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保 | 安南都护府与唐代边疆防御体系的构建及影响
摘要：安南都护府作为唐朝设置在南部边疆的重要管理机构，既是维护唐代南部边疆稳定的基石，也是拱卫唐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依持设置在南部边疆的安南都护府，唐朝有效稳定了南部边疆的社会秩序，巩固了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统治；凭助安南都护府与邕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而构建的唐朝南部与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防御体系，则又为唐朝统治在南部边疆的不断深入提供了保障。安南都护府在唐代边疆防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
关键词：唐代；安南都护府；边疆防御体系；国家安全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改交州都督府为安南都护府，总管唐朝南部边疆的军政大事。对于安南都护府在唐代边防中的地位，我国学术界已有一定关注。方国瑜先生《唐代前期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1]《南诏与唐朝、吐蕃之和战》[2]等文就较早注意到了安南都护府的兴衰演变与周边地域政治的关系，陆韧教授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研究；[3]我国台湾学者毛汉光先生在《中晚唐南疆安南羁縻关系之研究》[4]一文中，亦论及邕州、南诏对与其相邻之安南东北、西北地区的影响；乌小花、李大龙等学者则在有关安南都护府的研究中，谈到了安南都护在“维护安南地区的统治，镇压反叛和抵御外敌入侵”的主要职责，以及安南都护府所承担的“南部边疆地区防御的重任”。[5]不过以往研究，较少从唐朝边疆防务策略的视角来进行审视和检讨，所以对于安南都护府关及唐代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为此，笔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就安南都护府在唐代边疆防御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略陈管见，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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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汉代以交趾（州）刺史部的交趾郡和与之境域相连、山水相依的益州刺史部下的牂牁、益州二郡共同构成汉帝国南部与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军事防御体系，从而为维护汉代南部、西南边疆的稳定筑建了一道坚实的屏障。西晋时，交州刺史陶璜亦曾上书朝廷：“又宁州兴古接据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陆并通，互相维卫。”[6]前代所推行的这种以边疆相互牵制从而维持其势力均衡的防务经略之谋，也被唐朝吸收并具体运用。
唐代前期，因南疆边吏治边措置乖违实际而使当地土长作大，加之唐中央王朝驻守兵力有限，以致都护刘延祐、曲览先后被杀，甚至开元十年（722）安南渠帅梅叔鸾勾结林邑、真腊等国攻占府城。[7]尽管这次叛乱主要通过岭南出兵就较快得到了有效平息，但也使中央王朝意识到，仅凭岭南五管尤其是邕管与安南都护府之间的相互牵制和政府在南部边疆的驻军尚不足以保障安南都护府的稳定，所以唐玄宗鉴于汉武帝统一南越先从经略西南夷入手的成功经验，也加大了唐朝在西南边疆的经营力度。如方国瑜先生所说：“开元年间，唐朝经略云南，意图巩固统治政权，作为基地，以对付安南与吐蕃。时云南部族内部争扰，当先统一安定，然后建立据点，进而威慑控制安南与吐蕃。故扶植滇池地区之南宁州爨氏及洱海地区南诏蒙氏，颇费周瞻，多番遣使臣降敕书与南宁及南诏首领。”[8]
当时地处西南边疆的南宁州都督府所辖诸爨部首领内讧，分投姚州、戎州与安南，唐朝降敕书命诸爨首领爨仁哲等和好，派安训道至南宁调处。张九龄代拟唐玄宗《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云：
敕安南首领、归州刺史爨仁哲，潘州刺史潘明威，僚子首领阿迪，和蛮大鬼主孟谷悮，姚州首领、右威卫将军爨彦征，将军、昆州刺史爨嗣绍、黎州刺史爨曾，戎州首领、右监门卫大将军、南宁州刺史爨归王，南宁州司马、威州刺史、都大鬼主爨崇道，升麻县令孟躭：卿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比者，时有背叛，似是生梗，及其审察，亦有事由：或都府不平，处置有失；或朋仇相嫌，经营损害。既无控告，自不安宁，兵戈相防，亦不足深怪也。然则既渐风化，亦当颇革蛮俗，有须陈请，何不奏闻?蕃中事宜，可具言也。今故令掖庭令安道训往来宣问，并令口具，有隐便，可一一奏闻。[9]
敕书诏谕对象主要为西爨部族首领。所谓西爨，其区域相当于今滇池周边地区、曲靖地区、楚雄州东部、红河州、文山州等地。[10]方国瑜先生认为：“（诸爨）各部首领之间的争端，很可能发生在开元五年（717）爨归王任南宁州都督之后。由于他的都府不平、处置有失，造成对立，不能服制，以至分裂，则为开元二十四年前一、二年之事。”[11]西爨各部之间相互对立，互有攻击的动荡局势，不仅危及到了唐中央王朝在西南边疆的统治，同时也妨碍了唐朝试图通过剑南道前哨之地南宁州与岭南道的邕州对安南都护府形成左右环卫的治边方略。所以唐朝为了实现在西南边疆的政令统一，急于消除爨氏各部之间的争夺，积极推进爨部的结合，并帮助爨归王消灭对立势力。于是，至开元二十四年（736）“南宁州消除分裂，恢复都督部职权”。即爨部已消除分裂局面而统属于南宁州都督府。[12
尽管唐朝先后于开元二十四年、二十六年分别扶持爨归王、蒙归义（皮逻阁）统一爨部和洱海地区，初步达到了以南宁州为据点俯瞰安南、以洱海地区为据点西抗吐蕃的战略构想，但是唐朝此举所带来的乖违其主观意愿的直接负面影响则是导致了西南边疆南诏、爨氏两大势力并立争雄的局面，反而给了吐蕃可乘之机。为此，唐朝不得不对南诏有所防范，对爨部实施戒备，“于是就想调用其南部安南都护府的军事力量介入云南地区，增加唐朝在云南的实力”。[13]出于边疆维卫的目的，唐朝选择军事防守位置冲要且有物质保障的安宁作为军事据点，“安宁雄镇，诸爨要冲，山对碧鸡，波环碣石，盐池鞅掌，利及牂、驩；城邑绵延，势连戎、僰。乃置城监，用辑携离。远近因依，闾阎栉比”，[14]同时牵制南诏和爨氏，而且能在西南边疆保持稳固统治的前提下震慑南部边疆。
天宝四载（745），唐以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开步头（元江）路，方于安宁筑城，群蛮骚动，陷杀筑城使者。玄宗遣使敕云南王蒙归义讨之。归义师次波州，而归王及崇道兄弟爨彦璋等千余人诣军门拜谢，请奏雪前事。归义露章上闻，往返二十五日，诏书下，一切释罪。无何，崇道杀日进，又阴害归王。归王妻阿姹，乌蛮女也，走投父母，称兵相持。诸爨豪乱，阿姹私遣使诣蒙舍川求投，归义即日抗疏奏闻。阿姹男守隅遂代归王为南宁州都督，归义仍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道男辅朝。崇道内怀忿惋，外示和平，犹与守隅母子日相攻伐。阿姹又诉于归义，兴师问罪。行次昆川信宿而曲轭川溃散，崇道南走黎州。归义尽俘其家族羽党，并杀辅朝而取其女。崇道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及归义卒，子阁罗凤立，守隅并妻归河赕，从此与皇化隔绝”。[15]章仇兼琼开步头路，[16]及以越嶲都督竹灵倩筑安宁城的目的所在，似乎被爨氏洞晓，因此建城时，诸爨起乱，陷杀筑城使者。情急之下，唐玄宗诏命皮逻阁率兵前往讨伐。当时南诏已意识到唐朝对其尚有防备之心，“筑城收质，缮甲练兵，密欲袭我”，[17]而皮逻阁亦有将其势力东扩至滇池区域的政治图谋，因此趁机东进。《南诏德化碑》有：
兼琼秉节，贪荣构乱。开路安南，攻残西爨。竹倩见屠，官师溃散。赖我先王，怀柔伏叛。[17]
南诏乘虚占领了西爨地。由此启唐与南诏不谐之端。南诏的失控，西爨的失守，使唐朝的定边战略受挫，既失去其西部边疆的一道屏障，也导致了其南部边疆内外受敌的潜在危机。为此，唐朝与南诏展开了对西爨地的争夺。《南诏德化碑》又云：
初，（剑南）节度章仇兼琼不量成败，妄奏是非；遣越巂都督竹灵倩置府东爨，通路安南。赋重役繁，政苛人弊。南宁州都督爨归王、昆州刺史爨日进、黎州刺史爨祺、求州爨守懿、螺山大鬼主爨彦昌、南宁州大鬼主爨崇道等陷煞竹倩，兼破安宁。天恩降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都督李宓等委先诏招讨诸爨，畏威怀德，再置安宁。[18]
《德化碑》所言“再置安宁”，即指天宝八载（749），唐玄宗委曾任交、容、广三州节度的特进何履光统十道兵马，从安南进军讨伐南诏，天宝十载（751）收复安宁城。[19]《新唐书》亦载：“安宁城有五盐井，人得煮鬻自给。玄宗诏特进何履光以兵定南诏境，取安宁城及井”。[20]
此后随着南诏势力的不断膨胀，唐与南诏之间又发生了多次激烈的争战。[21]举其大者，如天宝十载（751），“节度使鲜于仲通已统大军取南溪路下，大将军李晖从会同路进，安南都督（护）王知进自步头路入。”[22]唐朝调遣三路大军分别从今四川宜宾、西昌和安南步头路出发合力围攻南诏，结果大败。天宝十二载（753）五月，唐“以左武卫大将军何履光将岭南五府兵击南诏”。[23]天宝十三载（南诏赞普钟三年，754年），唐“又命前云南郡都督兼侍御史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总秦、陇英豪，兼安南子弟，顿营陇坪，广布军威。乃舟楫备修，拟水陆俱进”。[17]唐再遣李宓等二路大军水陆并进合势进发征讨南诏，结果惨败于西洱河，唐由此被迫放弃安宁城，南诏重新占据西爨地。至唐代宗永泰元年（765），阁罗凤置拓东城时，“东爨悉归，步头已成内郡”，[24]整个爨地全被南诏收归囊中。南诏成为威胁唐朝南部边疆安全的劲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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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方国瑜先生认为：“唐朝在安宁设重镇，应在天宝四载，何以在这时设府、开路，要通安南?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由于南宁州都督的政权巩固，意图建立重镇作为根据地，来对付安南……唐朝的这一措施，联系爨地与安南的统治，是以爨地为据点来对付安南，而不是以安南为据点来对付爨地；不然，为什么在爨地设重镇而不在安南呢?不能倒置来看问题。”又说：“唐朝始终不以安南作为经略爨地之据点”。[25]方先生的这一观点或尚可商榷。说唐朝推动南宁州都督府对西爨分裂部落的统一，无疑如方先生所认为出于以爨地为据点对付安南的考虑，而唐朝筑安宁城，开步头路，除了实现震慑南疆的目的外，亦为了防范南诏、戒备爨氏，这从上文所言其筑城的选址上便可得到体现。否则，唐为何不在南宁州都督府治所的基础上或做扩建，或予修缮而加固之，却另择基址大兴土木。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唐朝建安宁城时才引起爨部激烈的反抗和南诏的恐慌。
其实，唐朝筑安宁城、开步头路并非单方面的考虑，而是有其宏远的战略计划的，正如陆韧教授所说：“唐朝安宁筑城，开通步头路，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和交通意义……唐朝于安宁筑城如同在南诏与爨地之间插入了一根铁钉，唐朝可以以此为据点，从安宁北上姚州、戎州、和巂州；南行水路（红河）至安南，打通滇川交通窒碍，使安南与剑南的联系通达无阻。”“由此一来，唐朝便可以调兵安南，通过步头路长驱直入云南腹地，遏制南诏势力；再利用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安宁城为据点，四处出兵，控制整个云南地区。所以筑安宁城与开步头路，是唐朝巩固南宁州都督府和姚州都督府，联系戎州、巂州、南宁州、姚州与安南的军事力量，达到东控爨氏，北抗吐蕃，西扼南诏，南抚安南的重要战略措施。”[26]具体以安南都护府、南宁州都督府而言，则二者共同构筑了唐代南部、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边疆防御体系。而安南都护府是否如南宁州都督府一样，被相应地作为唐经略西南边疆的据点，则尚需做进一步的说明。
实际上，唐天宝年间所发动的对南诏的四次征讨，均利用了步头路从安南调兵，凸显了安南都护府在维护唐朝对西南边疆统治中的重要地位。或有学者认为，唐虽从安南出兵，但安南都护府不过是唐朝发兵的过地而已，安南本境所能征用的兵力则极其有限。但即便如此，亦可见安南都护府对于唐朝的西南边疆经略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更何况事实上，唐每次对南诏的作战，都离不开安南兵力的参与、支持和配合。如天宝八载（749），何履光统兵从安南进军讨伐南诏。何履光为交（安南）、容、广三州节度，唐玄宗既以职任岭南一方之长的何履光率众征伐，那么其兵源则当主要来自其为官之地，即安南、容州、广州。又天宝十载（751）唐以安南都护王知进统兵自步头路出征配合鲜于仲通、李晖攻击南诏，安南都护独统一军，显然其兵力当主要来自本府境。尽管安南兵源并非主力，但却是对南诏形成夹击的不可或缺的配合力量。唐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序》曰：
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秉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太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君子是以知庙堂使能，而李公效节，适添斯人之旧，因赋是诗。
其诗有句云：“泸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27]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有句云：“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蒐兵自交趾，茇舍出泸阳。”[28]高适、储光羲虽因受李宓伪报胜利的欺骗而赋诗歌颂，但亦可见安南兵力在天宝十一年（752）唐伐南诏之李宓所统部众中占有的重要分量。天宝十二载（753），唐以何履光将岭南五府兵击南诏，安南同样为其中兵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宝十三载（754），唐再以李宓为统帅领兵伐南诏，其中同样不乏“安南子弟”。斑斑史迹，足见：“唐朝筑安宁城，开步头路，是其调兵安南，实现南北夹击南诏的重要战略举措”，步头路的开辟，为唐朝进攻南诏起到了“神速奇袭”的军事效果。[29]
南诏占据南宁州都督府、夺得整个爨地以后，安南都护府更是成为了唐朝防范南诏入侵的重要屏障，乃至唐不得不在与南诏邻界的南疆一带专门设置兵力。《云南志》卷4《名类》曰：“大中八年，安南都护府擅罢林西原防冬戍卒。”并在下文具体言“防冬将健六千人”。所谓“防冬兵”，《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六月条云：“南方炎瘴，至冬，瘴轻，蛮乘此时为寇，故置防冬兵。”
林西原，即林西州，其地在今越南安沛、老街地区和沱江上游一带。可见唐于该地带置“防冬戍卒”的目的无疑是针对南诏，防止其对安南都护府的进犯。又据史书记载，安南辖州不仅驻守有专门防备南诏的防冬兵，而且在中晚唐时期，“为备御和遏制吐蕃频繁的军事攻势，唐代宗在重建西北、西南边防过程中创建了防秋兵和防秋制度”。[30]为了防止吐蕃联合南诏在秋冬之际兵犯南疆，所以自唐代宗时期起即于安南设有防秋兵。大历元年（766）正月《命诸道平糴敕》云：“应诸道每岁皆有防秋兵马，其淮南四千人。……其岭南、江南、浙西、浙东等，亦合准例。”[31]如邵州龙潭人邓处讷，即“少从江西人闵顼防秋安南，中和元年（881）还”。[32]
由上所述，可以说安南都护府并非仅仅是唐朝经略西南边疆的过兵之地，而是重要的兵源地，安南都护府既是唐朝用以经略西南边疆的军事基地，也是后来防范南诏内犯的重要屏障，若从唐前期而言，它则与南宁州都督府彼此呼应，共同构成唐朝南部、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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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南诏统一云南后，其扩张的野心亦随之更加膨胀，联合吐蕃不断骚扰唐剑南道南面边境，即今四川西昌地区。尤其是大历十四年（779），异牟寻与吐蕃联合，率众二十万，分三路入寇西川，[33]意图合势吐蕃一举攻下成都，然后锋镝北向，直犯唐都长安。但战争的惨败，不仅破灭了异牟寻的梦想，也导致了本来就各有打算、缺乏牢固基础的南诏与吐蕃之间的联盟出现裂痕。于是唐朝趁机展开了拉拢南诏的“招抚”攻势，并获得成功。贞元十年（794），南诏弃蕃归唐，与唐订立“苍洱之盟”。此后，双方维持了20余年的友好关系。唐朝与南诏接壤的沿边地区也因此保持着稳定的往来联系。这从德宗朝宰相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中的“安南通天竺道”即可得到明证。方国瑜先生认为：“（《皇华四达记》）路程最要者有七，其六曰：'安南通天竺道’，自交趾经峰州至贾勇步（今河口）入云南境，历拓东、羊苴哶（大理）、永昌（保山），分二路，再经骠国及丽水城往天竺，此为唐时重要之交通线……贾耽路程所载安南通天竺道，通过云南，其所依据不获详知；惟从所载，可知贾耽得自开元以前之纪录，增益贞元年间访求之知识。”[34]这正反映了唐与南诏和平相处的两段时期，唐从南部边疆安南都护府出发越爨地过南诏境而入天竺的“安南通天竺道”畅通无阻，唐通过此交通线路与今印度发生着频繁的往来联系，时人多有记录，正是贾耽顺利完成“安南通天竺道”描述的重要基础。
然而“苍洱之盟”并没有给唐朝带来所期盼的南部、西南边境的永久和平安宁。元和十一年（816）六月，南诏出兵袭击安南都护府，[35]开始了对唐朝南部边疆的侵扰，势力直逼安南府境。不过，在宪宗、穆宗二帝当政期间，南诏虽趁安南防备相对空虚及岭南局势动荡之际，零星骚扰唐朝南境，但尚不敢公然与唐为敌，姑且维持着对唐朝貌合神离的臣属关系，“是时，黄洞蛮屡叛，邕管间连岁被兵，嵯巅乘衅，遂东寇安南，然朝贡犹每岁不绝”。[36]所以，当唐宪宗元和元年（806）西川节度副使刘辟反叛时，曹王李皋甚至“表请发卒五千，循马援故道，由爨蛮抵蜀，捣辟不备。诏可，加检校礼部尚书，封东海郡公。诏未至，卒，年七十”。[37]李皋请求率兵沿马援故道即汉晋滇越“麊冷道”出征，经红河水道入今云南，并从云南北向突袭成都，“捣辟不备”。这一计划尽管最后未得施行，但从中可见因唐与南诏稳定的双边关系，保证了交趾（安南）与滇、蜀区域间传统交通线的通达，以至可“借道”出兵，同时也折射出安南都护府对于维卫唐代整个西南边疆安全所具有的重要战略地位。
其实，当时南诏觊觎唐土的野心，重点仍在西川一线。由于西川节度使杜元颖肆意刮削军食以自肥，饥寒难忍的边防士卒只好到南诏境内乞讨衣食，南诏利用向唐朝士卒提供给养的机会，把西川及成都的防备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太和三年（829）冬，南诏命王嵯颠发动全国兵力，犯扰西川，轻易地攻陷了巂、戎等州，[38]次年一月攻破成都。在大肆掳掠之后，全部撤离。南诏的突袭，敲响了唐朝西南边防的警钟。太和四年（830）十月，唐廷以李德裕为检校兵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兼云南安抚使。李德裕到任后，致力于西川边防的巩固和提高，[39]使唐朝西南边疆的防御能力不断加强，并在形势上与安南都护府逐渐架构成唐朝西南、南部边疆的两大军事防御屏障，由此对南诏的北上或南下的扩张之路形成阻挡之势。更令南诏坐卧不安的是其担心唐朝借此以安南和西川作为反击的基地，对南诏形成钳制之势。为改变这一不利的被动局面，南诏再度出兵入犯安南，“南诏知蜀强，故袭安南”。[40]虽然当时安南的边备相对薄弱，但唐朝尚未因“苍洱之盟”后二者结成的盟友关系而完全松懈南疆一线对南诏的防范，在安南与南诏接壤的边境一带依然驻守着一定的戍卒（防冬兵、防秋兵），尤其是凭借维系在唐朝边疆秩序之中的安南都护府所统辖的散布于南疆西北沿边之羁縻州形成对南诏的天然屏障。为突破这一防线，南诏试图招诱羁縻州部落首领归向，策划安南府境的内应。开成三年（838），安南都护马植奏称：“当管羁縻州首领，或居巢穴自固，或为南蛮所诱，不可招谕，事有可虞。”南诏的企图引起了马植的警觉，也使他意识到了这一边疆隐患，故“自到镇以来，晓以逆顺。今诸首领愿纳赋税，其武陆县请升为州，以首领为刺史”。[41]以此提升南部边疆的防卫能力。这一时期，南诏虽间或寇犯安南，但因唐朝还有一定的防备，所以南诏的入侵阴谋屡屡未能得逞。
但自唐宣宗大中七年（853）以后，形势则发生了根本转变。此时以行贿权僚得以出任安南都护的李琢，为政贪暴，苛刻逾求，导致安南土著居民的反叛，“（令狐）綯秉权之日，广纳赂遗，受李琢贿，除安南，致生蛮寇”。[42]《新唐书》云：
大中时，李琢为安南经略使，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夷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安南都护府。[43]
由于李琢“贪于货贿，虐赋夷僚，人多怨叛”，44安南内乱已使唐代的南部边疆呈现离心之象，而其又错误地裁撤南疆边防，更加重了安南都护府的危机。
《云南志》卷4《名类》载：
南蛮去安南峰州林西原（即林西州）界二十二日程。自大中八年，安南都护府擅罢林西原防冬戍卒，洞主李由独等七绾首领被蛮诱引，复为亲情。日往月来，渐遭侵轶。罪在督护失招讨之职，乖经略之任。
又曰：
桃花人，本属安南林西原七绾洞主大首领李由独管辖。亦为境上戍卒，每年亦纳赋税。自大中八年被峰州知州官申文状与李涿（琢），请罢防冬将健六千人，不要来真登州界上防遏。其由独兄弟力不禁，被蛮柘（拓）东节度使书信，将外甥嫁与李由独小男，补柘东押衙。自此之后，七绾洞悉为蛮收管。[45]
李琢不顾当时唐与南诏对立的边境实际，听信峰州刺史一面之词，盲目撤销唐在安南都护府西北边境一线驻扎的主要用来防备南诏的政府驻军，[46]仅仅依靠当地部族桃花人兵力防守，致使其首领李由独孤立无援而生弃唐之心，加之南诏百般诱引，并与之结成姻亲之家，李由独因此背唐而投奔南诏，于是从安南都护府的前卫将帅变成南诏侵犯安南的先锋。唐代的南部边疆藩篱尽撤，堂奥洞开，南诏势力不断推进。自此以后，南诏对唐朝在南部边疆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双方兵争不断，直至咸通七年（866）十月，高骈击败南诏，收复南疆，战火绵延十余年，“先是，李琢为安南都护，贪于货贿，虐赋夷僚，人多怨叛；遂结蛮军合势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将帅，未能收复。（咸通）五年（864），移骈为安南都护。至则匡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内，招怀溪洞，诛其首恶，一战而蛮卒遁去，收复交州郡邑”。[47]历时十余年的唐与南诏在安南的争夺，虽最终以唐朝收复安南都护府而结束，但唐朝却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连年战争，不仅对其南疆社会造成极大破坏，同时也使已是强弩之末的唐朝遭受沉重的创伤并由此导致唐代整个社会的严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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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都护府与同为岭南五管之一的邕州都督府是互为维卫、共同筑建在唐朝南部边疆的重要军事防线。“唐设安南都护，以邕州为支柱……邕州与安南互为犄角，唐兵守安南，当加强邕州，南诏占安南，也要进取邕州。从安南事件发生，邕州即受威胁，安南事定，邕州始告安全。”[48]二者为矗立在唐代南部边疆唇齿相依、存亡相连的边疆防御系统。邕州，作为安南都护府震慑南疆的重要军事后盾，其于唐代南疆安全的影响不言而喻；而邕州乃至岭南也以安南为藩篱，安南为邕州以及整个岭南的稳定提供军事地利上的保证。对于安南与邕州之间的这种屏藩关系，文献记载亦不乏具体反映。如《旧唐书》曰：
邕管黄家贼叛，诏（李）象古发兵数道共讨之，象古命（牙门将杨）清领兵三千赴焉。[49]
所谓“邕管黄家贼”，即指岭南西部西原蛮强族黄氏。《新唐书》云：
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宁氏者，相承为豪。又有黄氏，居黄橙洞，其隶也。其地西接南诏。天宝初，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韦氏、周氏耻不肯附，黄氏攻之，逐于海滨。又有黄少度、黄昌瓘二部，陷宾、蛮二州，据之。（元和）十一年（816），攻钦、横二州，邕管经略使韦悦破走之，取宾、峦二州。是岁，复屠岩州。[50]
西原蛮，尤其是其中的大族黄氏，终唐一代，叛服不定，时或起乱，势蔓岭南，为唐代南疆一大边患。为平定西原蛮乱，唐除须调用地当其境的广、邕、容、桂四管的武力外，安南亦多出兵，两面夹击，镇压乱势。安南都护李象古授兵杨清出征邕管，即为讨伐元和十一年（816）的西原蛮黄氏之乱。杨清虽临阵潜回，杀都护，逆叛安南，[51]但安南对邕管的维卫则毋庸置疑，且由此更可见两地形势的紧密相连。正如柳宗元作《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所云：
当管奉诏，与诸管齐进，诛讨邕管草贼黄少卿。……安南李中丞以英武为家风，业传彝器，并膺邦寄，克达皇威。南则浮海济师，共集堂堂之阵；东则横江誓众，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观尽敌，刑惟勿喜，诛有可哀。征侧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吕嘉之威行五岭，终摧下濑之师。嗟此陋微，自贻禽灭。勉成良画，速致殊勋。虽荒徼之地，固不劳于有征，而升平之年，将自此而何事。书之竹帛，实谓扬名。事须移牒邻管，以成犄角。[52]
柳氏所言，即意在说明岭南五管关联互系，共同拱卫整个岭南社会的稳定。而安南都护府关乎邕州之重，亦显于字里行间矣。所以当南诏占领安南都护府后，挥师东北、兵犯邕州时，五岭震荡，形势更为严峻。
早在咸通元年（860），南诏首度攻陷安南都护府时，即已举兵进犯邕州，《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二年条曰：
秋，七月，南蛮攻邕州，陷之。先是，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三年一代。经略使段文楚请以三道衣粮自募土军以代之，朝廷许之，所募才得五百许人。文楚入为金吾将军，经略使李蒙利其阙额衣粮以自入，悉罢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守左、右江，比旧什减七八，故蛮人乘虚入盗。时蒙已卒，经略使李弘源至镇才十日，无兵以御之，城陷，弘源与监军脱身奔峦州，二十余日，蛮去，乃还。
边镇戍卒向招募的转变和唐廷对边情的无知，被藩帅的私欲所利用，致使岭南边防空虚，南诏趁此长驱直入，攻陷邕州达二十余日，“城邑居人，什不存一”，[53]邕州几乎被焚劫一空。
邕州虽失而复得，但其因此而遭受的巨大创伤和造成的危急形势，也迫使唐廷意识到加强邕管防守，对于堵截南诏扩张之势、控扼五岭、固卫疆垂以及屏藩内陆的重要性。基于此，唐朝吸取邕州疏于防守轻易丧之敌手的教训，决定实行岭南道东西分治的治边策略。唐懿宗咸通三年十月《分岭南为东西道敕》云：
敕：岭南分为五管，诚已多年，居常之时，同资御捍，有事之际，要别改张。邕州西接南蛮，深据黄洞，投两江之犷俗，居数道之游民，比以委人太轻，军威不振。境连内陆，不并海南，宜分岭南为东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以广州为岭南东道，邕州为岭南西道，别择良吏，付以节旄。[54]
唐朝试图通过此举提高邕州的军政地位，并对赴任岭南西道的封疆大吏寄以厚望，委以重托。如《授郑愚岭南节度使制》曰：
某官郑愚，行度东序，气茂南薰，挺超卓之奇名，蕴精刚之利器，词源独潜其波澜，经笥莫穷其韬略。……朕以郎宁地分零、桂，共控夷蛮，将以重城镇于两江，壮服岭于西道，俾崇旄节，用固疆陲。而属统驭有乖，拊循生变，戎章既失，城守已离，宜得通敏之材，以敷劳来之旨。是用辍于邻部，授以军麾，载观易地之能，俾服扬旌之贵。既懋师节，仍长宪台，勉承顾遇之荣，伫观缉柔之绩。可守邕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西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55]
又《授蔡京岭南西道节度使制》云：
朝散大夫、权知太僕卿，充荆襄、巴南宣慰安抚使，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蔡京，学富缣缃，文含组绣，识略甚远，智能出群，本于孤贞，济以勤恪……滨海而南，邕为重地，城临瓯骆，俗本剽轻。居常则委经略之权，有事则付节制之任。是用改其旧号，建以新军，一时之革，千古无对。尔其颁惠养以驭众，亦宽严以训兵，济活乡闾，保安谿洞。貂冠近侍之首，鸟府亚相之尊，当此宠位，宜何如哉?……可检校左散骑常侍，兼邕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岭南西道节度使观察处置等使。[55]
然邕、广分治不仅没有给弥留之际的李唐朝带来一丝慰藉，相反却成了地方官员张扬权势、抑压同僚的尚方宝剑，防守之诫不过一纸空文。史云：
（安南都护）蔡袭将诸道兵在安南，（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称：“南蛮远遁，边徼无虞，武夫邀功，妄占戍兵，虚费馈运。盖以荒陬路远，难于覆验，故得肆其奸诈。请罢戍兵，各还本道。”朝廷从之。袭累奏称群蛮伺隙日久，不可无备，乞留戍兵五千人。不听。袭以蛮寇必至，交趾兵食皆阙，谋力两穷，作十必死状申中书。时相信京之言，终不之省。[56]
蔡袭，咸通三年（862）二月由湖南观察使转任安南经略招讨使。当时，“南诏复寇安南，经略使王宽数来告急，朝廷以前湖南观察使蔡袭代之，仍发许、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三万人授袭以御之。兵势既盛，蛮遂引去”。[57]蔡袭虽率诸道兵击退了南诏的侵犯，恢复了安南府城，但并未因此消除唐南疆边患，南诏势力仍雄踞于安南府城周边一带，虎视眈眈，情势依然十分危急。岭南西道节度使蔡京却嫉贤妒能，谄媚邀功，打压安南都护蔡袭。朝廷不察，偏信谗言，临危撤兵，蔡袭受掣肘，回旋无力，孤立无援的安南府城在南诏的步步围逼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咸通四年（863），安南府城再度失守。何以至此?其时，身为蔡袭幕僚的樊绰不无痛心地说道：
本使蔡袭去年（咸通四年）正月十四日内四度中矢石，并陷蛮陬。臣夙夜忧忆本使蔡袭，行坐痛心。切以蛮贼尚据安南，今江源并诸州各自固守，其首领将吏，去年春夏频请救兵。自是海门不与发遣，并不给戈甲弓弩，致令蛮贼侵掠州军。[58]
安南东北邻境诸州（邕州等）地方官员只从各自地盘的狭隘利益考虑，无视大局、盲目自保，不予支援，致使南疆形势一再恶化，最终无法挽回，安南都护府全境落入南诏之手。殊不知，安南失陷，邕州乃至岭南何谈自保!因此，夺取安南后，南诏顺势而进，再度轻易兵临邕州之境。
《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五年云：
三月……康承训至邕州，蛮寇益炽，诏发许、滑、青、汴、兖、郓、宣、润八道兵以授之。承训不设斥候，南诏率群蛮近六万寇邕州，将入境，承训乃遣六道兵凡万人拒之，以僚为导，绐之。敌至，不设备，五道兵八千人皆没，惟天平军后一日至，得免。承训闻之，惶怖不知所为。节度副使李行素帅众治壕栅，甫毕，蛮军已合围。留四日，治攻具，将就，诸将请夜分道斫蛮营，承训不许，有天平小校再三力争，乃许之。小校将勇士三百，夜缒而出，散烧蛮营，斩首五百余级。蛮大惊，间一日，解围去。承训乃遣诸军数千追之，所杀虏不满三百级，皆溪僚胁从者。承训腾奏告捷，云大破蛮贼，中外皆贺。……夏，四月……加康承训检校右僕射，赏破蛮之功也。自余奏功受赏者，皆承训子弟亲昵，烧营将校不迁一级，由是军中怨怒，声流道路。……岭南东道节度使韦宙具知康承训所为，以书白宰相。承训亦自疑惧，累表辞疾，乃以承训为右武卫大将军、分司，以容管经略使张茵为岭南西道节度使，复以容管四州别为经略使。时南诏知邕州空竭，不复入寇，茵久之不敢进军取安南。[59]
岭南地方军政长吏的玩忽职守、狭隘自私、嫉贤妒能不仅又一次给了南诏可乘之势，同时也失去了唐军反攻的良机。而南诏“知边人困甚，剽略无有，不（复）入寇”，[60]由此更可见邕州所受蹂躏之深。但南诏此势已非仅仅危及邕州而已，而是直接威胁内陆，岭南诸州“一有不靖，湖南且乱”，[61]南疆一隅已不再只是边疆失与守的问题，而成为了关涉唐朝国家存亡的全局性的战略问题，如顾祖禹言：
南宁府，府内抚溪峒，外控蛮荒，南服有事，此为噤喉重地。唐置邕管于此，为广南唇齿之势。……盖地居冲要，势所必争也。[62]
所以一时唐廷上下慌乱，调兵遣将，御敌深入，力图收复岭南。可见，由于安南失守，邕州被扰，唐朝南疆防线崩溃，南诏势力直逼内陆，危及国家根本。
总之，安南都护府在唐代边疆防御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唐朝维护南部边疆稳定、巩固南部边疆统治的最高军政机构，而且与邕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共同构成唐朝南部、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边疆防御体系。依持设置在南部边疆的安南都护府，唐朝有效稳定了南部边疆的社会秩序，巩固了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统治；凭助安南都护府与邕州都督府、南宁州都督府而筑建的唐朝南部、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防御体系，则又为唐朝统治在南部边疆的不断深入提供了保障。如果说唐代前期的安南都护府及其互为犄角的邕州都督府与矗立在帝国西南边疆的南宁州都督府共同构成唐朝南部、西南边疆相互维卫的边疆防御体系，唐以南宁州都督府作为经略安南的据点，亦以安南作为经营西南的基地的话，那么，当南诏坐大并与唐为敌，时战时和，安南都护府则成为唐朝用以对付南诏的前沿阵地。故云安南都护府既是唐朝用以经略西南边疆的军事基地，也是防范南诏内犯的边塞藩篱。后来，正是因为唐朝南疆治策乖违，边吏贪暴，土酋倒戈，内应南诏，致使唐朝南门洞开，南诏趁机而入，战火兵燹绵延十余载，安南遭劫，岭南涂炭，大唐国势益受虚耗。南诏的兴起使安南都护府失去其西北的屏障，唐朝的南部、西南边疆也因此无法保持彼此制约的平衡。而南诏对安南以至整个岭南的频频进犯，则直接击溃了自唐初以来帝国精心构建的边疆防御体系。唐朝藩篱尽撤，安南失陷，成为加速唐朝走向尽头的催化剂。
陈国保，历史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广西“十百千人才”、广西高等学校卓越学者，广西师范大学越南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主要从事中越关系史、域外汉籍整理的教学与研究，出版专著1部，合著2部，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在研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与和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著作《两汉交州刺史部研究——以交趾三郡为中心》获第十三届云南优秀出版物三等奖（2013），博士学位论文《安南都护府与唐代南部边疆》获2010年度云南省优秀博士论文奖。论文成果《王朝经略与隋唐南疆商业贸易的发展》《清代越南入华使臣的考察》分别获得广西第十五次（2018）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现担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越南汉喃文献整理与古代中越关系研究》（18ZDA208）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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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滑动以查看全部）
[1]《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2] 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二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325页。
[3] 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77—91页。
[4]《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稻香出版社1998年版，第201—238页。
[5] 乌小花、李大龙：《有关安南都护府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2期。
[6]《晋书》卷57《陶璜传》。
[7] 参见《旧唐书》卷185《冯元常传》、《越史略》卷1《历代守任·曲览》、《旧唐书》卷184《杨思勗传》等。
[8]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一册，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5页。
[9]（唐）张九龄撰：《曲江集》卷7《曲江敕书》，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 参见林超民：《云南郡县两千年》，云南广播电视大学1982年编印，第87—88页。
[11] 方国瑜：《唐代前期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12] 参见方国瑜：《唐代前期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13] 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第79页。
[14]《南诏德化碑》，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
[15]（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卷4《名类》，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
[16] 按：唐朝所开安南与南诏之间的步头路，基本走向是：从安南沿红河水道船行至步头（元江）登陆，然后陆行，直驱安宁城，并自安宁城继续往西至南诏王城阳苴咩（大理）。参见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第91页。
[17]《南诏德化碑》，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
[18]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
[19] 参见（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卷7《云南管内物产》，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第63页。
[20]《新唐书》卷222上《南蛮上·南诏上》。
[21] 对于唐朝与南诏之间的矛盾纠葛及双方战事的具体情况，可参阅方国瑜：《南诏与唐朝、吐蕃之和战》，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二辑。
[22]《南诏德化碑》，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
[23]《资治通鉴》卷216《唐纪三十二》，玄宗天宝十二年。
[24]《南诏德化碑》，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按：以方国瑜先生考证，《南诏德化碑》所指“东爨”，实为樊绰《云南志》所言之西爨地，因爨部在南诏东境，故一律称为东爨（参见方国瑜：《两爨、六诏地理考释》，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二辑，第23页）。据此，则毛汉光先生所认为的两爨与安南、邕州地区有密切关系的是东爨部落，而非西爨，显然是沿袭了樊绰《云南志》以《南诏德化碑》碑文为据划分两爨分布区域的误说（参见毛汉光：《中晚唐南疆安南羁縻关系之研究》，《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第215—216页）。
[25] 方国瑜：《唐代前期南宁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的边界》，《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第5期。
[26] 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第80页。
[27]（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212《高适》，中华书局1960年版；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唐宋人作滇事诗文》，第196页。
[28]（清）彭定求等编：《全唐诗》卷138《储光羲》。
[29]参见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第90页。
[30]曾超：《试论唐代防秋兵的地位及其影响》，《内蒙古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1]（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111《政事·平糴》，中华书局1959年版。
[32]《新唐书》卷186《邓处讷传》。
[33] 参见《新唐书》卷222上《南蛮传上·南诏上》。
[34]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该说》，第一册，卷2，第172—173页。
[35] 参见《新唐书》卷7《宪宗纪》。
[36]（清）冯甦撰，李孝友、徐文德注释：《滇考校注》，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37]《新唐书》卷143《徐申传》。
[38] 参见《资治通鉴》卷244，唐文宗太和三年。
[39] 参见《资治通鉴》卷244，唐文宗太和四年。
[40]（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9《四裔考六·南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1]（宋）王溥：《唐会要》卷73《安南都护府》，中华书局1955年版。
[42]《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
[43]《新唐书》卷222中《南蛮中·南诏下》。
[44]《旧唐书》卷182《高骈传》。
[45]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第33—34、45页。另见《新唐书》卷222中《南蛮传中·南诏下》；《资治通鉴》卷249宣宗大中十二年。
[46] 按：毛汉光先生认为：唐朝“此次所罢林西原防冬戍卒，乃'心皆向唐化’的桃花人（蛮）”（参见毛汉光：《中晚唐南疆安南羁縻关系之研究》，《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第224页）。但细味上述史料所载，毛汉光先生此说或可商榷。又《新唐书》卷222中《南蛮传中·南诏下》云：“安南桃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绾洞首领李由独主之，岁岁戍边。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罢防冬兵六千人，谓由独可当一队，遏蛮之入。”据此，更可知唐朝所罢“防冬兵”与李由独所主戍卒，当是唐朝布置在安南西北边境的两支不同的军事力量，前者为唐朝派驻的政府军，后者是由当地部族组成的地方军。
[47]《旧唐书》卷182《高骈传》。
[48] 方国瑜：《南诏与唐朝、吐蕃之和战》，林超民主编：《方国瑜文集》第二辑，第303—305页。
[49]《旧唐书》卷131《李皋传》。
[50]《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下·西原蛮》。
[51] 参见《旧唐书》卷15《宪宗纪下》。
[52]（清）董浩等编：《全唐文》卷577《柳宗元》，中华书局1982年影印本。
[53]《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二年。
[54]（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99《政事·建易州县》。按：《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三年”曰：“五月，敕以广州为东道，邕州为西道，又割桂管龚、象二州，容管藤、岩二州隶邕管。寻以岭南节度使韦宙为东道节度使，以蔡京为西道节度使。”二者时间稍异。
[55 李希泌主编：《唐大诏令集补编》（上）卷8《将帅·命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56]《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三年。同见《新唐书》卷222中《南蛮中·南诏下》。
[57]《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三年。
[58]（唐）樊绰撰、向达原校、木芹补注：《云南志》卷10《南蛮疆界连接诸蕃夷国名》，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卷2，第86页。
[59] 另见《新唐书》卷148《康日知传》。
[60]《新唐书》卷222中《南蛮传中·南诏下》。
[61]《新唐书》卷143《元结传》。
[62]（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110《广西五》，中华书局2005年版。
编 辑：丁存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