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的北大课堂：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今人提起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很向往于那种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风气。张中行先生1930年代在北大求学，亲身感受过这种风气，晚年叙及，仍历历在目，津津乐道。开学之际，“必记本”特推荐以前北大上课的一些掌故以作怀想。

张中行（1909年1月7日—2006年2月24日），北大教授，哲学家，是二十世纪末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与季羡林、金克木合称“燕园三老”，季羡林先生称赞其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01

民国年间，北京大学有三院：一院是文学院，即有名的红楼。四层的砖木结构，坐北向南，通体红砖砌就，红瓦铺顶，称红楼可谓名副其实。民国初年建造时候，是想用作宿舍的，建成之后作了文科教室。于是围绕着这座楼，就有了许许多多的故事。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

自古而来的课堂，从最初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规矩都是严格的。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事实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该来上课的可以经常不来，不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

当年的北京大学课堂有个惯例：来者不拒，去者不追。

同学间同坐一堂，摩肩碰肘，却很少交谈，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这就给旁听者提供了方便，因为彼此漠不相关，是不是本班的人进来听课，也毫不在乎，更不会有人没事找事主动盘查。

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学期下来，常常在一起上课的十几个人，其中哪些是选课的，哪些是旁听的，不知道；哪些是本校的，哪些不是，也不知道。这模模糊糊，有时必须核实，就会近于笑谈。比如刘半农先生开的“古声律学”课，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张中行一个人。还有一次，听说是法文课，上课的每次有五六个人，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教师当然很恼火，问管注册的，原来是只有一个人选学，后来退了，管注册的人却忘记注销，所以便宜了旁听的。

至于说到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据张中行所知，上课时间不上课，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像是很少。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如“党义”；有的课，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有的课，内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经不少；等等。这类不上课的人，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

因为这样，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在教授一面，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不常上课，有旷课的处罚问题，学校规定，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不考不能得学分，学分不够不能毕业。怎么办？办法是求管点名（进课堂看坐位号，空位画一次缺课）的盛先生擦去几次。学生不上课，钻图书馆，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

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比如，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加在前门的门槛上，就是一种。

这评论的意思是，进门很难；但只要能进去，混混就可以毕业，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其实，根据张中行亲身体验，是进门以后，并没有很多混混就能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而又成文的法规管着，这就是学术空气。说是空气，无声无形，却很厉害。比如说，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学生，即使很有钱，也不敢西服革履，因为一对照，更惭愧。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

后来抗战爆发，北方学校南迁，北大和清华、南开合为一体，在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返回旧居，一晃已是十年光景，但红楼面貌，昔日风气犹在。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老友曹君到张中行家串门，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放映幻灯片，很有意思，他听了几次。下次是最后一次，讲杂建筑，应该去听听。

那天，张中行和曹君一同去了。讲的是花园、桥、塔等等，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小巧曲折，很美。两小时，讲完了，梁先生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二十人，没有一个人答话。梁先生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没有人答话。

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于是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梁先生笑了，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着，向讲台下作了一个大揖。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然后散去。张中行走出来，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心里觉得安慰。

02

红楼风气固然有散漫的一面，也还有严正的一面。有先生上课鼓励学生要有求真精神，引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改变业师柏拉图学说的故事，有人责问他不该这样做，他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红楼里提倡的就是这种精神。

早年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同在北大授课，两家的校内住所恰好对门，自然要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客客气气，互称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一到上课就完全变样，照例毫不客气攻击对方荒谬，坚称自己的学说如何正确，一副当仁不让的模样。下来见面，照旧先生互称，鞠躬如仪。两人分得清楚，学问是学问，道德操守是道德操守，各行其道，并行不悖。

1930年代初，钱穆写了一本《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其中关于老子的出生年代，与胡适的说法有分歧。胡适认为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略早于孔子；钱穆考证老子，断在战国，略早于韩非。胡适出书早，自然按兵不动，钱穆于是起兵攻之，胡不举白旗，钱很气愤。

一次相遇于教授会，钱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答：“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

最终，这次激烈的争执以一笑结束。

当年的北大，因学问而起争执是常有的事，教师之间如此，教师与学生之间也是如此。

一次，青年教师俞平伯讲古诗，蔡邕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中这种反训不少。”接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出六七种。提问的同学说：“对。”坐下。

另一次是胡适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他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个叫张君的学生，后来成为史学家的，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适很惊讶，也很高兴，以后上课，逢人便说：“北大真不愧为北大。”

这种站起来提问或反驳的举动，有时也会有不礼貌的。有次关于佛学问题的讨论会，胡适发言比较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学生气冲冲地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适说：“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让我讲完了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因为容许别人讲话是红楼的传统。于是胡适又接着讲。

这种坚持己见的风气，贵在包容，一旦互不相让，争论起来就会没完没了。某教授和某同学，因讲课中涉及的学术问题而意见相反，一直延续到期末考试。不知教授是有意为难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考题正好包含了这个问题。答卷时，这位同学仍然坚持自己的见解，教授阅卷，自然认为错误，于是评为不及格。按照规定，不及格者，下学期开学之后要补考，考卷上照例盖一长条印章，上写：注意，六十七分及格。因为照规定，补考分数要打九折，评六十七分的成绩，记入学分册，九折才是六十分多一点，勉强及格。却说这次补考，教授出题，仍是原样。

那位同学也不让步，答卷也仍是原样。卷面评分，给六十，打折扣，自然又不及格。再来补考，仍旧是双方都不让步，评分又是六十。但这一次算及了格，问为什么，说是规定只说补考打九折，没有说再补考还要打九折，所以不打折扣。

这位教授违背了红楼精神，学校最终站在了学生一边。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