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三星堆遗址
三星堆名字的由来源于该地因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和遗址北面新月状的月亮湾台地，形成“三星伴月”景观而得名。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普遍原则是“小地名原则”， 即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命名，所以该遗址称作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1929年当地农民燕道诚在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
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在燕道诚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
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李白《蜀道难》
说起三星堆，就不能不提到李白的著名诗句，上古之时，四川盆地相对闭塞，与中原沟通不易，因此在人们心中显得十分神秘。不过，李白所说的也不够准确，根据今天的考古研究成果，早在秦人入蜀之前，四川盆地就跟周边地区发生着联系，三星堆文化同样体现出这样的特征。
地域分布
三星堆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以三星堆遗址和十二桥遗址为核心区，整个分布范围比较广泛。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面积约为12平方公里，除了北墙没有修建或者可能被鸭子河冲毁之外，还有残存的三面城墙。
三星堆遗址
时代延续
考古工作者把三星堆文化分为六期，根据器物特征判断，三星堆文化的时代从夏代晚期延续到商末周初，延续时间较长。此外，在成都还发现了著名的商代晚期至西周的金沙遗址，是三星堆衰落之后又兴起的一处都邑性质的遗址，。
文化属性
三星堆文化遗物是大家最为关心的，这些遗物中最引人瞩目的又莫过于那些“奇奇怪怪”的青铜器。在三星堆遗址中，共发现了7座祭祀坑，大多数青铜器是来自一号、二号祭祀坑。其中，一号坑的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商王朝早期到中期，二号坑的时代相当于商代晚期。网上有一些说法，认为三星堆的青铜器比中原地区出现的还要早，这是不对的，这是以整个三星堆文化的时代上限替代了青铜器在三星堆出现的时代，实际上三星堆文化早期也没有青铜器。
在这些铜器当中 ，有一些表现出明显的中原地区夏商文化特色，比如青铜尊、青铜罍，再比如说，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也十分相似。
△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尊
这些现象表明，三星堆文化跟中原的交流是存在的，但这种交流又是有选择的，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那些神奇的青铜面具、铜人、铜神树，这种器物只在三星堆遗址中存在，却并未发现于中原地区。这些面具大多造型夸张，双目突出，有不少学者推测，三星堆文化所代表的是商代的古蜀国，而传说古蜀国君主蚕丛纵目，这些铜面具是对蚕丛的描绘。不过我们要注意，这种面具自然是一种夸张的艺术表现，如果非要拿面具的面貌特征来判断当时人的族属，就钻牛角尖了，也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此外，在三星堆遗址中还发现了玉戈、玉璋等礼器性质浓厚的玉器，与中原地区发现的同样非常相似。北京大学考古教授孙华认为，这种玉石传统是东方的，仍属于中国的玉石文化圈，而三星堆文化跟中原文化的联系远大于跟其他文化的联系。
当然，三星堆文化中，也有一些“外来因素”，比如海贝，就不是本土的产物，再比如黄金器，本非中原或成都平原的传统技艺产物，但这种东西是如何进入三星堆的，目前还无法判断。但无论如何，这些因素并不是三星堆文化的主流，自然也就不能仅凭它们来推测三星堆文化的人群是“外国人”甚至“外星人”。
匪夷所思的青铜器
三星堆青铜文化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与真人大小相当的青铜人头像、面具和数米高的青铜人像。他们高鼻阔目，耳大面丰，表情各异。在我国商周青铜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并且从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有固有印象中的中原文明有着巨大的不同，说它带有一丝的诡异也不为过。
通宽17.2、通高34.8厘米 人像所戴头冠为回字纹平顶冠，脑后发际线较高。其面容消瘦，双眉似皱，表情凝重肃然，威严直透而出。其头冠究有何具体含义，今已不详，估计其所代表的身份等级可能高于其他无冠者头像，执掌着较大的政治宗教权力。
宽138、高66厘米 其额部正中有一方孔，可能原补铸有精美的额饰。超现实的造型使得这尊造像显得威凌八方，其神秘静穆、威严正大之气给人以强烈威慑感。是一种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意象造型，巨大的体量、极为夸张的眼与耳都是为强化其神性，它应是古蜀人的祖先神造像。
全器直径84厘米 三星堆出土的“太阳形器”全部被砸碎并经火焚烧。从残件中能识别出六个个体，器物构型为圆形，正中阳部凸起，其周围五芒的布列形式。“太阳崇拜”在三星堆古蜀国的宗教文化中颇为突出。
此金杖系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在金杖一端，有长约46厘米长的一段图案，靠近端头的一组，合拢看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巫冠，耳饰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笑容可掬。另外两组图案相同，其上下方分别皆是两背相对的鸟与鱼，在鸟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叠压着一支箭状物。
从上面几件文物里也不难发现，在三星堆青铜器里，表现人的“眼睛”的器物数量很多，而且造型奇特，大都发生了变形。如青铜大面具，眼球极为夸张，瞳孔部分呈圆柱状，向前突出。对这几种类型的青铜器，专家学者们从不同的层面去进行研究和探索，提出了种种看法和见解。比如在宗教文化方面，提出它既有自然崇拜的内涵，也有祖先崇拜的意蕴。
异形眼睛的崇拜是三星堆青铜所反映出来的最独特的崇拜。那么它与太阳崇拜有什么关系呢？原始思维中的“相似律”和“变形观念”，在太阳和眼睛之间搭起一座联系的桥梁。无论是现代思维，还是原始思维，思维中的相似性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和规律。
原始人类的表象、类比思维，充分运用了“相似律”的法则，从中去把握和建构表象之间，事物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因果联系。也正是这种相似律，才在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在太阳与眼睛之间架起了一道联结的纽带和桥梁。总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所体现出来的宗教文化内涵是多样和丰富的。
三星堆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色或许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神。首先，它是神圣的，它以祭神的方式形成了一个原始宗教体系和多方朝觐的宗教圣地；其次，它是神奇的，在人像、神像、器物的造型艺术上具有奇特的形式和手法，并且被注入了人的灵气和情感；第三，它是神秘的，不仅历史上对三星堆遗址没有任何记载，而且这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的出现和消失又是那样突然和诡秘。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三星堆文化是一个“神奇”的文化。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的出现不仅使川渝地区的历史向前推进了千余年，也证明了商周时期的古蜀国已颇具规模，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三星堆遗址航拍图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鸭子河南岸，距成都市区30公里，目前已经探明的遗址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范围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古蜀文化遗址。
自1929年至今，三星堆遗址已出土大量青铜器、陶器、玉石器、金器、象牙器等文物，其中很多文物受到夏商文化影响，具有中华古代文化圈的印记，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论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三星堆遗址平面图
三星堆遗存具有强烈的地域风格，尤其是造型奇特、极具艺术美感的的青铜器和金器，与当时中原和南方器物形制相差较大，为研究早期巴蜀文化提供了实物证据。
三星堆文物最早发现于1929年，但真正为人们所知则到了上世纪80年代，几十年来，经过我国数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三星堆遗址诸多考古和文化谜题也逐渐解开，三星堆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始终吸引着世人的目光。
广汉玉器发现者燕道诚(中)及其子燕青保(右)
1929年，成都广汉南兴镇，秀才乡绅燕道诚和儿子燕青宝在家宅旁挖沟时,挖出了一窖精美的玉器，约300多件。当时这批玉器，部分为燕家转卖或转赠，部分收藏起来，解放后燕家将收藏的部分玉器捐赠给了国家。
当时因这批玉器年代久远、形制特殊，且具有浓厚的巴蜀地域风格，所以引发了文物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关注。不过当时关注的重点只是玉器本身，并没有人意识到广汉地区可能存在着一个远古的巴蜀王国。从这批玉器的命名上就可以看出，"广汉玉器"的叫法持续至今。
三星堆发掘现场(1934),左一林名均,右一葛维汉
1934年,时任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的美籍教授葛维汉和他的助手林名均带领考古队进驻月亮湾，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考古队在首批玉石器"窖藏"的附近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发掘,共出土陶器、石器、玉器等600多件文物，并未发现青铜器。
这是三星堆遗址历史上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取得了大量的资料和标本，郭沫若对此次挖掘给予了高度评价。后因种种原因，建国前再未组织起对三星堆的有效考古发掘。
著名人类学,历史学,民族学家冯汉骥
新中国成立后,在著名学者冯汉骥先生的带领下，众多学者相继参与三星堆遗址的调查与小规模发掘工作,经过前后长达20年的发掘，出土了不少的骨、石、玉、铜、陶、贝等珍贵文物。
不过直到1964年，冯汉骥教授才做出"这一带（三星堆）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的论断，此时才算叩响了三星堆遗址的大门。
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出大片古代房屋遗迹，三星堆是古蜀国中心都邑的可能性大幅提升，再度引起海内外的热切关注。
一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全貌
1986年7月-9月，三星堆两个大型祭祀坑相继出土，上千件造型奇特、制作精美的国宝级文物重现天日，从此三星堆文化被世界所认可。
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器
目前三星堆博物馆拥有所有类型文物约7000件（含残片和残件中可识别出的个体）。其中完整文物中青铜器占比最大，达914件；玉器近900件，石器近百件；黄金制品65件（片）；象牙80根、象牙珠120件、象牙器4件、虎牙3件；完整陶器39件（不含无法复原的陶片，约十余万片）；骨器10件（雕云雷纹）、绿松石3件；另有海贝约4700枚（记为1件）。
另外还发现城墙遗址数千米、大量住宅和祭祀场所基址、墓葬4座、灰坑3个，陶器、玉器、铜器的作坊遗址，以及烧骨碎渣等生活、祭祀遗迹。这些发现足以证明当时的古蜀国已具备早期国家形态，而三星堆正是古蜀国的都邑。
三星堆主要文物遗存大致可按两个祭祀坑进行年代分类。
三星堆博物馆中悬挂的遗址文化分期序列表
其中一号祭祀坑对应的年代约为三星堆三期，相当于夏后期到殷墟早期；二号祭祀坑对应年代为三星堆四期，相当于商末周初时期。
一号坑中的出土的青铜器、陶器、玉器大多带有夏商文化或南方文化因素，从青铜圆尊、铜瓿、铜盘、袋足陶鬶、陶盉、玉琮、玉石牙璋、玉璧、玉瑗、玉戈、玉石环等器物中，或多或少都可看到中华其他文化器物的形制和影子，说明这一时期的三星堆文化受到中华夏商文化影响较深。
三星堆陶器组图
二号坑中的戈、璋等玉石器大量出现独具巴蜀风格的器物形制，且无完整陶器（估计因价值降低，被剔除出祭祀礼器的范围）。
二号坑出土的早期圆尊、方尊、圆罍样式接近商文化风格；而晚期圆尊、方罍的风格样式接近陕西城固、湖南岳阳、湖北枣阳、湖北沙市等南方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
三星堆玉器组图
这部分三星堆青铜器称为"类商青铜器"，在形制上接近殷商文化或长江中游地区、陕南汉中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但器物的纹饰则具有地方风格，表现出古蜀民族的特点和性格。不过三星堆一、二号坑中均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青铜鼎、簋和酒器类青铜器型。
三星堆铜尊罍组图
三星堆青铜器中，真正引人注目的是"非商青铜器"，它们具有强烈的巴蜀风格，与中原和南方文化器型迥然不同，这部分青铜器占比甚大。
三星堆立人像与神树
别具一格的青铜人像（111件，含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等）、神树（6株、2神座）、太阳形器（修复2件，残片推测为6件）、神殿神坛（残）及动物雕刻饰件都是世人关注的焦点。[铜龙(残)28件、铜蛇(残)14件、鸟形器(或鸟雕刻)6件、鸟形饰8件、水牛头5件(残)、怪兽雕刻或器形5件、铜鱼2件、公鸡l件，铜怪兽1件；动物形镂空器52件。]
三星堆遗址青铜面具面饰组图
一、二号坑还出土了数十件兵器，以銎[qióng]首钺和无胡蜀式戈（三星堆特有，影响西南戈的发展）最为常见。据推测，三星堆青铜兵器并不用于实战，只用于仪仗和祭祀。
三星堆文物杂类组图
此外还发现了数百件青铜饰件和铜贝，其中铜铃43件，鱼形箔挂饰59件、扇贝（含眼型）型挂饰48件、圆形（含眼泡型）挂饰30件、龟背形挂饰32件、三棱形饰件5件，铜贝4件，均为二号坑出土。这些铜铃、挂饰（件）配台使用，具有特殊的装饰效果。
另外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金器总重高、数量大、款式多，在中华同期文明中极为罕见。
三星堆金器组图
三星堆文物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文化面貌复杂、新颖、神秘，而且造型奇特，规格极高，制作精美绝伦，充分反映了古蜀国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玉石器加工技术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宗教信仰。为研究中国巴蜀及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令人遗憾的是，在三星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文字（文字是东方古文明鉴定的最大短板），只有陶器、玉璋和金杖上有些带争议的符号。
三星堆金杖纹饰
对于三星堆文化土著源流究竟来自何方，留下如此灿烂文化的先民们是何族属，文物学家和考古学家们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对于古蜀国，究竟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联盟（参与武王伐纣），还是一个已经相对独立的早期国家，仍存在争议；
对于三星堆文明延续两千年后，又神秘消失的原因还未破解；三星堆人的后裔究竟去了哪里，演化成了那些少数民族，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有羌、氐、巴、濮、越等多种说法）。
三星堆鸟形青铜器组图
不过学者们普遍取得共识的是，三星堆文明是当地土著文化与中华文化交汇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互相影响的结果，这对研究古代中国民族与文化交流和演进具有不容忽视、意义非凡的影响。
文章最后谈谈三星堆文化的发展和未来。前面夸了三星堆那么多优势，但也不得不正视三星堆遗址所面临的现实。
良渚古城遗址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申遗成功(2019)
良渚古城遗址已于今年7月成功申遗，而与良渚古城同为中国考古重要遗址的古蜀文明遗址（金沙遗址、古蜀船棺合葬墓、三星堆遗址），早在2013年就纳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至今未能通过审核，看来仍需加倍努力。
不吹不黑，分析古蜀文化未能达标的原因，以三星堆为例，其在价值阐释、环境整治、保护展示等方面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改进。
这种三星堆假玉器民间很多
1、过于关注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对于三星堆文化其他遗址保护工作尚不到位，尤其是流落民间的疑似三星堆文物没有系统收集和整理，粗略统计民间号称三星堆文化遗物的超三万件，却一直未曾得到重视，更缺乏专门的鉴定机构和方法。（环境治理、文物保护未到位）
2、未处理好三星堆遗址范围内居民和遗址区的共存共荣关系，当地居民难以靠文化遗址取得收益，遗址范围内新建筑日渐增多。导致三星堆后续挖掘工作难以开展，近年来三星堆遗址区因地震、大雨等原因屡有新文物出现并遗失，实为可惜。（环境治理、文物保护未到位）
遗址区民居建设需规划(网图,非三星堆遗址)
3、对三星堆博物馆和三星堆青铜器的宣传力度过大过猛（有夸大宣传的嫌疑，赶快把百科上"世界第九大奇迹"的字样去掉），但对三星堆出土的与中华其他文化同源的陶器、玉器的宣传力度较少（如广汉玉器），对于三星堆文化实际范围和影响的宣传比较模糊，造成外界对三星堆来历和价值片面理解或误解，值得反思。（价值阐述不清晰、不立体）
4、对三星堆文化的产生、传播和后世影响，三星堆衰亡的原因和三星堆人的去向研究工作尚弱，整体文化脉络不清晰，也是未能过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星堆需拿出更好的软硬件去冲击申遗
三星堆遗址的申遗工作任重而道远，希望相关部门和学者加倍努力，早日将一个更加立体的三星堆文化展示在世人面前，并做好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
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遗址，在一、二号坑发现35年后，又有重要收获，再次受到了全球的瞩目。
2021年3月20日，在成都举行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考古工作者在四川三星堆遗址新发现6座三星堆文化“祭祀坑”。截至21日晚，已出土金面具残片、巨青铜面具、青铜神树、象牙等重要文物500余件。
考古工作者正用他们的双手，一步步复原、唤醒，那些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文明传奇。
三星堆遗址文物持续“上新”
金面具
在新发现的5号坑中，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土一张独特的金面具，与之前三星堆遗址1、2号坑的发掘中出土的6件金面具相比，新出土的金面具显得格外厚重，而且与众不同。
青铜器
考古人员在3号祭祀坑中，发现了数十件造型精美、保存相对完整的青铜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执行领队冉宏林表示，坑中的方尊可不是一般人能拥有的，古蜀国王一级的人才能享用。“简直太'土豪’了！啥都有……”
此外，考古人员还发现一个造型奇特的铜器。发掘队队员徐斐宏描述：“此文物器型像一个'从未见过’的铜坛,又像是坐着的人,有着修长的手臂和手指,上有纹身装饰,两脚赤足卷曲……说它'奇奇怪怪，可可爱爱’。”
古象牙
此次发掘中，3号坑和4号坑的象牙较为集中，有一百多件。而在5号坑和8号坑，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小件象牙制品，有的饰品表面还刻有精美的云雷纹。
专家表示，此次的发掘再次提供了大批象牙样本，或许可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成果。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队员许丹阳表示：“象牙我们从表面看着好，实际上里面经过火烧、夯打和埋藏这么多年，里边都已经很糟朽了，所以提取出来是很不容易的。
为了保护文物，我们必须将象牙包裹起来进行保湿处理，回到实验室后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玉琮
考古人员在4号坑中还发现，或来自中原地区商王国的玉琮。通过超景深显微镜，文保人员观察玉琮表面状态，并为其拍照，采集原始信息。
古丝绸残留物
考古人员在坑内黑色灰烬中，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专家表示，在此前的三星堆考古中从未出现过丝绸，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说明古蜀是中国古代丝绸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罕见木箱
此外，在6号坑还发现一个前所未见的木箱子，它与坑等宽，碳化严重，暂未发现与墓葬有关的迹象。
专家将通过检测来判定里面曾装着什么。
科技力量助力保护文物
方舱+防护服
此次考古发掘首次使用了方舱和防护服，之所以穿着防护服进入现场，是出于保护文物的角度，因为人身上会携带一些现代元素。
搭建保护大棚及其内的工作舱，一是可以调整到合适温度来保护文物，另外一方面可以防止风吹进来一些孢子，在坑洞里面形成苔藓。
吊篮，悬空操作
此次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均趴在为这次发掘做的吊篮上进行，工作人员人不用下去，可以悬空进行操作。
为文物量身定制 3D 打印制的硅胶膜
在此次考古工作中，工作人员利用硅胶做了一个外罩，将其套在铜尊外边后，再灌石膏。这种硅胶膜外罩可以贴合在铜尊表面，比软布、薄膜的效果更好。时代在进步，百年考古初心不变。
百年科技在发展
本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从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初次“邂逅”，到35年前全新青铜文化面貌的揭示，再到此次500件重要文物的发布，我们等了将近100年。百年来，科技在迅猛发展。
当初的工作人员梦想在飞机上拍一张三星堆的全景，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听了都笑了，觉得这是一个梦。百年沧海桑田，早已换了人间。到了今天，那个“梦想”真的靠一架“飞机”实现了，一个航拍镜头轻轻松松搞定。
△三星堆遗址1986年发掘现场
△三星堆遗址2021年发掘舱现场
从1921年，我国开始对仰韶文化遗迹进行考察，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再到今天三星堆遗址的再次发掘，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百年考古“大众化”
在今天，我们更可以通过直播实时分享考古工作进程，让越来越多的网民参与进来，让文物考古以更加接地气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在这过程中，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思想的疯狂碰撞。这样的关注和互动，使得考古不再“冷门”，文物不再“高高在上”，考古热潮不断涌现。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此次三星堆上新掀起的全民考古热，不仅是一阵风潮，更是一针强心剂，它把三星堆的“热闹”带到每个国人心中，将血液里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那份认同与尊崇再次沸腾，助力国人文化自信再提升。
纪录片《三星堆纪录片》2004
央视纪录片《三星堆·消失与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