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三处忠孝廉节”碑

　　到目前为止,已知湖湘大地有三处“忠孝廉节”碑刻,其中两处在永州境内,它们分别是:长沙岳麓书院讲堂左右两壁镶嵌碑刻、江永上甘棠月陂亭摩崖石刻和零陵福寿亭东西两壁镶嵌碑刻。

　　从字面上看,这三处“忠孝廉节”碑乃一人所书,都为大字行书,只是尺寸有些差异。岳麓书院讲堂碑每字一石,碑高213厘米,宽141厘米,字高169厘米,宽122厘米；上甘棠月陂亭摩崖石刻每字高1米8,宽1米3；福寿亭每碑高180厘米,宽140厘米,字高177厘米,宽122厘米,每字由两块石头拼成。

　　从字的尺度来讲,上甘棠第一,福寿亭次之,岳麓书院第三。从旅游知名度来讲,岳麓书院第一,上甘棠次之,福寿亭第三。

　　关于“忠孝廉节”为何人所书,官方和民间存在很多版本,众说纷纭。这三处“忠孝廉节”碑刻中,以岳麓书院为最奇。奇在“忠”字右上刻有“晦庵朱子书”,“节”字右下刻有“皇清道光丁亥后学欧阳厚均敬立”。据已故作家江堤称,“忠孝廉节”是朱熹在1167年(乾道三年)所书。当时岳麓书院建在抱黄洞下,1194年(绍熙五年)朱熹以荆湖南路转运使知潭州,将岳麓书院迁建到现在的位置,并题写了这四个字。因为“晦庵”为朱熹的名号,“朱子”系后人对朱熹的尊称。但是,“忠”字右上的题款与常识不符,应为立碑人所加,而非朱熹本人题书。至于上甘棠版,乃文天祥克隆朱熹的作品。不过江堤的话刚落音,一些人就有了异议。长沙市博物馆某专家认为,“文天祥是'忠孝廉节’碑书法原作者”。因为上甘棠村的“忠孝廉节”摩崖石刻,题为文天祥所书,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4年)江永县知县所临。而1983年在长沙孔庙旧址上发现了“廉节”两方大字,为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6年)摹刻,同样注明为“宋文天祥书”。另外,《长沙县志》曾有记载:“长沙孔庙之左偏为明伦堂……左右壁摹刻忠孝廉节”,下有“宋文天祥手书”注文。专家称,南宋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文天祥任湖南提刑有一年,当时,他感到国势岌岌可危,于是在长沙孔庙书下“忠孝廉节”。

　　我不是文物专家,不敢妄断。但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个人倾向于文天祥所书。理由有四点:首先史书记载,文天祥在任湖南提刑时,曾率兵镇压广西恭城秦孟四的起义,驻扎在江永古泽,达两个多月。《文天祥全集》收录了他在江永与左丞相兼枢密使江万里(时迁授湖南安抚使,知潭州)的数十封通信。清道光《永明县志》也有收录。他在《回永州杨守履顺》中说:“君相之所柬知,石崖齐天,唐中兴颂功处也。”“从上甘棠刻第二颂,旗常濯濯。”可见,文天祥为上甘棠人题过辞。此外,据上甘棠村的有关资料记载,在周如锡的后代中,有一个叫周德厚的曾任杭州太守,他与文天祥情同手足,敢情文贤弟在驻扎江永时应邀题写了这四个字。后来因文天祥到长沙抗金,他为国捐躯后,长沙人为了纪念这位爱国将领,特意派人来上甘棠把这四个大字拓印过去摹刻到岳麓书院。其次,文天祥在《忠孝提纲序》中说:“为臣忠,为子孝,出于夫人之内心。”,这是他个人的一种思想流露。第三,文天祥原本是个文人学者,后出任将军,带兵抗敌。在文天祥有生之年,把大部分精力与时间都投入到了救国事业中,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本身就是“忠孝廉节”的写照。第四,从字的尺寸大小来看,上甘棠第一,福寿亭次之,岳麓书院第三。我估计是后来的拓印翻刻者,为了表示对原件的尊重,尽管(岳麓书院)用的石头大,但字的尺寸硬是却做到比上甘棠原件小,以示序齿。关于零陵福寿亭版本,有人说是清代零陵萍洲书院东安学子唐炳林所书。对此,本人不敢苟同。尽管福寿亭那112字的长联为唐炳林所作,但不等于整个福寿亭里所有的题刻均为唐炳林所书,尤其是“忠孝廉节”这四个字。我多次去福寿亭逗留,仔细观看,“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与长联上的字相比,起落转承等结构,风格迥异。如果真像传说中的那样,唐炳林为了彰显家乡东安人的荣耀,拒绝零陵士绅们以白银三百两为交换条件,让他把对联中的“东安”二字去掉,那么,他更会在四个大字的右上或者左下题刻“东安唐炳林敬书(立)”之类的字样了。所以,在我看来,零陵福寿亭那四个字是谁拓印重刻的,确实有待研究了。

　　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文物的身世朦胧,正是文物本身的一种特殊魅力。作为后辈,我们何必硬要去刨根究底或者胡乱杜撰呢?倒是在这些文物前留影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分寸,因为我在上甘棠月陂亭看见一对不似夫妻但关系暧昧的男女在“忠孝廉节”石刻前照相时出现了这样一幕:男的不愿在“廉”前留影,女的不愿在“节”前留影。也许,他们很有自知之明。试想一下,如果一个贪官在“廉”前留影不久就因东窗事发进了监狱,一个妓女在“节”前留影之后去卖淫被抓,这是多大的讽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