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大中医流派内涵，你知道多少？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医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承担着中华民族和华夏儿女的繁衍和健康责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杏林涌现出了扁鹊、张仲景、孙思邈等一大批著名医家。他们在学术上各领风骚、独树一帜，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百家争鸣，相互渗透，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使中医理论不断完善，临床疗效不断提高，最终形成了中医学“一源多流”的学术及文化特色，使中医学好似一枝与众不同而又争奇斗艳的奇葩，绽放在偌大的世界医苑之中。
【一、医经学派】
以研究古代医学的基础理论为主，古代记载的医经有七家，仅有《黄帝内经》流传下来，对《黄帝内经》的研究也就奠定了中医学理论的基础。医经学派的著名人物和代表作品有扁鹊和《难经》、华佗和《中藏经》、皇甫谧和《针灸甲乙经》、全元起和《内经训解》、杨上善和《太素》、王冰和《素问注释》、吴琨和《素问吴注》、张介宾和《类经》等。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古代医经共有7种，计《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篇》，凡216卷。现在仅存《黄帝内经》一种，其他都不见了。医经家所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呢?《艺文志》说:“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德，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瘉为剧，以生为死。”
医经家所讨论的，仍不外基础理论和临证治疗两个方面。据现存《黄帝内经》的内容来分析，确是包括着脏腑、经络、病机、病症、诊法、治则、针灸、方药等。也就是对人体的生理活动、病理变化、病症辨识，以及诊断治疗各方面探讨。并结合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进行客观地认识，作出了比较系统、全面的综合叙述。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提高成为理性认识，而且还在于它把医疗和保健的原则提高到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原则的高度，并以自发的辩证法观点向形而上学的医疗观点进行了斗争，从而给祖国医学奠定了比较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础。现在广大中医运用的传统的基础理论，仍是以《黄帝内经》为主要依据。
【二、经方学派】
宋代以后因为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被尊为经典著作，所以“经方”就用来专指《伤寒杂病论》中记载的“经典方”。经方学派明清最盛，代表人物有方有执、柯琴、徐大椿、喻嘉言、张锡驹等。主要典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古今录验》、《近效方》、《崔氏方》、葛洪《肘后方》、孙思邈《千金方》、《外台秘要》等。
经方学派 重视运用经验方的一派。《汉书·艺文志》说：“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中医学从用单味药物发展为组合成复方治病，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很普遍了，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即是先秦时代的经方著作。前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为了不断提高疗效，很重视经验的积累和搜集，如《孔丛子》一书所载：“夫三折股而后为良医，梁丘子遇虺毒而获瘳，虑有与同疾者，必问所以已之方焉，众人为此之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疾也，凡言其方者，称其良也，且以参据所以已方之优劣也。”《汉书·艺文志》载有经方十一家，其中包括《汤液经法》、《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妇人婴儿方》、《金创?瘛方》等，说明西汉时代，经方已成一大派别。经方学派在六朝和唐代成为主导学派，当时著名医学家都有经验方的著作。例如，六朝有陈延之的《小品方》、阮炳的《阮河南药方》、范东阳的《范汪方》、葛洪的《肘后方》、释僧深的《僧深药方》等。唐代经方家三大著作有甑权的《古今录验方》、孙思邈的《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北宋的三大经方家有陈师文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许叔微的《普济本事方》、严用和的《严氏济生方》等;因经验方的盛行，北宋徽宗也曾主持编纂《圣济总录》二百卷，所集有效方剂约2万首，其搜集之富是空前的。元代有危亦林撰著的《世医得效方》。明代有朱棣撰集的《普济方》。清代著经验方的传人仍不绝如缕。
【三、伤寒学派】
专门研究张仲景的《伤寒论》和《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伤寒论的一部分，形成于晋代，绵延至清代，著名人物有王叔和、孙思邈、巢元方、王焘、庞安时、常器之、郭雍等。主要典籍：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庞安时撰《伤寒总病论》、许叔微《伤寒百证歌》、《伤寒九十论》、《伤寒发微论》、郭雍《伤寒补亡论》等。
围绕东汉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论》，探讨张仲景论治伤寒(古代外感发热性疾病的总称)的学说和辨证论治规律，以及研究张仲景本人、《伤寒论》版本流传的一批医学家。
自从汉末张仲景著《伤寒论》以来，历史上对它研究的有四五百家之多。该书最早的编次者是晋代的王叔和，他尤其重视从治法研究《伤寒论》。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晚年才得见张仲景的著作，他在六经分类条文的基础上，又采取突出主方，以方类证的办法整理《伤寒论》，以利临床验用。同时他认为凡疗伤寒，不出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这三方三法的范围，希望以简驭繁把握《伤寒论》的精髓。但当时张仲景的医著、医术流传不广。《伤寒论》广泛传播并得到深入研究始于宋代。
北宋校正医书局校正的《伤寒论》为学者提供了定本。整理者之一的林亿，率先提出《伤寒论》113方、397法之说。宋代的朱肱、韩祗和、许叔微、庞安时等，均有著述，各抒心得。例如朱肱《类证活人书》认为，《伤寒论》的六经，就是足三阳、足三阴六条经络，这种以经络论六经的见解最先触及了《伤寒论》六经实质这一重要问题。在这一时期，《伤寒论》研究厥功甚伟的是金代的成无己。成氏《注解伤寒论》，首次博引《内经》诸说，以释仲景辨证施治的道理，开引经析论、以经解经的研究法之先例。
至明末，不仅研究《伤寒论》的学者倍增，而且在伤寒学派中又分成许多流派。明代学者治《伤寒论》强调学仲景非拘执其“方”，而是致力于阐扬他的“法”，也就是辨证施治的原则。为了不走因循旧时随方衍义的旧套路，便于阐发《伤寒论》的精华，明末的方有执推出了“错简”说，认为通行的《伤寒论》年代久远，简编错乱，虽经王叔和编次，仍存在不少人为的错乱，因此他提出了自己的重订编次主张。他在《伤寒论条辨》中，削去《伤寒例》，把卫中风、寒伤营、营卫俱中伤风寒立说，并作为仲景原书要旨，其实与孙思邈的麻、桂、青龙三方三法名异而实同。清初喻嘉言附和“错简”说，将方有执的主张又演为“三纲鼎立”说，即“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中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经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喻氏更重视“法”的整理，在方氏《伤寒论条辨》基础上，订正伤寒397法。此后张璐、吴仪洛、程应旄、章楠、周扬俊等，更从而和之，后世称这一派学者为“错简重订派”。他们对王叔和、成无己持非议态度，引起了另一些医家的反对。例如，明末清初张遂辰及其弟子张志聪、张锡驹与错简派针锋相对，认为王叔和、成无己所做的编次注释工作均有助于仲景的《伤寒论》;该书皆仲景原文，绝非错简，不主张随意取去重编;在阐释仲景方法上张氏及弟子亦多有心得。清末陈修园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故现代多称他们为“维护旧论派”。
在《伤寒论》六经的实质及如何更好地归纳《伤寒论》精义方面也有不少争议。如宋代朱肱曾以六经为经络，清代汪琥在《伤寒论辨证广注》中响应：“伤寒之病，必传经络，仲景分六经，不出‘灵枢’经脉。”因此他对六经证候从经络角度予以增删。属于维护旧论派的张志聪和属于错简派的黄元御，在六经的实质上看法倒是一致的，即以六气来分析六经，以脏腑来联系六气。清代的柯韵伯对朱肱的六经为经络之源也持有异议。他认为六经是“经界之经，而非经络之经”，且反对喻嘉言的三纲鼎立说及397法的划分，主张按方类证，如有关桂枝汤的各条文统归桂枝证。其后徐大椿亦仿而行之，谓仲景著书不过是随证立方，本无一定次序可言，于是他以桂枝汤、麻黄汤等12类汤，来归类《伤寒论》113方，从而形成以方类证派。与以方类证不同的是以法类证，代表人物是清代的钱潢和尤在泾。尤氏《伤寒贯珠集》不像其他伤寒家那样拘泥于条文字句，而是另辟蹊径，以正治、权变、斡旋、救逆、类病、明辨、杂治、刺法这八法来概括三阳篇，谓诸法如珠，贯通全论。此外，沈明宗、包诚等则主张分经类证。伤寒学派中的学术主张争奇斗艳，各派通过争鸣，从不同角度对《伤寒论》的理论构架、六经实质、辨证方法、论治精髓等进行了讨论，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医临证水平，活跃了医家辨证论治的思路。
【四、河间学派(寒凉派)】
由“金元四大家之首”金代河间著名医家刘完素开创，以阐发火热病机为中心内容，擅长运用寒凉的治疗手法。河间学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攻邪学派和丹溪学派，又是温病学派产生的先导，是中医学术史上颇具影响的学派之一。河间学派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师承授受关系，自刘完素创火热论之后，承袭其术者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亲炙其学者，有穆大黄、穆子昭、董系、马宗素、荆山浮屠等。主要典籍：《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三消论》、《保童秘要》、《素问药注》、《刘河间医学》。
刘完素生于宋金对峙时期的北方金国，以阐发火热病机，善治火热病证，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三消论》、《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保童秘要》等学派开山之作。其学派内又有张从正与朱丹溪等人，不仅继承了河间之学，又有自己的创新而卓越成家，后人甚至将张从正、朱丹溪与刘完素、李东垣并列，称金元四大家或四子学派。
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是以阐发火热病机为中心内容的一个医学流派。开始于研究外感病之火热病机，继而演变为研究内伤之阴虚火旺病机。它促进了中医学病机学说的发展，亦为后来温热学派奠定了基础。
刘完素的火热学说思想，渊源于《素问·热论》和《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火热论的主要论点是“六气皆能化火”说。临床运用则分为表里二证，火热在表，则用辛凉、甘寒之法以汗解;火热在里，则用承气诸方以下解;表里俱热，则用防风通圣散、凉膈散以两解之。自完素以后，讨论火热病的理法方药乃自成体系，成为火热论派。
直接承传完素之学的有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浮屠传之罗知悌，罗知悌传之朱丹溪，丹溪传之赵道震、赵以德、虞诚斋、戴元礼、王履、刘叔渊等人，而以朱丹溪最著。私淑完素之学的有张从正、葛雍、镏洪等，以张从正的影响最大。张从正虽言“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临床亦多采用完素所制诸方，但不都强调“兼并同化”。而谓凡非人体所自有以致病者，不论其为火热与否，概属邪气。主张祛邪务尽、攻邪从速，而倡汗吐下三法以攻邪之说。三法亦分表里，在表汗之，在里或吐或下之，特别是用吐法有得心应手之妙。说明从正师河间而又发展了河间之学，便成为攻邪论者的宗师。
朱丹溪为刘完素的再传弟子，受到完素火热论的启示，发挥为“阳有余阴不足”之说，变六淫之火邪，为内伤之火热。所谓“阳有余”，乃指相火之易于妄动而言，相火妄动，则阴精易伤，是为“阴常不足”，于是提出养阴泻火之法。使河间之火热论一变而为滋阴说，这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纵观河间学派，刘完素、张从正、朱丹溪是该派最具代表性的三大家。其火热论、攻邪论、养阴论三家立说同，各有发明，各尽其妙用，皆足资取法。
【五、攻邪学派(攻下派)】
以“金元四大家”金代张从正为代表，强调“病由邪生，攻邪已病”的学术思想，在继承了河间学派善用寒凉的特点之外，又发展出了用汗、吐、下来驱邪的方法，这种方法也影响到后来的温病学派。主要典籍：《张子和心镜》(又名《伤寒心镜》)。
攻邪学派以攻击病邪作为治病的首要任务，强调邪留则正伤，邪去则正安之理，善于运用汗、吐、下三法。其学说的产生，远则取法于《内经》《伤寒论》，近则受刘河间火热论及其治病经验的影响，张从正为该学派的代表人物。
张从正，金著名医家。《金史》载：“其法宗刘守真，用药多寒凉。”阐发河间六气病机之旨，尝有“风从火化，湿与燥兼”之论，并认为风、火、湿、燥，皆为邪气，邪留正伤，邪去正安，故治法一以攻邪为宗，遂成为攻邪派的师祖。是河间之学传之张从正，又为之一变矣。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张从正的攻邪学说抨击了宋金一些医家盲目投补给病人带来的严重危害，对纠正医界的不良时弊起到了积极作用，其学术经验阐发了攻邪祛病的道理，使《内经》有关论述得以发扬，并在临床上得到了验证。攻邪学说充实和发展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对后世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张从正的入室弟子有麻九畴、常德，麻九畴，长于经史，《归潜志》云：“晚更好医方，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子和所著书，多半出于麻九畴手。张颐斋序《儒门事亲》曰：“宛丘张子和，兴定中召补太医，居无何求去，盖非好也。于是退而与麻征君知几、常公仲明辈，日游上，相与讲明奥义，辨析至理，一法一论，其大义皆子和发之，至于博之于文，则征君所不辞焉。议者咸谓，非宛丘之术，不足以称征君之文，非征君之文，不足以弘宛丘之术，所以世称二绝。”常德，字仲明，镇阳人。著有《张子和心镜》(又名《伤寒心镜》)一书，首论刘河间双解散，及从正增减之法，其余都属于刘、张二家的绪论。私塾从正之学的有李子范。李子范，《儒门事亲。后序》云：“有隐士林虑李君子范者，以其有老母在，刻意岐黄，及得是书，喜而不舍，遂尽得宛丘之传”。则李子范为私淑从正之学而有心得者。
攻邪学派对后世医学的发展及学派的创立有一定影响。攻邪学说为明清温病学派开了先河，奠定了理论基础，指出了治疗方向。吴有性《温疫论》首要达邪，强调下法。其后叶桂、薛雪、吴瑭、王士雄等温病学家又有所发展和创新，均具攻邪学说余绪。
【六、滋阴学派】
以元代朱震亨为代表，因其家乡有一条溪流叫作丹溪，所以人们称之为丹溪先生。朱震亨是河间学派刘完素的第三代弟子，继承河间学派的同时，在医学理论上把外感火热引向内伤火热，主在阐发滋阴降火。朱震亨之后，丹溪学派中最有成就的人物为戴思恭、王履、王纶和徐彦纯。主要典籍：《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等。
朱丹溪学术思想的基本特点是：力倡在“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他充分研究了《内经》以来各家学说关于“相火”的见解，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内在火热的病机，并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发挥，阐明了相火有常有变的规律。提倡滋阴降火之剂，善用滋阴降火之剂，故被后世称为“滋阴派”。
主要学术观点
(一)相火论
“相火论”是发挥《内经》的“少火”、“壮火”，河间的“凡病多主火化”和东垣的“相火元气之贼”等著名论点，而对“火”的病因病机辨症施治作了进一步阐明。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二点：
相火为人生动气，寄于肝肾，为有生之本。“相火论”说“火内阴而外阳，主乎动者也，故凡动皆属火”，“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生，亦恒于动，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
朱氏认为宇宙间各种事物的存在，表现为“动”与“静”两方面，而其中“动”是主要的根本的方面。没有“动”，自然界便不能生物，人也就没有生命，而所有能动者，都属于火，在人而言，则无不是“相火”之所为。所以他又说“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
所谓“相火”，“因其动而可见”。“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二部。”“肝肾之阴，悉具相火。”朱氏强调了“因其动而可见”，故动而能见的“火”的表现，在人体而言，有脏腑、经络、气血等机能活动，这些就体现了“相火”之所为。所以全身脏腑活动，莫不与之有关。如《相火论》说：“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腑;膀胱者，肾之腑;心包络者，肾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下者也。”说明相火即为肝肾二脏所司，而复分属于心包络、三焦、胆、膀胱诸腑。丹溪论相火与各个有关内脏的联系，全面而概括。后世言相火者，大都根据朱氏之说。
相火妄动，变化莫测，煎熬真阴，为元气之贼。丹溪认为“动”有“吉”与“凶”两个方面，他说：“吉凶悔吝生乎动，故人之疾病亦生于动”。(《格致余论· 房中补益论》)在人体之动既然皆相火之为，则相火之动，也必然有“吉”“凶”两方面，它即是生理机能，生命活动之所本，又是疾病发生，病机逆转之所系。“吉”与“凶”的关键在于它“动”得是否正常。如朱氏说：“彼五火之动皆中节，相火惟有裨补造化，以为生生不息之运用耳，何贼之有?”又说：“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二脏皆有相火，而其系上属于心，心，君火也，为物所感则易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矣。”(《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又说：“大劳则火起于筋，醉饱则火起于胃，房劳则火起于肾，大怒则火起于肝”(《格致余论·疝气论》)，“脏腑之火，根于五志，六欲七情激之，其火随起。”(《金匮钩玄》)
相火有常有变，动而中节，有裨造化，动不中节，病变之由。朱氏认为所以动不中节，使相火妄动，主要由于情志过于激动，所以他在《格致余论》的卷首，就写了《饮食箴》、《色欲箴》告戒人们要节饮食，戒色欲，使相火不妄动，达到“阴平阳秘”，生理功能的正常。一旦相火妄动，则“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势甚彰，其死甚暴。”(《金匮钩玄》)“相火易起，五性厥阳之火相扇，则妄动矣。火起于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故曰相火元气之贼。”(《格致余论·相火论》)
为了说明火起于妄，变幻莫测，他把《内经》病机十九条中属于火的类型都与火挂起钩来。他说：“百病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动而为变者。歧伯历举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此非相火之为病之出于藏府者乎?考诸《内经》少阳病为只瘛ZONG ，太阳病时眩扑，少阴病瞀暴喑郁冒不知人，非诸热瞀瘛之属火乎?少阳病恶寒鼓粟，胆病振寒，少阴病洒淅恶寒振粟，厥阴病洒淅振寒，非诸禁鼓粟如丧神守之属火乎?少阳病呕逆厥气上行，膀胱病冲头痛，太阳病厥气上冲胸，小腹控睾引腰脊上冲心，少阴病气上冲胸呕逆，非诸逆冲上之属火乎?少阳病谵妄，太阳病谵妄，膀胱病狂颠，非诸躁狂越之属火乎?少阳病腑肿善惊，少阳病瞀热，以酸腑肿不能久立，非诸病腑肿，疼酸惊骇之属火乎?”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把五脏病机中与火有关的也联系起来而归之于火。如他说：“ 诸风掉眩，属于肝，火之动也;诸气愤郁、病痿，属于肺，火之升也;诸湿肿满，属于脾，火之胜也;诸痛痒疮疡，属于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为病，出于脏腑者然也。”(《格致余论·相火论》)这样，无藏皆有火化之症，更扩大了“相火致病”的思想。
由于相火暴悍酷烈之性，一旦妄动，变化莫测，无时不有，无脏不有。而它的最大的危害性则在于它能“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因此，欲保真阴，必须泻火，这就是丹溪立方中所以重用苦寒泻火之品的道理所在。他的著名方剂大补阴丸，即以黄柏知母为主药。他的大补丸，名为大补，而是用单味黄柏制成的。他的三补丸是以黄芩、黄柏、黄连三味苦寒药组成，虽说加入补气补血药中用，但其主要作用在于去“肾经火燥”、“上焦积热”及“无脏火”。其他的著名方剂如虎潜丸治痿，左金丸治肝火吞酸呕吐，都离不开苦寒药。他在论蘖皮的功效时说：“有泻火为补阴之功”。可见他是主张以泻火为主，达到保阴养阴之目的。
“相火元气之贼”，本是李东垣的论点，但东垣只言其害，丹溪则提出了相火常与变、吉与凶的两重性，说法就比较全面了。他的弟子戴元礼说得更为明确。他说：“捍卫冲和之谓气，扰乱妄动变常之谓火”(《金匮钩玄·气属阳动作火论》)，指出火与元气本来就是一个东西，只是常与变的区别。常则为气，生化之本;变则为火，危害生机。这是丹溪学说对东垣学说的一个重要补充和发展。
此外，关于火症的治疗用药，丹溪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说，“阴虚火动难治。火郁当发，看在何经?轻者可降，重者则从其性而升之。实火可泻，黄连解毒之类。虚火可补。小便降火极速。凡气有余便是火，不足者是气虚。火急甚重者，必缓之以生甘草，兼泻兼缓，参术亦可。人壮气实，火盛癫狂者，可用正治，或硝黄冰水之类。人虚火盛狂者，以生姜汤与之，若投以冰水正治，立死。有补阴，火即自降，炒黄柏、生地黄之类。凡火盛者，不可骤用凉药，必兼温散。阴症本难治，用四物汤加炒黄柏，降火滋阴。”(《丹溪心法》)
戴元礼对治疗五脏均有火化之侯又作了补充。他认为治火当分虚实。实火可以用苦寒直折。若是虚火，则不能直折，不能水灭，又当顺脏气特征而施治。如饮食劳倦，内伤脾胃元气而火动者，宜甘温之剂以除之;如阴微阳强而相火炽盛者，宜甘寒之剂以降之。若心火亢极，郁热内实者，仍可用咸冷之剂以折之。若肾水受伤而火失其守者，宜壮水之剂以制之。若右肾命门火衰而阳越于外者，宜温热之剂以制之。若胃虚过食冷物而火郁于土中者，宜假升散之剂以发之。丹溪、元礼等在治火方面辨症甚详，对后世临床应用，启发很大。
(二)阳有余阴不足论
丹溪的阳有余阴不足之说与他的相火论是密切联系的。《相火论》说：“动易而静难”，“凡动皆属火”，火属阳，所以相火妄动即是“阳有余”，煎熬真阴，必然导致“阴不足”，“阴虚则病，阴绝则死”。在《格致余论》里有专篇论述这个问题。他的弟子们在丹溪这一学说的基础上又有所发挥。
丹溪说：“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阳气为气，地之阴气为血。故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何以言之?天地为万物父母，天大也为阳，而运于地之外，地居天之中为阴，天之大气举之;……故人之生也，男子十六岁而精通，女子十四岁而经行，是有形之后，犹有待于哺乳水谷以养，阴气始成而可与阳气为配，以能成人，而为人之父母，古人必近三十、二十而后嫁娶，可见阴气之难于成，而古人之善于摄养也。……内经曰：年至四十，阴气自半而起居衰矣。又曰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给得三十年之视听言动，已先亏矣，人之情欲无涯，此难成易亏之阴气，若之何而可以供给也。”(《阳有余阴不足论》)
丹溪从观察天地、动静等自然现象，特别是研究人自出生以后生长发育以至衰老的过程，领悟到“阴气难成而易亏”。人的视听言动等生命活动，都需要阴气的供给，如果再加“人之情欲无涯”，则易动之相火，必然更进一步耗伤阴气。于是他得出结论是“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从这一论点出发，所以丹溪经常劝戒人们要摄御相火，勿使妄动，以保养真阴。
必须指出：丹溪所谓“阳有余”之“阳”与“气常有余”之“气”都是指妄动之“邪火”而言，不是指人身之“真阳”、“正气”。他自己也说：“阴易乏，阳易亢，攻击宜详审，正气需保护。”(《格致余论·张子和攻击法论》)可见易亢之阳是邪火，宜清宜泻。而人身之正气，则不仅不宜攻伐，而且必须加以保护。故在丹溪治验的病案中，有不少是重用人参黄芪的。
他在论治时除了强调除了强调清泄邪火外，也非常重视滋阴养血。滋阴学派的名称由来亦主要在此。他的大补阴丸，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方用熟地、龟板、猪脊髓等滋阴补血填精益髓之品，以补阴抑阳，又以黄柏知母泻有余之火，以抑阳护阴。这是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代表方剂。
王纶在这方面继承了丹溪的理论。他说：“人之一身，阴常不足，阳常有余，况节欲者少，过欲者多，精血既亏，相火必旺，火旺则阴愈消，而劳瘵、咳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故宜常补其阴，使阴与阳齐，则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无病矣。”从而进一步认为“补阴之药，自少至老，不可缺也。”(《明医杂著·补阴丸论》)他在补阴方面较朱丹溪尤为重视。如丹溪的大补阴丸，原以泻火为主而王氏则在原方的基础上，更大增补阴之品，补阳以配阴，两者各有适宜之症。此外，王氏又以这种养阴的见解，应用和充实到李东垣关于培补脾胃元气的内容中。如他说：“近世论治脾胃，不分阴阳气血，而率皆理胃。所用之药，又皆辛温燥热，助火消阴之剂，遂致胃火益旺，脾阴愈伤，清纯中和之气，变为燥热，胃脘干枯，大肠燥结，脾阴渐绝，而死期近矣。”(《明医杂著·枳术丸论》)东垣是补脾派的代表人物，他对脾胃之治主张升阳以益气，偏于脾胃之阳气。王氏则提出生净以和中，也照顾到脾胃之阴。这是对东垣学说的补充。
戴元礼则把“阴不足”之“阴”，还指为“血”。他说：“年四十而经行，至四十九而经断，可见经血之难成易亏如此。”(《金匮钩玄·血属阴难成易亏论》)他认为人的视听行动以及一切脏腑机能活动都需要血的资助。人在气交之中，常多动而少静，故阳气最易滋长，气属阳，动作火;阴血最易被耗。若阴血既亏，复受阳扰，实是百病变生之由。如“妄行于上则吐衄;衰竭于外则虚劳;妄返于下则便红;稍血热则膀胱癃闭溺血;渗透肠间则肠风;阴虚阳搏则崩中;湿蒸热瘀则为滞下，热极腐化则为浓血;火极似水，血色紫黑;热盛于阴，发为疮疡;湿滞于血，则为痛痒瘾疹，皮肤则为冷痹;蓄之在上则人喜忘;蓄之在下，则为喜狂。”(《金匮钩玄·血属阴难成易亏论》)由于这些病变的产生，势必使阴血更受损伤。他主张治血必用血属之药，宜以四物汤为主而随证加减，以适应病情的变化。
戴氏重于治血，汪机则善于补气。他习用人参黄芪以治病，但他又是传丹溪之学的。丹溪言“气常有余”，气既有余，自无补的必要了。为了避免与丹溪之说发生矛盾，所以他在评述丹溪“阳有余，阴不足”之说时说：“此丹溪所以立论垂戒于后也，非论治阳虚之病也。若遇有病气虚，则补气，血虚则补血，未尝专主阴虚而论治。且如产后之属阴虚，丹溪则曰，右脉不足，补气药多于补血药;左脉不足，补血药多于补气药。丹溪固不专主于血矣!何世人昧此，多以阴常不足之说，横于胸中，凡百诸病，一切主于阴虚，而于甘温助阳之药，一毫不敢轻用，岂理也!(《石山医案·营卫论》)
为了使他的补气论与丹溪之说取得一致，他强调丹溪所谓“阳有余”、“气常有余”是指卫气而言;“阴不足”则是指营气。而他所要补的“气”，正是指“营气”，而不是指“卫气”。他阐明阴阳气血的相互资生关系，补阴方法的多样化，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补气亦属补血的一种方法。所谓“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东垣曰：血脱益气。仲景曰：阳生阴长。义本诸此。世谓参芪补阳不补阴，特未之考耳。”(《石山医案·营卫论》)汪氏善用参芪，确有独特的经验，在他的医案中，有不少效果卓著的病例。这是他在丹溪“阳有余阴不足”学说基础上的发挥，并有新的补充。
三.辨症施治经验
朱丹溪以善治杂病著称。他的论病施治，除了上述“相火”和“阳有余阴不足”等主要论点外，还有不少独特见解，尤其突出在气、血、痰、郁四个方面。正如王纶所说：“丹溪先生治病，不出乎气、血、痰”。又说：“气、血、痰三病多有兼郁者，治病用药之大要也。”除丹溪外，王履、戴元礼、王纶、汪机等对此均有所补充和发挥。
气血痰郁四者是相互联系的。不仅气、血、痰三者多兼郁，而且郁和痰也离不开气和血。对气血痰郁的认识，亦离不开上述“阳有余阴不足”以及“相火”等基本观点。除了“气常有余，血常不足”之外，对郁与痰的形成，认为都离不开“火”。如丹溪说：“自热成积，自积成痰”，“眩晕嘈杂，乃火动其痰”。虞抟说：“肺气郁则成热，热盛则生痰”。(《医学正传》)王纶说：“老痰郁痰，皆因火邪炎上，熏于上焦，肺气被郁，故津液之随气而升者，为火熏蒸凝浊郁结而成，……而其原则火也。”(《明医杂著》)关于气血之论，已见前节，这里重点介绍关于痰和郁的论述：
(一) 论痰
丹溪认为“痰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因此，痰可以导致多种疾病。他说：“凡痰之为患，为咳嗽呕利，眩运嘈杂，怔忡惊悸，寒热痛肿，痞隔壅塞，或胸胁间辘辘有声，或背心一片常为冰冷，四肢麻痹不仁，皆痰饮所致”，“头眩，痰挟气虚并火”，“无痰则不作眩。痰因火动，又有湿痰者，有火痰者”，“人身中有结核，不痛不红，不作脓，多痰注也”，“痰在膈间，使人癫狂或健忘”，“喉中有物，咯不出，咽不下，此是老痰。”(《丹溪心法》)“若气血两亏，痰客中焦，妨碍升降，不得运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职，视听言动，皆有虚妄”(《格致余论·痰病似祟论》)由于痰的病变种种不一，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百病多有兼痰者，世所不知”。这是丹溪在张从正痰症有五(风痰、热痰、湿痰、酒痰、食痰)的基础上的发展，对后世启发很大。
关于产生痰的原因，戴元礼认为主要是由于津液所化。在正常情况下，“经脉之津液与血者，皆四布水精之所化。”在变常情况下，“苟不善于化，则水积不行，亦如湿漂之为害，故其水盛，与血杂混而不滋容气之运，或不化液而不从卫气之用，聚于经脉以为病，冷则清如其饮，热则浊如其痰，设值风火之迫，则涌溢而起，无处不到，痰饮为病，莫大于此”(《推求师意》)。王纶也认为“痰者病名也。人之一身气血清顺，则津液流通，何痰之有?惟夫气血浊逆，则津液不清，熏蒸成聚而变为痰。”
正由于痰的形成，起于气不善于运化，而致“气血浊逆”，“津液不能从营卫之用，熏蒸成聚而成。”关键在于“气”，尤其是脾气。所以丹溪主张“治痰先治气”。他说：“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古方治痰饮用汗、吐、下、温之法，愚见不若以顺气为先”。又说：“大凡治痰，用理气药过多，脾气虚则痰易生而多。”“治痰法，实脾土，燥脾湿，是治其本。”治痰以顺气为先，而顺气主要在于健脾，脾为生痰之源，健脾益气方是治痰治本。王纶在丹溪治脾的基础上又补充了肾与痰的关系。他说：“痰之本，水也，原于肾;痰之动，湿也，主于脾”(《明医杂著》)。这一点大为赵献可所赞赏，认为是“发前人所未发。”戴元礼则认为除了脾胃之外，还应根据六经形证，辨证施治。他说：“窃谓痰饮之生，有生于脾胃，有生于六经，所起不同，若谓感邪与为病之形证则一也。至于治之，必先从其邪之所起，而后及于病之所止。”戴氏的说法，较之丹溪、王纶更为全面。
在治痰的用药方面，丹溪作了细致的分析。他说：“湿痰用苍术、白术，热痰用青黛、黄连、黄芩，食痰用神曲、麦芽、山楂，风痰用南星，老痰用海浮石、半夏、栝萎、香附、五倍子作丸服”，“凡风痰病，必用风痰药，如白附子、天麻、雄黄、牛黄、片芩、姜蚕、猪牙皂角之类”，“内伤挟痰，必用参芪白术之属，多用姜汁传送，或加半夏，虚甚加竹沥，中气不足加参术”，“痰在胁下，非白芥子不能达，痰在皮里膜外，非姜汁竹沥不能导，痰在四肢，非竹沥不升，痰结核在喉中，燥不能出入，用化痰药加咸药软坚之味，栝萎、杏仁、海浮石、菊梗、连翘、少佐补硝，以姜汁蜜和丸，噙服”，“天花粉大能降膈上热痰”，“痰在肠间者可下而愈，痰在经络，非吐不可，吐法中就有发散之义。”
可见丹溪对痰的辨证施治，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方法也丰富多彩，可为后世取法。
(二)论郁
郁症虽不是一个独立的病，但与许多疾病有关。如王履所说：“凡病之起，多由于郁。郁者，滞而不通之义。”(《医经溯回集》)丹溪对郁症的病机，论述甚详。他说：“气血冲和，万物资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金匮钩玄》)指出郁症的主要病因是情志怫郁，影响气机，气郁日久，变生多端。基于这一认识，朱氏创“六郁”之说。所谓“六郁”即气、血、湿、痰、热、食六者之郁。而六者之中，总是先有气郁而后影响及其他。同时不论哪一种，郁久都能化热化火。
戴元礼在丹溪论郁基础上有所发挥，并对六郁的病症脉象作了条分缕析。他说：“郁者，结聚而不得发越也，当升者不升，当降者不降，当变化者不变化，此为传化失常，六郁之病见矣”。“气郁者，胸胁痛，脉沉涩;湿郁者，周身走痛，或关节痛，遇阴寒则发，脉细沉;痰郁者，动则喘，寸口脉沉滑;热郁者，瞀闷，小便赤，脉沉数;血郁者，四肢无力，能食，便红，脉沉;食郁者，嗳酸，腹饱不能食，人迎脉平和，气口脉紧盛者是也。”
根据六郁之说，丹溪立越鞠丸，是后世常用治郁之方。用药大多香辛行气之品以开郁导滞。此方组成有川芎、香附、苍术、栀子、六曲，药仅五味而顾及六郁，而其中以行气为主。气行则血行，而痰、湿、食、热诸郁自然可解。应用时可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偏重，进行加减。
王履在治郁方面尤有独特见解。他主张反《内经》关于五郁的治法，扩而充之，使它适用于更多病症。如他说：
“木郁达之，达者，通畅之也，如肝性急，怒气逆，去胁或胀，火时上炎，治以苦寒辛散而不愈者，则用升发之药，加以厥阴报使而从治之。又如久风入中为飧泄，及不因外风之入而清气在下为飧泄，则以轻扬之剂，举而散之。凡此之类，皆达之之法也。”
“火郁发之，发者，汗之也，升举之也，腠理外闭，邪热怫郁，则解表取汗以散之，又如龙火郁甚于内，非苦寒降沉之剂可治，则用升浮之药，佐以甘温，顺其性而从治之，使势究则止。如东垣升阳散火汤是也。凡此之类，皆发之之法也。”
“土郁夺之，夺者攻下也，动而衰之也，如邪热入胃，用咸寒之剂以攻去之。又如中满腹胀，湿热内甚，其人壮气实者，则攻下之，其或势盛而不能顿除者，则劫夺其势而使之衰。又如湿热为痢，有非力轻之剂可治者，则或攻或盍以致其平。凡此之类，皆夺之之法也。”
“金郁泄之，泄者，渗泄而利小便也，疏通其气也，如肺金为肾水上源，金受火炼，其令不行，原郁而渗道闭矣。宜肃清金化，滋以利之。又如肺气腻满，胸凭仰息，非利肺气之剂不足以疏通之。凡此之类，皆泄之之法也。”
“水郁折之，折者，制抑也，伐而挫之，渐杀其势也。如肺胀之病，水气淫溢而渗透道以塞。夫水之所不胜者土也。今土气衰弱不能制之，故反受其侮，治当实其脾土，资其运化，俾可以制水而不敢犯，则渗透道达而后愈。或病势既旺，非上法所能遽制，则用泄水之药以伐而挫之。或去菀陈巫，开鬼门，洁净府，三治备举选用，以渐平之。”(《医以溯洄集?五郁论》)
丹溪还把郁症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病症和治疗。如对泛吐酸水一症，认为是“平时津液随上升之气郁积而成，郁积之久，湿中生热，故从火化，遂作酸味，非热而何!”治疗此症，他主张辛苦同用，苦以清降，辛以开郁，更参以二陈汤之类以和胃气化痰湿。他的著名方剂左金丸，就是后世临床常用的有效方剂。又如对疝气的病机，他不同意前代医家把疝气作为单纯寒的看法。他认为“此症始于湿热在经，郁而至久，又得寒气外束，湿热之邪不得疏散，所以作痛”，因此对疝气的治疗，除了散寒郁疏气滞外，也结合泄火热及通瘀阻之法。所立“疝气方”，即由这种指导思想而设。
对于在中部以上的痰郁之症，丹溪等主张用吐法。即《内经》“其高者因而越之”之意。丹溪所赏用的倒仓法，即属于吐法范畴，用以治“七情之偏，五味之厚，……糟粕之余，停痰瘀血，互相纠缠，日积月深，郁结成聚”(《格致余论》)等郁滞所致之病，尤其是痰郁、食郁，往往取得很好的效果。“半月，觉精神焕发，形体轻健，沉疴悉安矣。”但此法后世应用甚少，有待进一步研究。
丹溪关于郁症的理论，对后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如叶天士治郁常用丹溪之法。他说“隐情曲意不伸，是为心疾，此草木攻病，难以见长，乃七情之郁损，以丹溪越鞠方法。”
【七、易水学派】
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以研究脏腑病机为中心，在诊断和治疗脏腑病症方面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方法，也为温补学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张元素的弟子李杲和王好古继之成为易水学派的中坚人物。
易水学派肇始于金代，因创始人张元素是河北易县(金之易州)人而称其为易水学派。该派以张元素著《洁古珍珠囊》、《医学启源》、《洁古家珍》，李东垣著《脾胃论》、《兰室秘藏》、《内外伤辨惑论》，罗天益著《卫生宝鉴》等为代表。该派传人及私淑者还有王好古、薛己、李中梓、张璐、赵献可等名家。易水学派与河间学派之间既有学术争鸣又互相尊重，成为中国医学史上的美谈。
元素之学，先后传于李东垣与王好古，李东垣之学传于罗天益。私淑李东垣的学者，有薛己、张景岳、李中梓诸家。赵献可又私淑薛己。传献可的学者，有高鼓峰、董废翁、吕晚村诸人。张璐对薛己和张景岳二家之学均有所承受。李中梓之学一传沈朗仲，再传马元仪，三传尤在泾。易水学派的师承关系，大体如此，而以张元素、李东垣、张景岳、薛己、李中梓、赵献可六大家最著名。张元素在《灵枢》、《素问》、《中藏经》的脏腑辨证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以脏腑的寒热虚实论点来分析疾病的发生与演变，探讨脏腑的虚实病机，在当时的诸医学家中是最有成就的。在制方遣药方面，又发明性味归经和引经报使之说，实不愧为一代宗师。李东垣创立“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点，以脾胃为元气之所出，相火为元气之贼，“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因而发明升阳泻火和甘温除热的用药法度，后世称之为补土派的先导者。张景岳理论上属医经学派，临床则信服张元素、李东垣之学，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制左归丸、右归丸、左归饮、右归饮诸名方，而为阴阳两补之巨匠。薛己为明代一大临床家，学术思想渊源于张元素、李东垣，同时又遥承王冰、钱乙之说，而重视肾中水火，因而临床多脾肾并重;李中梓重视先后二天，既酷似东垣，又酷似景岳。赵献可虽私淑薛己，而对肾命水火说，独具匠心，提出“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为命门，并对六味丸、八味丸大加阐发，广泛应用，以肾命概括脾胃，但又与薛己的学术思想略异。王好古师事张元素、李东垣，而于阳虚的三阴证独有发挥。易水学派还特别留心于精气虚损一面，尤以脾肾虚损最为突出。其临证治疗，多偏于温补，故时人称之为温补学派。
附：补土学派(脾胃派)
该派由”金元四大家”李东垣(李杲)创立。李东恒创立《脾胃论》学说，认为脾胃是水谷气血之海，后天之本，虚则百病丛生，主张疾病由补脾胃，从脾胃着手论治。其代表人物是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李杲以各种致病因素最易耗伤人体元气，提出了“内伤学说”。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他根据《内经》关于四时皆以养胃气为本的理论，治疗上强调调理脾胃、升提中气，自制补中益气汤等新方剂。由于他善于用温补的方法调理脾胃，后世称以他为代表的学术流派为补土派。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活法机要》、《医学发明》等。
补土学派主要学术论点：脾胃健则元气充，脏腑之气就得以升降;脾胃伤，则元气会随之下陷，阴火即上乘，出现气越虚、火越炽的临床表现。但对“阴火”、“虚火”的辨识稍显凌乱。
补土学派主要著作：《脉诀指掌病式图说》、《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
补土学派代表方：甘温除热法的“补中益气汤”，治气虚低热证;另有“调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清暑益气汤“等，均为现今临床常用。
【八、温补学派】
温补学派形成于明代，薛已(薛立斋)是此派的先导，主要人物有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这一学派以研究脾肾及命门水火的生理特性及其病理变化为中心内容，进一步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主要典籍：薛已《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疠疡机要》、《正体类要》、《口齿类要》等。
温补学派诸家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既重视调理脾胃以治疗内伤杂病的积极作用，又深入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明了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机制及其重要意义。对于命门的部位及其生理作用，提出了不少学术见解，有力地推动了中医学理论的发展。
温补学派的学术思想对后世临床各科及众多医家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追随之学者甚众，如士材之学一传沈朗仲、马元仪，再传尤在泾，他们继承了李中梓的学术观点并有所创新和发扬，均成为一代名医。又如清初之张璐，辨治杂病多取法于薛立斋、赵养葵、张景岳诸家方论，受温补学派的思想影响较深。再如高鼓峰、吕留良、董废翁等医家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发展了温补学派的学术思想。
【九、温病学派(瘟疫学派)】
创始人吴有性，为吴门医派主流，它是由伤寒学派与河间学派所派生，以研究和治疗温热病而著称。清代中晚期，叶天士、吴鞠通、薛生白、王孟英等温热学派的代表人物创建了卫气营血辨证和三焦辨证的理论，为中医学理论的丰富作出了重要贡献。主要典籍：吴有性著《瘟疫论》(1642)、叶天士著《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医案》，吴鞠通《温病条辨》、薛生白著《湿热条辨》
研究温病学而演成的学术流派。温病指起病较急，热象较盛，传变较快，容易化燥伤阴的一类外感热病，包括风温、温热、温疫、温毒、春温、暑温、伏暑、湿温、秋燥、温疟、伏气温病等。温病的研究是在“诸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的事实，经实践积累、理论升华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为叶天士及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代表作有《温热论》、《湿热条辨》、《温病条辨》、《温热经纬》等。因温病范畴也属于外感热病，但又与伤寒有所区别，故温病学派在崛起时就有着学术上的争论。温病学家主要研究温病特有的传变规律、察舌验齿等诊断手段和辨证方剂等。但温病学说的理论还不仅限于治疗温病，对杂病辨治也有一定指导价值，温病学派把中医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金元时期的河间学派在温病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刘完素倡“热病只能作热治，不能从寒医”之说后，其门人马宗素《伤寒医鉴》、镏洪《伤寒心要》、常德《伤寒正统》都对此大加阐扬，认为治热之法惟表里二途，力主寒凉药物发表攻里的优点，从而形成“寒凉派”。此后，元末明初王履在《伤寒溯洄集》中，亦提到温病“感天地恶毒之气”，“温暑及时行寒疫、温疟、风温、温毒、温疫等，决不要以伤寒六经诸病通治”。此时对外感热病诊治通行的说法是：“外感宗仲景，热病用河间”，表明外感伤寒和温热病的治疗已逐渐分离。事实上河间学派是温病学派的先驱。
明代末年，温热病流行，诸医用伤寒治法不效，这一新问题促进温病学说在理论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吴又可在实践基础上，指出当时流行的是温疫，而非伤寒，按疫施治，大获奇效。于是他撰成《温疫论》，提出温疫是戾气所感。他对戾气所入之门(口鼻)、所受之处(客居膜原)及特殊的传变途径均有论述。主张温疫与伤寒应严格区分，治法当以疏利(疏达膜原)和分消(祛邪逐秽)为要务，还提出温病下不厌早，汗不厌迟，总宜顾存津液为原则。这些主张给后世温病学家以很大的启发。此后清初的戴天章，以吴又可之源为基础，详言温疫病状，以分辨气、色、舌、神、脉等诸方面来区别温疫与伤寒，其治法则有汗、下、清、和、补五法。清代乾隆年间，瘟疫又复流行，当时余师愚认为温疫乃运气之淫热，内入于胃，敷布于十二经所致。因此他创制清瘟败毒饮，重用石膏，泻诸经表里之火，对斑疹的辨析亦有说明。这一时期，研究温病的学者逐渐增多，学者们对温热病的病因、症状已有一定的认识，但在其病机理论上尚未能统一，还缺乏更明晰的研究。
清代中叶以后，医家对温病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其中核心人物有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临床大师叶天士提出，新感温邪，上受犯肺，逆传心包。又提出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他把温邪进入人体的病理过程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邪在卫，可汗解，在气乃可清气;初入营分，还须清气透营，即入血分，方可凉血散血等一系列辨治温病的见解。他的言论反映在由其弟子整理的《温热论》中。卫气营血的辨证体系从此确立。此外，叶氏在察舌、验齿、辨斑疹白?等方面也有许多卓见。与叶氏同时的薛雪，对温热病之一的湿病，在病因、病机、病证、治法等方面亦有专题系统认识，进一步完善了温病学说。
此后对温病学说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吴鞠通、王孟英等。吴鞠通在深研叶天士医案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心得，写成《温病条辨》，为系统论温热证治之始。他按温热病的传变情况，自上而下地划分为上焦、中焦、下焦三个阶段，建立了三焦辨证纲领。三焦辨证实质上结合脏腑来讨论病位、病势，揭示了温病病程中脏腑病机之间的联系和影响。他将清络、清营、育阴三法作为治病的大法，总结出了桑菊饮、银翘散等一系列与治法相适应的名方，从而确立了温热学派包括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的理论体系。王孟英对温热学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温热经纬》一书中。此书汇集温病名家学说最多，以《内经》、《伤寒论》为经，叶天士、薛雪诸家论说为纬，广征清代温病学家之论，附以王氏自家评议，淹贯各家之长，不抱门户之见，对温热学说的总结及普及起了较大的作用。温病的研究至此则进入了成熟时期。
【十、汇通学派】
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持中西医会合融通的观点，代表者有汪昂、金正希、王学权、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这一学派开启了现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主要典籍：唐宗海著有《中西汇通医书五种》(1884)，邓玉函编译的《人身说概》、《人身图说》等。
明朝万历年间，西医学开始传入我国。清后期开始有了西医医院，西医学说开始有较大影响。一是开始接受西说诸家以汪昂、赵学敏、王清任、陈定泰为代表。二是中西汇通四大家以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为代表。
一种思潮则认为，中西医这两种体系各有长短，需要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对方的优点，这样才能使中医学继续发展和提高，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有人认为可以贯通两者之长，形成一个新的体系。这种思潮在中国近代医学发展史上占主导地位，代表人物有朱沛文、恽铁樵、杨则民和张锡纯等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深入学习了西医的知识。
朱沛文主要从生理解剖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两个体系各有短长，“各有是非，不能偏主，有宜从华者，有宜从洋者。大约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他反对“空谈名理”，重视“察脏腑官骸体用”，主张把二者结合起来。但他的汇通还没有深入到临床应用阶段。
恽铁樵对西医作了较深入的学习、研究，从理论上阐明了中西医汇通的重要意义。他一方面在著作中与全盘否定、消灭中医的谬论开展论战，维护中医的生存权益;另一方面又主张“欲昌明中医学，自当沟通中西，取长补短”，“吸取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认为这种中医是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医学。代表作有《群经见智录》、《生理新语》、《脉学发微》等。
张锡纯不仅从理论上进行中西医学汇通的尝试，更进一步从临床上，尤其是中药与西药的结合方面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创制出一些中西药结合的治疗方剂。他的代表作是《医学衷中参西录》。杨则民《内经哲学之检讨》则主要从哲学的高度探讨中医理论之提高、中西医辨证和辨病之互通。
汇通派的理论，形成了近代中医发展史上一股强劲的、不容忽视的潮流。近代中医学者大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这股思潮中。
【十一、火神派】
火神派是清末由四川名医郑钦安创立的一个重要医学流派，以注重阳气，擅用附子而著称，具有十分鲜明的学术特色。代表人物有：郑钦安、卢氏家族、吴佩衡、祝味菊、范中林、唐步祺、孙秉严、李可、张存悌等。
郑钦安提出的阴阳辨诀作为阴阳的辨证纲领，经世致用，在寒热错杂、真假难辨的情势下，判认起来可靠而实用。其现实意义在于，对许多慢性病如前列腺炎、糖尿病、高血压、肿瘤、血症等，通常按照湿热、热证、阴虚来认证的病变，辨认出其阳虚阴盛的实质，用扶阳法治疗均取得可靠疗效。唐步祺先生称：“数十年临床经验，凡遇阳虚症，如一般所称之心肌炎、胃炎等，只要临床症状有阳虚之实据，即不考虑炎症，辄以四逆汤加味治疗，往往取得满意效果，益佩郑氏之卓见。”
重视阳气，强调扶阳，是火神派的理论核心。临床擅用附子，是其显著特点。归纳郑钦安擅用附子、干姜的经验和独特风格，可以概括为广用、重用(从几十克到几百克)、早用、专用等几个方面，这是火神派最突出的特点。众多火神派医家均有以大剂量姜附治愈急危重症的验案。
对阴证的认识十分精到，尤其对阴寒偏盛导致虚阳上浮、外越所引起的假热证，郑氏又称为“阴火”证。此为火神派学术思想最精华的部分。
火神派对常见的慢性咽炎、口腔溃疡、牙龈肿痛、舌疮、口臭、头痛、面赤、目赤、内伤发热等所谓“上火”——“假热证”的辨认可靠而准确，疗效可信而持久。可以说，火神派的学问不止在擅用大剂量附子上，更重要的是对“假热证”的辨认上，这是眼下医界多数人仍不知觉的东西，也是发掘、倡导火神派的现代意义所在。
火神派是否火走一经，剑走偏锋，只会用附子、四逆汤?有人不免质疑这一点。其实各家流派都是基于一定的学术观点而建立的学术体系，其议论必然有所侧重，强调一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全面研究其著作，不难发现各家虽各有侧重，但始终都未离开辨证论治这一最根本的原则。诚如李中梓所说：“(金元)四家在当时，于病苦莫不应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立斋一生宁无攻剂获效?但著书立言则不及之耳。”郑氏擅用姜附，并非一概滥用，而是在准确辨证，认定阴证的前提下施之。他说：“总之用姜附亦必究其虚实，相其阴阳，观其神色，当凉则凉，当热则热，何拘拘以姜附为咎哉?”可见立论施法并不偏颇。事实上，火神派绝非一味追求温热，对阴虚、火热等阳证的辨治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他们不仅擅用姜、附，而且也擅用硝、黄、石膏等凉药，对白虎汤、承气汤等清热泻火剂的使用也都十分纯熟。
火神派以其鲜明的用药风格活跃于医林。在当代，除伤寒派外，还在为医家所赏识而发挥作用者，火神派无疑占有重要地位，这当然有其内在原因和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