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几点差异
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几点差异
©文/ 李松
编辑：瑞秋的春天
☄ 本文是李松在罗斯巴德《人，经济与国家》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罗斯巴德和米塞斯同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杰出人物。本文最简要地梳理了罗斯巴德和他最敬仰的米塞斯之间知识脉络的联系和差异。这个对照，或许有助于我们认知米塞斯和罗斯巴德。李松老师是一位奥派研究者，也是《人，经济与国家》的译者。
伯特兰`罗素曾说：“一本大书就是一场灾难”。按这个说法，罗斯巴德是个灾难制造机器。每次别人约他写一本通俗易懂介绍给门外汉的小书，他总是不断地把写作计划拖延、扩展成一部部厚厚的砖头。但喜欢奥派的人却并不会觉得罗斯巴德的书是一场灾难，不会觉得其长度和厚度让人难以卒读，相反，每次看他的书，不得不集中精力，想一口气看完，只恨不得罗斯巴德写得再厚一点，论述更多更广阔的问题。这归因于罗斯巴德无与伦比清晰透彻、通俗易懂的文字风格。在罗斯巴德早年的时候，他就把H·L·门肯无可匹敌的清晰写作风格作为自己的写作典范。这在以含混为高深、以晦涩为智慧、以糊涂混乱为乐趣的近代学术界，罗斯巴德是个难得的异数，即便是在以清晰写作著称的奥派传统中，罗斯巴德也是最清晰、深入浅出的。
这使得后世的罗斯巴德主义者很尴尬，因为没法像对待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这类含混的作者那样，对他们的一些具体论述，人们可以得出各自的不同解读，并进而产生一大批“解经学”研究著作。对罗斯巴德，几乎没有什么好解读的，因为他所有要表达的内容、其知识基础脉络都已经清晰地表现在他的一系列著作当中了。米院的一位作者说，对他的著作，我们没有必要去重新诠释，而只需要去直接分析他的哪些观点是对的，哪些观点还需要推敲。
因此，没有必要去解读罗斯巴德了，我们可以直接去看看他的观点。但批评地去审视罗斯巴德的整个学术系统，这样的能力我目前远不具备。因此，我想在这里最简要地梳理一下罗斯巴德和他最敬仰的米塞斯之间知识脉络的联系和差异。这样的一个对照，或许有助于认知米塞斯和罗斯巴德。
第一个最重要的差异毫无疑问是来自于哲学立场方面，众所周知，米塞斯是个新康德主义者，康德的哲学致力于解答人的理性能够认知什么、人是如何认知的以及先验综合判断如何成为可能。可以说米塞斯在构建行动学时就是在反反复复运用先验综合判断、利用形式逻辑和行动逻辑来演绎推理出整个经济学大厦的。新康德主义指的是德国西南学派由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所代表的观点。这个学派致力于把把康德的先验认识论拓展到其他学科的应用，在这一过程中，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提出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主要差异，就他们而言，主要是历史学。他们指出，自然科学关注外界现象、物质及其存在规律，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对人的意义，是只有人存在才有的文化精神现象，所以李凯尔特又把社会科学叫做文化科学。此外，他们也指出自然科学力图寻找一般规律，而历史学的研究重点是历史经验的个性。
到米塞斯手里，这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划分拓展到了经济学领域。米塞斯用先验认识论和心智逻辑的体系重新改造了经济学的最后基础。同时，米在奥地利的好朋友亨利·凯尔森则把先验方法论引入了纯粹法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也颇丰。这是康德、新康德主义的一些背景。
具体而言，米罗在哲学立场上的联系在于，米是个不可知论者，像康德认为的那样，人能认识的只是人的范畴、感官允许人认识的现象，至于现象背后那个承载各种属性和现象的本体，那个物自体，我们不知道。而罗斯巴德所接受的新托马斯主义者以及安兰德的客观主义。兰德主义其实在本体论上是极端反对康德的不可知论的，兰德甚至说物自体是西方最祸害的概念，她认为人感受到认识到的存在就是存在的本体本身。罗虽然和兰德闹翻了，以至于很少在著作中提及兰德的影响和智力贡献，但罗大部分关于哲学的论述是在兰德主义的立场上写的。这里有个有意思的问题。米是个对古典哲学非常了解的人，除了本体论，他没有直接的论述，但是古典哲学里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他都触及了，他还花了三本书的篇幅去重点介绍他自己的哲学：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经济学的最后基础，理论与历史。虽然这几本书都侧重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但另一方面，罗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哲学家，他没有过关于哲学问题的专著，因为他的不精于哲学，使得他关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有点生硬，他在认识论上，贴上了一层兰德主义的皮，但方法论上，他始终小心翼翼地和米塞斯保持一致。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认识论和方法论并不是割裂的，的确，对不同的认识论观点持有者，有可能大部分方法问题仍然可以保持一致。但寻根究底的好奇心必然会追问到一些涉及最基础的哲学概念，而这样的追问必定会触及到一些矛盾或者分歧的地方。比如，米塞斯写经济学最后的基础，反反复复地解释什么是人心、什么是心智结构、什么是范畴……就是为了去解答那些顺着其经济学方法论观点不断追问到源头的读者的疑惑。但罗，在这一块，是没有深度研究的。
他们的主要差异及爆发点体现在米的不可知论的气质上面。
这种不可知论弥漫在米的许多关键结论上。比如说关于自由意志，是否有一天人能够发现意志、情绪、情感、观念是如何由外界的物质、分子、电子、脑神经等等一步步决定而来的。米的观点是：不知道。但至少目前为止，人无法把精神现象的原因追溯到物质层面，因此方法上，必须采取二元论。另一方面，在米看来，决定论只不过是因果律这个范畴的一个推论，一切认识论的基础。但自由意志的论点，在罗斯巴德那里，不是一个不可知论点的假设，相反，他认为自由意志是一个任何思考活动的必然前提，比如他对自由意志的一个经典辩护：假如人无法自由的思考，那么人就无法通过辩论、思考来更改、说服他人。但罗斯巴德的这个辩护有问题的。因为，我可以说，人因思、辩论而更改观点也是被决定好的。因此这个论点和决定论的惩罚观点类似：假如世界是决定论的，那么惩罚犯罪无意义，犯罪之所以犯罪不是他个人的选择，而是宇宙被决定好的一部分事实。反驳观点类同：对犯罪的惩罚也是决定好了的，因此，仍然可以惩罚犯罪。
关于自由意志的不可知性质，具体联系到经济学，有什么意义呢？必须说明，经济学的起点，是有意识、以自由意志做选择的行动。假如有一天，科学的发展真的能够证明，人没有自由选择的能力，都是决定好了的，且科学可以说明任何行动的决定程序。那么，今天的积极性、行动学是要重写的。
又比如，关于客观伦理问题。是否存在一个科学的、“正确的”、唯一针对所有人有效的伦理体系。米塞斯断然否定这样的存在，在他看来伦理判断和价值判断一样，源出于“直觉的武断”，属于应然判断的范畴，而应然范畴无法和实然的范畴进行互相推理。但罗斯巴德基于自然法以及人的存在，得出了一个自然法的客观伦理体系。罗甚至在自由的伦理的一个脚注里否认休谟关于实然和应然的二分。
但同时，虽然米塞斯不认可存在一个客观的伦理学，但他却有自己的伦理偏好，也就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支撑这套自由主义的是米塞斯重新改造过的功利主义，这套功利主义和边沁、穆勒大为不同。简单讲，米的功利主义指的是：客观的判断政策或者行为的标准，只能是，其手段是否有助于达到其目的。这个功利主义本身是不错的，但罗斯巴德批判米塞斯以功利主义作为基础来建立自由伦理，这个批判同样也是正确的。另外，米塞斯不像罗斯巴德那么笃信自然法，但他理解的自然法不是一般意义上对应实在法的东西。米理解的自然法是：事物有其本身特性决定的自然秩序或规则，人要达到自己的目标须把自己的行为调整到适应这套因果规律上来。推导到最后，米认为，自然法等同于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
第二，在具体的经济学层面，罗和米的主要差异体现在垄断问题。其他的小分歧我认为只是叙述上的问题。米塞斯写作时假定读者是专业的学者，因此省略了很多复杂的推理链条，而罗极其精湛地填补了这些空缺，造福了后来的初学者。
但垄断问题是米塞斯确确实实犯了错的。米不认为独占要素、单一卖家或者少量供应方构成垄断。但他仍然认为自由市场会出现损害消费者的垄断。第一个条件是：独占或者可以通过卡特尔独占某生产要素，第二个条件是，商品面临着独特的缺乏弹性的需求曲线，以至于垄断要素者可通过减少供应抬高价格，反而获得更高的利润。他把这个叫做垄断价格，而垄断价格是垄断的必要条件，其对应的是竞争价格。米甚至举例：一个地区停电了，蜡烛供应商本可以抬价到5元卖光蜡烛，但蜡烛供应商联合起来，抬价到15元，同样卖光了所有蜡烛。米塞斯把5元叫做竞争价格，15元叫做垄断价格。米塞斯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反反复复地提醒经济学家，不要去假设无意义的市场价格和非市场价格，但他自己在这里也虚构了一个不真实的“竞争价格”。罗斯巴德的贡献在于批判了这个所谓的垄断价格的定义，进而把垄断理论一般化地拓展到了一个结论：只有暴力限制准入才会造成垄断，只存在行政垄断。
罗斯巴德进而批判米塞斯热爱的“消费者主权”这一概念，并提出自己的基于私有产权而不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我主权”。虽然米塞斯反复使用消费者主权这一概念作为自己的论证工具，但罗斯巴德集中火力批判的是第一个提出来这个概念的Hutt教授。这或许也是对米的一种尊重。
此外，罗斯巴德是个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而米塞斯反对无政府，但米塞斯反对的是左派的、克鲁泡特金似的无秩序无财产权的无政府。米有生之年，没有触及到现代意义上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虽然米塞斯在他的《官僚主义》里面明确说过警察安保服务不适合利润管理，只适合官僚管理。但在另一些地方，米塞斯又是个无限脱离主义者，他认为只要不满意中央政府，不仅市级政府可以脱离，一直回溯到个人层面，也可以有权退出。从这里，我们又发现，米其实是认可无政府资本主义的逻辑的，只是在他有生之年还来不及触及、专门研究这个话题。所以，即便是在米这么逻辑一致的智力巨人身上，也出现了些许令人不满意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