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报：诗刊原编辑部主任王燕生见证了八十年代的诗歌狂潮
从人类精神的层面上讲，无论作为诗歌编辑，还是作为诗人，王燕生都没有离去。他不仅活在我们的追念里，也活在他曾编辑、写作的那些不朽的诗歌中。说起王燕生，不能不说当年《诗刊》的发行量突破50万份，甚至在万人诗歌朗诵会上，座无虚席，而恰恰，王燕生见证了这些奇迹的发生。
王燕生这位老人从1977年起，就在中国当代著名的诗歌刊物《诗刊》工作。作为这本掌握诗人命运的关键刊物的编辑部主任，王燕生见证了整个80年代诗歌的高潮运动，以及走向萧条的全程。
新世纪：《诗刊》在1976年复刊，之后发表了很多和以前不一样的新作品。
王燕生：《诗刊》在1957年创刊，1964年因为政治原因停刊。1976年《诗刊》复刊。1977年，虽然“文革”结束，但是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仍然习惯性地保持原有的作风，包括歌功颂德，说假话等。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大讨论。之后，人们的思想才从以前的桎梏中逐渐解脱过来。
在诗歌方面，对以往假大空的风格，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被压抑了很久的人们的思想，像洪水冲出堤坝一样，得到了解放，产生了一大批振奋人心的诗歌，比如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李发模的《呼声》，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边国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等，都发表在《诗刊》上。一位听众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呼声》时，因激动而把收音机捏碎了。 1978年底1979年初，刘少奇还没平反。《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预告在《人民日报》刊登后，敏感的外国使馆、外国记者频频向《诗刊》询问，这首诗是不是给刘少奇平反的信号。诗歌在当时并不仅仅是诗歌，还是这个社会的温度计和晴雨表。
新世纪：《诗刊》非常注重发掘新人。
王燕生：我们很长时间把诗歌当成一种政治舆论的工具。“文革”结束后，人性逐渐复苏。诗歌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涌现出北岛、顾城、舒婷、江河等年轻诗人。当时由北岛、芒克等人创办的的民刊《今天》也非常活跃。当时《诗刊》对《今天》也是比较支持的。每次《今天》印出来后，北岛就把它带到《诗刊》来，我们就把它一页页张贴在墙上。我们当时也把发表在《今天》上的一些诗歌发表在了《诗刊》上，比如舒婷的《致橡树》、北岛的《我不相信》等。
在1980年左右涌现出了朦胧派诗人。当时，诗歌圈内出现了两种声音，有批判的人，也有支持的人。我们《诗刊》的态度是比较开放的，认为这是种新诗体，应该为他们的成长创造条件。在1980年的四月号，《诗刊》就推出了“新人新作小辑”，集中刊登了15名新人的作品，八月号的“春笋集”又有15名新诗人登台亮相。
新世纪：当时《诗刊》达到了巅峰状态。
王燕生：在1979年、1980年的时候，《诗刊》的发行量是50万份，数量非常惊人。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诗社，非常活跃，年轻人对诗歌充满崇拜之情，非常愿意参加诗歌的活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大学都非常活跃，经常举办诗歌朗诵会。这是个特殊的年代，现在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诗刊》搞过一次诗歌评选，返回来二三十万的选票，现在能有三千份就不错了。当年，我们在首都体育馆、工人文化馆和首都剧院举办诗歌朗诵会，每次都有上万人参加，座无虚席，人们热血沸腾。
后来随着省级文学刊物的增加，特别是1985年以后，逐渐地瓜分了一部分读者。现在诗歌已经冰冻不止三尺了。诗歌的空间被挤兑到很小的空间，诗歌刊物都存在着生存问题，而很多文学刊物都已经不发诗歌了。在西方国家，诗歌同样也是受冷遇的。
新世纪：现在“青春诗会”还在继续举办，作为“青春诗会”的参与者、见证人，你对其中的变迁有什么体会？
王燕生：我刚刚参加完22届青春诗会，这次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恶搞诗歌事件和写诗软件。网民对诗歌的关注是一种假关注。
当然，现在仍然有些真诚热爱诗歌的人，对诗歌充满热情，把诗歌当成心中的一片圣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对诗歌充满信心。有呼吸、有脉搏、有心跳的地方就会有诗歌，有生命的地方就有诗歌，这点是不会改变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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