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路传奇：仙乐风飘处处闻（作者：读史老张）

福州路传奇：

仙乐风飘处处闻

读史老张

福州路，又称“四马路”，是上海著名的“文化街”。前几年，因工作单位离福州路咫尺之遥，我经常会去那里走走。不记得有多少次，我从山东中路上的申报馆出发，到百腾大厦（现浦汇大厦，原时报馆旧址）右拐，然后沿着福州路悠然西行……这条路线，集聚了19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商铺、饭馆、药房、笔庄、书店和戏院，虽然随着时代变迁，不少建筑门面早已灰飞烟灭，但走到这里，仍能闻到浓浓的文化气息。

有一天，我猛然发现，这条路线竟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第一次到上海演出时走的路线！1913年秋，初出茅庐的梅兰芳第一次由京抵沪，就住在望平街平安里（今山东中路申报馆南侧）；他唱戏的地方，就在福州路上的丹桂第一台！这个发现让我兴奋了好几天——好的历史记录，就应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我想，要在上海选出一条永不拓宽的马路，既留下历史名人足迹、又流淌着他们的歌韵乐曲，余音绕梁，空谷回声……也许只有福州路才堪当此任！

梅兰芳在这里唱红

福州路上，最先萦绕的雅韵是胡琴京腔。

在福州路湖北路口转角（今上海书城西侧、黄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以东），有一幢普普通通的弧形街面房，很少有人知道，一个世纪前，这个地方曾矗立过一家著名的京戏戏院——丹桂第一台。

1883年，宁波巨商刘维忠在这里开设的“新丹桂茶园”，以邀请京班名角唱戏而名噪一时。1910年1月，在丹桂园基础上，新建了丹桂第一台，这是当年公共租界里屈指可数的新式剧院。

过去，戏园造型一般是方形的木结构舞台，台前有两根立柱，舞台三面朝向观众，观众席则是八仙桌，看客们围桌而坐。而由英国设计师设计的丹桂第一台则截然不同：两层钢混结构、观众厅分官厅和包厢、舞台设转台、两侧有台帘、一面朝向观众，完全颠覆了早年戏园泡茶、甩手巾、嗑瓜子的听戏模式，一开幕，就让上海观众耳目一新！

1913年11月，丹桂第一台迎来了梨园盛事。应第一台老板许少卿邀请，北京名角王凤卿偕梅兰芳来沪登台，演出《朱砂痣》《虹霓关》《四郎探母》等拿手好戏。王凤卿是头牌须生，与“伶界大王”谭鑫培齐名；而青衣梅兰芳则不到20岁，只是北京的二牌演员（在老北京，青衣只能做须生的配角），演出包银不到王凤卿的六成。此前，梅兰芳从未出过远门，还略显青涩。哪里想到，梅兰芳却在丹桂第一台一唱而红！

在第一台的灯光下，梅兰芳的身段、扮相和委婉动人的唱腔，赢得一片喝彩。一周后，王凤卿有意提携梅兰芳，让他改唱“大轴”（全场最后一出压台戏）。11月16日晚，梅兰芳压台，演出《全本穆柯寨》，引起全场轰动。

梅兰芳晚年回忆道，在前清的北京戏园，不准带灯演戏，戏迷与其说是看戏，不如说是听戏，有的戏迷听了多次谭鑫培，也不清楚谭鑫培长啥模样。但在丹桂第一台，这种格局全变了：“……场上打着小锣，检场的替我掀开了我在上海第一次出场的台帘。只觉得眼睛一亮……原来当时的戏馆老板，也跟现在一样，想尽办法，引起观众注意这新到的角色。在台前装了一排电灯，等我出场，就全部亮了。”

传记史学家唐德刚由此评论道，不少上海女观众“是不懂二黄西皮的”，“她们到这洋化的戏院来，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争奇斗胜。”可是，当梅兰芳一出场，“在那灿烂的灯光下，她一个食指指向鬓边向台口一站，那全院小姐太太们的脸顿时都显得黄了起来。就凭这一点，兰芳在上海立刻就红起来了，别的就不必提了。”

在上海的50多天，梅兰芳好评如潮。从此，青衣与须生平起平坐，福州路一带争说“二黄西皮”。据京剧评家陈定山回忆，有一天，他到浴德池洗澡，澡堂里空空荡荡，他问：“今天怎么啦？”跑堂笑道：“人家听梅兰芳去都来不及，还有人来洗澡吗？”

京剧理论家齐如山说过：“到上海唱红了，才算真红。”继梅兰芳后，不少京剧名家都对丹桂第一台情有独钟。

1915年，晚年的谭鑫培在南市新舞台（今露香园路大境路口）演出场场爆满后，曾有意在丹桂第一台续演几周，后因未谈妥包银才愤然离去，永别上海。

同年，“麒麟童”周信芳入丹桂第一台，演出了讽刺袁世凯称帝的《王莽篡位》。此后他任丹桂第一台后台经理，持续领衔演出达8年之久，他的代表作《萧何月下追韩信》《投军别窑》《清风亭》等，都在丹桂第一台公演或首演。

1916年，京剧老生余叔岩在此演出一个月。

1922年，“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正式受聘于丹桂第一台。

1923年，京剧票友俞振飞应程砚秋之邀，与之合演《游园惊梦》，在丹桂第一台正式“下海”。

1930年6月，丹桂第一台房屋因年久失修，被迫拆除，后来在旧址上盖起了店面房。

几年前，我路过湖北路口，当年丹桂第一台的繁华盛景早已不再，惟见一块写着“青莲阁”三字的褐色木牌（当年青莲阁茶楼位于今外文书店旧址），才让人产生些许的历史联想……

急弦慢板的幕后

今天，要到福州路上寻找梅影麒踪，聆听梨园之声，恐怕只能到天蟾舞台了。站在福州路云南中路口，“天蟾逸夫舞台”六个金字格外醒目。与丹桂第一台相比，天蟾舞台要年轻一些，但它的名字一改再改，却彰显了它的饱经沧桑。

“天蟾”之名，原是与“丹桂”争锋的产物，寓意“蟾宫折桂”。天蟾舞台最初开在九江路（称为“老天蟾舞台”，又名“新新舞台”，位于今永安百货旧址）。福州路701号上的天蟾舞台，1926年2月7日开幕，初名“大新舞台”，后又更名为“上海舞台”和“天声舞台”。1930年，老天蟾舞台因永安大厦改造，偕“天蟾”招牌整体迁到这里，从此，天蟾舞台正式落户福州路。

“文革”期间，天蟾舞台忽然被改名为“劳动剧场”。与之对应的是，福州路北侧的和平电影院（原皇后大戏院）被改名为“战斗电影院”，“劳动”与“战斗”，异曲同工，惺惺相惜。1986年，恢复“天蟾舞台”之名。1994年，因香港邵逸夫先生捐资改造，被命名为“天蟾逸夫舞台”。

天蟾舞台外形为半圆形的钢混结构，观众厅有三层，呈扇形，设座3920只，为当年全国最大的京戏演出场所，京剧界名流几乎都到这里唱过戏。1926年2月的开幕演出，邀请著名旦角荀慧生领衔主演，“每一登场座无隙地”。同年11月，梅兰芳、王凤卿、李万春南下在此献艺。

1928年，周信芳转入天蟾舞台，盖叫天、马连良、高庆奎也先后在此演出。1930年以后，周信芳在这里长期登台。1946年10月，天蟾舞台举行“全沪名伶盛大京剧会串”，梅兰芳、谭富英、杨宝森、周信芳、李少春、言慧珠、叶盛兰等演出了《龙凤呈祥》《双骄奇缘》等，盛况空前。当年梨园有“不进天蟾不成名”之说，众多名角的登场亮相，也让天蟾舞台名扬四海。

然而，盛名之下的“天蟾”，也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当年，天蟾舞台的隔壁（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1928年初，中共地下党员熊瑾玎以商人名义租下二楼一间房子，对外挂牌“福兴商号”。房子内侧的房门与天蟾舞台的楼梯相通，人员可随时从天蟾舞台撤离。

楼下是二房东开的生黎医院，求诊的病人进进出出，正好掩护中央领导人在此接头。周恩来常在这里办公，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苏兆征、关向应、彭湃、任弼时等都来过这里开会。开会时，邓小平就在朝西的窗下做记录。在白色恐怖中，这个机关存在了三年之久，直到1931年4月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捕叛变，才被迫撤离。

据李维汉回忆，1952年，他和邓小平到杭州开会路过上海时，曾到天蟾舞台隔壁看过，“那时房间结构和形式如旧，里面设了一个卫生站。”1980年4月，李维汉又故地重游，“其结构完全变了，成了一排市民住宅中的一间。从云南路上楼的途径也没有了。”

前几年的173号，是一家烟杂店，门口没有任何指示标志。我曾特别留意过在这里停下脚步的人们，他们大多盯着天蟾逸夫舞台门前的大幅演出广告张望，谁也不会对173号这个不起眼的门面多看一眼。……一边是琴韵鼓声、急弦慢板，一边是不露声色、陈仓暗度，这就是天蟾舞台幕后的故事。

菜场楼上的交响乐

除了梨园雅韵，福州路上还流传过经典的音乐之声。

福州路浙江中路口，原有一座著名的室内菜场——福州路菜场（前几年为大众书局所在地），这里曾经常年伴有浓烈的腥秽之气，却是中国最早传出西方古典音乐的地方。

1879年，上海公共乐队成立（后改编为工部局交响乐队），这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也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1919年，工部局乐队迎来了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在他的领导下，乐队迅速成长为“远东第一乐团”。乐队的驻地和排练场，就设在福州路菜场楼上——菜场响彻交响乐，恐怕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但福州路做到了。

我一直无法想象，在嘈杂的菜场楼上，交响乐队究竟如何工作和排练。一些当事人的回忆，为我还原了零星的真相碎片。

据梅百器的女儿弗洛莉亚回忆，父亲的办公室“是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有他自己的施坦威钢琴，墙上有很多艺术家和朋友的照片。每一个桌子上都有很多乐谱。”

1935年，华人大提琴家张贞黻第一次来到这里：“上午九时，携着大提琴走上了四马路小菜场的第四楼，通过一条长廊，推开二重双扉的一个大厅，这便是上海工部局乐队（上交前身）的练习室。这时大部分乐师都闲散着，有的在不着意的玩弄自己的琴，有的燃起烟卷在微笑，有的在散步，更有的在阅读报纸和信件……我是考入这乐队后第一次来到这里，所以很怯生生地去拣了个角落对他们坐下。”一会儿，梅百器来了，他“右手随即提起二尺长的一枝白筷子，两眼向前巡视了一周，接着便轻轻地在桌上敲了几下，一切声音肃然而止，我们练习的海顿交响曲开始了。”

1938年，著名指挥家黄贻钧成为工部局乐队的小号演奏员，他也曾回忆过在这里排练的情景。有一次，排练阿甫夏洛穆夫的交响组曲《北平胡同印象记》，刚开始中国大鼓进入时，“我有点紧张，没有打在点上，不合拍！但梅百器没对我瞪眼。再练时我急中生智，眼紧盯着指挥，心数休止小节不使有误……待到中国大鼓进入时我终于打在点上，合拍了！梅百器面露笑容，朝我直点头表示赞许。”

说到阿甫夏洛穆夫，他与福州路菜场则更有缘分。他是著名的俄裔犹太音乐家，出生于中俄边境的俄罗斯一侧。1913年，他在苏黎世音乐学院深造。他一生酷爱中国京戏和民乐，他的不少作品灵感都来自中国，代表作《G大调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就采用了昆曲《忆王孙》。

上世纪30年代，阿甫夏洛穆夫定居上海，在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也曾担任过工部局乐队的客席指挥，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他配器的。后来，阿甫夏洛穆夫又在工部局图书馆任职，而工部局图书馆恰恰也在福州路菜场楼上！阿氏既当图书馆职员，又当作曲家，有时还客串指挥——在福州路菜场楼上，他灵感频现，乐思泉涌，如鱼得水，佳作不断，过得有滋有味。

在福州路菜场上空，交响音乐温润回荡了几十年。1956年，著名音乐家贺绿汀和黄贻钧向上级要求调换乐团场地。4月，在陈毅市长的支持下，上海交响乐团才搬离嘈杂的福州路菜场。

“最差剧场”的绝唱

上世纪60年代，西方的音乐之声忽然在福州路东段响起。

河南中路以东的福州路，原是银行、商业总会和行政大厦的集聚区，静谧、清高而孤芳自赏。1960年，福州路210号开始热闹起来，有关部门利用原工部局大厦后面的场地，经过新建装修，建起了一座大礼堂，名为“市人委大礼堂”（后改名为“市府礼堂”）。

工部局大厦

市府礼堂旧址，原建筑已不存

它原是市政府机关开会的场地，虽然简陋，但楼上楼下有1768个座位，同时建有副台和化妆间、停车场，后来却成为国内外大型剧团来沪演出的主要场所。1964年，享有国际声誉的古巴芭蕾舞团在此演出，让上海观众大饱眼福。

“文革”期间，这里一度改名为“市革会礼堂”，因为舞台宽畅，成为上海舞蹈学校献演“革命现代舞剧”的主要场地。当年，在礼堂外的福州路上，经常传出叫卖、调换“红娘”（指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指《白毛女》）演出票的吆喝声——我一直觉得，上海演出市场上的“倒票黄牛”，最初就是在这里“成长”起来的。记得很小的时候，读过某报上一则“革命群众来信”，说把“革命样板戏”简称为“红娘”“白毛”，是对样板戏的歪曲和亵渎……今天想来，令人哑然失笑。

市府礼堂成为西方交响乐的圣地，与赫赫有名的指挥大师尤金·奥曼迪有关。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访华，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奥曼迪给尼克松写信，请求带领费城交响乐团访华，尼克松欣然答应。1973年9月，经过漫长的等待和中方的严格审查，104位费城爱乐乐团成员终于踏上了神秘的中国大陆。

在上海，他们收获了鲜花和掌声，也看到了人们惊奇异样的眼神，“公共汽车在看到费城人经过的时候就停下来。”一位乐团小提琴乐手在街上散步，忽然听到楼上传来了小提琴声，“他冲进建筑物，跑上楼找到正在练琴的学生。他给这个惶恐的孩子上了一个小时的课。”在奥曼迪的指挥下，乐团奉献了贝多芬和莫扎特乐曲，据说出于礼节，他们还演奏了中国音乐家刚改编完成的《黄河钢琴协奏曲》……市府礼堂，是西方国家乐团在上海演出的首个剧场。

1979年3月，改革开放初起，小泽征尔率领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市府礼堂演出，当年的演出票仅为内部销售，票价为人民币2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大半个月的工资，但还是供不应求。指挥家张国勇回忆，他当年每月在音乐学院获得的助学金仅为19.5元，却为能托关系如愿买到演出票而沾沾自喜。

1994年11月，祖宾·梅塔率领以色列爱乐乐团来到市府礼堂，因为场面浩大，福州路东段人头攒动，公安部门采取了临时管制措施。在梅塔的指挥下，当年被誉为“世界第一小提琴手”的伊扎克·帕尔曼坐在礼堂舞台的台口，倾情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一曲终了，余音袅袅，掌声不绝……这场演出后，就传出了不知是梅塔还是帕尔曼说过的话：“上海有世界上最好的交响乐听众，却也有世界上最差的交响乐剧场。”

1998年8月，辉煌的上海大剧院落成，福州路东段终于归于沉寂。2003年3月7日，210号的一场大火，让市府礼堂的交响音乐终成绝唱。

来源：“猪眼看天下”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