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和他的冀东故事
“活着为大众，生命值千金，活着为个人，生命像根针，是金还是针，行动做结论。”今年已经93岁的何益贤老人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但说这段话时却依然底气十足，眉宇间透露出一股子坚毅与从容之气。
家在冀东
按照事先的约定，记者来到何益贤老人的家中。
何老家住平房，远远看过去，便是一片郁郁葱葱。门前一棵新栽的银杏树，正在蓬勃地生长。院子里有一小片菜园，瓜果蔬菜样样齐全。
与何老约定采访时间的时候，他就嘱咐过，让九点以后过去，九点以前他想浇浇他的小菜园。
寒喧，进屋。
何益贤与老伴儿刘国娟是1946年结的婚，马上就要到“白金婚”了，整整七十年的风风雨雨呀。老两口儿现在有两个重孙子，刚刚一周岁的小重孙子爬到太爷爷的身上，要太爷爷抱抱。93岁的何老抱着这个可爱的小宝宝已然非常的费力了，却舍不得放下。这对老小孩儿和小小孩儿的游戏就是抓眉毛，胖乎乎的小手抓着花白的眉毛，孩子笑着，老人笑着，单纯而干净，都沉浸在眼前的天伦之乐了。
落座，交谈。
何老说，冀东的百姓带给他太多的感动，那里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日本侵华时，冀东是抗日敌后游击区，是抗日的前沿阵地。谈到冀东，何老的眼睛渐渐有些湿润，那里有太多的难忘记忆。
还是从头说起吧——
在旧中国，冀东是指现在唐山管辖的地区，也有人称为京东。冀东北距长城，南濒渤海，西临京津，东至山海关、秦皇岛，是通向东北的咽喉要道。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物产可资军需，还有深山密林可供军队作战。所以，冀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当年，日军为确保其由华北通往东北伪满洲国这条重要的战略基地，不遗余力地进行固守，发动过多次的反复扫荡和清缴，实行“三光政策”和“碉堡政策”，“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使八路军没有藏身之地；“碉堡政策”即日军在冀东大地上，东西挖成三条大壕沟，南北挖成四条，再沿着壕沟修筑成串的碉堡，2里1碉，5里1堡，碉堡之间，隔壕沟相望，互相呼应，真是“抬头有炮楼，出门有碉堡”。
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但抗日武装还是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取得了八年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胜利是与普通百姓的无私帮助分不开的。”何老告诉记者：“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呀。”
1944年10月，何老在冀热辽军区卫生部工作。有一次，部里的十几位同志在部长王少奇的带领下，与冀东军分区党委机关工作人员一起行动时，突然被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和伪满洲国军的蒙古铁血骑兵团包围在河北省丰润县北杨家铺的一座山上。在突围中，何益贤中弹负伤，昏死在战场。战争结束后，当地的老乡发现何益贤还有一口气儿，没死，就将他藏在燕子峪村的一位老妈妈家。因缺医少药，何益贤的伤口化脓了，那位老妈妈就用花椒和蒲公英水给他洗伤口，直到伤口慢慢地好起来。还有一次，热河省承德的日满伪军围剿无人区，何益贤跟着战友们带着群众跑到山洞里隐蔽起来。日伪军放火烧山了，一个妇女怀抱里的小女孩经不住烟呛，哇哇直哭。这个妇女为了掩护大家，不得已把自己的亲生骨肉给活活掐死了。据何老介绍，后来，这个妇女因为想念被掐死的孩子而疯死了。
八年抗战，冀东的百姓为了掩护革命同志，宁死不屈。可以说，革命的胜利是冀东人民用鲜血换来的。
记忆深处
“您是做过多种抗日工作的，那么您做的最长的工作是什么？”记者问。
“这说来可就有意思了，干的最长的开始我还不愿意干呢！”
说着，何老又带着记者走到了他的记忆深处。
1941年，冀东党委根据党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分局军区首长的指示，动员军民对日伪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铁路南、滦河东、热河南开辟工作，建立青年报国队、秘密除奸小组、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在李运昌的领导下，还成立了12团，13团，与八万日伪军周旋战斗，不断取得胜利，大大鼓舞了军民士气。为了镇压中国军民的反抗热情，日军也调动日军十个连队和伪满洲国军的四个团，总计六万四千多人，对抗日游击区进行了疯狂的扫荡。为了消灭敌人的疯狂扫荡，地方武装和干部转移到长城外线。
这时，何益贤到地委首长王少奇的身边工作。
王少奇是北京师大医学院毕业，有专业的技术，暴动前以开诊所行医作掩护从事秘密抗日工作，暴动后除了任蓟宝三联合县县长而外还兼任冀东西部卫生处长。到了地委后，王少奇还是兼着卫生部门领导职务。因为部队的扩大，战斗的频繁，特委和司令部决定，把冀东东、西部卫生部合并成立卫生部，加强卫生战线事业的发展，调王少奇任部长兼政委。、
何益贤随王少奇到卫生部后，不再当警卫员了，改做卫生部机关的司务长工作。
“我最开始思想上不愿意做后勤事务工作，心想着干革命是要打仗的啊，这像什么？王部长看出我有情绪，对我说干啥都是革命工作，共产党员不仅要服从组织分配，还必须见困难就上，别人不愿做的，党员更得做。在敌人眼皮底下处处是危险，我这卫生部长工作也不好干，你们要把后勤工作做好，我这部长也好当了。在遍地是敌人的据点，处处有岗哨，从敌人管辖地区买出我们需要的物资和药品机械，一不小心生命难保，只要我们机智勇敢对付敌人，会战胜艰险，做好后勤工作的。我们当首长的，知道后勤工作不好干，可是医务工作也是一样难做，伤病是有功者，他们为革命流了血，希望我们快点儿给他们治疗好归队战斗。我们又缺医少药，吃的又差，敌人反复扫荡，还得保护好伤病人员安全，医护人员容易吗？部长这一番话打通了我的思想，提高我看问题的全面性，由此何老愉快的接受了做后勤工作。”何益贤告诉记者，就这样，他干起了后勤工作。
损失空前
1944年10月，在河北省丰润县杨家铺村的一次战役中，八路军被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包围，所受损失在冀热辽地区是空前的。
1944年，抗日形势逐渐从低潮走向高潮。
冀热辽解放区虽属敌后抗日力量，成天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但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军事上，11团、12团、13团经过几年的战斗，武器装备越来越好，战斗力也越来越强，人数编制已超过大团人数。各专区有区队，县有支队，区有小队和民兵。日军在平原地区控制的封锁线和炮楼、碉垒也被抗日军民推平，设防的据点基本收缩到城镇据点。面对这样的革命形势，驻在各城镇据点的日伪再也不敢轻易出动了，只有独立第八旅团和伪满洲军巡回扫荡。由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被日伪蚕食的政权基本得到恢复，日伪只好在长城内外实行集家并村，建立无人区，以此控制八路军在山区的活动。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支持苏德战争，党中央晋察冀分局下达了“迎接东北大反攻”的指示。1944年10月中旬，区党委召开特委，地委，县委和行政公署，社会部，卫生部三级干部会，传达贯彻中央分局关于“迎接东北大反攻”的指示。
当时，冀热辽军区首长们分别率领主力团，在日伪占区活动，吸引敌人。因此司令部主要领导没有参加会议。冀热辽区党委，有周文彬组织部长、吕光宝副部长、李杉秘书长和特委工作人员组成，其警卫工作由特连二连刘景余连长和华立文指导员负责，都新增加了部队。
对此，周文彬、吕光宝、李杉等委员决定，立即离开所在地张庄子、黄昏峪、苏庄子、赵庄子等地，向杨家铺、李庄子、赵庄子转移。晚上六点出发，半夜大队人马到达杨家铺和李庄子，区党委住在李庄子，第17地委丁振军率领的一区队四连住在夏庄子，卫生部和各县干部住在杨家铺。何益贤和战友们遵照王少奇部长的指示，只洗洗脚就正装睡在老乡炕上了。早晨拂晓起来到外边一看，浓雾弥漫，正想进屋再睡觉就听到枪声了。这时，王少奇部长和其他同志都走出屋到街上观察敌情。住在李庄子的特二连二排排长郭亚亭集合战士准备出操。村南的岗哨战士气喘嘘嘘地跑到村里，向出操的排长报告说，村南不远有日本鬼子兵。排长率领机枪班跑向岗哨兵指引的方向。
战士们用机枪朝着日伪扫射，战斗在夏庄子南打响了。
不一会儿，周文彬、吕光、李杉和丁振军指挥队伍，登上毡帽山和马蹄山。毡帽山的阴坡有一个坳处，有两间房和葡萄架，队伍就集中隐蔽在这个地方。两个警卫连在山头战斗。周文彬站在一块大石旁边，一边观察敌情，一边向大家讲：“同志们不要惊慌，有两个连的战士保护我们，我们有信心打败敌人。”
紫雾退，红日升，枪声、炮声震耳欲聋。
周文彬、丁振军、吕光宝等人手持望远镜一看，马蹄山和马头山东面和西城山都被日伪占领，决定向北突围。走出不远，侦察员报告说，北边东、西胡各庄都有敌人，西北老孤山，半辟山也有敌人。八路军军政人员只好又回到原处。这时候，一个战士汗流浃背地跑下山坡向几位首长汇报说，四连已三面受敌，要求撤往前面山头。周文彬点点头说，告诉连长，在干部们没有出击之前，第二个山头必须守住。随后丁振军带领一个班也冲上山头。他叫战士们卧倒，在他观察敌情时，一颗子弹从他胸膛穿过，丁振军牺牲了。通信员跑下山头向周文彬报告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战友们一听到这个噩耗，都非常的难过，望着山头说：“为丁书记报仇！”周文彬、吕光宝、李杉也悲痛地说：“同志们要保存自己，不要悲伤，情况不允许我们追悼！为了报仇，为了胜利大家要向南冲下山去。”
接下来，由特二连带头，机关干部在后，冲到山下，冲杀声震耳欲聋，血染红了山坡，就算死也比做俘虏强，直到弹药打绝。
何老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执行王少奇部长的命令，背着刘少久的爱人刘文芳冲到山底下一片庄稼地坝坎上时中了一枪。刘文芳胸部中弹死在何益贤的背上，何益贤的右手和右腿又中了三弹。当时还有点儿知觉，就是没有力气动弹了。鬼子兵走到何益贤跟前哇哇乱叫，向他腿上刺了一刀，何益贤就失去知觉了。直到夜间一点钟，何益贤苏醒了，四周全是哭声。
18日上午，群众把负伤的战士用门板抬着转移到燕子峪，在燕子峪隐蔽几天，又转到迁西县马蹄峪。八天过去了，由于没能得到及时的治疗，何益贤的伤口化脓生蛆，疼痛难忍。
后来，何益贤才知道，周文彬、吕光宝部长牺牲了，李彬秘书长和王少奇部长、卜荣久科长（他是行署科长，准备到卫生部任政委）也都光荣地牺牲了。这次战役共伤亡四百多人，其中地委以上干部五，六名，连以上干部几十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