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三观智慧

一、从四方中心到阴阳五行是宇宙观

　　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的成果和获得的能力进步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世界范围内的所有文明都是由宇宙观、社会治理观、核心文化价值观构成，它们互为因果、彼此支撑。三者的不同是各文明间差异的主要因素。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群体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凝结物，其中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核心基因，是文明在不同时期由宇宙观、社会治理体系及核心文化价值观三者交互作用的产物。探究不同历史时期三者的特征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模式，是研究中国文明的必由之路，也是探寻中国文明独特智慧的根本。

　　宇宙观是不同时期关于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体系，是任何一个文明体系下人们思维方式的来源。宇宙观最核心的功能是为不同时期的社会治理体系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支撑，这一支撑不仅仅在文明社会时期如此，即使是在文明社会产生之前也是如此。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是万物的总称，是时间和空间的统一。宇宙观主要包涵了宇宙的起源、天地运行等规则、天地规则对人世间的影响方式以及途径、人世间在天的支配下的应对等内容。中国古代宇宙观是基于阴阳、四方、五行、八卦等概念进行关联构建的庞大体系，它视天地万物为一个有序的系统，这一体系将涉及人类世界的各种范畴，如身体、行为、道德、社会秩序和历史变化与天地、空间及季节转换、自然现象等所有内容关联起来。中国古代文明自产生后有两种宇宙观，即夏商周时期的四方中心观和战国晚期至晚清的阴阳五行宇宙观，它们分别为王国体制和帝国体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理论依据。

夏商周时期的四方中心宇宙观

　　在西汉中期“浑天说”出现之前，以天圆地方为主要理论的“盖天说”，曾在数千年间深深地影响中国古代的文化。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论是史前时期，还是王国时期、帝国时期，观测天象、敬授民时，从来就不只是一项纯粹的天文活动，它更是一项有独占独尊、君权神授意味的政治活动。

　　距今6000年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龙虎蚌壳摆塑以及上圆下方的墓室形状、距今5500年的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圜丘方坛、约距今5000年的安徽凌家滩的式盘、距今4500多年的良渚文化祭坛和礼玉、距今4000年左右山西陶寺遗址的圭表等，体现的都是“盖天说”中的天圆地方观念。

　　从观象授时到时空体系的建立，古代农业社会的发展出现了重大突破。通过立表测影来确定空间方位，并在观测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在天地之中“择中”的观念，进而出现了“居中而治”的政治思想，居中是因为在此可以直接来听取天命。于是，具有人格化的、权力至高无上的“天”这一形象就被创造出来，天的意志即为“天命”，早在《尚书·召诰》成书时“有夏服（受）天命”的天命观就已经成熟。王的权力来源于天，“君权神授”的观念也因此应运而生，上天与人王之间亲近或直接血缘关系最终得以确立。“受命于天、天命不可违”的意识贯穿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全过程，无所不在的天命观也是中国文明的独特现象。同时，天命观影响了古代中国宇宙观的发展和成熟，还催生和推动了祭天制度、礼仪制度的产生与完善。

　　中国古人崇尚的“地中大地观”中的“地中”概念是指，在“地中”处观象与祭天，是最高统治者独享的特权，它显示王或皇帝不仅是尘世间最高的统治者，更是天命的唯一传达者和执行者，拥有无可置疑的通天法力。

　　《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虽然没有特意谈到“上天”的概念，但他对天地、阴阳、万物之间辩证关系的相关论断，使人们相信了日月星辰的天体运转规律和人世间的生老病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时代的宇宙观，会逐渐演化成为该时代文明体系下人们特有的思维方式。同时，受不同时代宇宙观的影响，人们的行为处事方式也必然会有所不同。

　　以商王、周王和其祖先为中心，王借助祖先崇拜而垄断神权，进而通过祭祀祖先达到和上天直接沟通。王成为集治权与神权为一体的化身，位于王畿四方边缘的异族政体拱卫着王的中心地位。

　　商周时期，墓葬设计的显著特点再现了死者生前的世界，今人可以从中探知古人的宇宙观。最高等级的王所使用的“亚”字形大墓，其中墓室中央棺椁中的王，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四条墓道代表着位于四方的方国及其首领，是四方中心宇宙观的物化体现，有着相同理念的“亞”字形徽标图案在该时期的青铜器上也屡有所见。

　　在将近2500年的时间里，中国文明的思维方式从“择中”到“居中”，并通过“建中立极”的理论与实践过程，才产生了“中庸”或“中”的思想。受此影响，两汉之际出现了以汉长安城安门大街为基线、南北74公里长的地理、空间、文化意义兼备的中轴对称理念。

　　

战国至晚清的阴阳五行宇宙观

　　战国之后的宇宙观由阴阳、四方、五行和八卦等概念相互关联而形成。阴阳与五行是古代两种不同的源远流长的思维体系，至战国后期才合二为一,成为帝国时期的宇宙观，为帝国体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

　　阴阳观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对立统一的结果，两种对立的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始终处于消长交替、不停运动之中的。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它们之间既能相生也能相克。战国后期，五行相克观作为自然界乃至社会运转的基本秩序建立起来，成为王权更替、事物变化的理论依据；到了西汉后期，五行又发展出相生的观念，至此五行相克相生观念完全成熟。随着阴阳观的不断发展，中国文明中“对立”“变通”的思维方式得以形成，逐渐成为人们分析、评判事物的依据。

　　帝王陵墓的设计会体现唯王独享的通天宇宙观，天地阴阳是最主要的表现内涵，具体内容是具象和意象的天象。这些内容一般被描绘在形似天穹的墓顶，这一现象的出现始于战国后期。至秦始皇陵时，墓室形态呈现出上具天文、下具地理的构造，将天地阴阳五行（二十八星宿、帝国版图、水德）都模拟表现在墓室中。

二、独 特 宇 宙 观 产 生 的 社 会 治 理 观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了使社会按照一定的模式有序运转，统治阶层通常会通过实践探索，创建出一套反映其意志、具有普遍约束力且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观。为了使社会能平稳运转，需要构建一套有关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体系即宇宙观，以及在其指导下产生的思维方式。同时，为保障社会治理有效运行，还需要构建一套能反映出人与人在相处过程中的最大共识，即核心文化价值观及其反映的行为处事方式。历史的实践证明，若三者能和谐运转，那么该阶段的社会秩序就相对稳定，反之则动荡。

　　王制和帝制的治理依据是根据宇宙观中“君权神授”说产生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标志是与“择中”实践活动相关的理论与遗存。帝制时代，以“规矩”为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处事方式无所不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一切社会形成与发展的根本。社会治理体系是指各种社会共同体在形成合作性关系的基础上，运用礼、法等手段，为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目的而实施的政治制度、管理组织和与之配套的支撑体系。它的不断构建和瓦解是为适应社会在发展中面临的不同挑战而变化的，其构成特征也成为任何文明形态最根本的特征。

　　中国古代先后经历了以血缘宗法为基础的分封制和以地缘为基础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两大阶段，前者实施的是王国体制，后者实施的是帝国体制，虽然两者间有质的区别，但其依据均产生于宇宙观中的“君权神授”说。

　　中国文化从“满天星斗”逐步演进到“中原一支独秀”的态势，随着上古时代农业社会的观象授时的出现和发展，中国文明开始萌芽。在这一过程中，盖天说对古代中国各地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影响深刻。立表测影是盖天说成立的基础实践，“北极之下天地之中”的“地中”是盖天说理论的自然推论，并成为世俗生活中一处神圣的地点——在此可以受命于天。“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因“择中而立”观念的逐渐得到认可，各酋邦也纷纷通过“择中”这一活动来体现号令天下的做法成为必然选择。正因为龙山时代晚期“少暤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才有了颛顼在中原大地上率先开展的“绝地天通”宗教改革，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文化才由此开始进入文明阶段。

　　

处于分封制下的王国文明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于西周时期得以成熟。中心城市、文字、高等级建筑等的出现固然是文明的表现，但中国文明起源的核心标志不应该仅是这类物化的因素，而应该是与“择中”这一实践活动相关的理论与遗存。王制时代的社会治理理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诸侯们依据和王之间的血缘关系远近、姻亲关系以及功臣和上古圣王后裔等作为标准，从王那里获得土地，人们的身份高低也只决定于血统。此阶段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宫殿和陵墓规模，各级墓道多寡，随葬器物等级、类别、数量以及规格等，都是在“礼”这一核心价值观约束下以及各社会阶层行为处事方式下的产物。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生活中处处均体现“礼”的约束。

　　经过不断的理论争鸣和社会实践，秦代以中央集权郡县制为标志的帝国文明，取代了之前的王国文明。郡县制萌芽于战国时期，形成于秦始皇时期，完善于汉武帝时期。以地缘为基础的皇帝专制下的郡县制，执掌地方的官吏由中央皇帝直接任免，其在辖区内只行使行政管理权，主要负责管理百姓、收取赋税和征发兵役和徭役等。此阶段的一切官吏的权力均来源于皇帝的赋予，采取郡县制也是为了消除因分封制存在的割据隐患，使皇帝能够直接管理地方，从而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而皇权则是来自至高无上的“天”，作为天子的皇帝是所有权力的中枢和中转，这一时期以“规”“矩”为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处事方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规”“矩”意识无所不在。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门被打开，中国古代文明也因此面临着世界上不同文明的冲击和挑战。180年来，历代前贤们前赴后继救亡图存的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套新型的社会治理观，使之能够适应新的世界秩序和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各类需求，为完成这一历史任务仍在不懈努力中。

三、礼与规矩构成的文化价值观

　　中国文明形成了以“礼”与“规矩”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王国时期的“礼”源于血缘制，它约束的是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人们。帝国时期的“规矩”适应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帝国的疆域。

　　文化价值观是一种文明体系下人们行为处事方式的依据，是一定时期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的最大共识，是社会群体判断是非的标准与遵循的行为准则，它能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健康有序运转提供动力与支撑。

　　中国文明经过王国与帝国制度的发展演变，形成了“礼”与“规矩”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礼”与“规矩”是社会治理的理念，规范、有序是其目标，一切法律、制度、条例、习俗等都是在核心文化价值观约束下人们行为处事方式的产物。从氏族到部落、从古城到酋邦、从王国到帝国、从近代走向现代的发展过程，是中国文化一次次不断打开已有的或文化、或心理、或自然地理的界限，学会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和谐相处的过程。

王国时期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礼”

　　王国时期盛行“礼”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进入文明社会后，“礼”开始具有等级性，“礼”及彰显出的“礼仪”成为调整人们尊卑贵贱关系的标准和依据。“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这一切均源自于血缘制，其约束的对象是彼此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人们。

　　王国时期，人们基本认同社会治理的根本规范是“礼”。礼可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可以“治政安君”，礼可以“经国家，定社稷”。王国制时期的物质文化遗产，如礼器的数量种类、建筑物的规格尺寸等，就是以“礼”为治国理念下的表现形式。春秋晚期，“礼”和“礼仪”的内涵被视为一致，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个人行为修养提出更高要求所导致的。管仲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里提到的“礼”显然是针对个人道德修养而言的。礼无所不在，管仲的观点在古代中国影响也是很深远的。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基于血缘制的“礼”在国家治理上不能满足社会的有序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治理观与适应新时代的核心文化价值观成为时代诉求。

　　

帝国时期的核心文化价值观——“规矩”

　　战国时期是王国文明向帝国文明的转变时期，这一阶段血缘制国家治理体系下“礼”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已经开始难以适应新的社会需求。非血缘性、跨文化、跨民族人群间的交往与合作广泛出现，与此相适应的新的核心文化价值观迫切需要被构建。经过400多年的发展，直到王莽时期，中央集权社会治理体系、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宇宙观和以“规矩”为核心文化价值观的汉文明被最终确立。“规矩”适应的范围是帝国的整个疆域。

　　“规圆像天，矩方像地，效法天地”，这一过程和盖天说的成熟、流行和被认可有关。因观象授时的需要，规矩图像逐渐发展引申被应用到“天圆地方”理念上，“规天矩地”的观念进一步形成。此阶段，“规”和“矩”被认为是天地、阴阳宇宙观下人间社会秩序的象征。规矩的价值体现在“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法”。这一时期，管子、韩非子等不同的学术流派都认同这一观念，规矩的意识也开始渗透到生活的诸多方面，如人文始祖伏羲执矩（方正）、女娲持规（圆融）图像深入人心，连大禹也用“左准绳，右规矩”来寓意他治理的合法性。两汉之际以“规矩”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系的确立，标志着构成汉文明的三观智慧已经形成。若“礼”是中华文明的基础，是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前置条件，那么“规矩”则是将文明发扬光大的法理保障，是人们行为处事的原则和底线。在基于血缘分封制形成的“礼”和基于地缘郡县制形成的“规矩”之间，如何把握他们之间的平衡始终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管理阶层需要面对、思考和权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