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大学暑假要装修吗？关于装修噪音的社会学思考
“语言就其起源来说属于心理最退化的形式的时期：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用德语说便是理性——之时，我们便进入一种野蛮的拜物生灵之中了。”
——尼采：《哲学中的“理性”》
声音，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例如鸟叫声，公车声，人们的说话声，等等。就人们的说话声而言，声音之所以存在，一方面是生理性因素（人的构成），另外一方面是社会因素。进一步说，声音是语言的一种，而语言是社会互动的工具（tool），故而声音的存在对于情感地交流和信息地交换有着非常重要地支撑作用。
但，并非声音都是好的，都是有用的，有时候也是噪音。例如，笔者曾经投诉过一家KTV，他们在凌晨一两点依然营业，且隔音效果不佳，导致扰民。所以，当声音成为一种噪音的时候，就会导致人们的抗议，而抗议的方式是通过正当的渠道（投诉到工商局等部门）或非正当的渠道（利用暴力进行威胁，如再不调小一点，带人去砸场子等），这些抗议又是人们根据声音的有用性进行了选择。显然，噪音所对应的选择明显是“不能容忍”。
这种不能容忍还发生在其它的一些地方。笔者通过为期2周的时间对某大学暑期的装修进行了观察，一方面，参与式观察某些装修点，另外一方面，主要看人们的选择和思考背后的“交织”。经田野调查可以发现，装修所带来的噪音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两种人构成了两种不一样的选择：第一，对于到教学楼中学习的人们而言，选择远离噪音，尽可能的避免噪音的干扰；第二，对于教学楼中的保安、值班人员而言，在没有选择的时候往往选择“关上门窗”等来进行“抗议”，毕竟装修对于教学楼而言是富有“合法性”的，所以员工不能因此而拒绝装修的开展。
（某大学珠海校区教学楼，作者摄，2017-8-7。据资料显示：该教学实验大楼是目前亚洲最长、面积最大的教学大楼。大楼全长571.2米，宽37.2米，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共有大小课室179间，可以同时容纳2万学生上课。大楼五层结构，全高22.6米，首层为架空层，高达6米，底下东西贯通，构筑大型花坛。大楼正面点缀红、黄、蓝五个大型彩色圆球，从右至左依次由倾斜到逐渐正立到最后的正立，寓意生命的孕育、孵化和成长的过程。大楼前面辅以大型绿化广场。整栋楼状如长龙静卧，是一座环保型现代化教学大楼。该大楼建设资金逾一亿元。）
起初，装修在教学楼的A座，这个地方的装修主要是门窗等，可以发现几乎没有人去那边学习，显然是不情愿被噪音干扰，但是在笔者经过一楼某休闲之处时，却又有人们在石凳上带着小孩玩，他们却不怕噪音，为什么？主要是社会学家们所说的“场域”问题，这种场域的背后是对公共资源的享用，而远离噪音就意味着远离“享用”和“休闲的好地方”，在理性的权衡之下，最终导致他们选择留下，但那些没有这方面需求的人却选择离开和回避。因为，他们没有权力去干涉噪音的“消失”，以及他们也希望“忍一时之痛”，才能享受接下来好的“公共空间”。这也是理性地作用。所以，不难发现，理性的支配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言，可谓无处不在，却又是人们与人们相处的一种非情绪性的因素。
随后，在教学楼的D座，装修也在进行，主要修理地面的砖块。显然，也有作为声音的噪音存在，但是比起电锯声要小一些，所以你可以发现，D座的人们比较多（B和C座没有开门）。在没有那么大噪音的时候，又有对教学楼的需求时，人们会选择更为合理的地方进行日常生活的活动与行动。但是，装修却不能因为D座有人而停止，同样是为了“长久地享用公共空间”，加上又是暑期，所以装修工人们在“不注意”消减声音的前提下，导致“装修”和“人们的生活行动的选择”构成了冲突，但最后还是以人们的妥协和平相处。
的确，日常生活，对于工人们而言是“某种模式”，对于大学的管理者而言也是“一种模式”，对于进入到教学楼进行行动的人而言，也是“一种模式”，这三种力量和权利交织在一起之后，博弈出来的结果却是“工人们继续施工”，“大学管理者的隐形存在”与“在教学楼里行动人地妥协”。看似一个制造声音的场域，背后所蕴含的力量却显得如此多元。
而之所以导致他们彼此能“和平相处”的因素在于“理性的支配”（韦伯的“支配”）。对于工人而言，理性的背后是他们为了谋生，和按照要求去抓紧时间施工，而制造噪音对于他们而言却不是主要考虑的，这涉及到文明施工与非文明的施工的区别，而调节他们的“文明程度”的力量在于委托方，但作为委托方的大学管理者却没有出现，而是放任，这是非理性的结果。(“非理性主义（Irrationalism）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盛行于西方的哲学思潮，其后成为20世纪上半叶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理论基础。至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非理性主义随着西方文化思潮的涌入，就进入了国内文学及其研究现场，并且受到某些学者的大力推崇。这种文学倾向发展到极致，就是以本能与身体为核心，鼓吹野性和纵欲，反对道德伦理、亵渎崇高、消解历史。”)
然而，如果说纯粹是非理性的又不一定，因为大学管理者是“理性”的，如果讲究文明施工必然会导致施工期间工人们的“畏手畏脚”和“不方便”，所以，与其这般，不如不管不问，“民不举，官不究”的“管理理性”就会牺牲一部分的利益来成全集体利益。
对于参与到教学楼中进行活动的人们而言，也是理性的。无论是学习还是休闲，他们都在用理性去选择一个更为合理的位置来满足自我的需求，例如学习者会涌入D座更高的楼层进行学习，而休闲者会选择控制时间来选择“享受”。且在某种程度上，理性所支配的参与者们往往不去计较和干预施工，而是选择配合和容忍，甚至是理解，这背后是什么因素导致的？用“讲理”来解释是再好不过了，且他们并不在意所谓的文明与否，这是教化（社会化与再社会化）在意识中嵌入某些东西而忽略某些东西的结果。所以，这样的一个行动系统可以看到很多因素夹在里面，构成了“声音”的复杂性（也反映出了他们都在主张“义务”而隐藏权利）而根本在于人的复杂性。
在《“人是什么”——读卡西尔《人论》有感》中，作者提到了这么一句：“中世纪以奥古斯汀和巴斯葛为代表，提出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矛盾的。”
（[德]卡西尔（Cassirer,E.）（著）：《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据悉，“《人论》一书自1985年在国内出版以来，引起了非常大的影响，从首印到1997年第6次印刷共计销售24万多册，在学术书的销售上，这无疑是一个奇迹。”）
而对于人的这些要素而言，无论是声音还是行为，于社会结构当中看来，矛盾和冲突的点在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如果我们说，应该文明施工，且照顾学习者的心理需要，则工期就会延长，而管理者的理性告诉他们，这样做对于他们不利，所以理性在支配他们开展这项活动的时候忽略噪音这一问题，而选择“继续”。同理，对于工人而言，理性告诉他们的是收入而选择不自觉的“非理性”，导致到大楼活动的“他者”利益受损，却有因为“他者”的理性而不被制止，而“他者”的“理性”告诉他们这是可以“理解”的，且社会化过程中的“意识建构”本已经抹去了一定的东西，或缺乏某些东西，所以“理性”于“非文明”之间达成“握手言和”。
总而言之，声音，一个简单的符号（卡西尔也曾是：人是符号的动物），看起来是非常常见和简单的东西，但是因为声音而导致的结果却在社会运行的逻辑中变得尤其复杂，这是因为社会行动的复杂性（权力的交织）与人的复杂性（人的意识构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要想把“有用的”声音保存而去除“没用的”声音（在特定场合中），则需要利用“理性”加以选择，并最终调和出一种比较平衡、大家都能接受的模式。KTV的经营应该如此，大学里的“装修”也应该如此，我们平常“发声”更应该如此。
2017年8月11日
作者系桂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与传媒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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