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旧发票

今朝三月九号。

52年前，我们被欢送出上海去江西修地球。

每年点卯般地纪念一下，心中其实早已无多波澜。

所以，两年前，50周年云云，几百人大聚会，住下来吃，我亦不参加。

今年有点特别。

上个月底，我的一位插兄老友遽然西行。其人故事多多，却似又不足与外人道。

尽管如此，我还是有狠强烈的为他写点什么的冲动，于是又开始在家里翻自己的故纸堆。

不知为何，心绪狠乱，竟一个字也写不下来。倏忽间，却又到了3月9号。

故纸堆里也再淘不出什么东西，只有一张旧发票，让我有点感慨。

想起自己当年离开江西的那些日子。

这是我从南昌到上海的行李托运单。

日期已不可辨，不过我有其他记录佐证。

我是1978年6月8号重新报进上海户口的。报户口决不会拖，为来为去就是为了一纸户口啊。

所以，我肯定是6月7号到上海的，那我就是6月6号离开南昌。托运行李，不是六号，就是五号。

齐巧，我还翻着一张甘坊公社给我开出的竹木放行证明，落款是6月4日，那我就是当天离开了甘坊。

这种证明不大会提前开，因为它要注明有效期的。顺便说一句，我们那里是大山森林，任何竹木原料出山都需持有官家证明。

发票上的货物名称是“书柜等”，“6件”。

这个书柜狠奇特。我把买来换来的木条木板钉成了一个高2米、宽1米、厚50公分的书橱样，里面完全是实心的，毫无空隙。一副樟木箱板也压在其中。

所以，6件行李重280斤，其实其他5只箱子或旅行包加起来不到100斤，就数书橱重。

托运时，好几个朋友帮我一道搬。

记得我还在书橱的四只脚上缠上旧布头，整个书橱也用当年配给供应的那条豆沙色的线毯包着，因为书橱的脚和面子都是毛坯的，根本没吃过刨子，完全不像一件家生。

如此拙劣的掩耳盗铃，人家铁路上的人早就看穿了。还不是回城成了大潮，见多不怪，人家开只眼闭只眼。

最好玩是托运费，是15.40元。除以280斤，正好除尽，每斤合5分半。

我恨自己，当年为啥不仔细看看这张发票，猪脑子不好好想一想。

南昌到上海，850公里啊。5分半一斤，随便投机倒把点啥物事也赚得回来啊，我岂不老早就“万元户”了嘛。

还去啥个生产组，当啥个代课老师！

为了这个实心书橱，我当年也已经丧心病狂了。

先晒一张我的回城通知，随附的户口准迁证办户口时要交掉的，所以留不下来。

5月23号发出的通知，从江西到上海平信要走三四天。

反正我一接着通知，就买火车票回去了，迁户口哎，阿拉宁波人叫“心里火热哒哒滚”。

反正我老早想好了，能不带回来的物事都不带回来。

也不扔掉，都换成木头呀。一直换到丧心病狂的地步。

箱子里还有一些家里寄去的灯泡、咸肥皂，自来火等，那是最吃价的。当地都常年没有供应的。

一只灯泡、一条咸肥皂就可以换一筒杉木，就是直径六七寸、长两米的一段杉树。

上海买了几包前门、飞马香烟下去，也换掉。宁可在那里的几天吃江西的庐山香烟。

面盆脚盆，都已敲得有瘢疤，也换掉。老表家里只有木盆啊。

旧鞋子，旧衣裳，棉大衣，也算好货了。统统调光，只留一身穿回去的。

家父当年闯荡上海滩时的一只小皮箱，被我放得发霉了，用还可以用，也换掉。要不是家母事先关照，一床6斤头的棉絮要带回来，怕是也被我换掉了。

那几天，我在当地敬老院里的住处就像一个小型的自由市场，人们纷纷前来，看货色，谈价钱，然后扛木头来换走。

有几天，我到其他知青点去吃酒白相，很晚回来，还有老表等在门口呢。

换来的杉木筒子，小的锯成方子，大的锯成板子。

这一切，都无须我动手。老表竟然认为他们是更合算的一方，于是愿意为我出点力气。反正当年他们的力气不值钱。

而我觉得，肯定是我搨着大便宜了嘛。

我只有千谢万谢。

讲起来，还有一桩事体也让我感动。

我本来是在公社机关吃食堂的，所以，那次一去，很自然，先去买点饭菜票，毕竟要混十几天呢。

没有料到，唐会计不卖给我。他说，公社李主任讲过了，小郑回来迁户口，别让他吃食堂，让他轮流到我们几个家里吃派饭，也不特别招待，来了有啥吃啥。

就像我上两次在那里过革命化的春节一样。

我当然不好意思。但我好难躲开。

他们每家人家都派出自家的小孩早早地来请你。你不去，小孩可以上手拉的，你也没法生气。有的人家小孩多，五六个，你还真逃不脱。

我只好借口要睏懒觉，先拒绝了所有的早饭。幸好，那些年，上海知青睏懒觉的名气实在太响了，他们都信了。

到后来，连我去其他知青点吃饭，也要事先向他们请假，征得他们的同意呢。

吃饭时，大家并不多说话。老表们说得最多的就是，从你们来那天起，我们就知道，你们总有一天都会回去的。连村里的小芳也如是说。

天下大事，先问野老。

这次，除了翻出发票劳什，又翻出了这张知青证。

像看发票一样，这一次，我仔细地看了一下这张证件。发现发证日期是“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日”。

彼其时也，办病退办得早的知青早就已经回上海了。

我再后知后觉，发证后一个月，也办出来了。我是12月17日坐178次列车回的上海。

然后在上海等复查，用现在的话，叫做走程序。

我是在淮海医院做的复查。家里为了保险起见，还托了人，好像是我妹妹辗转认得淮海医院的眼科医生。

我是借了高度近视的名义的。查眼睛，照例要查眼底。老早查眼底要进小房间的。

在那间墨墨暗的房间里，那位中年女医生轻声讲，“哦，侬就是啥人的阿哥啊！乡下头苦嗰噢”。

我突然有了一种失散的地下工作者终于找到组织的感觉。

第二年五月，通知就来了。

所以，用知青证证明我的身份，不过半年多一点。

我们下去时，根本没有这种东西，连知青办也没有。世事就是这样，机构齐全了，证件到手了，大幕却落下了。

后来，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我服务过的上无十八厂得到全国企业管理金奖、全国质量管理金奖后不久，也没了。另一种大幕悄然落下。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不确定性。

其中，人为的、尤其是自己人的认证最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