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晚年的“颤笔”究竟为何？

据张盈袖介绍，何绍基执笔高悬肘臂，大、小臂与手腕同高，手背与小臂平行，虎口向内，手指以龙眼法握笔管，所以其称书法“贵在悬臂能圆空”。此“圆空”为肘部如“婴儿抱”、五指横撑的龙眼执笔法，而并非腕部的弯转圆环。何绍基用笔以指为不动而腕活，如他人理解的“回腕”则腕部为僵死。再将全身之力发自指尖，达到笔力精绝，力透纸背的效果。

何绍基的挚友陈介祺认为，其执笔法是要“中锋直立”，以求“篆隶遗意”。而且他这种高悬肘臂，成引弓之势的执笔方式，使其运笔止限于胸前两手之间。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防止作书平滑，以增加运笔“涩势”。何绍基的复古不仅体现在其学习篆隶古体书法上，而且他采用的这种执笔方法也是为了使其书更具有“篆隶遗意”。

▌楷书

何绍基早年反复临习颜体楷书，颜体成为他学书的基础。

他于27岁时在济南获得孤本《张黑女墓志》，视若珍宝，行旅途中时时拿出欣赏，反复琢磨。《张黑女墓志》的书法风格精美遒古，多出隶意，属于北碑中工整、秀美一路。何绍基对《张黑女墓志》的欣赏也在于它“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未有可比肩《黑女》者。”

这一年，何绍基曾经书写《跋小字麻姑仙坛记旧拓本》，已具有颜书味道，字的重心稍微偏上而显得字势挺拔开张。

何绍基书墓志铭《泉山墓表》 1832年 湖南省博物馆藏

《泉山墓表》局部

何绍基《写黄庭内景玉经》 1843年 湖南省博物馆藏

何绍基《楷书洁园记屏》 1865年 辽宁省博物馆

▌行书

何绍基的各体书法中，以行书成就最高。何氏早年从颜真卿书法入手，以《争座位帖》为根基。通过大量反复的临摹，此帖书法精熟于心，得其神髓。何绍基学颜真卿行书的功力，可谓“入颜鲁公之室”。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其书法一生都带有颜书气韵，也为其日后的变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何绍基行书苏轼《跋韩退之送李愿序》屏 163 cm×30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此屏书法为何绍基盛年所作，大气磅礴。何绍基中年时期行书的变化，多得力于他收藏的大量的金石碑版拓本。故马宗霍称其：“中年极意北碑，尤得力于《黑女志》，遂臻沉著之境。”但其得力者不仅为北碑，更有秦汉金石碑版的厚重金石气。此时何绍基亦大量临习欧阳通的《道因碑》，何氏所临习者更加强调欧书中锋芒尖锐，险劲横轶，何绍基将此笔法融于行书。

晚年何绍基将篆、隶、楷笔意皆融入行书，行笔裹锋，强调涩势。字形多桀倔奇变，正欹相合。章法上也采用篆隶书体和楹联的书写方式，萧散古穆。加之“纯以神行”的性情抒发，遂成为“有清二百余年一人”。

▌隶书

何绍基晚年书法专攻篆隶，据何绍基于咸丰八年至九年的日记记载，其几乎无日不临习汉碑，所摹汉碑种类繁多，有《礼器碑》《张迁碑》《衡方碑》《石门颂》《鲁峻碑》《乙瑛碑》《曹全碑》《孔宙碑》《史晨碑》《封龙山碑》等，在同治年间又曾临习过《西狭颂》《武荣碑》等，并且所“摹汉碑每种至数百通”。由此可见，其于汉碑用功之深。

何绍基的隶书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为临摹各种汉碑，一为用隶书创作的楹联、册页、条幅等。他所临摹每种汉碑都可达近百通，但所临者“乃无一相似者”。何绍基于《张迁碑》至少曾临习过一百通，其用功之深，可见一斑。

何绍基《驾言游好》隶书五言联 106cm×28.5cm 湖南省博物馆藏

《驾言游好》联用笔缓涩，横笔鲜有拱势，方起多按，几乎全是《张迁碑》气息，何绍基书法向来长于细粗对比，此幅上联末字“岳”与下联首字“游”用提笔轻过，带来生动变化。

▌篆书

何绍基篆书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取法周秦金文，并将大篆的用笔融于小篆之中，更具高古气韵。

何绍基篆书庾信《镜赋》节选屏 114.5cm×28cm 1867年 湖南省博物馆藏

此屏篆书，何绍基将金文笔意融于其中，体势却为小篆，甚至时有汉隶之态。线条多为粗细匀一，每笔皆保持“人锋中正”，而显遒劲圆润。但如“横”“云”“年”等字，一笔之内粗细变化甚大，与匀一者交相呼应，使作品更为生动，也倍增古穆金石之气。

此作品将小篆体势修长转变为宽博圆厚，这是与何绍基篆书审美取向有关的。何绍基以为秦小篆虽然雍容浑穆，但其更为欣赏的是古拙淳朴之味。他认为汉代篆书因其将秦篆流转修长的体势转变为宽博方正，这样才更接近周前朴拙的书法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