而具题十五年八月入司。时当台省年例。故例省一台二，无逾额者。昌时以台十省六，省为范士髦韬庵李士焜又白等，台为陈荩鸣、迟姚、应翀、磊斋等也。一时哄然。然昌时辣手初试，延儒主裁于上，惟弭耳就职耳。昌时于是权在手，呼吸通天，为所欲为矣。”
即使是百般回护美化东林党的杨士聪也在《玉堂荟记》中记载：“年例每次不过科一道二，盖约略人数多寡，而斟酌其间，止合如此。通三年而计之，其人不为少矣。吴昌时为选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软无能为者，其用意至深。此时郑元岳为太宰，从议郎调为文选，亟欲以特达之知，大伸其清执孤特之意，以见知于上。而昌时别有肺肠，特创此不畏强御之貌，以恐吓台省，为异日驱除榜样，又以劲敌太多，将致他变，故但取人数广众以劫之，方自喜其算无遗策，而不虞人之有烦言也。此一事也，皇上自皇上，太宰自太宰，昌时自昌时，各有主意，绝不相谋而事适相凑，在太宰不失为君子之疏，而昌时为狡猾，为无赖矣。”
李清的《三垣笔记》中记载最为详细，吴昌时渎职贪墨、横行胡为：“吴仪曹昌时为大行，旁若无人。旧例，每遇考选，必同乡诸公为政，其视同乡葛给谏枢 【崇祯辛未，丹阳人。】 等，皆藐如也……上忧国用不足，发万历中所储辽参出外贸易。予时市其中者，上有微孔，色坚而味永，与他参迥异。惟吴仪曹昌时所市最多，皆取其上者。闻此番贸参获可数万金。吴铨曹昌时欲破格外转科道，谓吴辅甡曰：「惟此一案，可为郑太宰三俊结知主上。」甡曰：「不然。大臣以休容为度，当保全言路。子甫入而破格行之，若此端一开，后此不肖者驱逐言官，必借郑公为口实，恐忠良之士亦皆寒心。」昌时不从，甡复言之郑冢宰三俊，三俊然之。后以昌时意坚，仅留二人，余皆外转。然昌时计甚巧，皆择其平平者充之，中情怯耳。恶伤其类，人有同情，故一时众口交沸，识者皆曰：「昌时之祸，从此始矣。」……予与吴都谏麟征同任吏垣，曾密询云：「吴公正人自负，公何嫌？」麟征曰：「彼非独予同乡，且门人之门人也，然实鄙薄其所为。如嘉兴府王太守某，予公祖也，闻以二千金托，竟攫入私囊。及将挂察典，伊苍头惶急，致贷金长安为弥缝计。又海盐令刘某，予邑父母也，诱伊数万金入己，托言谋佳缺，然即其房师处亦不为通讯。今罹察典，束装无资，特为昌时贪耳。举二事，余可例推矣。」又曰：「公如不信，可询贵乡光公。」光名时亨，【崇祯甲戌，桐城人。】 海盐令房师也。予后晤时亨，不述麟征言，但云：「贵门人刘某曾相候否？」时亨曰：「无。」方知麟征言不谬。若王某，则以五百金馈，不称昌时意耳。此又何枢曹刚所言也。。。。。東林諸公素矜節義，以劾宦官爲名高。後馮給諫元?、孫給諫晉等倡爲法門廣大說，於是吳儀曹昌時始與東廠比，一切行賄受賄間被緝獲，必托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昌時亦揚揚居功，不以爲愧。予親于徐給諫耀家見之……”
因分赃不均而与姻亲反目“杨给谏枝起与吴铨曹昌时儿女戚也。昌时纳仁和令吴培昌多金，以雁行呼，谋引至黄门。而枝起怒其贿不及己，遂唆宁侍御承勋纠之，即枝起所草疏也。昌时闻而大恨，知陈中书龙正与枝起交，故亦百计相倾。以闱事牵致，龙正坐谪。时枝起与廖给谏国遴曹侍御溶等皆以考选一事干周辅延儒不遂，怒欲反戈延儒，事寻泄，此孙侍御凤毛纠疏所自来也。”
阴谋构陷薛国观，不惜牺牲外甥作饵，手段歹毒：“而昌時自爲大行，即樹東林幟。及考選時，見上於部擬各銜多所改定，諸閣臣頗得操議。於是又托國觀私人，拜爲門生，然國觀疑其狡獪，弗信也，卒改科爲部，仇隙日深。國觀剛愎，夙與東林爲難，然不聞有貪穢聲。月前，昌時忽語人曰：「國觀輩必敗，吾已於廠遍處張四面網矣。」國觀等知之，然無如之何，不數月果敗。予曾詢錢主政位坤，雲：「有之。」但視吏部升一美官，昌時必以小紙報東廠，雲國觀得銀若干，廠皆以聞，他日賜死追贓本此。吴铨曹昌时先陷故辅薛国观、内阁王中翰陛彦以乙榜坐罪弃市。至是，人梦陛彦曰：「吾已诉上帝，夙冤获伸，昌时不日祸及矣。」未几，难作。”“ 韩城（即薛国观）将死，曰，“吴昌时杀我!”王陛彦“赴市时语人曰：此家母舅（即吴昌时）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于名教（即东林党）矣!”
贪污无尽、驱逐言官，即使是其同党的东林党也颇为不齿；争权夺利、分赃不均导致亲友反目、同党分崩；嚣张跋扈、阴险歹毒，更是令世人侧目，在党内党外激起公愤。
公愤极大的吴昌时最终因被蒋拱宸弹劾“通内”而伏法。“上召对知推，俱以圈点为高下，蒋侍御拱宸初得圈，自负必科，然上以巡方任重，欲概置御史。会有觊科者谋之吴铨曹昌时，时北兵新入，昌时言于周辅延儒，示意张司马国维。于是荐候考知推十二人察视诸郡城守，谓已有巡按，非科不可，皆借题也。拱宸以不得科，有怨言，昌时复嗾当路，以拱宸监赵督光抃军，时范督志完尽调重兵堵所守口，而光抃诸守口甚严，拱宸惧获罪，促光抃战，战辄大败。昌时又致书光抃，劝以催战罪拱宸，光抃不从，以书示拱宸，合疏上闻，谓往日以不战挫，今以战小挫，未可深罪也。会昌平内官以大挫报，上怒。时拱宸疑昌时嗾之，故冒险发通内诸侍，昌时激之也。吴铨曹昌时通内，每阁票一旨，必先知，是以众论沸腾，具疏乞休，拟票云：「吴昌时准回籍调理，病痊起用。」闻周辅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时已宣言于人，谓已得温纶。及与蒋侍御拱宸质御前，拱宸几屈，惟所纠预闻旨一，上取原票阅之，果是，故败。”
复社的吴昌时因多行不义、众叛亲离被东林党抛弃，那么大力扶持东林党的周延儒又为何会被东林党弹劾攻击呢？
首先是因为周延儒的儿女亲家“阉党”冯铨。周延儒的复出不仅仅是东林党和复社出了力，其中还有“阉党”冯铨、张捷、阮大铖等人为其积极奔走，而且还出资作为周延儒复出疏通关系的贿金，“于是庶吉士张溥，礼部员外郎吴昌时为之经营，涿洲冯铨、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铖等，分任一股，每股银万金，共费六万两。”可见张溥同阉党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就连张溥死后的身后事还是所谓的阉党马士英大力帮助的。不过东林党却是与阉党成员势不两立的。
“涿州冯铨与延儒同年，年相若，初时有同衾之好，后结儿女亲。己巳逆案居前列，今为延儒致力者，冀宽一网，复然计也。奈上于此举最为得意，急投不得，缓引不得，延儒亦竭尽苦心三年来如一日，竟无从启齿，不谓徒以身殉也。”为了起复好友冯铨，周延儒利用首辅的职权积极地提携拉拢东林党领袖吴甡，希望能获得吴甡的支持从而减少阻力。“温体仁讦钱谦益，周延儒助之。（吴）甡恐帝即用二人，言枚卜大典当就廷推中简用，事乃止。““周延儒再相，冯铨力为多，延儒许复其冠带。铨果以捐资振饥属抚按题叙，延儒拟优旨下户部。公议大沸，延儒患之。冯元飙为甡谋，说延儒引甡共为铨地，延儒默援之，甡遂得柄用。及延儒语铨事，甡唯唯，退召户部尚书傅淑训，告以逆案不可翻，寝其疏不覆。延儒始悟为甡绐。” 东林党冯元飙于是以帮冯铨复出作诱饵哄骗周延儒提携吴甡，但吴甡原本就对周延儒在崇祯初年弹劾东林党党魁钱谦益一事而心有积怨，在冯铨一事上吴甡对周延儒是表面敷衍暗中却千方百计地阻挠，导致两人矛盾渐深，最终各自拉拢同乡，形成了两大对抗门户，“（吴）甡居江北，（周）延儒居江南，各树党”。正如毛所言：“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
二来，周延儒是东林党和复社的好朋友，但不可能照顾得到所有的东林党人，伸手的人太多了，东林党熊开元就是一个。熊开元在担任吴江知县时大力支持过复社，所以熊开元认为凭着自己东林党的身份，以及与复社的深厚渊源，靠着东林党和复社才得以复出周延儒肯定会对他有求必应。“十三年，迁行人司副。左降官率骤迁，开元以淹久颇觖望。会光禄丞缺，开元诣首辅周延儒述己困顿状。延儒适以他事辄命驾出，开元大愠。”不满于自己的行人司副的这个清闲职位，他向周延儒通路子，希望能主管油水大大的负责皇宫膳食的光禄寺，可是周延儒没有理他，这新仇加上先前周瑞豹一事的旧恨，“熊司副开元，故给谏也，往因周给谏瑞豹作令时，以某项钱粮未完，先出己赀代纳，故得与考选。已事发，奉旨议处。时周辅延儒以瑞豹其门人，力救，且言如瑞豹比者甚多，故牵及开元，亦坐谪。至是，欲求赐环，又以非建言不得，心愈恨”再加上背后还有孙晋和吴甡的支持，熊开元决定替江北党出头扳倒首揆周延儒。“（熊开元）纠延儒一疏，实孙廷尉晋意授，人疑晋欲辅（吴）甡为首揆，故有此疏。”
崇祯十五年十月，清军入塞，“行人司副熊开元，因见上罪己求言诏，即疏求独对。”熊开元借机求见崇祯以弹劾周延儒。 “疏入上大怒，批旨以其谗谮辅弼、狡托机密，着锦衣卫拿问。给事中姜采疏言，皇上修省罪己，于言官谆谆致戒，岂有厌薄之心哉？言官持论太急，无当圣心，此言官之过也。圣谕所云，代人脱卸、为人出脱者皇上何所见而云然乎？于章奏知之乎？抑出于圣心之悬揣乎？今如二十四气之蜚语，必大奸巨憝恶言官之不利于己而无以中之，不激皇上之怒，不能箝言官之口，人将争效寒蝉，谁复为上言之者？时有投匿名文书者，诋各臣为二十四气者，故采疏及之。上大怒，命送锦衣卫打问，与开元同日下狱。已而以廷臣救，重下严旨，并责锦衣溺职，着再行严讯，打问再四，谳上，下刑部议罪。司寇徐石麒议坐，二人配赎；圣旨以不具招罪，司官石麒闲住，该司刘沂春革职，开元、采各廷杖一百，仍发刑部拟罪。再问再驳，系狱年余，至十七年二月始各允遣戍放归。”
熊开元弹劾周延儒纳贿，令对周延儒分外倚重的崇祯极为震怒，将熊开元与给事中姜采廷杖后投进诏狱，然后密令骆养性将熊、姜二人秘密打死。“独谕金吾骆养性曰：熊开元必有主使，不行拷讯，是汝不忠。骆出，方沈吟道上，中使忽以手敕至，则令取开元、采毕命，以病闻密诏也。骆失色，语同列”。东林党内开始了对二人的拯救行动，左都御史刘宗周、佥都御史金光辰因力救熊开元和姜采而被罢免，尚书徐石麒又因救刘宗周等人被罢免。 “（吴）昌時，嘉興人。有幹材，頗為東林效奔走。然為人墨而傲，通廠衛，把持朝官，同朝鹹嫉之。左都御史宗周、僉都御史光辰以救開元、埰罷，尚書石麒又以救宗周等罷，延儒皆弗救，朝議皆以咎延儒。會昌時以年例出言路十人於外，言路大嘩。” 周延儒自然是坐视不管，而此时吴昌时又借年例将十余名言官贬出为外官，一时间言路大哗，不但是东林党党外就是东林党党内也是群情激愤，朝野上下对周、吴二人长久以来积聚的不满开始集中爆发。
掌科给事中吴麟、掌道御史祁彪佳于是弹劾吴昌时挟势弄权，这两人虽是东林党，但一向与周延儒和吴昌时不和。崇祯六年，“首辅周延儒家在宜兴，子弟家人恃势横行乡里，邑民焚其居宅，发其祖墓。彪佳既捕治如法，而于延儒亦不稍徇情。延儒恨之，回道考核，竟被降俸，遂以侍养为名告归。” 因为周延儒“下虐小民如故，于是冤民相聚，夜发其祖茔”，导致冤民暴乱，挖了周延儒家的祖坟，是为“宜兴民变”。处理此事的祁彪佳因“薄治乱首，而穷追致乱之由”而得罪了周延儒，被周延儒打击报复而被降俸，只好于第二年上疏乞归奉母。八年后的崇祯十五年九月祁彪佳起补河南道掌道御史，因清军入塞道路阻塞，十二月初才抵京赴任。
崇祯十六年三月，祁彪佳上疏弹劾吴昌时乱制弄权，见其《还朝疏草》：“昌时之为人也，反复多态，机变无穷，明偷寒送暖之情怀，作造械推波之行径。惟是依附正人，猎有虚誉，一旦窃身要地，深恐发其隐私，以故汲汲皇皇，图钳固言官之策，初则到处招摇，云欲为内转者复功升劳升，是借皇上之爵赏，以欣动言官也。继则逢人恐喝云：必使外转者有十人八人，是又借皇上之磨砺以怵吓言官也。其意使冀内转者有昵于欣动之求，使惧外转者胁于怵吓之威，便可钳口结舌，恣其惟所欲为矣。如此招权恬势，必将纳贿行私。在家臣秉破格引用之公心，在铨司逞巧借牢笼之故智，臣其为铨席惜之。敢明申明衙门之执掌，并以直抉昌时之肺肠，伏候圣明裁鉴。……崇祯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具题。”
五月，锦衣卫骆养性和东厂太监又揭发周延儒消极怠战、谎报战功，亦是因旧日宿怨。“吴铨曹昌时与吴金吾孟明密，及骆金吾养性以楚人继，尽革孟明诸厂役与昌时相通者，昌时怒，欲除养性，以己心腹代。适朱侍御国昌疏纠养性，养性所费几及十万方解，或云周皇亲奎力。周辅延儒亦有易养性意，故养性并怒焉。”但崇祯还是不愿处置周延儒，说周延儒“尽心报国，始终不渝”，“功多罪少”，下令免议，并赐给周延儒路费一百金，可谓是恩遇非常。
七月初十，山东佥事雷演祚弹劾范志完与周延儒结党误国，而后御史蒋拱宸又弹劾吴昌时贪险不法赃私巨万，又牵连到周延儒，给事中东林党曹良直亦上书弹劾延儒十大罪， “至是，吴昌时事，圣怒遂不可回矣。”
吴昌时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呢？通内！
“吴铨曹昌时通内，每阁票一旨，必先知，是以众论沸腾，具疏乞休，拟票云：「吴昌时准回籍调理，病痊起用。」闻周辅延儒票也。旨未下，昌时已宣言于人，谓已得温纶。及与蒋侍御拱宸质御前，拱宸几屈，惟所纠预闻旨一，上取原票阅之，果是，故败。”
崇祯最恨朝臣通内，于是将吴昌时下狱，判了死罪，并决意要诛杀延儒。于是崇祯下令将周延儒捕入京师。周延儒欲托前辅臣王应熊为他求情，事情泄露，结果王应熊见到崇祯还未来的及说话便被喝令回去。刑部判周延儒流放戍边，也被崇祯否决。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吴昌时被处死，周延儒被勒令自尽，并被抄家。
明史。周延儒传》：“已而御史蒋拱宸劾吴昌时赃私巨万，大抵牵连延儒，而中言昌时通中官李端、王裕民，泄漏机密，重贿入手，辄预揣温旨告人。” 明写出吴昌时交通太监李端、王裕民，但有的野史虽未直言，却从侧面暗示吴昌时和周延儒“通内”交通的是皇贵妃田秀英，那么这是事实么？就让我来为大家彻底还原那被歪曲颠倒的历史真相！
先看首辅周延儒。
《五石瓠》：“大珠当筹 周宜兴以大珠三十颗，畀董心葵为识，以当牙筹。凡士大夫进千金者，心葵以一珠归，宜兴即知其贮千金也。竟三十珠，宜兴仍发与心葵再进。如是者周而复始，一月之中，不知凡几。宜兴又善媚，田贵妃珠履上，有“臣周延儒恭进”字。思陵见之，始不慊其人。”
《霜猿集》记载：“花为容貌玉为床，椒殿承恩卸却妆。三寸绣鞋金缕织，延儒恭进字单行。【注：上昼幸妃，见妃(田妃)绣鞋精巧，举而视之，有细书一行曰：臣周延儒恭进。上不悦，由是薄延儒。】”
这是仅有的两处暗示周延儒交通田妃的野史记载，因此绣鞋案被明史学家们广泛引用。
可是它是真的么？首先要明确一点：《五石瓠》的作者是东林党刘銮，而《霜猿集》的作者周同谷是史可法的幕僚，也是东林党人。接下来我就一点点地撕去这东林党笔下的伪乱，看看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绣鞋有无不好查对，就让我们先从有据可查的大后果上入手。绣鞋案直接导致“上不悦，由是薄延儒”，那么崇祯不悦而薄其人会具体怎么做呢？史书中有两处详细的记载供我们参考：
东林党陈仁錫被免官。“一日，皇后与皇帝，同看除目。后见陈文庄名，指之曰：“此吾家探花也！”上不悦。曰：“既是汝家翰林，莫想得阁老？”后因言他事，以解之。”。
东林党项水心被降职。“又項水心煜與嘉定家結親，用吳中風俗行禮，有彩花，製作奇巧。不數日，傳達宮中，上甚不悅，既而竟有降調之處。”
崇祯不悦而薄其人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其降职免官，那么被崇祯“不悦而薄之”的周延儒被崇祯怎么样了呢？不但没被降职免官，反而始终独得崇祯的信任倚重，而且就是在田秀英死后也依然权势滔天一时无两。
崇祯十五年三月田妃病情已是十分沉重，所以才会请求崇祯提前将四皇子封王，以求能在死前亲眼看到。“三月二十一日，册封皇四子为永王，田贵妃生，甫十龄，妃久病请封，且云“恐不及见”，故亟慰之。”三个月后的七月十五日田秀英病故。按照田秀英的病情来看，这绣鞋案如果是真的，也只能发生在崇祯十四年九月周延儒抵京后到崇祯十五年初的四五个月里，否则田妃的身体条件不允许啊。可周延儒被崇祯冷落是崇祯十六年七月的庭审吴昌时之后的事情，这时间完全对不上啊，一起来看看周延儒复起又被诛的年表：
崇祯十二年，吴昌时开始为扳倒薛国观复起周延儒而奔走运作。杨嗣昌离京剿匪。
崇祯十三年，七月初五，五皇子被周后借鬼魂“九莲菩萨”之名害死，田秀英病情加重。 十二月，周后“于南中（即南京、扬州）用重价买得歌舞女子数人”，崇祯“甚宠之，数月未与田妃相见。”
崇祯十四年，正月，福王被李自成捕杀。
二月初五，张献忠杀襄王。
二月，崇祯下旨启用周延儒“擘画两年，纶綍始下，时为崇祯十四年之二月。”
三月初一，杨嗣昌病亡。田秀英向沉迷在周后的美女们温柔乡中的崇祯上书，“当今中外多事，非皇上燕乐之秋！”。
六月，周后又演出鬼魂带话，“(崇祯)接瀛国夫人奏。瀛国夫人者，孝纯太后母也。瀛国夜梦孝纯归语上瘁而哭，言动举止如平时。又云：“翼日有为解菜者，上勿却也。”上持奏入宫，见后解菜，惊询曰：“汝何以为此，岂亦有所闻耶？”曰：“无有。”因念先后慈在冥冥，尚保惜至此。乃出奏示后，再拜举箸，相向哭，泪溢盘槅。”
周延儒抵京与崇祯见面“六月陛见，相得甚欢，呼先生而不名。”周延儒复出后，立刻大举启用先前被罢免的东林党官员，郑三俊出长吏部，刘宗周出长都察院，范景文出长工部，倪元璐辅佐兵部，李邦华、张国维、徐石麟、金光宸等分别担任要职；释放傅宗龙，为已故的东林党文震孟和姚希孟恢复名誉。
十一月，看到歌舞女子们失宠，周后又选卢妃入宫。
崇祯十五年，正月初一：“帝以礼（周）延儒特重，尝于岁首日东向揖之曰：朕以天下听先生。”
看到新选的卢妃不得宠，周后于是特派父亲周奎去江南重金购得令人“欲仙欲死”天下闻名的陈圆圆献给崇祯，可是忧心国事、心系田妃病情的崇祯无心享乐，居然难得的极干脆的将陈圆圆退回周府，而后陈圆圆被周奎送给吴三桂以结纳朝廷新贵。
三月，田妃病情沉重“三月二十一日，册封皇四子为永王，田贵妃生，甫十龄，妃久病请封，且云“恐不及见”，故亟慰之。”
七月十五中元节，田秀英病亡，“上痛悼，恤禮加等”。
崇祯还把田贵妃与其母亲刘太后的画像一起放在长椿寺，清代进士法式善《陶庐杂录·卷一》记载：“长椿寺旧藏明慈圣李后、孝纯刘后、田妃三像。兵火后，孝纯像仅存。” 长椿寺，位于北京西城区长椿街。建于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是明神宗的母亲孝定李太后下令敕建用以居水斋禅师，水斋大弟子为神宗的替修。神宗赐额“长椿”，意味着神宗祝愿他母亲健康长寿。李太后死后人们叫她“九莲菩萨”，所以长椿寺里一直保存着一幅九莲菩萨像。崇祯因想念他的生母孝纯刘太后，让画家画了一张刘太后像，也挂在长椿寺内。田秀英死后，崇祯又将田秀英画像挂在长椿寺内。后来，万历母亲李太后和田秀英的画像都毁于兵火，光绪年间只剩下刘太后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太后像也丢失了。
八月，崇祯首次下旨公开选美，“八月戊子，命采良家女充九嫔。”还明确要求“良家子女年十四以上、十六以下，必德性纯良，家族清白，容貌端洁者，方许与选。” 由于国事日危，大臣们拖延不办，选美一事最终不了了之。崇祯要求全国选美受阻，但这难不倒老司机周后，于是崇祯的乾清宫旁的小屋里出现了众多杂居一室的没有名分仅供崇祯随时发泄的“青霞女子”。还是东林党培养的周后会做事啊！杨嗣昌死了，田秀英也死了，明朝的舞台终于全部交给了正人君子东林党和一代贤后周后了。
八月二十四日，由于周延儒说情，因弹劾杨嗣昌而被充军广西的东林党黄道周得以翻案复官，崇祯是非常给周延儒面子的。“十五年八月，道周戍已经年。”“八月二十四日，讲读毕，上召五辅臣入文华后殿，手执一本，问张溥、张釆何如人？“御史刘熙祚、给事中姜埰交章言溥砥行博闻，所纂述经史，有功圣学，宜取备乙夜观。帝曰：“溥已卒，采小臣，言官何为荐之？”延儒曰：“二人好读书，能文章，言官为举子时读其文，又以其用未竟，故惜之耳。”帝曰：“亦未免偏。”延儒言：“诚如圣谕，溥与黄道周皆偏，因善读书，以故惜之者众。”帝颔之，遂有诏征溥遗书，而（黄）道周亦复官。”
九月, 清兵第五次大举入塞，俘获人口三十七万。
熊开元弹劾周延儒，令对周延儒分外倚重的崇祯极为震怒，将熊开元与给事中姜采廷杖后投进诏狱，然后密令骆养性将熊、姜二人秘密打死。（注：经东林党营救未成）
十月“崇祯十五年十月初十，布衣董廷献（董心葵）亦得亲承圣语” 见东林党刘鑾的《五石瓠》，周延儒的狗腿董廷献一介布衣居然得见崇祯，可见周延儒的权势滔天。
然后，高潮来了，周后为周延儒庆寿，这可真是亲如一家啊！“壬午（崇祯十五年）十月二十日，为延儒半百之诞辰，拟举觞大内，周后以皇亲云路（即周后父亲周奎，字云路）通谱，备寿仪外，廷则尽文武，遍海内为延儒添筹矣。”
十一月“周延儒劝上召前大学士王应熊。延儒知外渐有异议，故以自代，盖资之为援也。上从之，命召应熊。”预感不妙的周延儒举荐王应熊为自己提前安排后援，崇祯对周延儒是有求必应。
十二月，刘宗周、金光辰等因力救熊开元和姜采而被罢免。
崇祯十六年，五月，“越四日还朝，为初十上午，即入文华殿陛见欢迎，亲手扶握，慰势倍至。” 即使在获知周延儒消极怠战、谎报战功后，但崇祯还是不愿处置周延儒，说周延儒“尽心报国，始终不渝”，“功多罪少”，下令免议，“逾日議處疏上，旨下猶予致仕，賜路費銀百兩”，并赐给周延儒路费一百金，可谓是恩遇非常。
七月二十五日，崇祯中左門御审吴昌时通内一案，“至是，吴昌时事，圣怒遂不可回矣。” ，“即日遣緹騎逮首揆”。
从时间上看，崇祯直到十六年六月都是非常倚重维护周延儒的，因为周延儒的说情而复官与田妃敌对的黄道周，听从周延儒的劝说启用王应熊，还对弹劾周延儒的朝臣极力打压，如果周延儒送田秀英绣鞋是真，为何崇祯待周延儒之厚是与日俱增？周同谷写的“上不悦，由是薄延儒”根本就是鬼扯！
最不可思议的是周后居然还特意为周延儒大办寿宴“备寿仪外”!如果周延儒真送了绣鞋，这绣鞋也只能是送给了东林党的代言人周后，否则嫉恨田妃的周后能愿意为周延儒大办寿宴么？而且也只有送给周后，才符合周延儒身为东林党同盟军的政治立场，也才能对应的上周同谷和刘銮两人所写的“上不悦，由是薄延儒”的时间，因为田妃早在周延儒伏法一年多前的崇祯十五年七月就已经病逝了！
再审视细节：“上昼幸妃，见妃绣鞋精巧，举而视之，有细书一行曰：臣周延儒恭进。上不悦，由是薄延儒。” 我真是服了周同谷，瞧那场景描写“举而视之”，再看看那心理活动“不悦,由是薄延儒”，居然连崇祯的动作和心理活动都一清二楚，这就是贴身的太监也做不到啊，莫非崇祯临幸的其实是周同谷本人？否则周同谷何以得知崇祯的房事细节？这东林党还真是神通广大，还特意安排了个“昼幸”，估计是充分考虑到如果不是“白日宣淫”的话，光线不好，崇祯就无法发现绣鞋底上的小字了。这剧本编的，东林党的无耻还真是没有底线！
再看看'常居禁中宿卫’、是很多事件的目击证人的锦衣卫指挥佥事王世德在《崇祯遗录》中的记载：“周延儒与嘉定侯周奎通谱，常使客董山人怀重资，与奎子鉴博，故负之。鉴喜，时时与之饮宴，遂得探内庭消息，凡事先意逢迎，其奸狡多此类。” 原来真正与周延儒勾结的出卖崇祯消息获利的不是田秀英，而是东林党的圣贤皇后周后！
李清，东林党李思诚之子，明崇禎四年（1631年）辛未科進士，东林党倪元璐的门生。李清为官多持中立，所以亲东林党的他并不被完全视为东林党。李清于崇祯十年丁丑入京，崇祯十七年（1644年）甲申之变前夕奉旨出封淮府，国变时不在京城。后任弘光朝的工科给事中，迁大理寺左寺丞。李清以直声闻名于世，明亡后拒仕满清，表现出了坚贞的民族气节。李清将他任刑部（崇祯十一年）、吏部（崇祯十五年）和工部（南京弘光朝）三部给事中时的见闻都写在了《三垣笔记》中，“举予所闻见，以笔之书，非予所闻见，不录也”，其中记载了这段他从十库内官口中获知的令人震惊的宫廷秘闻。而这一反常规的宫廷秘闻是身为民间秀才的毛奇龄所无法了解到的，想当然地用了常规的“妾”，结果编的谎露馅了。
熟悉明事的史学家全祖望称赞李清的《三垣笔记》“最为和平”，虽然亲东林党的李清也会为周后和东林党遮掩一二，但他的记述比较中正，这与黄宗羲、吴梅村、张岱等歪曲捏造以诋毁政敌的卑劣相比实在是强出太多了，所以他的著述的历史价值还是很高的。李清的《三垣笔记》对吴昌时的记载最为详细客观，但从他的《三垣笔记》里根本找不到任何吴昌时交通田妃的风闻记载。再看看'常居禁中宿卫’、是很多事件的目击证人的锦衣卫指挥使王世德的《崇祯遗录》也是如此。
再来看声称吴昌时用彩花交通田妃的《彤史拾遗记》的作者毛奇龄，浙江蕭山人，复社陈子龙的门生，“自少受知华亭陈子龙”，东林党派，明末诸生而已。毛奇龄于康熙十八年出仕满清参与纂修《明史》。“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廪监生荐举博学鸿儒科，试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以《古今通韵》1卷进呈，得到赞赏，诏付史馆。在满清平定三藩后肉麻歌颂康熙是“神圣威武”、撰写《平滇颂》“以献谀为能事”。康熙三十八年，康熙三次南巡，毛奇龄呈进自己撰写的《圣谕乐本解说》、《皇言定声录》、《竟山乐录》以献媚清政府。
毛奇龄为人鄙薄、品行卑劣，明史学家全祖望专门作过《萧山毛氏纠谬》十卷，以警示世人毛奇龄缺乏文德，好造假欺人，“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示人有本者，有前人误之已经辨正而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因一言之误而诬其终身者，有贸然引证而不知其非者，有改古书以就已者”。
毛奇龄的著述多错谬已成公论，而他对田秀英的污蔑诋毁与他的东林党背景是分不开的。他参与编纂《明史》时不敢写得太离谱，毕竟参与的人多，又在帝都，谎言太扯了会被人一眼识破，所以他只能将这卑劣的谎言写在他自己的《彤史拾遗记》里欺骗不了解明宫内幕的世人了。这造假手法与黄宗羲是同出一辙：黄宗羲不敢在自己主编的《明史》中胡写，却让自己的好学生----也就是用小说篡改历史的金庸的先祖查慎行，利用编写野史《人海记》来杜撰谣言，居然将田妃易制将抬轿太监换成宫女被崇祯称许一事歪曲捏造成田妃借易制阴谋陷害周后，甚至编造出周后因此呕血的苦情戏为周后博取同情（详见我前面的《《红楼梦》中'造衅开端实在宁”隐藏的历史真相》中的细解），毛奇龄和黄宗羲不愧是同党派的造假好同僚啊！
那么吴梅村和毛奇龄为何要捏造田妃向吴昌时私买彩花的谎言呢？为了掩盖真正的宫廷彩花案！
请看太子朱慈烺的老师----东林党杨士聪的《玉堂荟记》中所记载的宫廷彩花案：“上於戚畹優厚，而不欲朝臣與之結交。相傳中宮曾指陳芝台（即周后的老师东林党人陈仁锡）姓名曰：此吾府探花也。上曰：既是汝家翰林，莫想作得閣老。又項水心煜與嘉定家結親，用吳中風俗行禮，有彩花，製作奇巧。不數日，傳達宮中，上甚不悅，既而竟有降調之處。即此二事，上於戚畹嚴防如此。乃武陵專於內中取事（即田秀英荐举杨嗣昌）而坦然無疑，何也？”
同样也是新式彩花，同样也是从宫外官员手中传入后宫中，同样也是崇祯生气“上不悦”，几乎是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項水心送彩花给周后被崇祯发现的史实被篡改成了周后的宫女提示崇祯追查到吴昌时卖彩花给田妃！
原来令崇祯不悦的后宫里制作精巧与众不同的彩花乃是朝臣项水心送给周后的，却被吴梅村和毛奇龄无耻的歪曲成田妃私买吴昌时的彩花！东林党杨士聪记载此事的本意原是为周后喊冤叫屈，声讨崇祯为何厚田妃而薄周后？却无意中暴露了历史的真相！让我们领教到了吴梅村和毛奇龄偷梁换柱篡改历史的好手段！栽赃嫁祸、卑劣之极！
这个送花给周后的项水心就是那个根据吴昌时的提议与复社领袖张溥和东林党党魁钱谦益等在虎丘石佛寺密谋通内帮助周延儒复出的项水心，“计非起复宜兴，终成孤立之势。（张溥）乃与钱牧斋、项水心、徐勿斋、马素修诸先生谋于虎邱之石佛寺。”；也就是我前面细讲过的在崇祯七年按照张溥的要求内定周延儒老师吴锺峦和复社成员中式的那个大肆舞弊的主考官项水心！
《小腆纪传卷第十九》又载周奎收受项水心的贿赂为其通门路：“（项水心）纳贿于嘉定伯周奎，求再入闱雪耻。而癸未会元，所得又为陈名夏（在一六四三年的会元中身为主考官的项水心又选了复社的陈名夏中式，屡屡为复社成员大开后门啊！）”《明季北略》：“项煜，字仲昭，号水心，南直吴县人。天启乙丑进士，官少詹兼侍读，伪太常寺丞。煜素巨宦，初在魏党，旋媚东林求脱，遂复故物，家起华门，骤致奇富。所居为假山，徐氏名产，捐万二千金得之。以词林清修之席，而一居之，侈已如此，其品可知。”
明知崇祯不许后妃与朝臣联姻，“上於戚畹優厚，不欲朝臣與之結交”，周后周奎却偏偏要与东林党巨富兼翰林学士项水心结亲，这对父女贪得也太过了！
再看崇祯刑审吴昌时通内一案的秘密。
崇祯十六年“蒋拱宸疏参宜兴及吴昌时，内有“通内”一事，为上所最忌。七月二十五日，召府部九卿科道廷鞫，上角素，率太子与定王同讯。呼昌时前，诘其通内，上声色俱厉。”此处的记载耐人寻味，崇祯当时有三个儿子，永王与定王年纪相当，为何不让四皇子永王参与“同讯”？
我从正反两方面来分析：
正：崇祯此举是为栽培儿子，想让他们学习如何治国。
为栽培太子，崇祯是这样做的：“上每阅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观，且语之曰：“凡阅科道疏，须观其立意，或荐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处。若铺张题面，娓娓纸上者，借耳，无为所欺也。”可若是这样的话，崇祯按照惯例应该只带未来的国君即太子一人“同讯”， 为何这次却偏偏带上了三皇子定王呢？
再说了，平常都是召太子一人旁观学习如何决策国家大事，而这次崇祯却是让他兄弟两个观摩血腥残酷的刑拷场面，这也太不体谅少年儿童的承受能力了。尤其是定王，与四皇子永王朱慈炤面对李自成时无所畏惧的从容应对相比，毫无一言的定王应该是个胆小怯懦的孩子；“长太子名慈烺。永王名慈焕，皇贵妃田氏出。定王名慈灿，周皇后出。一长公主，周皇后出。四坤仪公主，袁妃出。太子最后出，不及至成国府，而匿民间。永王、定王并至嘉定府。十九日闯入，求上及皇太子。二十日起晨，嘉定侯周奎以永、定二王入朝。闯令行君臣礼，不从，遂长揖。闯曰：『若父何在？孤必无杀意，何不出一见孤』？永王（即四皇子朱慈炤）曰：『不能面受卿辱，自缢宫中，无他往也』……四月九日，复入朝，闯命之跪，永王不屈。『何不杀我』！闯曰：『汝无罪，姑免』。”崇祯不叫胆量过人的永王来“同讯”，却带上了胆小怯懦的定王，于情于理皆不合。
反：崇祯此举是为了杀鸡儆猴，震慑与吴昌时交通的内宫之人。
崇祯在殿堂上大搞刑讯就连阁臣都觉得不当，“阁臣蒋德璟、魏藻德出班奏曰：“殿陛之间，无用刑之例，伏乞将昌时付法司究问。殿陛用刑，实三百年未有之事。”崇祯当即怒喝“吴昌时这厮，亦三百年未有之人！”崇祯之震怒可想而知，他就是要开这个先例狠狠震慑与吴昌时交通的内宫之人。
崇祯十六年时太子虚岁十五、定王虚岁十二，而吴昌时早在崇祯十二年谋划扳倒首辅薛国观复起周延儒时就已经开始通内打点门路了，四年前不过十一岁的太子能配合得了吴昌时么？更不要提只有七八岁的定王了！所以与吴昌时交通的绝不会是太子和定王。
那到底是谁和吴昌时勾结呢？就让我们去太子和定王身上找答案吧。太子和定王有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俩都是周后生的！原来真正与吴昌时交通的内宫人物乃是母仪天下主持后宫的东林党美化盛赞的贤后周后！崇祯酷刑拷打吴昌时杀鸡儆的就是周后那只猴！怪不得同时被审问的还有与周后周奎通谱的周延儒的门客董廷献！家丑不可外扬，崇祯是无比要脸的非常爱惜名誉的皇帝，他的皇后怎能暴露于臣子面前，又怎能与臣子一起论罪？但为了教育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的周后，崇祯只好演了这么一出敲山震虎的大戏，用旁观酷刑震慑周后的两个儿子以警告周后。效果怎么样？只有天知道了。反正周后再贪也只能贪9个月了，因为第二年的三月崇祯亡国了，三月十八日周后被命令殉国。
东林党极力地赞美周后“不为外家乞恩泽”“每裁抑外家恩泽”，可事实呢？周后推荐老师东林党陈仁錫被崇祯怒责、收受东林党郑鄤巨贿为其说情被崇祯训斥，与朝臣项水心联姻被崇祯责备，与吴昌时交通泄密、出卖崇祯的内廷消息给周延儒换取巨资因此被崇祯杀鸡儆猴予以警告。周后是时时不忘结交朝臣谋取私利，周后的不安分令崇祯十分的警惕，所以才会对周后是疾声厉色。与周后交通的陈仁錫和项水心被降职、郑鄤被三千六百刀活剐、吴昌时被弃市、周延儒被赐死。这还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周后的恶行因为没有被崇祯发现、因为有东林党的极力遮掩而不为人知。
只有了解到历史真相，我们才能明白为何崇祯会对周后交通外臣极为不满，却独对田秀英荐举的杨嗣昌信任倚重，孰私孰公，崇祯还是分得清的。杨士聪居然还为周后喊冤叫屈，“上於戚畹嚴防如此。乃武陵專於內中取事而坦然無疑，何也？”不满崇祯为何要薄周而厚田！他真以为崇祯是个傻子，还是以为全天下人都是傻子，可以被他们东林党的欺世谎言永远地欺骗下去！一切周后做的丑事都可以栽赃给田秀英，这东林党的无耻也真是天下无敌了！看看被转嫁到田秀英身上的陈圆圆、狎具案、彩花案、绣鞋案等等，幸亏崇祯十五年十月周后给周延儒大肆操办生日时田秀英早已病故，否则估计吴梅村等东林党一定会再捏造出田妃为周延儒大办50寿宴的谣言伪史来混淆事实为周后洗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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