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窑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时，建立修内司、郊坛下窑，生产宫廷专用御品，故称"南宋官窑"。
根据几本古籍，如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南宋人所写《负暄杂录》、以及南宋《垣斋笔衡》所载，官窑的确分作南北两处。
1976年，南宋官窑的恢复试制工作才全面开始。杭州瓷厂承担了研试任务，1978年，仿官窑灰青釉和月白釉二类试制品研制成功。1986年，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成立。同年，研制成功南宋官窑粉青金丝纹片瓷。杭州瓷厂杭州南宋官窑研究所仿制的南宋官窑，不但继承了原有的以釉色取胜，以纹片著称，以造型见长之三大优点，而且又发展了刻、画、浮雕、堆塑与釉色结合等多种装饰工艺，丰富了造型，增添了艺术感染力
官窑迷局
为什么说南宋官窑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朝廷操办的官窑？这要从官窑迷局说起。长期以来，我国陶瓷界对官窑的定义、有多少官窑、如何区分争议不断，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令人信服的说法。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附一）御窑、官窑、贡窑和民窑》中进行过简单的讲述，但是讲得不够深入和透彻，所以在讲述南宋官窑之前，有必要对“官窑”进行一个梳理。
广义上的“窑”，应该包括各类陶窑与瓷窑，而陶窑涵盖器皿陶（如盆、缸）、殡葬陶（如陶俑、三彩）、建筑陶（如砖、瓦）等。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二~六）》中讲到，从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到青铜时代的近万年历史长河中，陶器在人类文明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根据远古历史传说，还处在原始社会的中华民族祖先——黄帝，他的管理机构里，就设有一个官衔——“陶正”。《吕氏春秋》卷十七“郡守”中记载：“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昆吾，古代中国传说中的人物，黄帝时期的陶正，相传其为陶器的发明者，专门负责制作陶器。
《吕氏春秋》卷十七中记载“昆吾作陶”
三皇五帝中的舜，生于姚墟，辛勤耕稼于历山（今山东鄄城），渔猎于雷泽（今山东菏泽），在黄河之滨烧制陶器，在寿丘（今山东曲阜）制作日用杂品，在顿丘（今河南浚县）、负夏（今山东兖州）一带经商做生意。因品德高尚，在民间威望大，尧帝把帝位禅让给舜。舜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源自《吕氏春秋》卷十四中的记载。
《吕氏春秋》卷十四记载：“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天下說之，秀士從之”
进入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依然保留“陶正”这一官衔。《春秋左传》卷三十六中记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后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虞阏父即遏父，舜的第32代世孙，他在商朝末年（约公元前1051年左右）投附了周国，担任陶正一职，他制陶的技艺极为精湛，深得周文王姬昌的喜欢。
周 左丘明《《春秋左传注疏》卷三十六中记载：“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相似的内容在司马迁《史记》中也有记载：舜的后人，一直传承着制陶技术，历朝历代深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为最高统治者制作尊贵的陶器，遏父被封为周朝的陶正。
西汉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记载：“帝舜後遏父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用”
在奴隶社会末、封建社会初期，陶器的制作依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秦陵兵马俑，具体我在《中国陶瓷文化略谈（六）》中讲过，建立一支几万人规模的陶质军队，如果不倾全国之力是无法完成的。也就是说，秦陵兵马俑一定是统治朝廷的官方所为。到唐宋时期，朝廷一般都会设置一些机构，专门负责陶质生产资料或生活器具的制作与管理，如《宋史》卷一百六十五“职官五”中记载，朝廷在将作监设置了“窑务”这个机构，负责砖瓦烧制、修缮和陶瓷瓦罐供应等业，但没见到哪个朝廷专门设置具体的陶窑。
由此可见，广义上的制陶官窑，从新石器后期到唐宋时期，就一直存在。可是，我们陶瓷界所称谓的官窑，并不是这些广义上的官窑，而是指狭义上的官窑——即由朝廷或官府出资兴建的、产品流向由朝廷或官府控制的、专门生产陶瓷器的窑场。所以，本文后面所涉及的“官窑”，都特指狭义上的官窑。
瓷器自东汉诞生到唐代中期这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见到关于“瓷器”文字记载。直到唐代中后期才开始出现关于“秘色瓷”的记载，如陆龟蒙的诗《秘色越器》等。那么，生产秘色瓷的越窑是不是官窑呢？我之前的文章《中国瓷器的先驱——千年越窑》讲过，秘色瓷属于南方割据政权进贡中央朝廷的贡瓷。越王钱氏政权为了讨好朝廷求得偏安，不惜动用南越全国之力大量烧造优质青瓷——秘色瓷以进贡中央朝廷，直到北宋初期钱氏政权归顺为止。这期间钱氏政权虽一度主导越窑生产，但越王与越窑的关系只是一种官府订购生产的关系，况且钱氏政权只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所以越窑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
现代考古也出土了一些带有“官”字款的唐代中晚期、五代时期瓷器实物，如邢窑、定窑“官”字款瓷器。那么这些窑算不算官窑呢？我之前的文章《中华白瓷的鼻祖——邢窑》、《中华白瓷的拐点——定窑》曾对此有比较详细的讲述，这里不再重复。简单说就是这些带有“官”字款的瓷器，是官府从邢窑或定窑订制的瓷器，窑场在烧制过程中，为了与民用瓷相区别，在这些官用瓷上写“官”字以作标记。所以“官”字款瓷器是一种瓷窑在生产时针对不同客户定制产品的分类方式，并不代表生产过“官”字款瓷器的窑就是官窑。
到宋朝，开始出现专门关于“官窑”的文字记载。最早明确记载官窑的是南宋人叶寘所著的《坦斋笔衡》和顾文荐所著的《负暄杂录》，但这两本书均已遗失。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陶宗仪在编撰《辍耕录》（也叫《南村辍耕录》）和《说郛》时，将叶寘、顾文荐这两本书的主要内容分别收录其中，使两人讲述窑器的文字得以保存下来。叶寘、顾文荐两人对窑器的讲述，除个别用词不一致外，几乎完全一致，因《坦斋笔衡》是叶寘年轻时所作，而顾文荐比叶寘年纪小，应该确定是顾文荐抄叶寘的。由于原书已经遗失，而《辍耕录》和《说郛》在清代出现多个版本，收录的内容也经过较大的删改，有的版本已经没有了叶、顾两人的内容。
元末明初 陶宗仪著《辍耕录》卷二十九中记载了南宋叶寘谈窑器
叶寘在《垣斋笔衡》中的这段“窑器”，被业界奉为存在“官窑”的最早文献依据，被各类研究、考古文章广泛引用。这段文字的大意是：“陶器从舜时就有，夏、商、周三代后，直到秦、汉，才有了瓷器。如今出土的古陶器，质地浑厚，不注意色泽。后来时兴追求奢靡，认为金玉不稀奇而青睐铜器、瓷器，于是产生了秘色瓷器。有人说钱缪做吴越国王时，越州窑烧制的进贡用瓷器，臣子和百姓不许使用，所以称作秘色瓷。唐代诗人陆龟蒙作诗赞道：'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如向中霄盛沆瀣，共稽中散斗遗否。’从诗中可以看出，秘色瓷唐代已经有，并非创始于钱缪。本朝以定窑白瓷有口芒，不好用，命令汝州烧造青瓷器，因此河北唐、邓、耀州都开始生产青瓷了，其中以汝窑为最好。江南也有处州龙泉窑烧造青瓷，但是瓷质比较粗厚。政和年间（公元1111年——1117年，顾文荐文中为“宣政间”1111年-1125年），京城汴梁自己建窑烧瓷，叫做官窑。靖康之变渡江到江南，邵成章主持管理宫廷后勤，管理机构就叫邵局，沿袭故都汴京规制（顾文荐文中为“徽宗遗制”），在修内司建窑烧造青瓷器，取名内窑。内窑制瓷用澄泥做模子（范模），工艺极其精雕细琢。出产的瓷器釉色莹润清澈，被视为珍品。后来在郊坛下又另立新窑，新窑比原来的内窑大，但烧制的瓷器却不如内窑。其他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都不能和内窑比。那种旧越窑瓷器（秘色瓷）再也看不到了。”
叶寘的这段文字确实非常珍贵，信息量很大。根据此文记载，宋朝明确存在北宋官窑、南宋修内司内窑和郊坛下官窑。记载虽然很明确，但如今的陶瓷界对此争议却很大。争议的焦点有两方面，一是叶寘、顾文荐两人的文字记载准确性到底有多大？二是北宋官窑、修内司内窑、郊坛下官窑到底是否存在？
先说说官窑是否存在问题。经过1950年代发现郊坛下官窑、1996年发现修内司内窑（即南宋官窑，后文将细述）以及相应的考古研究证实，南宋修内司内窑、郊坛下官窑确实存在，叶寘、顾文荐关于南宋官窑的记载是有可信度的。正因为如此，业界一些专家、学者据此判断，北宋官窑也一定存在，只不过原汴京（开封）地区现在已被埋入6米多深的黄河河床之下，无法寻找。不过，我对这个判断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北宋官窑并不存在。相关理由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一文已经阐述清楚，主要理由是：北宋朝廷除宋徽宗个人喜好外并不青睐瓷器、正史没有明确记载、汴京没有设置大型瓷窑的条件、叶寘距离政和年间时间久远无法清晰等。我认为所谓的北宋官窑，最多不过是宋徽宗为满足个人爱好而在汴京设置的小作坊而已。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汝窑是官窑，甚至汝窑就是北宋官窑，我对此坚决反对。理由我也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一文也已经阐述，这里不作罗列，仅举一例：南宋人周密所著记载南宋宫廷遗事的《武林旧事》中，在卷二“挑菜节”、“赏花”章节记载了皇帝赏给嫔妃宫女“官窑”瓷器作为奖赏，而卷九“高宗幸张府”章节记载了朝廷重臣张俊敬献皇帝赵构十六件“汝窑”瓷器！这充分说明：汝窑是汝窑、官窑是官窑，两者不可混淆。而且还说明汝窑比官窑贵重！事实上，汝窑和越窑一样，只是接受过朝廷订单，属于“供御拣退方许出卖”的买卖关系。所以汝窑不是官窑，更不是叶寘、顾文荐记载的汴京官窑。
再来说说叶寘、顾文荐文字记载的准确性有多大。
清代陆心源撰《宋诗纪事补遗》八十一卷中记载的叶實简介和他的诗词
据清代陆心源在《宋诗纪事补遗》八十一卷记载：叶寘，字子真，号坦斋，池州青阳人，隐居在九华山以著书自娱自乐。在南宋末期，叶寘经监司统一选拔推荐做了迪功郎、池州签判。宋朝的迪功郎是文官职37阶，也是最低一级，相当于县衙门里的文书。签判是“签书判官厅公事”的简称，掌诸案文移事务，官阶也不高。按照陆心源记载，叶寘在宋朝（南宋）后期任池州签判的时间应该在宋理宗或更晚些时候（1250年之后）。那么，叶寘的《坦斋笔衡》成书于什么时候？
明初陶宗仪著《说郛》（涵芬楼版）卷十八刊录的《坦斋笔衡》中的“太学不出相”
虽然无明确的时间记载，但从《坦斋笔衡》中的另一个条目——“太学不出相”中的内容，可以大概推断出它的成书时间。“太学不出相”条目有两句话，一句话是“韩平原胄败”，是指南宋崇拜岳飞、贬低秦桧的主战宰相韩侂胄，于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被主和派暗杀这一事件，说明叶寘在写《坦斋笔衡》时不会早于公元1208年；另一句是“所以，自中兴以来六七十载”，说明叶寘在写该书时，已经是宋高宗中兴之后六七十年，同样支持不早于1208年。根据郑建华先生在《关于修内司官窑问题的思考》一文的分析，《坦斋笔衡》成书时间应该在公元1212年左右。因叶寘的另一部著作《爱日斋丛抄》里出现了咸淳年号，所以叶寘至晚在咸淳元年即1265年还活着。这说明《坦斋笔衡》应该是叶寘在青年时的著作。叶寘在写《坦斋笔衡》时，距离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或宣政年间（1111-1125）已有一百余年了，文字中关于南宋部分的记载比较清晰，可信度很高，而关于北宋部分却比较模糊，有不少道听途说、猜测甚至错误的成分。关于顾文荐《负暄杂录》成书时间问题，据郑建华先生考证，因书中“金石毒”一条提到的宋理宗景定庚申年（1260年）是全书最晚的时间，显然，其成书不会早于公元1260年。因此，顾文荐的《负暄杂录》要比叶寘的《坦斋笔衡》晚几十年时间。
元 托克托编《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列传第二百二十八 宦官四——邵成章
例如，关于邵成章和邵局的记载，就可能因道听途说而产生了错误，这个错误在如今陶瓷业界已经广为人知。据《宋史》卷四百六十九 列传第二百二十八“宦官四”记载，邵成章是一位耿直有骨气的忠诚太监，原来是宋钦宗的內侍。1127年靖康之难时受命保护太子去和金国交涉，太子被掳去北方，他留在汴京。宋高宗赵构在南京（商丘）即位时，邵成章受命追随而来，在扬州服侍宋高宗。后来遇到军情而大臣黄潜善、汪伯彦知情不报、欺君罔上，邵成章上书皇上历陈黄、汪二人误国之罪，惹得皇上不高兴，被除名去做了南雄州编管。侍御史马伸对皇上谏言："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邵成章因上书获罪，皇上难道要堵塞言路？"时间一久，皇上思念成章忠心耿直，想招他回来，但随从都不喜欢，就给皇上说坏话：“邵成章来了，陛下就没有快乐了。”于是就让邵成章止步于洪州（现河南辉县）。金国人到洪州，听说成章名望，想请成章出山，说：“知道您忠诚正直，如果能服侍金国皇帝的话，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成章没有答应，金人威胁他也没有答应，软硬不吃。金人说曰："您真是一个忠臣，我们不忍心杀你。"放下金帛走了。邵成章根本没有随宋高宗南渡。《宋史》的这段记载表明，叶寘和顾文荐关于邵成章这部分是错误的。相似的内容在南宋人熊克所著《中兴小纪》卷三中有记载。
元 陆友仁著《研北杂志》卷上记载的“邵局”，是指内侍邵谔奉命设立的浑天仪制造机构
据元代书法家陆友仁著《研北杂志》记载，南宋绍兴年间，宰相秦桧为彰显示太平盛世，命内侍邵谔带领百余工匠大修礼乐，人们叫它邵局。邵谔带领工匠制造浑天仪一事，分别在《宋史》卷四十八志第一“天文一”、《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南宋熊克著《中兴小纪》、南宋李心传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四等文字记载为佐证，可见属实。所以，“邵局”是存在的，但仅与邵谔和邵谔主持制造浑天仪有关，而与邵成章无关。
元 托克托编《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记载邵諤奉命制造“浑天仪”
元 托克托编《宋史》卷八十一志第三十四律曆十四中记载邵諤制造浑天仪的成就
另外，查遍宋史也没有发现邵谔与瓷窑直接相关。由此可见，叶寘和顾文荐关于邵局的记载也是不准确的。究其原因，不外乎年代久远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所致。
顾文荐在抄叶寘文字时，似乎感觉到原文有不妥的地方，把“政和间”改成了“宣政间”，将公元1111—1117年的时间段扩大到了1111—1125年，时间范围从6年扩大到14年；把“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改成“袭徽宗遗制置窑于修内司”。时间范围扩大好理解，一定是认为叶寘的时间可能搞错了。“袭徽宗遗制“与“袭故京遗制”相比，却大有内涵，我在后一节将讲到。
那么，叶、顾二人关于比“邵成章”、“邵局”更早的“汴京官窑”（即北宋官窑）记载会不会也出错呢？因除叶、顾二人（其中一人为抄袭）的记载外，没有任何其他宋朝史料来佐证北宋官窑，我认为仅凭叶、顾二人关于“汴京官窑”的单一记载，难以为据。我在《中国瓷器的巅峰——汝窑》中做过推测，由于宋徽宗个人的喜好，朝廷在京城或皇宫专门可能为宋徽宗设立过一个制作瓷器的小作坊（小御窑），而坊间道听途说、以讹传讹把它说成是“汴京官窑”。当然，推测总归是推测，在有确凿证据证明确实存在汴京官窑之后，我就会改变这个推测。
根据以上梳理，“官窑迷局”也似乎拨云开雾：北宋汝窑不是官窑，北宋官窑是否存在证据不足。因此，南宋官窑就成了中国瓷器史上第一个真正由朝廷操办的官窑。
南宋官窑概述
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国军队在围困多日之后，攻破了北宋首都——汴京，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有多种正、野史料记载了靖康之难中金人对汴京的破坏和宋人朝野的惨状。
北宋 丁特起著《靖康纪闻》记载了靖康之难时汴京朝野的惨状
据北宋末太学生丁特起所著的笔记《靖康纪闻》（又名《孤臣泣血录》）记载，汴京军民虽合力抗敌，也没能阻止金军破城。城破时，诸路金军纵火烧了各个城门、新城里居民居宅、王公大宅，劫掠杀掳，火光亘天，达旦不灭，百姓哭声震动天地……士庶号恸，皇上亦为之掩泣……旧城外新城里金人渐次下城，掳掠城中，凶豪小人导引金人，于坊巷劫掠，放火大扰，人们迁徙入角门内，由汴河冻冰上过，所过既多，践履冰陷，溺及弃掷小儿不可胜计。亦有全家入井自缢者，亦有赴火死者。是日，日色如丹，烟焰中如有二日相斗之状，众目相视，莫能辨别。昔日繁华的都城，此时已是人间地狱。
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的金国，在攻入富足的汴京之后，野蛮地肆意烧杀掠夺，给大宋造成巨大破坏。综合各类史料：金军入城后，武力搜刮北宋朝廷、商人、百姓的黄金、白银，要求城内“一应店肆居宅蓄收金银之人，并尽纳官”，并“拘交引、质库、金银彩帛铺，家至户到推认拘籍”，商铺、银铺纷纷破产。金军还搜抓京城的手工工匠，如内臣诸局待诏，手艺染行户，少府监、将作监、文思院等处人匠，木匠、竹瓦泥匠、石匠、鞍作、玉匠、金银匠、军器监工匠等，被拘刮净尽送往金国，工商业造成毁灭性摧残。 金国崇拜中原文明，认为凡是宋朝的都是好的，他们将所有皇宫的仪仗法物祭器、宫廷礼仪器具全部掠走，并进国子监拿走藏书，还索取教坊乐人、琵琶、吹笙、弹筝等，带往金国，供女真贵族取乐、享用。汴京文物典籍被劫掠，教育被破坏，百戏被摧残，文化遭到空前劫难。当然，灾难深重的仍是老百姓。金兵大量屠杀无辜平民，把人视同猪狗，“所过皆残破，其所得汉人，并削发，使控马荷担；得妇女，好者掠去，老丑者杀之”。汴京城内饿殍遍地，竟食人肉，“街巷有病气未绝者，俄顷已被剔剥，杂诸牛马肉卖之”。大量被俘汉人成为金军的奴隶，在耳朵上刺字，押往云中（今山西大同），作为奴隶出卖。汴京周边方圆几百里都惨遭屠戮，“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以故大疫，死者过半”。
为断大宋皇族血脉，金军在撤离汴京时掳走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及后妃、宗室、大臣及大批妇女等，朝廷上下为之一空， “二百年府库蓄积”荡然无存。当然，也有侥幸逃脱的，那就是宋徽宗的第九子、宋钦宗同父异母的弟弟——康王赵构——也就是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
元 托克托编《宋史》卷二十四—卷三十二 宋高宗赵构本纪
据《宋史》卷二十四——卷三十二“宋高宗本纪”记载，金军围困汴京的前夕，赵构奉命带大臣耿南仲一起去向金军求和。途中，京城被围，宋钦宗派人潜出京城，找到赵构，任命他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令他火速募兵保卫京师。赵构利用朝廷号令辗转河北、山东，会聚的各路军马已有近十万，号称百万。但当他到济州（今山东巨野）准备回师之时，汴京已经陷落。一些在靖康之难中幸免的后妃（如废妃孟氏）、大臣纷纷赶来投奔康王并劝康王自立朝廷，康王随即从巨野出发，来到北宋南京应天府（今商丘）。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应天府，称宋高宗，改年号为建炎，成为南宋第一个皇帝。
《宋史》记载，南宋初年，在金军的追击下，宋高宗赵构先后驻跸南京（即商丘）、扬州、杭州、建康（江苏南京）、平江（苏州）、临安（杭州）、明州、定海（镇海）、台州、温州等地，甚至一度还浮舟海上，四处逃窜，以躲避金军。直到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才往北到达越州，稍微稳定，次年改年号为“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第二年又搬回临安。在这之后的几年里，由于各地抗金将领们连年打胜仗、收复失地，抗金形势趋于好转，宋高宗信心有了提升，又驻跸建康，与金国形成对峙的相对稳定局面。应该说，宋高宗的本意，一直是想与金国议和，根本没有和金国拼命抗争之意，只要理解这点，就好理解为什么宋高宗一旦对金国取得一点胜利，就会停止乘胜追击，将议和提上议事日程。在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宋金终于议和成功，划秦岭、淮河而治，宋金战事暂时告一段落，宋高宗从建康返回，正式定都临安。
《宋史》卷二十三 钦宗本纪 记载金军掳走了所有皇宫的一切，包括祭器
经过靖康之难，金国已经掳走了皇宫里包括祭器在内的所有一切，又经过将近十二年流离奔波的逃亡岁月，待议和成功、战事告一段落、正式定都临安之时，宋高宗的皇宫已经一无所有。此时，朝廷对瓷器的需求量很大，除了满足宫廷日常用度，还需要大量的祭祀礼器。
祭祀天地之礼早在夏王朝开始，就已经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最重要的礼仪而受到皇帝的高度重视，是我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一种形式，当然也是整个国家的头等大事。从汉朝开始，定下了都城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祭祀格局，就像如今北京的天坛在南、地坛在北一样。祭祀天地一般每年都会举行，但南郊祭天大礼是每三年的冬至日举行一次，北郊祭地大礼是每三年的夏至日举行一次，祭祀对象是包括昊天上帝、皇地祗、太祖位在内的所有天地诸神和祖先，祈求风调雨顺、福佑丰年、国泰民安，祭祀形式隆重而繁琐。所以，无论对于流离失所十多年之后才获得安定的南宋朝廷来说，还是对于不惜以进贡等手段向金国求和的宋高宗本人来说，在实现了来自不易的和平之后，祭祀天地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意义。事实上，宋高宗非常重视祭祀活动，根据《宋史》记载，南宋朝廷按期举办过很多次重大的祭祀活动，即使在金兵的追击下辗转迁徙过程中也不敢有所偏废，只不过条件不好时采用权宜之计。途中好不容易从各州府收集一些祭器，由于金兵追来又“尽皆散失”。
元·托克托著《宋史》卷三十 本纪三十 高宗七：绍兴十三年二月甲子制郊庙社稷祭器
祭祀活动中所需要的祭器如何得到呢？在当时的条件下，自力更生是最好的手段。据《宋史》卷三十”高宗七“中记载，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二月甲子，朝廷开始制造郊庙社稷祭器。用什么材料制作呢？据南宋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卷三记载，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郊坛祭祀时，“祭器应用铜玉者, 权以陶木”，并为这次祭祀制作了祭器9205件，准备的仪仗有2220人。由于南宋朝廷当时财力薄弱、贵重材料稀缺，用传统的玉、金、银、青铜材料肯定不现实，无法重铸北宋朝廷被掠夺损毁的铜玉礼器，出于节俭考虑，聪明的南宋朝廷想到了用陶瓷和竹木器暂时代替翠玉金银青铜器，待有条件时再用贵重材料逐步取代竹木器。当然，陶瓷祭器并不是南宋原创，从北宋中后期就已经有所使用。
宋 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卷三：绍兴十三年郊坛祭祀时，“祭器应用铜玉者, 权以陶木”
那么，陶瓷祭器在哪里制造呢？据南宋朝廷礼部太常寺纂修的《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在南宋初期20多年的时间里，朝廷曾在越州（今绍兴）、余姚、平江（今苏州）、临安府等地选择瓷窑生产祭祀用瓷。这也是在一些古越窑窑址竟然出现与南宋同时期的汝浊釉瓷器遗存的原因。绍兴十四年（1144年）后，由“礼器局”负责制造祭祀陶瓷礼器。
南宋礼部太常寺纂修《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记载了陶瓷祭器烧制地方
礼器局？据《宋史》卷二十一“宋徽宗本纪”记载，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7月设置“礼制局”，负责研究、讨论古今宫室、车服、器用、冠昏、丧祭沿革制度，设有详议官，但在宣和二年(1120年)撤销。礼器局不像北宋时礼制局建制的延续，显然是为代替原由越州、余姚、平江、临安府等地生产祭器而新设的一个机构。
南宋《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记载了祭祀礼器经段拂、王鈇讨论式样后，由王晋锡负责制作，出现新机构“礼器局”
为什么在古越窑之乡，还要新设礼器局来生产祭器？祭祀礼器必须参照古制进行，这是从北宋中后期传下来的传统，很明显，是宋高宗赵构不满意这些年由越州、余姚、平江、临安府等地生产的祭器了。根据《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一”记载，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宋高宗对宰执官下达谕旨说，祭祀乃国家大事，所用祭器要相适宜，如郊坛祭天须用陶瓷祭器，宗庙祭器也当用祖先的式样规制，你们可以访求通晓礼器之人来做这件事。于是，寻找到了事中段拂、户部侍郎王鈇、內侍王晋锡三人，委以重任。礼器局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的。礼器局的运作是段拂领衔，礼器由段拂、王鈇二人讨论器样、尺寸后，交王晋锡去把关制造。
南宋《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记载了礼器局负责祭器制造并频繁出现
根据《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一”记载，礼器局自绍兴十四年成立之后，十分忙碌，参照绍兴十三年由秘书省修订并颁发的《宣和博古图》和一些收藏的古器物，全面改造南宋祭器。特别是绍兴十六年前后，为郊坛大祭制造陶瓷祭器和其他材质祭器忙得不亦乐乎，此时礼器局的主管是段拂，王晋锡只是一个临时给祭器把关的內侍。根据文献和现代考古证明，礼器局在此时已经在临安皇城附近建立了陶瓷窑，专门烧制陶瓷祭器。上图《中兴礼书》卷九“郊庙祭器一”还记载了一条十分重要的信息：“绍兴十六年三月八日，守给事中段拂的箚子，奏：臣闻记礼者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家造祭器为先，盖祭以事神，器以藏礼。奉祀宗庙，足以隆孝飨；宠锡勋劳，足以昭庆泽。……”礼器局主管段拂在奏文中说：《礼记·王制》中讲“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凡是造家用品都要以“祭器”为制度，以达到用“祭”来祭祀神灵、用“器”来承载礼制，奉祀宗庙，以引导天下孝道，按功劳赏赐，足以彰显皇恩浩荡。“锡”同“赐”字，是皇帝语言的传统用法。《中兴礼书》卷九、卷十记录了绍兴十五年、绍兴十六年、绍兴十九年进了三次包括陶瓷祭器在内的大规模祭器制造，并且逐步按古制进行规制。段拂奏折中的这段话，蕴含了一个重大背景信息，那就是：礼器局为烧造祭器而设立的瓷窑，在祭器制造中出了大力，产能逐步提升，而祭器制造毕竟不是连续的，闲时还在制造燕器——即生活用器。但生活用器的制造，不能耽误祭器的制造，即使制造生活用器，也要用祭器的礼制来规范，以示隆孝飨、锡勋劳、昭庆泽。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此时，礼器局设置的官窑已经在烧造生活用品瓷器了——即：南宋内窑的设立时间，在绍兴十六年（1146年）之前！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提到绍兴九年——绍兴十二年 王晋锡还是“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
《宋会要辑稿》方域二提到绍兴十四年 王晋锡已是“提举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
说完礼器局，再来说说王晋锡。不少明清书籍和当代陶瓷界专家，把王晋锡说成是“修内司官窑”的建造者和领导者，果真是这样吗？根据《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八十七册 “方域二”记载，从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二十二日到绍兴12年（1142年）十一月十四日这段时间，王晋锡还是“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即掌管修内司的领管，还在行使修内司职责，如修缮崇政殿、文德殿、紫宸殿等，到了绍兴十四年（1144年）七月八日，王晋锡已在“入内内侍省东头供奉官、睿思殿祗候”任上，成了皇宫內侍。这时候，礼器局、内窑都还没有设立。
《宋会要辑稿》礼一五记载王晋锡进言说有很多祭器不合旧制，皇上令王晋锡监造
据《宋会要辑稿》第十六册 “礼一五”记载，绍兴十五年（1145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内侍王晋锡（对高宗皇帝）说：“恭承处分，令宣押太常寺使臣王彦能等省记大礼朝享太庙合用礼器。今检对御府《博古图》指说画到样制，及未有样制尊罍等五百九十六件、副，合行讨论制造。”意思是对照御府《博古图》，祭器中竟然有五百九十六件套尊罍不合格！皇上认为王晋锡很懂尊罍等祭器，于是下令段拂、王鈇研究讨论，让王晋锡负责制造。从这些记载看出，王晋锡由修内司提举，到皇宫内侍之后，几次明确记载他去制作祭器，但并没有改变内侍身份，直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让位去做太上皇，王晋锡才被孝宗调整去“提举佑神观，免奉朝请”为止。去看管佑神观，还不用早朝奏请，可见是个清闲活，相当于提前退休。以上记载说明，王晋锡去制造祭器，只是个临时性工作，他仍然还在内侍的任上，他与内窑的关系，相当于客串一个“技术指导”而已。
那么，制造礼器祭器的内窑，建在了哪里呢？据叶寘《坦斋笔衡》：“置窑于修内司，烧造青器，名曰内窑”，内窑就建在修内司吗？
宋 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 卷十四 记载了修内司营在万松岭下，孝仁坊内石头桥
据南宋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 卷十四所记载，南宋咸淳四年（1268年）临安行在的禁卫兵中，修内司营驻地有万松岭下和孝仁坊内石头桥两处。
宋 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 卷十 记载了青器窑在雄武营山上、圆坛左右
而潜说友在《咸淳临安志》 卷十“三衙” 中记载了青器窑也有两处，一处在雄武营山上，另一处在“圆坛”附近，圆坛即郊坛。这两处正是南宋朝廷开办的瓷窑，即官窑。
1268年南宋咸淳四年临安志地图，红圈处标出了修内司和郊坛的位置
一般来说，由于当时交通能力所限以及烧窑的劳动力主要来源是修内司营的士兵，所以，“修内司内窑”应该离修内司所在地或修内司营所在地不远。从上图所标的位置来看，咸淳四年的修内司（右边红圈处）离大内皇城不远。在当时拥挤的临安都城，离皇城根这么近的地方，属于“寸土寸金”之地，朝廷不会在如此近的地方设置多座既耗费大量燃料、又容易引起火灾的陶瓷窑，所以我判断，所谓“雄武营山青器窑”，就是“修内司内窑”。这就是叶寘、顾文荐所描述的“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
现在的陶瓷界专家、学者把叶寘所记载的“袭故京遗制”理解为“沿袭北宋官窑的模式（体制）”，专指瓷窑，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上文分析，朝廷（礼器局）设置官窑的目的，是由于平江、余杭、临安和其他古越窑烧制出的祭器不合古代规制，宋高宗赵构才下令段拂、王鈇、王晋锡等人专门指导烧制祭器的。而段拂也向皇上保证“祭器不成不造燕器”，全力保障祭器生产。祭器的设计、生产要严格按照《宣和博古图》进行，尺寸、样式都必须严格遵照“故京遗制”。而作为一个瓷窑，仅生产祭器是很浪费的，内窑在不生产祭器时也生产燕器（生活用器），同时上文也提到，燕器的生产也要按照祭器的样式进行，以达到用“器”来承载礼制、引导天下孝道的目的。这就是“袭故京遗制”的真实含义。
与叶寘的“袭故京遗制”相比较，顾文荐在文章中改成“袭徽宗遗制“就要准确得多，也更能说明所谓的“遗制”是“按照《宣和博古图》的规制”的意思，而不是什么“北宋官窑”。《宣和博古图》是宋徽宗亲自部署并校检，由王黼在大观初年（1107年）开始编纂，成书于宣和五年（1123年）之后。该书有三十卷，著录了当时皇宫在宣和殿所藏—自商代至唐代的古代青铜器，分鼎、尊、罍、彝、舟、卣、瓶、壶、爵、斝、觯、敦、簠、毁、鬲、鍑 及盘、匜、钟磬及錞于、杂器、镜鉴等二十类839件。每类有总说，每器都摹绘图象，勾勒铭文，并记录器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有一些还附有考证。所绘器形准确，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象的比例，按照“祭祀礼器规格档案”的格式所列。《四库全书总目》评述《宣和博古图》：“其书考证虽疏，而形模未失；音释虽谬，而字画俱存。读者尚可因其所绘，以识三代鼎彝之制，款识之文，以重为之核订。当时裒集之功亦不可没。”可见，《宣和博古图》已成为后世青铜礼器或陶瓷器制作的范书。史载宋高宗赵构在逃亡途中，曾将随身携带的《宣和博古图》遗失，立即命人按照《宣和博古图》的模式，重新考证并绘制博古图，以指导祭祀礼器的制作。条件所限没有青铜原料没关系，可以用竹木陶瓷暂时替代，但祭祀礼器的形制规格不能走样，必须依古制进行。在礼官的不懈努力下，终于在绍兴十三年（1143年）二月及四月，太常寺重新颁布《宣和博古图》，并以此为依据，大规模改造祭祀礼器。所以，叶寘的“袭故京遗制”显得非常笼统、宽泛、模糊，而顾文荐将它改成“袭徽宗遗制“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那么，如何按照传统规制来生产呢？叶寘、顾文荐在记载中说的很清楚——“澄泥为范”。“范”即模子、隔板等，这是自古以来制作青铜器、钱币的惯用技术，能使产品严格控制在既定的样式、尺寸之内，十分精准。只有这样生产出来的祭器，才能满足宋高宗的要求。同时，按照这种模式生产的生活用器，固然精美。这就是叶寘、顾文荐所说的“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彻，为世所珍”。
上图左上红圈处是另一处青器窑所在地——郊坛下官窑。据业界专家分析，郊坛下官窑设置于1204年左右，大概原因是内窑离皇城太近，且大内皇城有几次严重火灾，导致内窑的规模在逐步缩减。叶寘写《坦斋笔衡》时（成书于1212年左右），郊坛下官窑已经设立，但内窑直到1268年还在运转。叶寘觉得新窑比内窑大但不如内窑好，所以他写道：“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
南宋 赵彦卫著《云麓漫钞》卷十记载 临安烧青瓷，要比越窑、龙泉窑好窑器
宋朝王室后裔、南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对临安新窑的记载，可以从侧面佐证郊坛下官窑的设置。他说，青瓷器，都说出自李王，号称秘色瓷，也有说出自越王钱氏王，如今处州龙溪烧的是粉青，越窑是艾色，从唐代陆龟蒙的《进越器诗》……可知唐代就有了，最近临安也自己烧制青瓷，都要胜过这两窑。《云麓漫钞》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彦卫写书在这此之前，这个时间与郊坛下官窑的设置时间大体相当。
杭州老虎洞遗址出土的陶质祭器——觚
杭州老虎洞窑遗址出土的祭器——尊，残高12、口径16cm
南宋祭器和北宋相比，从南渡之初的权宜充代，到礼器局的依礼规范，除了制度上更趋完善和数量上有所增加和固定外，种类并无根本变化。除了竹、木、铜、金、玉、石等质地的祭器外，还有很多陶瓷质祭器，如簠、簋、觚、豆(登)、尊、罄 等，其中尊有六尊——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罄也有六罄——牺垂、象垂、著垂、壶罄、大垂、山垂。开始以陶质为主，后来也有一些升级为瓷质，当然一些瓷质祭器逐步变为祭祀、生活两用器。这些陶瓷质祭器开始均由临安附近的传统瓷窑生产，后来都转变由礼器局设置的官窑直接生产。如上图就是一件杭州老虎洞窑（即修内司内窑）遗址出土的器物——尊，虽然是一件复原的残件，但依然可以看出，其造型优美，薄胎厚釉，施粉青釉，釉面滋润光滑，有铁线开片，口部略有变形而呈椭圆形，外壁出戟，内壁颈部有明显泥条盘筑及轮修痕，造型与做工非一般纯粹烧制生活用品的瓷窑可比。
为什么有修内司内窑，又要设立郊坛下官窑？他们是如何交替的?我根据相关史料判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高宗之后的孝宗开始，朝廷对祭祀已经越来越不重视，祭祀的次数和规模在逐步减少，光宗有精神疾病，到宁宗嘉泰年间朝廷祭祀活动已经近乎停止，作为以祭器生产为主业的内窑，主业已接近荒废，主要以生产生活用器为主，本末倒置了，这也就预示着对朝廷来说，修内司内窑已显得无足轻重。但作为一个朝廷下设的官窑，依然有生产日用瓷器的任务，经济意义不可或缺。二是与南宋中期临安府所发生的变故有关，史载宁宗嘉泰年间（1201～1204年），临安皇城发生了几起大的火灾，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尤其是嘉泰四年（1204年）大火连修内司都烧毁了。这样在重建百官衙署时，肯定会更加注意防火安全的问题而把修内司官窑移至城外——而郊坛一带位干凤凰山西南，离皇城大内较远，同时郊坛周围又有一个民窑作为基础，是比较理想的迁徙地点，因此就把官窑逐步迁徙到此就顺理成章了。从考古发掘也可以看出，郊坛下官窑没有生产祭器的遗迹。叶寘在年轻时期，应该是两窑并存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期与叶寘《坦斋笔衡》推测成书时间1212年相距不远。
修内司内窑、郊坛下官窑生产的燕器也就是生活用器，包括依古式样规制的觚、簋、樽、鼎、香炉、花瓶等陈设用瓷，盘、碗、碟、杯、罐、盆、钵、执壶等日常生活用瓷以及盒、洗、水盂等文房用瓷。两座官窑生产的日常用器添补了朝廷用度，其中的精品迅速成为朝野上下的争相收纳的收藏品，比如《武林旧事》卷二”赏花“、”挑菜“条中提到的将官窑器作为奖赏宫女、下人的赏赐品。
德祐二年（1276年）2月4日，忽必烈的蒙元大军攻占了南宋都城临安，南宋随即灭亡。临安皇城被归入元朝版图之后，乌龟山郊坛下南宋官窑也寿终正寝。自绍兴十六年（1146年）左右修内司内窑设立开始，嘉泰四年（1204年）左右郊坛下官窑设立，到南宋灭亡止，南宋官窑存续时间约为130年。从现场考古看，修内司内窑、郊坛下窑在元朝之后依然有延续生产，不过这时已属民窑性质，就不能称之为官窑了。其中，修内司内窑所在地在元朝还生产“哥窑”或“哥哥洞窑”瓷器。
南宋官窑的发掘
自南宋灭亡之后，虽然郊坛下、修内司两窑还延续烧了一段时间，但随着元代杭州临安城区不断往西北方向发展，到明代，郊坛下窑连同原来的修内司窑一起，都成了远离城区的荒凉之地。昔日热火朝天的炉窑繁忙之地，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丘陵、坟地和森林，直至地面遗迹消失殆尽。
进入1920年代，在陈万里等专家的倡导下，田野考古传入我国，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是当时最早发现的古窑址之一。1930年，日本小笠原彰真受大谷光瑞派遣，在杭州乌龟山南麓发现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并采集了大量瓷片标本。时任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米内山庸夫等人开始根据文献对南宋官窑进行多次实地勘察，并采集大量瓷片和窑具。中国当局得知情况后即派我国古陶瓷专家周仁前往实地考察研究，周仁在多次考察后写出了发掘报告并指出“乌龟山官窑可能是内窑”。叶麟趾先生1934年也将南宋官窑列入他的著作《古今中外陶瓷汇编》。1937年兼法学家和古陶瓷爱好者于一身的朱鸿达先生前往实地调查之后，出版了《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认为乌龟山窑就是南宋官窑，从而引起轰动。此后，中外专家学者蜂拥而至，一时掀起南宋官窑考古热潮，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还是米内山庸夫。但当时还未进行科学发掘，研究成果还只停留在瓷片、窑具遗存等表象。
郊坛下官窑
杭州南宋官窑博物馆 南宋官窑遗址
1956年、1980年、1985年，浙江省文物部门根据资料判断和偶然发现，对位于乌龟山下的郊坛下官窑遗址进行详细的大规模发掘，终于搞清楚了郊坛下官窑的工场状况，将从练泥、成型、修坯、上釉、晾干到素烧等一整套完整的工艺流程，和窑场遗址、出土遗存物一起，完整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使现在的人们，能亲眼目睹八、九百年前南宋郊坛下官窑的盛况。
南宋官窑遗址出土 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
修内司官窑
应该说，郊坛下官窑遗址的寻找、发掘都是比较顺利的，陶瓷界、考古界关于它的争议也比较少。但是，修内司官窑就不同了。与郊坛下官窑相比，修内司官窑遗址寻找颇费周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不同意见颇多，争议很激烈，至今尚存有一些争议未解决。
1930年代往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专家前往凤凰山下访古络绎不绝，但确切的窑址并未发现。大多学者仅奔“南宋官窑”慕名而来，分不清哪是郊坛下官窑、哪是修内司官窑，概念模棱两可 。例如，日本人米内山庸夫等，既到郊坛下遗址采集很多瓷片，也到凤凰山窑址采集很多瓷片，自以为找到了修内司窑遗址，在世界上极有影响的杂志、报刊发表，影响面很广，但仔细研究米内山庸夫采集的这些瓷片，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黑瓷等多种多样，其中青瓷又以龙泉窑为最多。很显然，从米内山庸夫文章所述，他拾到瓷片的地方，只是杭州丢弃废瓷器碎片的城市遗址而不是窑址。《中国陶瓷史》中说：“似乎可以肯定, 米内山庸夫采集到的标本、多数不是修内司官窑的产品。因为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说到修内司官窑烧过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就是他采集的青瓷碎片似乎也不都是修内司官窑标本” 。现在知道米内山庸夫搞错了，但他的书、他的图片、他的结论对世界各国专家影响深远，我国的一些老专家也被他带到沟里了。我国著名法学家、古陶瓷爱好者——朱鸿达先生，于1937年8月出版《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误把郊坛官窑遗址当成修内司官窑遗址。该书影响很大，又一次对业界造成了误导。陈万里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青瓷史略》中说：“关于修内司窑在凤凰山下这一点，三十年来经过好些人调查，都不能证实它的窑址所在。又查凤凰山下以及附近万松岭一带，由于一部分在当时就是'大内’的地方，其中有定窑、龙泉窑，并且有黑釉的碎片，那是当时应用的物品。”
由于古代文献记载少且含糊不清，探索中又长期没有找到遗址，一些专家学者要么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要么把官窑与“哥窑”混淆，使争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例如，有的专家以叶寘、顾文荐记载中存在明显错误，判断“修内司”是官署，在官署设窑根本不可能。即使后来找到了窑址，这些专家也不承认，认为“内窑”不是修内司官窑，而是临安窑，同时根据凤凰山窑有元蒙文字，其出土器物特征与孔齐在《至正直记》中描述的特征相似，认为凤凰山窑仅为哥哥洞窑。
其实，更大的混乱还是来源于紫禁城和故宫博物院。大家知道， 经过元、明、清三朝二十多代帝王几百年的搜集，到清末紫禁城留存有数量惊人、比较可靠的传世精品瓷器，因此文物界、收藏界有这么一个传统，喜欢把宫中收藏的瓷器作为印证文献记载证据和印证出土瓷器种类、年代、窑口的标准器。问题是，如果宫中对这些名贵瓷器甄别不清、分类不明，那对社会的影响将是很大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乾隆年间，紫禁城曾仿效北宋宋徽宗做法，将宫中收藏品著录成《西清古鉴》、《西清续鉴》、《宁寿古鉴》、《石渠宝岌》等书，但书中确有汝窑钧窑不分、哥窑官窑不分等现象，有的概念混淆，有的张冠李戴。现代专家学者研究发现，酷爱瓷器收藏达到痴迷程度的乾隆皇帝，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汝窑钧窑不分、哥窑官窑不分者。乾隆皇帝写了很多首关于宋代瓷器的诗，并让人将诗刻他喜欢的传世精品瓷器底部。对这些刻诗行为，业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刻上皇帝的诗后，瓷器身价更高；更多人认为这种行为破坏了瓷器的完整性和器物本身的美感，加上乾隆写诗的文采和水平都不高，整体显得不伦不类、大煞风景。更大问题是从乾隆的诗可以看出，他把宋代官窑瓷器武断地定为汝窑、钧窑、哥窑、官窑、修内司窑与郊坛下官窑六种，刻字时又把赞美这种瓷器的诗刻在了另一种瓷器上，张冠李戴，由此带来混乱。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时由清室善后委员会、1932年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前后两次组织对故宫文物进行清点、造册。在这两次点查报告中，有关宋代官窑瓷器的定名分类只有汝窑、钧窑、哥窑、官窑四种。1935年，时任故宫博物院瓷器专门委员的郭葆昌先生，曾对乾隆御制诗进行了研究和辑录。结合乾隆御制诗和其他文献，郭葆昌先生又对宋代官窑瓷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鉴定。1936年郭先生任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瓷器专门委员时，他对参展瓷器进行了挑选与再鉴定工作，鉴定结果编成《参加伦教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图说》一文公开刊出。郭先生在文章中又将宋代官窑鉴定为钧窑、汝窑、哥窑、官窑、南宋官窑与郊坛下官窑六种，该文把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瓷器鉴定为官窑——即北宋官窑器，把郊坛下官窑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者鉴定为修内司官窑器，把部分修内司官窑器鉴定为哥窑器，把汝窑（民窑）、钧窑（金元之后）、哥窑（宋元之后的民窑）不加研究地定性为宋代官窑，如此张冠李戴明显受了乾隆和乾隆诗的影响。当时很多专家对郭先生的划分很有意见，例如陈万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针对郭先生《图说》中的鉴定发表过《故宫一部分古瓷鉴定之商榷》一文，质疑郭先生定断无依据，指出郭先生对同一件瓷器一会儿是官窑、一会儿是哥窑，标准模糊不清，让人云山雾罩、莫名其妙，十分好笑。但反对没有效果，木已成舟。
由于长期“ 张冠李戴” ，导致瓷器特征和标准混乱，阻碍了修内司官窑窑址的寻找发掘，还导致修内司官窑器长期淹没在”传世哥窑器“中。
但是，峰回路转出现在1996年。1996年9月，一场洪水意外地在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长约700米狭长溪沟西端的一块平地上，冲刷出了一处古窑窑址——老虎洞窑遗址。
南宋官窑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中厚釉薄胎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青瓷尊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南宋官窑粉青琮式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戴维德基金会捐 大英博物馆藏
宋代官窑青釉弦纹瓶 法国集美博物馆藏
南宋官窑花瓣盘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官窑五瓣碟、贯耳瓶、小碗 美国弗利尔和沙可乐美术馆藏
官窑贯耳瓶、圆洗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藏
官窑粉青釉葵口盘 美国明斯顿博物馆藏
南宋官窑梅瓶、粉青花插、广口尊 日本东京博物馆藏
结束语
从开始准备写南宋官窑，到今天接近尾声，已经三个多月。在这一百来个挑灯夜战的晚上，我查阅过几乎能找到的所有历史古籍、现代书本和期刊，在巩固知识、构建思路的同时，以官窑为主线，对南宋153年的历史也顺带做个粗略了解，收获颇多。从时间轴上看，南宋官窑的生命周期与南宋政权几乎是重合的。你可能想不到真实的南宋是这样的：朝廷是非常重视尊古礼典的，从重视祭祀可以看出；朝廷是非常节约的，从“一殿多用”到用陶木代替青铜祭器、到皇帝薄葬可以看出；朝廷是非常重视科举的，从宰相到各部主管都是进士出身可以看出；朝廷是很重视公开选拔人才的，从邵谔海选去造浑天仪、王晋锡自荐去造祭祀礼器可以看出；南宋人都可以举报渎职官员的，从邵成章事件可以看出；南宋的文化艺术水平是非常高的，从儒学思想发扬光大到唐宋八大家、宋词及其他文学作品星繁叶茂可以看出；南宋科技是非常发达的，从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在本朝投入实用可以看出；南宋经济是非常繁荣发达的，从发达的航海和榷场贸易可以看出……南宋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等方面颇有成就，尤其在儒学思想文化上，对后世影响之深，更是远超北宋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很有意思，小小的陶瓷研究，竟然可以让我管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