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人物纵论
东阳人物纵论
——重修《东阳市志·人物卷》弁言
吴立梅
人物是人才中的精粹，为一地人文最集中的体现，系一方人文的标杆。作为东阳人才顶层之东阳人物，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医学、工艺、美术、建筑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人物的产生，大而言之，受制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小而言之，受制于家庭家族环境，但最根本的还是人物自身的追求和努力。在诸多内外因素中，大多因时而变，惟有自然环境，自东阳建县1800多年来，土地硗薄、山无良材、地缺富矿、七山一水两分田的格局基本上处于恒定状态，并不为人称道的自然环境促使东阳人克勤克俭，艰苦奋斗。
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东阳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两宋以来，走出东阳，向外发展，成为东阳人的集体无意识。或出仕，或从艺，或做工，足迹遍及神州，且如随风散落的种子，在江南塞北乃至五洲四海落地生根。生存的压力，迫使不论是外出的还是留守的东阳人均须勤勉不懈，坚毅不挠，力争上游，追求卓越，颖脱而出。外部的压力和自身的追求形成合力，使东阳人才络绎，群体庞大，资禀优殊，从而奠定了人物众多的基础。
但唐代以前，年湮代远，资料匮乏，人物资料奇缺。
两汉标榜以孝治国，以荐举选拔人才，其中尤以察举孝廉为著。流风所被，三国和西晋时期，出现了以孝闻名的斯敦兄弟和许孜父子为代表的人物，以致旧时以“孝”命名的乡就有斯孝、孝德、孝顺和孝义。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朝代更迭频繁，史志所见东阳人物寥寥。隋朝享国仅37年，且东阳被撤并，人物资料呈空白状态。
唐代是东阳人物的第一个高峰期。就科举人物而言，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二十三·选举一》载，东阳厉、冯、舒三族有13人，占唐代浙江进士72人的18%，占比之高在省内一骑绝尘。其中厉文才开浙江科举中进士之先河，厉玄为诗人；厉氏科第一直绵延至清代。冯宿兄弟子侄占7人，延及孙辈，有“祖孙九进士，兄弟两尚书”之誉。舒氏则兄弟4人联袂及第，舒元舆为东阳历史上第一位具有宰相身份的人物。东门滕氏也在中唐崛起，与厉、冯、舒合称“四大望族”。唐代东阳科举人物都出现在这几个家族，必然与其家庭环境有关。家庭是人生的摇篮，对家庭成员成长的影响极为深远。家庭乃至家族成员在科举上的成就，为其他成员树立了榜样和标尺，促使他们急起直追，奋力超越，从而形成你追我赶、后先相继、人才辈出的局面，造就了所谓的科举世家。科举世家而外，唐武宗以前的唐代皇帝大多崇佛，东阳出现了以慧威为代表的一批高僧，在佛教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其中有天台宗的七祖、八祖和十一祖。
五代变乱纷乘，但东阳科举人物卓拔依旧，在全省7人中占有2人，即奥里黄氏的黄遂、黄敔父子，黄遂官至工部尚书。
南宋是东阳人物的第二个高峰期。元代县志云：“佳山水降灵于人，名贤辈出，孝友隐逸之儒、治民将帅之才、文章之彦，汇见于史。巍科执政，踵相接也。”其原因，一是南宋偏安东南，淮河以北的士子处于敌国管制之下，不能南下应试。西南地区，大理国的统治几与两宋相始终。而两湖两广一带，文化教育较之东南还相对落后。这样一来，南宋士子主要来自江浙闽赣。因此，就全国范围而言，东阳士子的竞争对手大为减少。
二是东阳地邻南宋都城临安，直线距离不过百余公里。在南宋存续的一个半世纪中，东阳处于王朝统治的核心地带，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教育蓬蓬勃勃。南宋时期是古代东阳文化教育最为光辉灿烂的时期，书院林立，文风丕盛，人才蔚兴。
三是宋代重文轻武，即使武进士也需文考。南宋进士的录取名额之广空前绝后。其时庶族地主数量激增，这些人需要通过科举进入上层社会获取政治地位；而朝廷也需要吸收大量庶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参与国家管理，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两者一拍即合，就有了名额的增广，遂使中进士的难度降低。
四是一大批顶尖的名流学者如朱熹、唐仲友、吕祖谦、陈傅良、钱文子、叶适、魏了翁、方逢辰等留寓东阳，教习东阳子弟。所谓名师出高徒，遂使东阳科举有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即如南宋宗室赵公藻于城南创办的友成书院，延金华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吕祖谦主师席，东阳弟子乔梦符、陈黼、葛洪、倪千里、马壬仲、赵彦秬、乔行简、李诚之等，自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至庆元二年（1196）22年间先后中进士，且多为名臣。
竞争对手的减少，录取名额的增加，都使中选的几率大幅提高，再辅以教育的发达、名师的教导，造就了南宋东阳科举的辉煌。上述四因素，概言之，其实是得天时之助，地利之便，人和之力。
而东阳人口在南宋时期快速增长，生存压力加大，也促使更多的东阳人走科举入仕之路。东阳305位文武进士中，202位出自南宋，恰占三分之二。
南宋后期，科举人物中葛洪、乔行简、厉文翁、马光祖、何梦然等五人在理宗、度宗叔侄在位期间官至宰执，爵至公侯，自嘉定十七年（1224）至咸淳五年（1269）的45年间当政，俗称“五府”，在政坛举足轻重。厉仲祥、周师锐、杜幼节、俞葵、俞仲鳌等五人则在武举考试中独占鳌头，大魁天下。城区出现了簪缨相继的东李、西乔、南俞、北杜“四名家”，乡间则有享誉一时的路西陈、长衢郭、横城贾“三大宅”。
元代国祚短促，科举也时断时续，但总共16榜中东阳人有7位，在全国1139位进士中占0.61%，占比之高居历代之首。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如许谦、陈樵、胡助、张枢等不愿与蒙元统治者合作，耻于求仕，转而潜心学术，致力著述，在理学、儒学、文学、史学诸领域成就斐然。
明清两朝处封建专制统治末期，皇权造极、政治高压、文字狱频起的社会环境，迫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埋头书斋，覃精经学。明代有杜惟熙等一众学者遵奉阳明心学，清代的诸多学者也以阐释儒家经典为务。而明代的入仕为官者，大多义勇刚烈，何士英、金淛、许弘纲等或清廉自守，或謇謇立朝；剿倭抗清中出现了王鈇、杜学伸、张国维等青史流芳的人物。而许都在官逼民反之下愤举义旗，震动东南。雅溪卢氏在明代形成人物高峰，卢睿、卢楷、卢和、卢格、卢仲佃、卢洪春等或守御边防，或乡试夺魁，或封疆一方，或直言极谏，或悬壶济世，均名标史籍。明清两朝，延及民国，巍山赵氏、葛宅葛氏、蔡宅蔡氏、李宅李氏、紫溪邵氏、王坎头王氏、古渊头李氏、厦程里程氏、吴良白坦吴氏等也才士彬彬，人物迭现。而城区的南街吴氏、西街杜氏、东街李氏、潼塘韦氏、双泉徐氏、托塘张氏也以人才踵接、人物众多而有“六族”之称。
清代朴学大盛，东阳学者在致力儒家经典研究阐释的同时，将目光投向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成就不凡。其中如王崇炳、楼上层、张振珂、卢标等人的著述，成为不朽的卷帙嘉惠后人。东阳帮工匠跨州越府，走村串户，将东阳民居营造技艺推向浙江大部及苏皖赣等省。工艺美术在清代大放光华，东阳木雕由附庸而为大国，技显皇宫，誉享东亚。火腿业也勃然兴起，这一珍馐美馔行销宁汉沪杭等都会，脍炙人口。但封建时代，工匠被视为末技，能工巧匠留下姓名事迹者寥若晨星。
进入20世纪，创办新学，兴办实业，求学西方，从戎报国，成为历史潮流。民国时期，东阳法政人物之夥，异乎寻常，且在政坛颇有影响。而毕业黄埔、投身军界、抗日救国的人物也光耀简册。兴办实业以报国的更不在少数。但比较而言，更多的是走学术立身、教育救国的路子，因此，东阳在科技界、教育界的人物之众，超迈前代。而在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的历程中，有诸多先烈义无反顾，抛头颅、洒热血，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20世纪的上半叶，是东阳人物继唐代、南宋以后的第三个高发期，数量众多，领域广泛，成就不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教育鼎盛，东阳人的科学文化素养得到空前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政坛翘楚、商海骄子、科技健儿、学界精英，灿若星汉。人才和人物的多元又非以往所能相比。七八十年代之交，高考上线人数在省内遥遥领先。当今人物，有“十百千万”（十余位两院院士、百余位大学校长、千余位博士、万余位教授）之称。
外有压力，内有动力，崇文重教，刻苦自励，务实尚绩，锐意图强，造就了庞大的东阳人才群体，进而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影响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的人物群体——固然，其中也有个别逆历史潮流而动者。值得一提的是，捐资兴学、修桥铺路、扶危济困、赈灾救荒等，历朝历代不绝于史，郭钦止、吴文炳、吴崇福、蒋沐、包孟初、郭天翔、厉思恩、卢溶、赵孟实、金品黄、王惕吾等人的义行善举炳耀千秋。本卷所列的传记80余人、简介300余人，不过是东阳诸多领域人物的代表而已。
上文述及的人物，均为东阳籍，他们活动的地域、所作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当然不局限于东阳一隅。而非东阳籍人物，或为官一任，恫瘝在抱，造福东阳一邑；或慕恋东阳山水人文，定居南北两乡，卓有建树，化育一方。他们也是东阳历史、东阳人文的参与者和建构者，本卷当然也留有他们的位置。
2020.11.24 撰
原载2020.12.1《东阳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