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涛：鲁迅与“翟煞鬼墓记石”

翻看鲁迅在西三条故居的老照片，可以看到鲁迅先后在书房东北角的箱子上和在南房客厅东北角的木架上，都曾经摆放过“翟煞鬼墓记石”。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很喜欢这件古玩。

鲁迅收藏的“翟煞鬼墓记石”

北京鲁迅博物馆文物档案记载，“翟煞鬼墓记石”高23.5厘米，底长17.5厘米，厚9厘米，呈暗褐色，仅正面雕刻一个像龛和一些文字，其余各面均未加工。像龛中雕有一个头戴小帽、五官清晰、盘腿抄手的女孩的坐像。像龛下还刻有文字：“天保七季八月八日亡女翟煞鬼记。”

从文物的类别来说，这是一块墓记石，其作用与石刻墓志类似，都是放在墓室中标明死者身份、死亡时间的。墓记石和墓记砖通常都比较简陋，多使用在下层社会。从这件古玩的质地、雕刻的文字和图像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下层社会的翟姓父母为亡女翟煞鬼所刻的墓记石，时间在北齐天保七年（公元556年）。虽然这件“翟煞鬼墓记石”在工艺上比较粗糙，却是在晚清时出土的年代比较久远的墓记石，因此也被当时一些著名的收藏家视为宝物。

鲁迅是在1918年4月14日买到这件古玩的，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午后往留黎厂（即琉璃厂），以重出拓片就德古斋易他本，作券廿，先取残画象一枚，作券四元。又买北齐翟煞鬼墓记石一方，券廿，云是福山王氏旧物，后归浭阳端氏，今复散出也。”

鲁迅所说的“福山王氏”，即福山（今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人王懿荣（1845—1900年）；“浭阳端氏”，即浭阳（今河北省丰润县）人端方（1861—1911年，清末满洲正白旗人，托活洛氏，号匋斋）。这两位都是晚清著名的收藏大家，前者因为首先发现了甲骨文而被称为“甲骨文之父”，后者先后担任过清末的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号称“晚清第一藏家”，是当时收藏金石最丰富的藏家，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毛公鼎”就是端方的旧藏。

从现存的鲁迅《壬子日记》所记载的书账中可以看出，鲁迅早在1912年4月28日就购买过鬼灶拓本一枚。鲁迅在1912年5月5日来到北京之后虽然继续搜集金石拓片，但是大量搜集金石拓片是从1915年开始的。另外，从鲁迅日记还可以看出，他曾经多次从琉璃厂的古玩店购买过端方藏石的拓片，如1916年7月28日日记：“往留黎厂买端氏臧（藏）石拓本一包，计汉、魏、六朝碑碣十四种十七枚，六朝墓志二十一种廿七枚，六朝造象四十种四十一种（枚），总七十五种八十五枚，共直二十五元五角。”附带指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5卷第237页中，在对端方注释时说：“鲁迅先后于本年起到1919年购得其藏石拓片及瓦当拓片等拓本九百三十枚。” 从这个数字也可以看出，鲁迅很重视搜集端方所收藏金石的拓片，因为端方的金石拓片都来源于他本人收藏的罕见的金石，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如端方曾在《匋斋藏石记》中说：“余每有一墨本，即有一石，非所藏者不入焉。”

鲁迅的藏书中就有端方所编著的《匋斋藏石记》（四十四卷，附录《匋斋藏砖记》二卷，190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因此，鲁迅对这块在收藏界较为知名的“翟煞鬼墓记石”也应当并不陌生，加之考虑到此石流传有序，是端方后人散出的，于是就决定买下此石。鲁迅此前也在“德古斋”买过端方收藏的石刻，他在1917年12月30日的日记中记载：“出留黎厂在德古斋小坐，购得周库汗安洛造象石一躯，券二十四元，端匋斋故物也。文字不佳，象完善。” 鲁迅在买到端方的旧藏“翟煞鬼墓记石”和“库汗安洛造像石”后，对这两块石刻很是重视，特地委托古玩店“德古斋”为这两块石刻制作了拓片，并在1918年6月4日的日记中记载：“晚德古斋人来，为拓《库汗安洛象》及《翟煞鬼记》各六枚。”

鲁迅辑录的翟煞鬼墓记石拓片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此前就已经买到过端方的“翟煞鬼墓记石”的拓片，他在辑校石刻的拓片时还专门对“翟煞鬼墓记石”的拓片作了如下的注释：“翟煞鬼记，石高九寸五分，广七寸八分，上半象龛，下半记五行，前二行，行四字，后三行，行二字。正书。在满州托活洛氏。”这里的“满州（洲）托活洛氏”就是指端方。鲁迅不仅收藏了“翟煞鬼墓记石”的原拓，也收藏了从“晚清第一收藏大家”端方家中散出的“翟煞鬼墓记石”的原石，内心当然很高兴，所以特地在自己编的《六朝墓志目录》中指出了这块墓记石现归自己所有：“亡女翟煞鬼记天保七年八月八日浙江会稽周氏藏石。”珍视之情可窥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