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绍亭丨《雨林啊胶林》绪论——一部橡胶树书写的生态史
从昆明乘飞机去西双版纳，需要45分钟的时间。从机窗向下鸟瞰，短短的时间内，大地的景观变化很大。飞机起飞时，但见山原荒凉，红土裸露；而飞机到达时却是满目苍绿，树林一山山、一层层，如波如涛，就像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山林图。大凡去过西双版纳的人都知道，眼下的森林其实大多不是原始森林，而是人工栽培的橡胶林。
在我国，适宜橡胶这一热带植物种植的地方，只有海南岛和云南的西双版纳等地。在西双版纳海拔900米以下的地带，到处是一望无际的胶林，其总面积目前已达到200余万亩（据2002年所获数据）。那是一个橡胶林的世界！无论是谁，身临其境，穿行其间，都会为其种植规模的宏大而惊奇、赞叹！
然而，数十年前，西双版纳却并不是这般景象。昔日大地虽然也是浓绿重彩，但并非人工所为，而是大自然的造化。大自然不喜欢整齐划一，不喜欢单调纯粹，而喜欢混杂、参差、多样、共生。所以，她造化的乃是万物汇集、万象众生的雨林。大约距今50多年前，“不速之客”橡胶树第一次来到了西双版纳，当地的雨林谦恭地接纳了它。不料这却是一种极具生机的树种，一旦占了天时地利，便迅速扩张，排斥其他。短短50年间，西双版纳的大部分雨林消失了，当地民族的耕地也大面积减少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不速之客”勃发而成的“橡胶王国”。
这是一部饶有兴味、引人入胜的生态史！50年间，雨林变成了胶林，大自然屈从了人类。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巨大的变化究竟缘于什么样的原因，依赖了什么样的力量，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形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这还得从西双版纳最初的橡胶树的引种说起。
20世纪40年代，一批居住在泰国的华侨萌生了把橡胶树引入祖国西双版纳种植的念头。从1947年至1950年，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人背马驮，跋山涉水，把橡胶种籽和橡胶树苗运到了西双版纳，并经过反复试种，建立了面积达300余亩的“暹华胶园”。然而，创业艰难，守业和发展更难。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民营的胶园没有坚持几年便废弃了。西双版纳橡胶树的再度引种乃至大规模的发展，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其时，新生的共和国受到帝国主义势力的封锁，国家的国防和工业建设急需的橡胶原料无法从国外进口，出路只有自力更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海南岛和云南种植橡胶树被提上了国家的议事日程。然而，需求是一回事，能否实现种植又是一回事。我们知道，西双版纳及周边地区虽然早在西汉时期即作为永昌郡的一部分被纳人了汉王朝的版图，然而晚至清代末期甚至民国，中央政府也未能对该区实施直接的统治，而是一直采取利用当地土著政权间接统治的策略。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彻底结束了千百年来的所谓“以夷制夷”“羁摩”和土官建制的历史。显然，如果没有国家政权的保障，要在西双版纳设农场建胶园那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西双版纳橡胶树的种植，并非自然的选择，亦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国家权力深入该区的表现，是国家政权在该区建构的结果。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西双版纳橡胶树的种植史和生态史，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说是国家的需要、国家政权的建立决定了西双版纳橡胶的拓植的活，那么从内陆移民和建立衣场则是这一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橡胶是工业化的产物。其生产方式要求产业化和集约化。在20世纪50年代，要依靠西双版纳的土著民族从事国营企业性质的产业化和集约化的生产劳动，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不可能的，惟一可行的办法，便是从内陆移民。说到西双版纳的移民，其实并非从橡胶移民开始。我们知道，移民和迁徒乃是一个自人类诞生以来便存在的从不间断的过程。就西双版纳而言，其境内现有的彝族、拉枯族、哈尼族、苗族、瑶族等就都不是土著民族，而是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地域迁徒而来的“移民”。历史上汉族人到西双版纳的极少，主要原因在于当地的“瘴疠”（各种热带疾病）。俗话说“要到夷方坝，先把老婆嫁”，这就是瘴疠险恶的生动写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之下，为了国家的利益，先后有十几万内陆汉族人离乡别井，千里超迢来到了西双版纳。为了适应热带生境和当地的文化，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生理、生活等方面的困难，披荆斩棘，建设衣场。经过几代人的前赴后继，才创造了西双版纳的橡胶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说，西双版纳的橡胶林不仅是国家及其权力的象征，亦是汉族移民的象征和丰碑。它书写着开拓者不朽的功勋，浸透着无数天涯游子的汗水和悲欢。
橡胶树是一种盛产白色胶汁的特殊的树种，然而只有在工业社会，它的胶汁才有价值，才会被人们珍视。橡胶树因工业社会而显耀、发达，自然也打上了工业文明深深的烙印。它来到了西双版纳，随之也带来了外面世界的许多新奇的东西，诸如具有军垦性质的农场、当地从未见过的砖混建筑群落、教授汉文的学校、可以根治瘴疠的医院，还有汽车、电影、电灯、自来水等等。这些工业社会的文明，对于当时犹如生活在世外桃源般的西双版纳的各民族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冲击和影响，那是怎么形容也不过分的。如果说50年来西双版纳各民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很多方面已经融合于工业社会的话，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不可不归功于橡胶树，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然而，工业社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它也有不少的弊端；橡胶树亦非“救世主”，它给西双版纳带来了许多积极的东西，但是同时也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前面说过，橡胶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因而橡胶树便具备了工业社会的一些显著特征，诸如傲慢、独尊、盲目等等。作为一种外来的、新的树种，它不懂得尊重雨林，尊重农田，不懂得相辅相成、和谐共生，只知道一味开拓、自我扩张、盲目发展。其结果是大大破坏了当地人地关系的平衡，导致某些族际关系趋于紧张。而当其沾沾自喜于自身的宏伟与壮观之时，它所酿造的生态灾害也日益暴露：水源枯竭，河流干涸，水土流失加剧，动植物资源大量消亡。西双版纳曾被人们誉为“动植物的王国”和“人间富饶的乐土”，毋庸讳言，由于“巨人”橡胶的成长，“王国”和“乐土”渐渐变得名不符实了。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胶林、移民、国营农场把工业文明带到了西双版纳，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也给当地造成了若干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这种事例在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其实并不鲜见。当今世界许多地方的文化和生态的变迁，就是工业社会所代表的现代文化强劲传播和推行的结果。我们知道，现代文化和地方传统文化，往往表现出强势与弱势的差异与对立。它们的接触，也总是表现出强势对于弱势的挤压和排斥。然而无数事实业已证明，文化接触的结果，只可能是相互的调适和涵化，而不可能完全以强取弱、以“客”替“主”。西双版纳的胶林便是这样，当其负面的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了种种矛盾和暴露出严重的生态问题之后，它不得不反躬身省，不得不重新认识并界定自己的地位，进而产生了对当地民族和自然的重视和关怀。它开始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不再只是关注农场的利益，而把目光移向了周边的族群，意识到只有实现资源和利益共享，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于是有的地方整村整寨的当地民族进人了农场，成为了国营胶园的工人；有的农场则积极帮助周边民族种植橡胶，并从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与此同时，农场也不再一味地拓展胶林，而是适当地还地于民，还地于雨林，以求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生。而作为文化接触的另一方面，西双版纳的许多民族也在不断适应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逐渐走出了祖祖辈辈生息繁衍的雨林，慢慢改变了对于胶树的畏惧、反感甚至敌视的态度，在农场和汉族“老大哥”的帮助下，终于摊开双臂拥抱了胶林，并纷纷成为了新型的胶园主人。现在，西双版纳的民营胶林已达到110万余亩（2002年所获数据），在面积上已经超过了国营农场。居住于低海拔地带的民族，村村有胶林，家家有胶树，不仅自留地、集体林，甚至过去顶礼膜拜的垄山，也变成了胶山。胶树把他们和国内、国际市场联系在一起，深刻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胶树这一盛产白色液汁的精灵，已深深地融入到西双版纳各民族的生境和文化当中。
读罢胶树书写的生态史，使人不禁产生诸多感悟和感慨！胶林和雨林，在祖国边地西双版纳，曾经是国家与地方、汉移民与原住民、工业社会现代文明与地方传统文明矛盾冲突的象征，而通过不断的接触与整合，两者之间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渐渐模糊了、淡化了。尽管在人们的记忆中还保留着纯粹的雨林世界的神奇与梦幻的美感，然而胶林与雨林的交汇、混合毕竟已成为斑斓的现实。诚然，不同的林相与景观，仍然常常使人感到人为的缺憾和文化的碰撞，不过这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且，换一个角度去看，胶林与雨林的结合难道不是一种新型的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的创造、一种新型的文化模式的构建吗？而这种新的创造和构建将为未来衍生出何种壮丽的文化生态图景，那肯定是十分迷人和令人向往的。
感谢本书作者们，他们来自不同的科研单位，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和资历，然而却全然着迷于西双版纳的橡胶树，并且全都像胶园的开拓者一样地执着。他们辛勤的探索，使我们真切地了解了西双版纳橡胶的开拓史、移民史、人地关系和人与生态环境的生态史。诚然，这可以说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西双版纳大地的浩瀚绿色所蕴藏的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无穷奥妙，尚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索，以书写新的篇章。
2002年夏识于昆明湖畔书屋
尹绍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