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上海曾经有过这样一位“战士”

胡道静（左一）与李约瑟（中）

2005年在博雅五楼特价书店见到《中国科技史探索》一册，16开漆面硬精装，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诸先生主编，顾廷龙先生题书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一版一印。这本是《中华文史论丛》的增刊，专为纪念李约瑟先生八十诞辰而邀集众学者提供论文，编纂成书。论文作者阵容之强大，真是没的说，像鲁桂珍、曹天钦、黄仁宇、谭其骧、钱存训、李国豪、胡道静等大家都赫然在列。我尤其喜欢钱存训先生的《中国发明造纸和印刷书早于欧洲的诸因素》，也对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那篇《明清两代河北地区推广种稻和种稻技术的情况》感兴趣。钱存训先生关于中国纸与印刷的专著我读过一些，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是这两年中译过来的汉学名著之一，我读了受益良多。这两位同时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本论文集里，让我感觉亲切，于是欣然将《中国科技史探索》买下。

后来读《文汇读书周报》王恩重先生《“上海的战士”胡道静》一文，才知道这本论文集的主要编纂者其实是胡道静先生，成书前后还有一些颇值一提的书故事。我知道胡先生是著名古文献学家，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他还是著名科技史、农学史专家，是中国新闻界的老前辈，2004年在上海去世。年轻时他有机会广拜名师，先后精研版本学、目录学、经学、音韵学、敦煌学、语言史、古文字学、农业生物学、植物学等学问，卓然而成一代大师。十八岁那年，他读了美国学者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得知中国发明印刷术原来就记载在北宋沈括《梦溪笔谈》里，从此将平生学力倾注在“梦溪”里，以深厚的古书校证造诣频频和沈括“笔谈”，1950年代先后推出《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引起海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顾颉刚、胡适之等先生都评价此书“了不起”，堪与裴松之注《三国志》媲美。西方世界也因此了解到北宋时期中国科学技术的历史，“古代中国是科学沙漠”的旧说法随之不攻自破了。

胡道静先生的成就也获得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的激赏，他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从第三卷起开始以《梦溪笔谈校证》为出发点，大量引用《梦溪笔谈》材料。1958年开始，胡李二人开始了三十八年的书信交往。1964年，李约瑟博士终于在上海见到了胡道静。可是，谁又知道，这一次见面却给胡先生带来了近十年的牢狱之灾。

李约瑟博士自1952年起，应邀来华共5次，每次都历经大半个国土，到处走访科学界新老朋友，搜购新书旧物，华罗庚、郭沫若、侯外庐、冯友兰、王亚南、张子高、梁思成、李四光、竺可桢、胡道静等等都是他学术交流名单上耀眼的名字。王恩重的文章说，1964年，李约瑟博士第一次见到的胡道静是这样的：头上留寸半白发，身着中式棉袄，形似中国老农夫。李博士和这位“当今中国《梦溪笔谈》研究第一人”畅谈至深夜。因英美当时认定李约瑟博士是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则视李约瑟博士为“国际进步人士”，所以组织安排胡、李见面较为顺利，也没有安排翻译人员在场，由着他们谈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可是“文革”一来，黑白颠倒，这次见面就成了胡道静“里通外国”的证据，他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遭判刑十年。这背后其实是那位曾在胡道静手下做过小编辑的张春桥作祟，罗织的是新罪名，发泄的则是旧怨气。

一切联系突然中断，李约瑟1966年起年年寄书写信，胡道静这边却是音讯全无。其实，海外寄来的书和信，胡道静的爱人都能收到，可是每次她都得根据“规定”，横穿市区徒步将刚收到的书信送到“有关部门”审查，得到的批示也大都是造反派头头一句话：此人已死，寄来的书没收。

李约瑟不放弃打听胡道静先生下落的努力，1972年访华时专程到上海指名要见胡先生，造反派头头的答复是：胡道静？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李约瑟说一定要找这个人，一定要见面不可。“头头”顺口瞎编说：这肯定是一位老学者，现在一定是死了。李约瑟不相信：他还不到七十岁，不可能死。“头头”才不管李约瑟失望的心情，敷衍道：“那我们再调查一下吧，以后再给你答复。”

写《“上海的战士”胡道静》一文的王恩重与胡道静先生多有交往，了解道老的轶事甚多。“上海的战士”一语又有什么来历？

“1939年9月开始，我作为留学生旅居在北京一年、济南半年。”日本农学家天野元之助在《我做学问的经历》中写道，“在北京时，旧书店的人经常来访寓所，打听我的研究题目，并把有关的书留下。一个星期后再来时，便把我不买的书拿回去，而把新的书送来。结果我把王祯《农书》、《农政全书》、《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等等都买下来了，这件事与我日后的研究工作是有联系的。”

当然有联系。后来天野元之助写成了《中国古农书考》，享誉农学界。胡道静先生就没这么幸运了。他曾经认为农学书录一类著作，有作者自己的见解和结论，成一家之言，可是他想编纂的是《中国古农书总录》。游修龄在《怀念胡道静先生》一文中介绍说，道静先生的计划是直接提供目录学原始材料，上起周代，下至辛亥革命之前，每一部农书的入编体裁都包括著录、版本、序跋、成书过程与流布经过，以及刊刻者的评价和考订等。他自1959年就开始这一工程，至1966年初夏时，积稿已得一百余万字，接近完成，“文稿堆地，高与桌齐”。“文革”开始，道静先生身陷囹圄九年之久；平反之后，追寻被抄家的文稿，竟无片纸遗留，原来是被“专案组”悉数付之一炬了！

胡道静蹲大牢时，海外关注他的并非仅仅李约瑟博士一人，天野元之助也以自己的方式默默祝福着他：年年都有一张贺年卡从日本飞来，等的只是回音。终于，回音来了，1977年春节，天野元之助收到了胡道静的明信片。他马上把此消息发布出去。李约瑟知道了，很多关心胡道静的友人都知道了。1978年夏，李约瑟到了上海，两位老友在十四年前初次会面的锦江饭店重逢。王恩重的文章记录了当年两人激动不已的话语。李约瑟说：我一直为你担忧，也一直在打听你。胡道静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980年代初，胡道静开始负责编纂祝贺李约瑟八十寿辰的《中国科技史探索》，竟至肝病复发，昏迷倒地，经抢救才又渐醒人事，但仍长时间咯血不止。消息传到英国，李约瑟急电胡道静放下论文集一事，安心静养。道静先生在复电中说：“I am a fighter,I can carry on!”王恩重文章的结尾处透露说，当时剑桥人很快都知道了这句话，争相传诵；再提胡道静，便以“上海的战士”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