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 孙睿：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道路上都会遇到自己的法身
创 作 谈
孙睿，祖籍北京，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硕士毕业。2002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长篇小说《草样年华》系列、《我是你儿子》、《背光而生》等10部作品，多部被《当代·长篇小说选刊》选载。2018年开始中短篇小说创作，被《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物选载。获2019年《北京文学》优秀作品中篇小说奖，入选《小说选刊》2020年度短篇小说年选，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21世纪年度中篇小说选”以及各种年选。导演电影《我的青春有个你》即将9月全国公映。
孙睿《替身》-创作谈
《替身》节选
十岁那年，我按图索骥找到武术班，交了报名费，学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学东西这么投入，压腿疼我也咬牙坚持，眼泪掉在腿上我也不放弃，经受肢体磨砺的同时，我也在心里制订了计划，出师之前，不要暴露自己在练武，学有所成时定会吓那些初中生一跳——也许到时候他们就是高中生了，或者已经去工厂上班了。
结果才上了两次课，那几个初中生就在那条路上消失了。他们是永远不会出现了，还是暂时忙于期中考试，或者另一批比他们手段更残暴的大孩子将取代他们出现在这里，这些都不得而知，所以我并没有放松训练，一学就是六年，直到初中毕业。中考也因为武术特长加分，考进市里的中专，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体育老师。我能把武术坚持学下来，除了来自放学路上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威胁，也因为一块手绢。我是五月进入武术班学习的，到了六月，我爸给了我一块手绢，让我擦汗，是一块白底印着浅蓝色方格的手绢。他说，你妈给你买的。手绢我留着一直没用，一是觉得太娘了，练武之人就该满头大汗，二是怕弄脏了，白手绢沾上别的颜色就不好看了。一想到白手绢，我就控制不住，非把自己练得汗流浃背。
后来我在我的母校小学教了两年体育，不顾我妈反对，先斩后奏，打了辞职报告，成为一个不再挂靠组织的青年。这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教小孩立定跳远和广播体操已不能让我满足。
忘了上回因为执意学武我妈不和我说话后，我俩是如何恢复交流的。这次辞职前，我料想我妈可能又会以不再理我作为对此事的反应，但它跟在更大舞台上翻滚的愿望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
我是在放暑假前辞的职。那段时间我妈也在办退休手续，再有一个月她就正式退休，现在不必每天按时上下班。他们单位的传统是每年安排离退休人员和优秀员工去大连度假，可以带一位家属，我妈想带我去，问我学校那边几号开学。我说可能是九月一号吧。可能是我说话的语气流露出我不想和她去旅游的态度，我妈说什么叫可能九月一号，几号上班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回学校上班了，我妈问那去哪儿上，我说想去北京。我妈一时没反应过来，这个地方太出乎她的意料，她想象不到我的工作和北京的联系。我爸及时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呢？我说，去演戏。那时候我已经通过互联网，知道北京北三环的路北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了，每天会有渴望演戏的群众演员等候在那里，盼着自己被缺人的剧组选中。去了北京，我也打算先站在那里碰碰运气。我的优势是能来两下，拿过我们市青少年武术比赛第一名。我对我妈说，大连您和我爸去吧，我要去北京。我把去北京的计划跟他俩说了，我在我妈脸上看到比我那年跟她说要学武术时更焦灼的表情，她的脸像打了铅，一股向下的力量拉动着她的面部肌肉和神经，那股力像一张拉开的弓。我迟迟没等到她放出来的箭，或者说她放出了让我无法还手的一箭——又不和我说话了。可能她也了解自己的儿子，他想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变更。
我说，给我五年，如果不能在北京立足，我就回来，踏踏实实找份工作，直到退休。我爸当着我妈问，立足的标准是什么？我说那时候我就二十七岁了，我问我爸，你二十七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爸说住在单位分的平房里，跟你妈谈恋爱，准备结婚，一年后有了你。我说行，五年后我也在北京有房有女朋友，准备结婚。当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年头，谁也预测不到未来中国的每座城市会怎么发展。我离家前的这番话，在当时听起来并不觉得有多缥缈。
动身前，我买了张北京地图，把电视上和报刊上常看到的那些地名在上面做了标记，在家背了一个礼拜，并根据比例尺，知道了自己的一拃，在这张地图上相当于多少公里。还买了一部西门子手机，没有买卡，打算到北京后，用当地卡。
下了火车，我在北京站的报刊亭买了神州行手机卡，给家里打了电话。我爸接的，我把号码告诉了他。还告诉他，接打都是一分钟六毛，长途电话会贵点儿，如果给我打电话被我挂了，别着急，过一会儿我会找便宜的公用电话回过去。我爸说知道了，然后让我注意一下行李包的底层，赶紧挂了电话，五十九秒。
我第一晚住的是地下旅馆，三十块钱一个床位，一间屋三张床，各顶一个墙角，另一个守着门的墙角放着脸盆架和衣柜。我的床位临窗，窗外是天井，往上两米才是地面。我坐在床边，整理行李包，看到了塞在底层的两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正面没写字，右下角印着一行红色毛体字，是我妈单位的名字。信封一薄一厚，都塞了东西，伸手一摸，是钱。我扭过身，盘腿坐在床上，面向墙角，身体挡住信封，开始数钱。一个信封里装了两千，另一个里是两百，这时我看到信封背面有字。
厚的那个信封背面，手写了两行字，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别饿着自己，二十三蹿一蹿，你还能长个儿，吃好点儿。无论什么职业，个儿高都不吃亏。
薄的那个信封背面，也无抬头无落款，写了半行字：回家买票用。
都是我妈的字。
第一个信封里的钱很快被我花光。留在北京，比想象中难。第二个信封一直被我放在行李包里层，我给自己定下规矩，除了回家，不要碰它。后来无论多难，我也没碰过它，更没动过用它回家的念头。所幸张艺谋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一时间弄得中国导演们不拍个大片儿好像就不是导演了似的，这对中国电影是好是坏我不知道，至少让我在北京活下来了。拍大片儿，首先得人多，那几年每天有面包车一车一车地从北影厂门口把等活儿的群众演员接走。大片儿还少不了打斗场面，于是我有了用武之地。有一次往家打电话报喜，是我妈接的，往常这个时间都是我爸守着电话，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默契，我把近况跟我爸说了，我妈自然也就知道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拿起话筒的不是我爸。听到我妈的声音，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下意识喊了声妈，她答应了。我简单汇报了情况，告诉她我正在宁夏的影视城，她听着，没多说什么。我觉得该说的都说完了，最后问她我爸呢，她说出去了，我说你俩身体都没问题吧，她说都挺好，然后我们就挂了电话。这段时长不足两分钟的通话，就像用针扎进一管堵住的牙膏，在内外力的作用下，牙膏又能挤出来了。从此，我和我妈又说上话了，尽管不多。
仅仅有了用武之地，距离“在北京有房有女朋友”还差十万八千里。五年很快过去了，春节回家，吃年夜饭的时候，我爸问，还走吗？其实他的意思是，立足未遂，北漂该结束了吧。但我说，过完十五就走。我妈眉头一皱，说，你怎么说话不算数。这五年里，我只回家过了四个春节，跟我妈总共说了不超过四百句话——也许不止，但我总有种感觉，每次回家和她说的话都没超过一百句。现在，她又不跟我说话了。
使我没有信守五年承诺的是，一起在北影厂门口等活儿的人里，出现了一个身材瘦小，单眼皮但眼球不小、一笑俩酒窝武功不如我的人、名叫王宝强。他没几年就演了冯小刚的电影，签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经纪公司。这让不止我一个在北影厂门口等活儿的人都觉得，再坚持坚持，说不定也能成。
我妈喜欢看冯小刚的电影，那年过完元宵节，我离家时的愿望是能演一次冯小刚的电影，等片子上映，给我妈买一张电影票，就算主动开口向她求和，她看完电影，也就会跟我说话了。一举两得。
结果冯导拍完《集结号》后，没再拍动作戏，我和我妈的关系也僵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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