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池诗社】陈玉兴散文《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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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兴散文《父亲》

父 亲

 陈玉兴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0年。十年中，始终都无法忘却，仿佛伤悲就发生在昨天。

那是个悲伤的日子，痛得我无法呼吸。2010年10月13日，慈爱的父亲，因突发脑溢血永远离我们而去，离开了一生挚爱的我们。

父亲走的时候，没来得及和我们子女说上一句话。母亲说，那是天快亮的时候，父亲小解后回到床上，刚躺下一会儿，就突然说“快开灯，我的手不能动了”，紧接着又说了一句“我不能说话了”，便再也没有醒过来，前后不到三分钟。送到医院时，医生说是脑干弥漫性大出血，急性突发，已没有办法救治。父亲入殓的时候，我的整个人都觉得被淘空了，恍若隔世，满脑子全是愧疚和自责。父亲往日的样子和点点滴滴，总是浮现在眼前，怎么都抺不去。

父亲生于1935年9月，出生在江北无为县的一个贫苦家庭。父亲说，在他祖父的祖父那一辈，一共兄弟八个，全部靠打鱼为生。兄弟八个人中，只有老四和老八两个人成了家。老八那一脉，据说留在浙江省安吉县的递铺镇（1954年发大水失去联系，便再无音讯）。其余兄弟几人，都是一辈子单身，长年漂泊在外，靠捕鱼谋生，客死异乡。而老四这一房，到曾祖父辈上，共生育了我祖父和四个女儿，曾祖母是先天性盲人。父亲说，祖父的身体不好，从小经常生病，身单力薄的，且胆小懦弱。祖父和祖母生育我父亲和两个叔叔，三个子女。祖父目不识丁，没有什么特长，平日里靠给大户人家打工养家糊口，闲时就到附近的河沟里捕点小鱼小虾，以补贴家用。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很是艰难。但屋漏偏逢连阴雨，新四军北上，祖父被派去给部队做挑夫（即支前民夫），返乡途中被国民党部队抓到，遭拷问毒打，并被扣留关押了半个多月。后侥幸逃脱，但已是奄遍体鳞伤，回到家中没几日就过世了。死时，祖父才35岁，留下一个瞎眼的老娘和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那年，父亲11岁，两个叔叔，一个8岁，一个5岁。

祖父去世后，里家失去了唯一支柱。祖母便带着三个孩子，靠乞讨度日。半年后，祖母坚持不住，在娘家兄弟的串掇下，丢下三个孩子和一个瞎眼的婆婆，改嫁他乡。从此，苦难的父亲和两个兄弟，成了无爹无娘的孤儿。每天，父亲带着两个弟弟外出要饭，早出晚归，还要养一个瞎眼的奶奶。凄惨的是，最小的叔叔六岁那年，在要饭的路上被地主家恶狗咬伤致死。

灾难恣意缠临着这个命运多舛的家庭。眼看就要家破人亡了，父亲的大姑（我的大姑奶奶）为保娘家不断血脉，在自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以死相迫，和夫家大吵一场，收留下父亲，让父亲帮家里放牛，并不时偷偷的将平时节省下的三两升谷子，送到娘家，接济瞎眼的老娘和侄子。三年后，父亲十五岁，辞别大姑和大姑父，回到家中撑起了门楼，承担起赡养奶奶和弟弟的责任。1954年，曾祖母病逝。父亲和叔叔按农村的习俗和礼节，以长孙的孝子身份，将曾祖母入土安葬。

1957年，饱尽苦难的父亲，在好心人的撮合下，和邻村同样命苦，七岁丧父、被送人做童养媳的母亲结合。从此，两个苦命人相守两望，相依为命。

1961年，父亲和母亲一担箩筐到安庆，靠给人垦湖种州，落户望江县杨湾镇。期间，外乡人所遭受的种种歧视和不公，可想而知。好在新社会，党和国家保护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根本权利。父亲和母亲，虽然日子过的颇为艰辛，但苦并希望着，没有被压倒。随着我们的出生，生活的压力更大，但父亲始终保持着乐观。现在每每想起，我亦常嘘然不已。

父亲是个本分的人。不善交际，更不会奉承拍马，典型的地道农民出身。没有文化，除了苦力活，没有其他技能。好在父亲体力不错，一米七五的身板，魁梧有力。一般的力气活，从不怯弱。父亲没读过书，格外的期冀我们能好好上学。他常说自己一字不识，工分都不认得，吃了一辈子的亏。当然，念叨的话也就总是那么几句“我们陈家祖上五代都没读过书，你们要好好念书，争口气”、“只要念的上去，家里就是讨饭都供你们念”，别无他。那时搞大集体，我们家人口多、劳动力少，年年超支，生产队每年都要把口粮扣下一半抵超支款，受尽委屈和不平。生产队长和大队干部还经常在大会上点名，说超支户不应让小孩读书，应该到生产队里做工。做不动重事，可以放牛。村子里的一些人也劝父亲，说让孩子到生产队放牛多少能挣些工分，读书有什么用？难道还能被推荐上大学呀？可是，父亲愣是在这个问题上拧得很，谁说都没用。且一改历来顺受的性子，每次都和生产队长、大队干部顶撞，说除非逮走坐牢，否则书是肯定要让念下去的。

父亲和母亲的儿女心特别重。父亲没文化，说不出来什么大道理，但对子女的爱却深深的浸在骨子里。在生产队里，我们家是最穷，自打记事起，除逢年过节，家里就没敞开吃过一次饱饭，一天两顿山芋干煮玉米糊，几根生的咸菜叶子，没吃过一次纯的白米饭。至于鱼肉，更是奢谈。一直到改革开放，1979年我初三快毕业的时候，生产队里搞责任制，包产到组，我家生活才开始好起来，渐渐能吃饱肚子，告别了那“一日两餐”。但是期间，也有特别的日子，那就是每年冬修挑圩堤。那时，每年的冬天，公社都要组织劳动力到县里参加水利大会战，而父亲每次都在。大会战一般在二十天或一个月的时间。会战时，十天左右就会以大队为单位组织一次加餐，白米饭敞开吃，外加一份猪肉烧土豆或大白菜，肥肥的那种，很诱惑人的。而这个时候，父亲每次都三口两口的吃饱饭，份菜是一筷子都不动。然后，再盛上满满一碗饭，带着那份一口没动的菜，裹在破旧的棉袄里，脚不停息地，连夜往家赶。到家的时候，都快夜里十一、二点了，然后把我们姊妹几个，一个个从睡梦中叫醒，开心的从棉袄中拿出那带着体温的饭菜，看我们姊妹几个把它吃完，嘴角上挂着一丝满足的笑，再叮嘱几句“要听话、好好读书”之类的话，然后匆匆再赶回工地。而这一夜，父亲来回要走六七十里的路，几乎彻夜不睡。村子里其他人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父亲是个自律的人。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常对我们说，穷人的孩子要立志。凡事要靠自己，人穷不能志短。不要沾别人便宜，不许滋事。跟小伙伴们打架，回家从来不敢说。否则肯定是先挨上一顿打，然后再问原因。他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首先做好自己，不要让别人说闲话，不能连累人。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我的奶奶当年丢下他和年幼的叔叔，可父亲和母亲结婚后，把改嫁后又被赶出家门的奶奶硬是给接了回来，并养老送终。奶奶过世的时候，享年83岁。村子里的都夸父亲和母亲厚道，有孝心。

由于家里底子薄，条件不好，我大学毕业后，一直想为父母多分担一些，多尽一点自己的责任和孝心，可一直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遂愿。但父亲很满足，从没提过什么要求。有时给个三百、五百的，他还总要推来推去的不要，说现在日子好过多了，自己有钱。每次回家，父亲都要和我唠叨，说吃公家饭不容易，要干干净净，不要沾公家的便宜，更不能干违法乱纪的事。父亲的话虽朴实无华，但每次我都在心里把它记着。2007年女儿读研后，家里的条件好转不少，工作稳定，房子的贷款也还的差不多了，强烈的想让父亲和母亲搬来和自己住在一起。可提了几次，父亲就是不同意，硬说自己老了住在乡下自在，到城里住不习惯。而我，竟然最终也没能做到硬性坚持……。

子孝当在可待时，莫到欲养亲不在。现在想起，常深深自责不已。父母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把我们兄妹拉扯长大、培养成人，还让我上了大学，该是有多么的不容易。可我作为家中的老大，一天福也没让老父亲享到，走时连一句话也没说上，让人何等的伤心。如果以前自己把关注小家的精力多抽出一点，用在父母身上；把小家的捣鼓先缓缓，趁着父母健康能动的时候，多陪他们出去走走看看，该是多好。如果……，如果……，一千个如果，一万个如果，可是这个世界上就是没有一个如果能够换回如果……

此悔无期。父亲，我们想您。现在，我们的生活都好了，新的时代，不知比以前要好多多少。您一直挂在嘴上念道的大孙女儿，也已成家，博士毕业后在杭州的一所大学里当老师，还有了一个大胖小子，您有重孙子啦。妈妈的身体也还不错，弟弟和妹妹他们都好，对妈妈也都很孝顺。

可是父亲，我还是想您。每次回老家，看到墙上的照片，望着您那宽厚的笑容，我就忍不住会泪流满面……

【作者简介】

陈玉兴，男，祖籍无为，1964年2月出生，安庆市望江县杨湾人，1984年毕业于铜陵学院化学专业。喜欢文学、写作（诗歌、小说、散文）、运动，偶有零星文字发表，热爱教育和经济管理工作，爱好旅游、公益。大学毕业后支援宣城，分配在宣州区工作，曾任宣州区产业办主任、林业局党委副书记，现从事纪检监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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