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劫难：东汉早期的成家政权与儒家新世界

公元1世纪初，由篡位者王莽建立的新朝，对两汉之交的特殊时代造成巨大破坏。由于奉行一系列自带伟大憧憬的可怕善政，迅速激起各地的不同阶层反抗。从而给光武帝的汉室贵胄复兴，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利好机遇。

但在王莽的本部覆灭后，由他派往巴蜀的公孙述还自成一系。利用当地的丰厚资源与群雄相争的战略空窗期，建立起同样短命的成家政权。最后虽在刘秀的大举进攻下遭至惨败，却也为后人留下一个能更好观察王莽新政理想的最佳“标本”。

王莽新政的本质

王莽的崛起和篡位 都是儒家势力扩张的结果

若要理解成家政权的实质，就不得不从作为其母体的王莽新朝开始。因为后来在巴蜀称帝的公孙述，原本只是一个比较卑微的普通县长。正依靠新朝篡位者的钦定，才得以进入蜀郡充当最高行政长官。考虑到其父公孙仁在西汉末年，就是汉成帝麾下的侍御史，说明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儒家官僚家族。

尽管早在西汉建立后不久，稳居长安的刘氏皇帝就对地方诸侯多有动刀，但终究在许多方面不够彻底。如果说早期对关东各异姓王的迫害，只是君主个人集权的小小开端。那么后来的同姓七王之乱与推恩令颁布，就是彻底整顿先秦诸子时代的矛盾总爆发。但即便如此，拥有历代皇家血脉的贵族子弟，还是能在萎缩的地方利益上分一杯羹。总有直系后裔继承家业，成为汉朝基层控制力的某种保障。

推恩令颁布后 刘氏皇族反而有更多人触及社会基层

在这个漫长而激荡的过程中，源自先秦诸子的儒家士人被迫转型发展。他们的真实社会地位，已经从春秋末期的最低阶贵族，逐步降为普通平民群体的顶端天花板。从而不得不靠充当客卿、官员和舆论领袖的方式，维持自己对全新世界的微弱影响力。那位向汉武帝大肆推销天人合一理论的董仲舒，就是群体中最为成功的杰出代表。更多普通成员则无此幸运，只能在初级郡县制中扮演官僚角色。哪怕直接对遥远中央的皇帝负责，也很难确保自己的实际影响力能比肩刘氏宗亲。

因此，汉朝内部的权力不平衡问题就显得愈发严重。以皇帝为首的中央朝廷，需要用众多活跃在各级部门的儒家士大夫来管理体系，但却不能给予他们超出普通诸侯的综合待遇。后者则通过文化教育手段，逐步强化自己在舆论领域的深刻影响力。只是苦于没有当朝认可的贵族血脉，始终无法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再更进一步。

董仲舒就是儒家开启新路线的杰出代表

于是，拥有完美儒生形象的皇室外戚王莽，开始在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氛围中粉墨登场。通过自己在两个群体中积攒下的名望，在汉哀帝绝嗣后触摸到最高权杖。随即在内部整顿儒家官僚队伍，进而形成能压迫衰微宗亲的行政力量。最后还是忍不住要一步到位，以儒家向来标榜的禅让形式登上帝位，进而开始对朝野内外的刘氏宗亲进行打压。由此产生的短命新朝，也势必在各方面都对旧的社会分配规则进行大幅修改。例如土地权益恢复井田制改革、片面废除奴隶制和各种打压商人政策，都是要将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弄到儒家手上。

当然，王莽和他的儒家激进主义改革，势必对全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不仅让刘氏子孙会异常不满，连那些主导地方实际生产活动的豪强富户也会倍感威胁。至于需要在经济生活领域依附们的赤贫阶层，则往往会因反反复复的折腾而受到更大伤害。结果，抵抗社会动荡能力较弱的后者，首先酿成了绿林和赤眉起义军。抗风险能力稍强的前者，也在稍后推出像刘秀或刘玄一类的宗室反抗军领袖。充满抢班夺权色彩的儒家新朝，便在几乎所有阶层的愤怒中迅速崩溃。

王莽的改革 实际上触怒了社会的其他所有阶层

儒家天下的最后阵地

王莽的儒家新世界 注定在风雨飘摇中迅速湮灭

公元14年，初步崭露头角的公孙述被王莽派往蜀郡任职，从而幸运的避开了中央权力更迭。他原本的任务，应该是要将王莽推行的儒家世界移植到西南省份。但真正掌握对地方的实际控制权，却是在稍后的新朝崩溃时刻。

公元23年，由于皇室宗亲刘玄的突然称帝，地被挤压已久的社会矛盾彻底引爆。源自不同阶层的武装力量纷纷冒头，进而开始对周边区域进行资源掠夺。此类苗头同样在巴蜀内部萌生，却被公孙述以地域矛盾给巧妙的缓和下去。由于不愿向来自外省的军阀进行无偿奉献，蜀地内部的豪强纷纷以原来的行政长官为核心，开始独立自主的保境安民行动。加之公孙述还故意派人冒充特使，谎称自己被任命为代理辅汉将军，从而坐稳了原本只在理想中的至高地位。

王莽政权的毁灭 并不意味持类似观念的儒家官吏消亡

此后，群雄基本以支持自己的地方阶层利益为首要维护对象，开启了掀翻新朝后的新一轮火拼。早早打出皇室宗亲旗号的刘玄，因支持者是南阳郡附近的绿林豪杰，转而遭到其他势力的群起围攻。公孙述的巴蜀集团则成功堵住他们的西进路线，再次获得舆论界的巨大声望，同时也对内强化了自成一系的军政合作系统。但这位来自王莽集团是士大夫官僚，无疑希望在权力场上站的更高。于是到在公元25年，依靠大部分地方豪杰和几位山民酋长的支持，跨出了正式称帝的不归路。这个政权也被后来的历史叫做成家

如果仅从个人利益考量，公孙述的称帝举动根本是毫无必要。因他并非巴蜀本地人士，还需依靠重大危机才得以维持区域一把手位置。倘若仅仅满足于保境安民和留下好名声，只要守住原有地盘即可。等外部形势基本稳定再宣誓效忠，即便保不住职位也能收获可观的经济利益。但公孙述恰恰代表着王莽新朝时代的儒家官僚阶层理想，期望有自己的一亩三分试验田，以便将近乎玄幻的理想投送到现实人间。因此，只要感到自己力所能及，这个草创的成家势力变化向外进行大规模扩张。

成家的巴蜀在东汉初年很有影响力

事实上，最初的公孙述也在是否称帝问题上犹豫不决。但架不住抱有同样理想的儒生部下怂恿，继而将董仲舒当年留下的天命说作为理论依据。随即才开始对外散布假消息，宣称有真龙出现在自家宅邸，逐步完成了儒家式谋权篡政的整个过程。

其后，公孙述在巴蜀推出过许多改革措施。由于历史记载的大量缺失，我们已经无从获悉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但从屈指可数的遗传和效果来看，成家政权一直在以各种形势搞扩军备战。比如通过大量发行低价值铁钱，强行换取豪强与百姓手中的旧铜钱。实际上，类似的做法早就为王莽所实施过，最终目的无非是将社会各层级的资源都握在手中。肉眼可见的直观效果，就是人口还比较有效的巴蜀，经常能动员起超过正常比例的士兵数量。仅此而言，成家政权的先军政治倾向就尤为明显。这样高耗能的军政机器，也很难满足于留守巴蜀一隅。

成家政权发行的铁制钱币

当然或许有人会问，那些当初支持公孙述的地方土豪，为何会在这个过程中毫无还手之力？这主要是因为巴蜀本地的豪杰，往往具有非常复杂而多元的出身背景。从战国时代的秦军南下起，部分关中移民就被直接安插到成都等核心城镇。此后的巴蜀，又不断成为秦汉帝国的关东战俘收容所，并借机“引进”了部分不同年代的些许六国贵族。等到汉武帝在全国范围内扼杀豪强与游侠，许多人又被充当屯垦劳力而发至地。再算上那些受文治感召而皈依的土著酋长，自然形成了比较松散的社会阶层。唯有在外部观察者眼里，他们才看上去是同一类人。但在真实的基层领域，他们根本缺乏有机联系，形同平行存在的无数个小世界。

公孙述自担任蜀郡的长官开始，就一直在运用以成都为核心的帝国统御体系。通过数代人积累的丝绸产业、丰厚矿藏和粮食储备，首先控制经济生活领域的主心骨部分。继而利用众多分布在河道两旁的城市，顺利保证核心交通线的畅通。然后以超发的劣质货币去不断扩充军队规模，充当起对内对外的武力保障。在此基础上，才能进行王莽式的儒家新天下改革运动。原本就四分五裂的巴蜀豪强，在当时还不具备能取而代之的客观能力，自然只能对早已被验证为失败的政策是听之任之。

丰富的矿藏 也让巴蜀本地易于积累财富

从扩张失败到彻底沦亡

建立东汉的刘秀 很早就开始劝诫公孙述放弃

成家政权建立后，很快就不断收到光武帝刘秀写来的劝降信。后者经常在书信中戳痛公孙述的软肋，有意无意的点出儒生缺乏有足够号召力的贵族血统，很可能连自己的小家庭都难以保护。有时也将对方类比为那些在乱世中随便称帝的草莽，隐含着儒生帝王只是小角色的潜台词。

当然，于刘秀早期的经略方向都在关东各地，根本没空派兵进击巴蜀。这就给巴蜀的公孙述以更多发展机遇。王莽早年的失败下场，也成为他高举零和博弈理念的现实依据。如何为巴蜀基地创造安全的战略形势，就是成家政权建立后要重点考虑的事情。结论无非是对外扩张，至少将控制四川盆地出入口的关中与汉水流域控制下来。

公孙述的军政体系与王莽理想并无本质区别

公元26年，公孙述率领号称有100000人的大军抵达汉中，意图彻底占领北部的地关中盆地。一旦此次军事行动得手，就能为巴蜀本部设置重要的地理屏障，甚至是威胁到西汉的长安旧都。当时，由于关中各地分布着众多中小规模势力，所以大都对可以提供他们粮草的成家比较亲善。然而，刘秀也立刻扶持起支持自己的陇西土豪势力，成功将战力低下的蜀军击败。此后又经过数年争夺，逐步将心向儒家派系的军阀都驱赶入蜀。

于是，成家在公元30年转换策略，准备从重庆东进夺取荆州。但依靠大型楼船行动的蜀军，还是只能在沿岸建立部分营寨，并用拦江浮桥加以连通。刘秀则一面动员陇西地方势力仰攻汉中，并派主力南下增援长江战场。结果，蜀军因分散部署而遭里应外合的夹攻，最后只能大败撤往上游暂避。至此，公孙述主导的进击行动就全部以失败而告终。尽管还有不堪光武帝威逼的隗嚣，在次年率领陇右兵马归附，也无法在根本上缓解日益糟糕的局面。

东汉在搞定中原和关中后 开始筹备进攻巴蜀

此时，巴蜀之外的乱象已经基本趋于稳定。刘秀的东汉王朝基本掌控天下，重建了以关东土豪为核心的贵胄体系。至于割据巴蜀自立的成家势力，则顺理成章的被视为王莽乱政阶段的遗老遗少。加之公孙述的种种野心展露，更让光武帝决定要不惜任何代价的予以磨平。一场堪称灾难的大规模鏖战，就这样被降临到巴蜀大地头上。

公元34年，准备多时的东汉军队终于开启入蜀战争。由于西汉时代的地方军训练制度早已废止，新建立的东汉武装只能由临时募兵成员构成。除少数将领的私人卫队和土豪嫡系，大部分人都是只经过短暂集训的愣头青，很难不靠数量优势来维持战力。因此，仅仅作为佯攻偏师的荆楚水军，就有不可思议的90000人规模。他们迅速占领南郡，并逆流而上的向重庆方向进逼。稍后，却很快就被占据地利优势的守军击败。考虑到军粮即将耗尽，领兵的大司马吴汉希望能裁撤30000人回乡，以此减轻后勤压力。但大将岑彭却不以为然，反而要求必须保持目前的部队规模。光武帝果断信赖后者，由其独自负责东路军的一切事宜。

东汉坞堡模型中的塔楼与持弩守卫

于是在公元35年，东汉方面组织大量的敢死队发起猛攻。以不计士兵损失为前提，直接从水陆各头硬冲有蜀军重点把守的拦江浮桥。后者同样由少量土豪武装 大量临时征召炮灰构成，也从未见过如此自伤八百的死战模式，最后还是将重要的出入口丢给对方。汉军随即突袭江州县城，将大量储存在那里的粮草都据为己有。这种以战养战的模式，也就成为东汉平定巴蜀的主要借鉴模式。

与此同时，从关中出发的汉军也成功杀入陇右，瓦解了成家设在北方的前沿防御。大量被轻易征召或驱使来的兵丁，成建制的倒向东汉朝廷，随即又被整编为进攻下一个目标的炮灰部队。留在成都据守的公孙述，只能继续征伐部队前往下一处隘口抵御，并派假意投降的刺客杀死了东路军大佬岑彭。但先前被架空的吴汉直接替代上位，继续指挥部队朝盆地中央的平原位置挺进。由于害怕受到报复，许多本地居民都向他们贡献口粮。部分次要城镇的守军也直接开门归附，让东汉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大。

汉朝时期的成都平面图

到了公元36年，成家政权的大部分残余势力都龟缩到成都。由于在战前就大量储存搜刮来的粮食，并且城市本身也是秦汉帝国营建多年的省级堡垒，所以具备很强的自持防御能力。城市外围有多条水系经过，内部还存在多个为泄洪而挖掘的大湖，对于饮水供应和军事防御都有较大帮助。公孙述则利用大量的人口为基础，定期将训练好的新部队派出去执行突围任务。尽管总是负多胜少，却还是乐此不疲的要对抗到底。但随着高强度作战的持续，可以上阵的男丁是越来越少。不少居民也找机会逃出城求生，使得守军找不到充足人手去防御漫长城墙。

最终在当年的11月18日，心灰意冷的公孙述率5000敢死队出城搏杀。结果却被汉军骑兵用枪从马背上直接刺落，当天夜里就在城中断气。次日，抵抗围攻进1年时间的成都也正式投降。吴汉的士兵则在其中大肆屠戮，将当年由秦军建立，后来被西汉大力发展的成都彻底摧毁。公孙述留下的家眷和三族亲属，自然也难逃此劫，连同先前所建的宫殿一起被化为灰烬。立国仅11年成家政权，就以这种异常血腥的方式泯灭，甚至比更加不得人心的王莽新朝还要短命。

儒家在之后的几百年内 继续为贵族门阀压制

东汉初年的公孙述称帝与成家政权毁灭，实际上对当时的政治生态有很大影响。如果再算上先前篡汉的王莽时代，那么堪称是一次由儒家主导的大规模社会革命。早已不具备贵族标签的士大夫们，希望在自己彻底沦为贵族们的人肉工具前，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反击。然后建立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世界，将世俗贵族们的天下加以转化或摧毁。但残酷的事实却证明，他们不仅难以构建起合理的天下治理体系，甚至连维持较大规模的地方安逸都难以做到。

公孙述和他的成家政权，更是以相对微观的形态，暴露了当时儒家在思维领域的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对贵族、豪强和商人都心怀敌意，同时也看不起目不识丁的普通百姓。但在现实领域，他们又离不开强人提供的军事保护，否则就会在其他强者面前不堪一击。同样又期望同土豪或商人争夺资源利益，却无法提供稳定的经济模式予以替换。这也就难怪在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儒家作为历朝文官队伍的主要输送者，始终被循环往复的门阀贵胄们压在脚下。直到有自我遏制武力的北宋出现，才逐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翻身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