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灵魂而读书：与孙绍振漫谈阅读

为了灵魂而读书

——与孙绍振老师漫谈阅读

来源：福建师范大学

记者：在您人生中有哪些书籍对您影响较大？

孙绍振：从对人生的精神和价值观的影响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高中时代读的托尔斯泰的《复活》。托尔斯泰强调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贵族，他认为贵族是要有负罪感的，要经常自我忏悔，来达到一种道德的自我完成。作为一名贵族，列夫托尔斯泰不仅主张把土地归还给农民，还要求反省自身有无不干净的思想和行为，如果有，就该悔改。当然，这与俄罗斯东正教的精神有关系。我感受到中国传统的修身，吾日三省吾身。当时我们五十年代念的高中是共产主义教育，用很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这个是理性的。托尔斯泰的《复活》则是文学性的。

记者：您是如何将书本中的知识转换为生活的行动？

孙绍振：我是研究文学，醉心于文学的，我还追求一种精神的审美境界。艺术、文学在我年轻的时候用强大的感染力塑造了我的灵魂，成为了我的核心价值观。一个人还是要守住良心和精神底线，与社会的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保持距离。对于我而言，第一是要保持精神的独立性。第二，我也不需要太多的荣誉。我把书本得到的精神作为标杆，用精神鼓舞自己。也许偶尔会被现实裹挟，但我会忏悔，尽量避免下次再出现同样的情况。这种精神在俄国文学里非常显著，托尔斯泰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内心的深处，时时刻刻都有着精神的标杆。

记者：许多人读《复活》这本书，为什么没有像您这样的体悟？

孙绍振：第一，可能每个人看的角度不同。比如有的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那么《复活》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主张奴隶主把土地主动给人民，这在现实当中是比较难实现的。第二，在我们这些把生命献给文学的人中，我认为又有分两种：一种是把阅读当做是职业，是一种知识的传授，是为别人而读的，他的灵魂依旧势利，好像文学对他的精神并没有净化过。第二种是为了爱好，为了灵魂而读的。所以写的作品、心灵和世界尽量保持高度一致，达到这种境界就会觉得自己很幸福。如果说我们用文学来说一套做一套，争名夺利，这并不是知识分子。我认为知识分子要有贵族精神，要有高贵的精神追求。但作为一个人来说，要有草根精神，要把自己当做普通人，彼此尊重。读书要下苦功夫。

记者：您从阅读中获得一种人生的感悟，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深入阅读一本书呢？

孙绍振：人的一生很短暂，要如何度过一生，实现怎样的目的，你要想想。吃饭、穿衣，这是很容易实现的一个目的。当一个工程师或者老师，这也不难达到。但是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比较干净的人？这要自己努力，是要有上进心的。这种上进心不是仅仅去当一个著名学者之类的，而是要有精神上的追求。如果你做的事情都是黑暗的事情，那么老了回首往事的时候，生命没有幸福，是不舒服的。对文学作品来说，读一本书的动力是自我探索。我常常被作品感动，从而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我从中学以来就是这样的。对于那些比较晦涩的学术书籍，这是源于你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读那些书，是要下功夫、要吃苦的。比如说我在北大上学的时候，课堂缺乏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这些课程，我又不能等学校开，我就自己去读。我选择了一本经典著作——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读起来非常困难。最初读的时候，我发现前面的序言就比后面的书还厚，终于进入正文以后，读了一点就很难读下去了，没办法只能反复读。我当时是想在思想方法、世界观上找到一个我有把握的东西，最后我终于读懂了，这也只是开始。后来，我也没有放弃对哲学的钻研，因为总觉得自己思想方法不太对。后来我看到一句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逻辑，在《资本论》中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高度水平。”于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刚刚做大学助教后开始读《资本论》，同时也读了一些研究《资本论》哲学和辩证法的书，有苏联人写的，也有中国人写的。我当时觉得读懂了，也没有写学术论文，可是打下了底子，思想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后来回忆，文革前、文革期间读的西方哲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包括黑格尔的《小逻辑》，是大有裨益的。当时看《小逻辑》也是看不懂的，买了一本解释黑格尔《小逻辑》的书，比原著还厚。我慢慢读，读了一个月以后，终于读懂了。我整个世界观、方法论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是大学毕业十八年后才开始写论文的，这些前期准备大概要好几年，等到文革后做学术研究，就较顺利地在学术上取得了一点的成果。

记者：在您的讲述中，读书之要“慢”字当先。您对这个字有怎样的理解？

孙绍振：当时我想读研究生可是不让我读，也没有人要你读书，阅读纯粹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当时运动来了之后，知识分子很苦闷，总想把思想问题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读书和现在很不一样，第一有充分的时间。他们老说我们有思想问题，就把我们打如“冷宫”，不给我们上课的权利。我们就用这个时间读了十几年的书。现在看来这是好事，可是当时很丢脸。我本来是讲现代文学史的，后来从课堂上面被赶下来，安排去给一个讲师改作文。这活最轻松，也最被人瞧不起了。读书可以让你忘记痛苦，暂时忘记外界对你的歧视、蔑视、打击，当时我就是熬过来的。后来，我和《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谈天，他是革命老干部，被打成右派以后想不通想自杀。后来有一个数学家告诉他，他逃避的方法是做数学难题。于是他就写革命历史当中的经历，写了《小兵张嘎》，在写的过程中忘记了痛苦。我和他很能沟通。他写作，我是读难的书，包括读英语。当时也不是为了考托福，也不是为了国外讲学。读这些东西，一个很幸福，一个可以忘记痛苦。八十年代全省考EPT（英语熟练考试）考取三个，文科就我一个。有了这个EPT就可以出国、讲学，但在当时都不是有意的。所谓“成功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就是这个道理。

记者：您对外语阅读也很重视？

孙绍振：我的老师，当时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是法国语言学院毕业的。他有四门外语可以自由切换，有十二门外语是可以借助工具书阅读。当时心中有一种新中国青年的自豪感——老师都那么厉害了，我们应该赶上他们。我一个暑假读了英文版《简爱》、《大卫·科波菲尔》，然后读了许多拜伦和雪莱的诗。我在自学俄语的时候，读诗歌，我可以用俄语把许多诗歌背下来。阅读面要宽。

记者：您暑假都拿来读书吗？

孙绍振：我哪里有时间去旅游？一是没有钱，二是时间太宝贵了。我来到师大觉得很奇怪的一点是，暑假寒假人都跑光了。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暑假寒假图书馆里都是人，平时没空念的书，到了暑假寒假赶紧念。

记者：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应该怎么阅读？

孙绍振：大学的时候阅读面要宽一点，要通才一点。比如说我当时喜欢诗，我就抽出时间来写诗呀。我还喜欢绘画，就去看画展。同时我也喜欢电影，我经常找机会和演员、导演聚会，听他们报告。我们应该广泛地去接触音乐、绘画、电影、戏剧，这些都很重要。以前我看完电影，先不看影评，自己先想想我要怎么写，然后再去看看别人怎么写，最后再考虑如何着手写评论。我们要经常锻炼自己。全面地培养自己，不一定要马上开花，不开花也不要紧。

记者：文学与音乐绘画是相通的，但现在许多人都把文学当做社会科学。

孙绍振：这太过功利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候我在学校待了两年，还在教书，我突然发现绘画很重要，就花了很长时间去研究绘画史，西方绘画史、俄国绘画史、中国绘画史，而且会写绘画评论，会写雕塑、油画的评论。我家里有很多绘画的书，都是当时绘画评论获奖后送的。这些表面跟你的专业没关系，实则是有关。为什么你们的政治课上不好呢，因为根本就没去思考。如果我来上政治课的话，我会让你学会思考，让你独立思考，形成独特的思路，让你有真正的思考能力，这才是我们大学培养人的最高的目标。

记者：我们谈了这么多，我发现您刚刚一个重要的主线就是，您一直在阅读经典作品。

孙绍振：研究必须是经典的。经典是一个时代的阶段总结，是一个最高水平的结晶。如果你研究水，你不能把全世界的水都拿来研究，你要研究纯粹的水。不管是眼泪还是大海里的水，不管你是阴沟里的还是喜马拉雅山的水，找到这个东西最典型最真实最纯粹的状态。所以说，阅读要使人自由。你这么多的根本问题解决了，你的思想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你就不会被任何西方的、东方的、传统的、现成的观念所束缚，你就有强大的原创力或者说原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