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史出台！汉武帝为何要搞地方监察制度？--秦汉史话24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114，《秦汉史话》连载24，欢迎收看。
汉武帝长期用兵和穷奢极欲，造成财政开支恶性膨胀。为了解决财政困难，除了采取多项新的经济措施之外，又实行“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 的办法，因而导致吏治日益败坏，加剧了社会矛盾。
01、卖官鬻爵，吏治败坏
继文景实行入粟拜爵、免罪之后，汉武帝又开辟卖官敛财的新途径。这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一项补充措施。据《史记·平准书》 记载：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汉朝因通西南夷道，又筑朔方城，造成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所谓“入羊为郎”，即入物补官，是汉武帝卖官之始。
武帝元朔六年（前123)，汉朝又因大战匈奴，大司农财政费用耗竭，不得不“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铜免减罪”。为此，汉武帝设置“武功爵”，规定买爵至第五级“官首”者，可试补吏，先除用；至第七级“千夫”者，爵位相当二十爵 制的五大夫，可免除徭役及赎罪。这实际上成为免役权和司法权的大拍卖。大约实行几年之后，由于买爵免役的人很多，应征服役的人越来越少，汉廷只好把买爵免役变相取消了。
武帝元鼎年间，“始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领大司农，”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数年之间，两次下达入粟补官、赎罪的法令，结果造成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影响极坏。这是汉廷统治者始料未及的。
首先，吏道杂而多端，职官制度混乱。汉武帝即位之后，奉行抑商抑豪政策，以限制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然而汉廷卖官的结果，使一些豪富之家通过这一途径，获得了仕宦为吏的机会，因而为其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加以当时实行盐铁官营，汉廷又任用一批“盐铁家富者为吏＂，造成吏道杂而多端的局面。它不仅背离了汉初以来不准商人及其子孙仕宦为吏的禁令，也使文景以来发展起来的地方豪强，通过上述渠道登上了政治舞台。
如汉武帝时期的卜式，就是献财封官的典型。卜式原是从事田畜的豪富，因输财助边，献出20万钱，开始拜为中郎，后来官至御史大夫。在汉武帝时期，类似卜式这样的豪富、大工商业者仕为各级官吏的，为数不少。他们不但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又有政治权力，这就为西汉中后期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
不仅如此，由于汉廷允许犯法者赎罪，一些犯罪的官吏及豪富，只要通过买爵或入粟赎罪，照样还可以仕宦为吏。汉元帝时，贡禹总结这个时期的吏道，指出当时的官吏，“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职官制度遭到破坏，因而导致朝政日趋腐败。
其次，奢侈成风，吏治败坏。由于实行入物者补官，犯法者赎罪，奢侈成为社会的风气。一些不称职的官吏通过买官而窃据官位，任用官吏不得真贤，因而造成吏治日益败坏的恶果。如酷吏杨仆“以千夫为吏”，即通过买第七级武功爵而被任用为吏。杨仆由此发迹，后来官至主爵都尉，拜为楼船将军，又封将梁侯。
就是这位堂堂的汉朝将军，在讨伐南越王叛乱时，公然在战场上弄虚作假，大搞“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以此假报战功。然而临到两军激战之时，杨仆＂拥精兵不穷追＂，置战争胜败于不顾，使南越得到喘息的机会。
杨仆的所作所为，后来汉武帝曾以书敕责，罗列他的罪过五条，成了当时官吏腐败的写照。
汉廷高官如此，而更多的地方官吏则崇尚财利，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后来贡禹指出：当时“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巧取豪夺成为官吏遵奉的信条。一些地方长吏如郡守、诸侯相追求财利成风。他们欺上瞒下，刻剥细民，兼并土地，成为社会的大害。所以，武帝元鼎年间，汉廷不得不＂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 。
但是，徐偃作为钦差大臣循行郡国，本身负有监察的使命，然而恰恰是这位监察官首先不遵汉法。他假传诏令，擅自“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 ，违背盐铁官营的政策，受到御史大夫张汤的弹劾。钦命的监察大臣不奉诏令，无视汉法，吏治败坏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征敛不止，民不聊生。汉廷卖官鬻爵，自然将一部分豪富势家取得免役权的负担，转嫁于人民身上；而通过买爵免役，或者入粟补官的豪富，也要加强对人民的榨取，以收回他们所付出的财物，这就给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尤其当时吏治日益败坏，犯法又可以赎罪，一些势家豪右为非作恶，就更加肆无忌惮。如济东王彭离，骄悍横行，常常乘昏暮之时，行剽杀人。他们大肆掠取财物，被杀者达百余人之多。这类事件频繁发生，受害最大的还是人民。
不仅如此，人祸之外，还有天灾。武帝元鼎年间，山东大水成灾，饥民遍及十余郡，饿死者数以千计，甚至千人相食。汉廷只得令饥民就食江淮间，又下巴蜀之粟以便救济。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到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关东流民达200万，其中无户籍的就有40万。无数贫苦农民背井离乡，四处流亡，汉廷公卿主张迁徙流民于边郡。当时任丞相的石庆，面对社会危机，不得不上书 辞职。汉武帝在回报的诏书中，涉及流民问题，道出了吏治败坏的状况。如官吏征敛不止，百姓深受其害，被迫流亡他乡；为官奸邪，官不举职，空有其位，百姓愁苦；流民数量日益增多，地方长吏谎报实情，上计文书文饰不改，等等。汉武帝中后期吏治的败坏，又加剧了社会危机。
02、刺史出台，监控吏治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地方吏治的监察，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制度，以便考察郡国治政，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
西汉的刺史制，是源自秦的监御史。前述秦朝设监御史，直属御史大夫，职掌监郡，以监察地方吏治。西汉建立之初，御史监郡制废除。惠帝时又恢复，文帝改由丞相史出刺，但并非常制。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将全国分为13州，每州领若干郡国，设置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属郡国。这13州分别为：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朔方州和交 州。但是所设“州”这一级，仅仅表示监察的区域范围，并不是地方行政组织。它只有监察权，而没有行政权。
刺史由汉廷派遣，秩六百石，属于低级官员。但是刺史职权很重，所监察的对象为二千石官员，还有地方上的强宗豪右。监察的主要内容有六条：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 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益。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这六条规定表明，实行刺史制的目的：一是抑制和打击地方的豪强势力；二是督察郡国治政的情况，以加强汉廷对地方的控制。
汉武帝所置刺史，没有固定的治所，每年秋天巡行郡国，年终到京师上奏情况。
此外，汉武帝晚年，因“巫蛊之祸”起，于征和四年（前89), 初置司隶校尉，使持节捕巫蛊，并督捕京师奸猾。后来罢其兵，使监察三辅、三河、弘农等地，权力越来越大。
汉武帝中后期实行的刺史制度，是汉王朝吏治日益败坏的产物。地方长吏对上执行汉朝政令，对下则直接统治人民，其治政与汉王朝的兴亡关系密切。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吏治问题，这种地方监察制只能暂时缓和社会矛盾，却不能使汉王朝摆脱衰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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