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团建队，繁荣文艺---回忆组建浏阳花鼓戏剧团的经过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刚翻身后的农民，欢天喜地庆祝自己的解放，农村到处欢歌笑语，歌舞升平，迎来了农村业余戏剧活动的鼎盛时期。

1952年8月，我和李炳煌同志分头普查、走访，费时三个月行程三千里（全部步行），登记当时浏阳农村拥有业余剧团159个，演职人员超过四、五千人。这是庞大的农村业余戏剧活动力量，极大地丰富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充分表明了解放后农民对戏剧活动如饥似渴的迫切要求。当时，有不少的人提议组建县一级专业戏剧团体，以满足广大群众的需求，不久，这项建议就得到了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1954年，县文化馆组织部分民间花鼓戏艺人开办学习班，当时一无经费，二无场地，困难重重，但是艺人们参加学习的热情特别高。他们自筹旅费，自备伙食到县报到集中学习，生活十分艰苦。通过一段时间学习，排练了一批传统花鼓戏剧目，筹备实习演出。为了解决办班的困难，拟作营业性演出，靠演出收入来保证学习班运行。后来改名为“浏阳民间艺人巡回演出队”，由李炳煌同志和老艺人高福长带队。

1956年，首次出县赴平江县城演出，一炮打响，连数日，场场爆满，有些剧目，观众看得如痴似醉，再要求重演。演员上街遭到围观，有些女演员一天竟收到观众来信十多封。剧团的精彩演出，不但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同时也引起平江县委高度的重视，他们还有意留剧团在平江定居，并愿意出钱买下剧团，浏阳县委当然不会同意。

1956年，为了充实加强剧团力量，提高演出水平，县领导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招考一批演员，我和李炳煌同志负责这次招考组织工作。我们除在城关镇各街道业余剧团抽调少数优秀演员外，还在各地来县报考人员中，通过考试挑选了部分优秀演员。这样，剧团演出阵容增强了，演出水平日益提高了。在随后排演的大型古装戏《十五贯》的成功演出就是很好的印证。

当时，县一级组建专业剧团，是要经过省、地级有关部门审查批准的。当时的浏阳县委书记是高峰，他原是湘潭地委团委书记，是原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的手下。他正在湘潭休病，由他亲自写出报告要我们去找已调省委文教办当主任的华国锋同志，后经省委文教办批准，但由于没有到省文化局备案，因此后来浏阳花鼓戏剧团的演出证没有省文化局的公章。

浏阳花鼓戏剧自从1956年正式组建以来，经历50多年的演出活动（其中在60年代初期，占剧团一半的人员约30多人，被湘潭地委抽调到湘潭组建湘潭地区花鼓戏剧团)，不但涌现一大批优秀的有影响的名演员，王霞生、唐济敏、喻毓芳、王清平、肖远扬、徐瑞萍、李惠芳、吴丽平等等，同时创作演出了一大批在省市有影响的经典剧目，如《菊花石》《杨立贝》《菊石魂》《石榴湾风情》等等。

浏阳剧团文革前，曾三次在省城长沙演出造成轰动。第一次是1957年进长沙城，在育英街新舞台剧院露面，演出大型传统古装戏《芙奴传》一炮打响，演员唐济敏扮演剧中的贾瞎子，出神入化的表演绝活，受到长沙观众极大的好评。特别是谭秋生先生设计制作的街景、火景，以及风云变换的舞台布景，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更引起观众极大的兴趣。当时湖南省长程潜亲临观看，还接见了剧团主要演员。第二次是1959年湖南省举办的首届地方戏曲会演。浏阳剧团由张文清创作的新编神话古装戏《菊花石》，荣获创作奖和演出奖，同时开创了地方县级剧团进入省级湖南剧院演出的先例。第三次是浏阳剧团1963年在长沙演出《杨立贝》的盛况，该剧是由上海沪剧《血碑》移植过来的，由当时剧团编剧陈伯仲改编为花鼓戏《杨立贝》，这是一出“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大型现代戏，开始我们对该戏上演是否卖座，持怀疑态度，谁知经彩排试演后，反响出乎意料，马上引起省市领导和各界人的重视。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长沙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总工会都派人前来观看，大家一致肯定该剧是一出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戏，团市委发通知三千多份，要求各基层支部组织团员观摩。二轻工矿企业工会也纷纷组织职工观看，一刹时，前来买票包场的络绎不绝，原担心无人买票，后来是无票出售。两、三个月的门票，全部包场售空。当时长沙市街头巷尾掀起一阵看“杨立贝”受教育的热潮。由于我们剧团不能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市文化部门又安排市湘剧团赶排“杨立贝”增加演出场地。当时引起省市报刊连篇整版的报导，湖南日报打出“演出近百场，观众超十万”的巨幅标题来报导演出盛况。这样一来，浏阳花鼓剧团在长沙的名声真正是无人不晓。

剧团由每天演一场，增加到演三场（上午、下午、晚上），演杨立贝的演员王银河，因唱词多戏份重，劳累过度，回后台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上，须紧急抢救。后来演杨立贝的演员增加到四人。

该戏为何影响这样大？打得这样响？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该戏描写解放前穷人反抗伪政权的统治，民告官的故事。揭露万恶的旧社会欺压人的血泪史，催醒人民要牢记血泪仇，永远不忘阶级苦。在当时全国农村即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开展阶级斗争教育的同时，这个戏无疑起到密切配合的作用。适应形势，配合运动，是这个戏造成影响最主要原因。为加强教育效果，青少年宫还特别举办一个《阶级教育展览馆》放在剧场旁边，专供观众先看展览后看戏。其二，当时的戏剧舞台上普遍是上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传统剧目，偶尔出现寓教于乐、催人深思的现代题材剧目，不能不说是独树一帜。因此肯定会吸引不少观众的眼球。其三，舆论宣传，推介剧情，开辟票源，争取观众，也是演出成功的重要原因。上演前，除通过报刊媒体作了深入报导外，我们对剧情作了大量的宣传介绍，使观众了解剧情，同情剧中人物。同时彩排时送票到机关单位请客看戏，只要碰到浏阳老乡，见人一张。因为门票有限，就派人下到单位帮助办理集体包场，轮换观看的办法。看来这些策划和操作都收预期的效果。总之，浏阳剧团这次在长沙演出《杨立贝》，不但轰动了整个长沙，而是开创了一个剧团同在一个城市、同一个剧院、同演一个剧目的三项之最：时间最久80多天，场次最多96场，观众最多10多万人，打破长沙演出史上的记录。

浏阳剧团在历史上曾创造过一系列辉煌成就获得不少的荣誉，1958年评为全省上山下乡红旗剧团，演员沈华金评为省级劳模，1960年沈华金又代表剧团出席全国文教卫系统先进代表大会。

﹏

﹏

﹏

﹏

作者：陈钟厚（1934--2021年），1950年9月考入湘潭地委建设文工团，11月分到浏阳分团任演员，两年后转入浏阳文化馆工作。曾担任全国皮影木偶协会理事、省皮影学会副会长、浏阳县政协委员、浏阳县文联委员、戏剧协会理事、皮影协会会长。主编《浏阳皮影》一书，著有艺术人生回忆录《陈八牛神》。自学成才，精通业务，曾经辅导过60多个专业和业余文艺团队，为浏阳文化事业作出了较大贡献。退休后从事台湾问题研究，担任过民革长沙市委祖统委副主任，在国家级、省市级刊物发表台情研讨论文30多篇。

本文由曾致根据陈钟厚先生回忆录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