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华传 | 明本禅师嗣法弟子与元代云南禅宗

明本禅师嗣法弟子与元代云南禅宗

纪华传

摘要:关于元代云南禅宗的研究,经过前辈学者们的努力,在资料的整理、史实的考辨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在禅法思想方面的研究,特别是云南禅宗在整个中国禅宗史中的地位,仍属薄弱环节。本文以对元代云南禅宗影响最大的中峰明本禅师及其嗣法弟子为中心,通过禅宗的语录、史传等文献与云南的方志、碑刻等资料相互参证,在考证其历史和禅法渊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元代云南禅师的禅法思想,探讨元代云南佛教与江南禅宗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键字:中峰明本;玄鉴;元代;云南禅宗

01
前言
关于元代云南禅宗的研究,经过陈垣、方国瑜等前辈学者的努力,在资料整理、史实考辨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绩,〔参见陈垣:《明季滇黔佛教史》卷一《明以前滇黔佛教》(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的《宗教考》《金石考》等内容(中华书局1984)〕近些年来,云南的侯冲等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虽然如此,但在禅法思想方面,特别是元代云南禅宗在整个中国禅宗史上的地位,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对元代云南禅宗影响巨大的中峰明本禅师(1263-1323)为立足点,侧重于他的嗣法弟子对云南禅宗的传播与影响,探讨元代云南禅师的禅法思想,并由此考察元代的云南佛教与江南禅宗的密切关系。
02
元代云南佛教概況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佛教得以从中国汉地、藏地及印度、缅甸等处传入,佛教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特点,世界三大宗教体系佛教当中的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及南传上座部佛教都有流传,此外,在大理等地区还有独特的佛教形式阿咤力教。〔阿咤力教究竟属于哪一系统,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它属于印度密教,有的认为它属于藏传佛教,有的则认为其教法主要来自汉地佛教。本文不拟对此展开论述。〕云南佛教的传播与普及虽然由来已久,传说在汉晋之时已有佛法的流传,然而早期云南佛教情况由于文献不足征,且多附会传说与神话,所以难以详考。据现存资料看,汉传佛教中的禅宗在唐宋时期已经传入云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梵像卷》画卷,是大理国张胜温在公元1180年(相当于宋孝宗淳熙七年)绘制的,有禅宗西土祖师迦叶和阿难,以及东土的祖师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和神会等禅师,可见禅宗在南诏大理时期应该已经传入。〔参见侯冲:《从张胜温画梵像卷看南诏大理佛教》,《云南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李玉瑉《南诏佛教考》,载释恒清主编:《佛教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印顺导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台北:东大图书1995)〕明代周理《曹溪一滴》〔周理:《曹溪一滴》,见《明嘉兴藏》,第二十五册(台北:新文丰公司1991年影印)〕以及清初圆鼎的《滇释纪》〔圆鼎:《滇释记》卷一,《丛书集成续编》第三十九册(上海书店1994年影印)〕等著作广事搜罗,如后者记载的元代以前的云南僧人中,仅禅师就列举益州无相禅师、荆州惟忠禅师、保唐寺无住禅师、益州南印禅师等共二十余位。不过,在上述文献中,元代以前禅宗僧人在云南的事迹多语焉不详,而且在云南的法系传承也大多不明,这反映出当时禅宗的影响并不广。

元代是云南汉传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汉传佛教主流的禅宗在云南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与元代加强对云南的统治有关。忽必烈于宪宗三年(即宋宝祐元年,1253年)平定大理,又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建立云南行省,结束云南地区长期以来的割据局面。云南第一次真正成为隶属中央政权的一部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云南与内陆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加强了云南佛教与内陆佛教的联系。其次,元代云南佛教的兴盛,还与元代统治者崇尚佛教有关。元室兴起于朔漠,其固有的信仰是泛神的萨满教,萨满教崇拜最高的神“长生天”,蒙古贵族们以铁骑占领欧亚的广大地域,逐渐接受佛教信仰。在成吉思汗时代,基本上是平等地尊重每一种宗教,利用当地的宗教习俗而加以治理。从忽必烈开始,形成极端崇奉佛教的政策。

《多桑蒙古史》中说:“成吉思汗后人之首先偏重某一宗教者,盖为忽必烈也。时忽必烈业已归依佛教,而佛教已开始传布于蒙古人中”。〔多桑著,冯承均译:《多桑蒙古史》上册,页294(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在元代,从总体来说,佛教最受尊崇,佛教之中又以藏传佛教为最,《元史·释老传》中说:“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宋濂等撰:《元史》,卷二百二《释老传》,页4517(中华书局1976)〕清代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也说:“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赵翼著,栾保群、吕宗力校点:《陔余丛考》卷十八,页286(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由于元室崇尚佛教,广建寺院,促进佛教在元朝的广大地域迅速发展,云南佛教更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关于此时云南佛法之兴盛,民众信仰佛教之虔诚,多见于元朝与明代人的著作之中。例如郭松年的《大理行记》成书于13世纪末,其中记载他所亲睹的云南佛教盛况:

“然而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王叔武:《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页22-23(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其中的僧人,既有蓄养妻子被称之为阿叱力的师僧,也有“戒行精严”、“所诵经律一如中国”的得道者。夏光南在《元代云南史地丛考》中也说:“大抵元代滇之宗教,实集有史以来极盛之大观,而传播普遍者,首推佛教”。〔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页131(中华书局1935)〕

受此影响,在元代云南出现大批入内陆求法的僧人,首先值得一提的是雄辩法师(1229-1301)。据杨载《大元洪镜雄辩法师大寂塔铭》〔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册,页68(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圆鼎《滇释纪》等记载,雄辩法师一开始师从于国师杨子云,为“上足弟子”,忽必烈破大理的第二年(1254年),他离开了云南,到中国内陆求法。在25年的时间中,先后跟随四人学习佛法,大约在至元15年(1278年)回到云南,用当地的语言宣讲《华严经》、《维摩诘经》等经典,大弘佛法。明朝人郭文《重修玉案山筇竹禅寺记》中说:“滇人所奉皆为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南诏之有僧宗,师(雄辩)实启之也”。〔郭文:《重建玉案山筇竹禅寺记》,见道光《云南通志》卷九十三,页30〕有人据此把雄辩法师所传的中原佛法称之为禅宗,实际上从雄辩法师致力于宣讲经论看,他只是一位讲经的义学僧,而不属于禅师。在他的弟子中,筇竹寺玄坚、华亭寺玄通、大德寺玄妙等均继承其衣钵,重视讲经说法。虽然雄辩只是义学僧人,但他并不排斥禅宗,他的另外两位弟子玄鉴(1276-1313)和定林后来都曾问法于天目山的中峰明本禅师,并将江南的禅宗传至云南。元代在云南参学求法的禅师中,跟随明本禅师学习禅法的人,占了很大的比例,除了玄鉴和定林之外,还有圆护、普通、普福、道元等人,都对禅宗在云南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详见下文的论述。

此外,在元代的云南还有两个人物值得一提。一是元代来华的印度僧人指空,〔关于指空在云南传播禅法,可参见祁庆富:《指空游滇建正续寺考》,《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页88-94;杨学政:《指空弘扬中国西南禅学考》,《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页56-60〕杨兴贤撰《狮山建正续寺碑记》中说:“西南禅学,实惟滥觞”。〔康熙《武定府志》卷四《艺文上》,见祁庆富《指空游滇建正续寺考》中的录文,页90〕不少学者因此把指空看作是云南禅宗的初传者,但他所传播的禅学实际上只是一般的禅定之禅。侯冲先生认为:“指空在云南传法,主要不是通过宣传禅法来获得影响,更多的是靠他能深入禅定所具有的神通”。〔参见侯冲:《元代云南汉地佛教重考》,《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页49〕从指空的相关记载来看,未见有禅宗的师资传承,且其行迹多有印度的密教色彩,而与直指人心、不落修行次第的禅宗之禅迥异,故与禅宗无涉。第二位是大休禅师,在《滇释纪》卷一、《新续高僧传》卷五十中均有他的传记。据侯冲先生的考证,大休是玄鉴之后入云南传播禅法的禅师,对于元代的云南禅宗也做出一定的贡献。他的弟子,也是云峰之徒崇照(1299-1364),是元代后期著名的禅师,《曹溪一滴》、《滇释纪》、《五灯全书》等著作均把崇照归于明本的法嗣,说他云游参学,“见空庵等一十八员善知识,最后见中峰本和尚印可,回滇建盘龙寺居焉”。〔周理:《曹溪一滴》卷一,页270。又见永超:《五灯全书》卷五十八,《卍续藏经》第141册,页238〕然崇照29岁时,才投云峰禅师出家,而此时明本已去世几年,二人根本不可能会面,所以《曹溪一滴》等书所记有误,不过这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明本对云南禅宗影响之深。

03
玄鉴禅师与元代云南禅宗的再传

禅宗在唐宋时期传入云南之后,中峰明本(1263-1323)的弟子们再次将禅宗传至云南,其中玄鉴为元代最早在云南弘扬禅宗的禅师。方国瑜先生在《新纂云南通志》〔龙云、卢汉修:《新纂云南通志》(云南人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49)〕中认为云南禅宗始自雄辩、大休,尽管他在后来的著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已修正了这一说法,指出自唐宋以来禅宗已于云南传播。〔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三册,页978-979〕然而《新纂云南通志》的说法颇有影响,至今仍有学者沿用,故有必要略加辨析。如上文所述,第一、元以前云南已有禅宗的传播;第二、雄辩所传并非禅宗,而大休禅师到云南传播禅宗的时间要晚于玄鉴,因此玄鉴为元代云南禅宗的始传者。

元代云南的求法僧人多问法受学于明本禅师,所以明本对于元代云南禅宗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袁嘉谷将禅宗也就是临济宗传入云南分为了三个时期,他说:

元至正中,明本住天目山,世所称为中峰和尚者,滇僧照本、圆护、普通、无照,俱往受法归。教迤西东,是为临济宗入滇最初时代。明本十一传至圆悟,明万历中住天童山,称密云和尚。滇僧彻庸、洪如往参礼焉,是临济宗入滇极盛时代。圆悟传通贤,通贤传完壁。完壁崇祯中住荆南开圣禅院,称砖镜和尚。禅师实受其法,以命入滇,住蒙化之竹林,⋯⋯时在清朝顺、康间,是为临济宗入滇中兴时代。〔袁嘉谷:《卧雪堂文集·滇南释教考》,转引自田光烈:《论禅学》,页224-225(台北:顶渊文化1993)〕

“至正”为顺帝年号(公元1341-1368),而明本已于至治三年(1323年)去世,所以这里的“至正”可能为“至元”(世祖年号,西元1264-1294)之误。明本所传的禅法法系是临济宗杨歧派,临济宗在南宋以后不仅成为禅宗的主流,而且代表了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在元代之前,未见有临济宗的僧人到过云南,袁嘉谷将明本的嗣法弟子在云南传播禅宗称为“临济宗入滇最初时代”,这一点很准确。从元代开始,临济宗盛传于云南,明本禅师实为关键性人物。

明本禅师,浙江钱塘人,俗姓孙,号中峰,又称智觉禅师、普应国师,是元代江南最著名的临济宗僧人,在当时被誉为“江南古佛”,对元代及明清时期的禅宗都有很大影响。〔关于明本对元代及明清时期禅宗的影响,笔者有《明本及其法系的兴起与影响》一文(待刊稿),从维系禅宗法脉传承、提倡看话禅、坚持禅宗为主体的融合型佛教三个方面已作分析,此不繁述。〕在禅法思想上,明本继承宗杲的看话禅,并有新的发展,他对当时禅宗内部各种流弊进行严厉的批判,重视参禅做工夫。明本禅师的融合性思想非常突出,特别表现在对于净土、教门、密宗的融合,这也反映出元代禅宗的时代特征。明本禅师还承接他的老师高峰原妙的遗风,居无定所,随处结庵而住,从不住持官寺,始终与元朝政府保持着距离。仁宗曾诏请明本禅师入内殿,他却坚决拒绝,仅接受金襴袈裟及“佛慈圆照广慧禅师”之号,元统二年(1334),追谥“普应国师”,并下旨将《天目山中峰和尚广录》刊刻入《普甯藏》。明本虽愈隐名而名愈广,四方求法者络绎不绝。据《中峰广录》记载,翰林学士赵孟頫、高丽王子沈王王璋、丞相达剌罕脱欢、吏部尚书郑云翼、两浙运使瞿霆发等,均曾问法于明本,或执弟子礼,过往甚密,为其重要的外护。《中峰广录》卷三十附宋本《有元普应国师道行碑》(下简称《道行碑》)说:“四方学者,北殚笼漠,南极六昭,西连身毒,东倾榑桑,裹粮蹑履,万里奔走而辐辏赴师者逮无虚日。”〔《中峰广录》卷三十附宋本《有元普应国师道行碑》,页289。(以下简称《道行碑》)〕由此可见明本禅师摄受弟子之众,影响之广。

在这些四方求法的学者中,玄鉴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佼佼者。玄鉴的资料主要可见于明本的《中峰广录》中,其中卷二十六《祭玄鉴首座文》、卷二十九《示玄鉴讲主》、卷三十《寄玄鉴首座》四首、卷三十附《道行碑》、祖顺《中峰和尚行录》等都有玄鉴求法之事。又卷七《为诸僧人秉烛入塔》,其中也有“鉴首座”,并注曰:“玄鉴,云南人”。除《中峰广录》外,永超《五灯全书》卷五十八、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二十四、彻庸《曹溪一滴》、纪阴《宗统编年》卷二十七、圆鼎《滇释纪》卷一、虚云《增订佛祖道影》卷二等著作中均有《玄鉴传》。此外,延祐二年(1315)立碑的《太华山佛严寺无照玄鉴禅师行业记》(参见本文所附的录文)详细记载了玄鉴回云南传播禅法的事,不过,据方国瑜先生考证,此碑为后人伪作,但所记玄鉴开山倡教之事则基本可信。〔见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第三册,页1060-1063〕如果将《玄鉴行业记》与《中峰广录》及其它禅宗文献相参照,可以看出其中所记玄鉴生平活动的时间仍有不少可取之处,可补现存禅宗文献之阙,故本文将此碑文重新点校附于文后。下面依据这些资料对于玄鉴的生平略作考辨。

玄鉴字无照,元至元十三年(1276)生,曲靖普鲁吉人(普鲁吉即不鲁吉,在曲靖府以北五十里处)。六岁时,玄鉴依虎邱云岩净公出家,又随雄辩法师学习教观。此后离开云南,历经荆楚、吴越,到处参访善知识,于中峰明本处得契心印,为“第一座”(即首座)。后返回云南,于太华山开法,大弘禅宗,据说“门弟子数百,得其心印者五人”。〔周理:《曹溪一滴》卷一,页269〕

宋本《道行碑》记载:

南诏僧玄鉴,⋯由其国来,一闻师言便悟昔非,洞法源底。方图归以倡道,而殁于中吴。鉴之徒画师(按:明本禅师)像归国,像出神光烛天,南诏遂易教为禅,奉师为禅宗第一祖。〔《道行碑》,页289〕

这里明确说玄鉴于中吴(江苏苏州)去世,然而在云南的方志、碑刻中则说玄鉴在云南曾经传播禅法,后来在太华山佛严寺去世,《玄鉴行业记》还说:“茶毗得舍利百余粒,合诸不坏,奉于本寺之左”。按说,《玄鉴行业记》撰述于《中峰广录》之后,如果按方国瑜先生的考证,此碑撰于至正年间之后,那么此时《中峰广录》已经被敕赐入大藏经,碑文中又有多处直接引用《中峰广录》的文字,所以撰者应当知道

《中峰广录》中的说法,但碑文的说法却与之相左,或许另有所据。所以陈垣先生曾推测,玄鉴初访中峰明本禅师后曾经返滇,后又重访中峰,以至于死。此推测是有道理的。在《中峰广录》卷二十九《示玄鉴讲主》记载了明本在玄鉴临别之时赠送二偈,并有引语说:

云南鉴讲主知有教外别传之旨,越一万八千里而来西浙,自相见与相别,恰三载。一日,寻我客中夜话湖山间,因举宗门下数段陈烂葛藤,不觉咬断拇指。临别匆匆,不欲征其罪犯,且放过一着,异日抵匡庐而之故乡,却不得出露丑恶,被人叫骂而累及我也,就以二偈赠之。〔《中峰广录》,卷二十九,页271〕

从这段话的语气来看,明本似乎对玄鉴还不很满意,认为玄鉴此时于禅宗最上乘法尚未彻底通达,这与《中峰广录》卷二十六《祭玄鉴首座文》中对玄鉴的高度评价大不相同:

佛祖之道未易坠兮,吾无照远踰一万八千里江山以来兹。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无照负三十七春秋而云归。生耶死耶果离合兮,非智眼而莫窥。祖意教意果同异兮,惟神心其了知。谓无照于吾道有所悟兮,真机历掌,其谁敢欺?谓无照于吾道无所悟兮,大方极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钞》兮,何取舍之纷驰。鄙良遂之罢讲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无照总不然兮,即名言与实相互融交涉而无亏。出入两宗大匠之门兮,孰不叹美而称奇。屈指八载之相从兮,靡有间其毫厘。我阅人之既多兮,求如无照者,非惟今少,于古亦稀。我不哀无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坠,而今而后,孰与扶颠而持危。对鑪熏于今夕兮,与山川草木同怀绝世之悲也。〔《中锋广录》卷二十六,页253〕

明本的这一祭文情真意切,催人泪下,《补续高僧传》中《无照传》说:“读此文酸鼻,苟其人非真有大过人者,不足致老子惜之至是也”。〔明河:《补续高僧传》卷二十四《高僧传合集》,页755(古籍出版社1991)〕从明本对玄鉴前后不同的态度,可以印证玄鉴曾两次问法于明本是有可能的。

《玄鉴行业记》说玄鉴于至正乙未年间参访高峰原妙(1238-1295),据方国瑜先生考证,“至正当即至元之误”,也就是在1295年见过原妙。可能原妙去世后,玄鉴才去拜见明本,据清纪阴《宗统编年》卷二十七记载,“庚子四年(1300年),云南玄鉴来参”,〔《宗统编年》卷二十七,蓝吉富主编:《禅宗全书》,第23册,页500(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这正可与《玄鉴行业记》相印证。《玄鉴行业记》又载,“大德癸卯春”(1303),返回云南,后卓锡太华山,为佛严寺“开山第一祖”,期间得到了云南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此后玄鉴又到江南向明本问法,这一次真正“洞法源底”,〔《道行碑》,页289〕在返回云南的归途中去世。《玄鉴行业记》说这一年是皇庆三年(1313年),正与《中峰广录》所说的玄鉴“负三十七春秋而云归”以及明本为之撰祭文的时间是一致的。玄鉴为了把江南的禅法传播至云南,为法忘躯,不惜身命,而一代英才中途夭逝,殊为可惜!

除玄鉴外,明本其他弟子的生平、确切的求法时间,因史料阙如,无法详考。定林也是参学过明本禅师的云南僧人之一。玄通撰《创建灵芝山慈胜兰若碑》称之为“慧公讲主”或“慧公讲师”,〔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页299-300(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字定林,是雄辩法师的弟子,精通《圆觉经》,并专志净土。至大庚戌年(1310)时,为请藏经,至京师朝觐天子,得赐藏经,船至杭州时耽搁了三年,因此得以拜谒中峰明本,并从之受学。

圆护禅师是明本禅师另一个重要的弟子。在《曹溪一滴》、《五灯全书》卷五十八、《滇释纪》卷一、《新续高僧传》卷六十一等书中都有传载。《中峰广录》称之为“护藏主”,卷四之下有《示云南护上人求三聚净戒》、卷二十五有《无念字说》。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圆护禅师初无念,又号念庵,为大理人,最初从大休禅师剃发出家,〔《滇释记》卷一说:“无念禅师,人名未悉,礼大休禅师剃落,住兴祖寺。至顺庚午下京参学,至正庚寅秋归滇。”(《云南丛书》子部之二十九),页25〕因读《证道歌》契入,段氏〔即云南盘龙祖师崇照,“俗姓段氏”,见元代庆元撰《大盘龙庵大觉禅师宝云塔铭》,《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页313〕称为弘辩大师。《曹溪一滴》还说他与玄鉴为友。圆护参中峰明本时,明本以罗什捧钵、永嘉无念无生之旨扣之,圆护说他的无念与此二人都不同,因为他们都还有念,明本大为赞赏,为作《无念字说》。圆护在明本门下受学禅法,得到了明本印可,后回到云南苍山传播禅法。圆护禅师善书法,世人称之为玉腕禅师,着有《磨镜法》,并手书《证道歌》行世。

此外,普通、智福(普福)、道元三人也是明本的重要的弟子,《中峰广录》中称他们为“云南福、元、通三讲主”。普通、智福(普福)、道元三人本来是玄鉴的弟子〔在《太华山佛严寺无照玄鉴禅师行业记》碑文落款中有智福、道元二人,自称为玄鉴的“嗣法弟子”,见附录〕,因受玄鉴的影响,继玄鉴之后一起到江南求法,玄鉴圆寂时,三人画明本禅师的画像回到云南,临别时中峰书《即心庵》歌赠之。《中峰广录》有多处记录了明本给他们开示的法语,如卷四之上有《示云南通讲主》,同卷中还有《示云南福、元、通三讲主》,大致阐发禅教一致的思想。三人回到云南后,智福居太华山、道元居苍山、普通居鸡足山,遵照其师明本真参实修的教诲,隐山潜修,教化一方。

04
明本禅师诸弟子的禅法思想

元代云南虽然有不少僧人到江南参学求法,学成后又返回云南传播禅宗,但是在方志、史传、禅宗灯录中往往只有寥寥数语而已,这为研究他们的禅法思想带来了很多困难。幸而在明本《中峰广录》中保存了不少他们向明本问法的话语,其中包含着他们对禅法的理解;同时还有很多明本向他们开示佛法的法语,这为理解他们的禅法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下面主要依据《中峰广录》的记载,并参考了各种地方史书、佛教典籍中的资料,对他们的禅法思想做一初步的梳理。

第一,禅教一致。元代云南讲经说法之风盛行,所以玄鉴、智福等人到江南求法之前,都有研习经论、出入于教门的经历。在元代的汉传佛教中,常常将禅、教、律并称,其中的教门即是指天台、华严、唯识(贤首)三宗。不过云南所谓的教门、讲宗等,如上文所介绍的玄鉴之前的雄辩、指空等人所弘扬的佛法,并非像中原佛教中严格意义上的宗派,而只是一般的佛教经论义理和禅观之学。

很显然地,玄鉴等人的思想受到了明本的影响。玄鉴在师从明本学习禅法之前,已经跟随过云岩净公、雄辩法师学习过佛教义理,当他到江南之前,还对禅宗产生过怀疑。据《道行碑》记载:“南诏僧玄鉴,素明教观,辩博英发,每曰:吾闻大唐有禅宗,使审是也,吾将从其学;使或未当,吾将易其宗旨而俾趋教观”。〔《道行碑》,页289〕因他有研习经教的经历,所以明本常称他为“玄鉴讲主”。智福、道元、普通三人也是如此,明本每次都是直接称他们为“讲主”。明本也因此因势利导,以禅教一致之语开示他们。

明本说:“岂佛法果有教、禅之二哉?以其神悟,教即是禅;以存所知,禅即是教”。〔《中峰广录》卷十六,页184〕他的这一主张在他对玄鉴禅教并弘的赞扬最能体现出来。“祖意、教意果同异兮,惟神心其了知。⋯⋯笑德山之焚疏钞兮,何取舍之纷驰。鄙良遂之罢讲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无照总不然兮,即名言与实相互融交涉而无亏。出入两宗大匠之门兮,孰不叹美而称奇”。〔《中峰广录》卷二十六,页253〕

不过明本毕竟是一代禅门宗师,他讲禅教一致的目的还是引导他们由教入禅,所以他的禅教一致思想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以禅摄教。《中峰广录》卷四之上有他《示云南福、元、通三讲主》,当中明确区分了教中之禅与禅宗之禅:“此事不在经书义理中,不在一切修证里,至于《圆觉》之三观二十五轮、《楞严经》之二十五圆通之所证门,乃至教中所说顿渐阶级次第等,一涉见闻,皆堕情识,总不与达摩所指之禅相似。教中所言之禅,皆不离修证,惟达摩独指一心为禅,与经书文字所说迥别,宜思之”。〔《中峰广录》卷四,页40〕在同卷《示云南通讲主》中讲到:“参玄上人须达巧方便”,那么什么是“巧方便”呢?明本又说:“三乘十二分教,应病与药,观根逗教是巧方便”。〔《中峰广录》卷四,页38〕也就是说教法只是入道的善巧方便,而佛法的最根本处还是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

明本是继唐代的宗密、唐末五代间的延寿之后,提倡禅教一致思想影响最大的禅师。由于玄鉴等人都是淹贯禅教二宗,由教门而服膺禅宗,自然也接受了禅教一致的思想,这是明本的嗣法弟子们最重要的特征。

二、看话禅与做工夫。《玄鉴行业记》记载,玄鉴的剃度恩师云岩净公去世以后,“师尽弃所学,单看狗子无佛性话,立愿不沾床凳,不入城郭,力究此宗以报师恩。”而在《中峰广录》中多处提到了明本以参话头、做工夫之语谆谆劝诱智福、道元、普通等人。在《中峰广录》卷四之上中,对他们三人谈到了他提倡看话头的原因:“近代宗师为人涉猎见闻太多,况是不纯一痛为生死,所以把箇无义味话头抛在伊八识田中,如吞栗棘蓬,如中毒药相似,只贵拌舍形命,废忘寝食,大死一回,蓦贯方有少分相应”。〔《中峰广录》卷四,页40〕他们三人学成回云南后,智福居太华山、道元居苍山、普通居鸡足山,均结庵隐居,“誓不出山”,确实继承了明本的遗风。

明本禅师继承了大慧宗杲的看话禅思想,把看话禅与做工夫相结合,特别强调了真参实修。明本提倡看话禅,主要是针对当时禅门之流弊,“如今禅学者流,多是商量个话语,皆不肯回头拈己而参”。〔《中峰广录》卷四之上,《示云南福、元、通三讲主》,页40〕明本曾说他自己:“自年朝至岁暮,其忉忉不绝口,惟是说看话头,做工夫”。〔《中峰广录》卷一之下,《除夜示众》,页27〕

明本认为,参话头也只是方便法,而非实法,也就是说,看话头只是为补偏救弊,乃不得已而为之。《中峰广录》说:“看话头做工夫,固是不契直指单传之旨,然亦不曾赚人落草,最是立脚稳当,悟处亲切”。〔《中峰广录》卷四,页27〕卷四在开示通讲主时也说:“先圣以善巧方便智力,向你清净田中抛撒不净,指渐指顿,或偏或圆,说一念顿超,说历劫熏练。或可眼根入者,以色空作佛事;或可耳根入者,以音声作佛事;乃至六根门头,及与八万四千尘劳境内,咸作佛事,特不过控勒你一箇入处,要你识箇自己家珍,舍此初无实法”。〔《中峰广录》卷四,页38-39〕话头是明本禅法中最常用的“善巧方便”,藉参究话头,于行住坐卧、担茶运水的日常生活中,触发机缘,明白禅宗所谓的本来面目。明本的这段开示,对于普通禅师影响很大,在《鸡足山志》卷六中说他回云南后,“结庵山中,一日,闻僧云: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遂开悟”。〔清康熙刊本《鸡足山志》卷六《中国佛寺史志汇刊》第三辑,页385(台北:丹青图书公司1985)〕

三、无念说。无念说是圆护禅师独具特色的思想,这也颇能体现明本禅师的禅法主张。《中峰广录》卷二十五中有明本为圆护写的《无念字说》,其中记载了师徒二人机锋问答和禅法授受的情况:“云南护藏主,自号无念,因以什师、永嘉所见扣之,乃曰:我之无念异乎其所闻,什师过在绝念之不起,永嘉过在任念之自起,二皆不能无念也”。

《五灯全书》也记载了这一段对话,并概括了圆护的这一主张说:“我无念者,体心灵之湛寂不动,如镜鉴像,如灯显物,未尝毫发隐也,惟彻法源者颇测,未易与缠情缚识者语也。本深肯之,为作《无念字说》”。〔《五灯全书》卷五十八,《卍续藏经》,第141册,页238〕

考察无念说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六祖慧能大师。慧能曾经把自己的禅法概括为“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杨曾文校写:《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页1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关于无念法,慧能又说:“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着一切法;遍一切处,不着一切处。⋯悟无念法者,万法尽通;悟无念法者,见诸佛境界;悟无念顿法者,至佛地位”。〔《新版敦煌新本六祖坛经》,页37-38〕由此可见,无念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但这种境界又并非不可琢磨,它就体现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之中。无念的禅法在慧能的弟子神会,以及后来很多禅师的语录中都曾具体地加以发挥。

圆护的无念思想以及明本所作的《无念字说》更加别具新意。明本所提到的鸠摩罗什和永嘉玄觉都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罗什七岁时随母入寺,因将钵置于顶上而悟一切法皆从心念而生;《永嘉证道歌》中有:“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唤取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大正藏》卷四十五,页395下〕圆护认为此二人所悟的都不是真正的无念法,罗什禅师之错在于绝念不起,永嘉之过在于任念自起,圆护的无念说也正是明本所说的“语默动静,一一天真”的平常心。明本在《东语西话续集》上(《中峰广录》卷十九)中说:

动静语默,一一天真,离此天真之外,拟涉念虑,早是不平常了。⋯张拙秀才谓随顺世缘无罣碍,涅槃生死等空华,是平常心;庞居士谓日用事无别,惟吾自偶谐,是平常心;三祖谓至道无难,惟嫌拣择,是平常心;马大师谓见色便见心,无色心不现,是平常心;又古德谓翠竹真如,黄华般若,是平常心。⋯即今对物遇境,不起一念,是平常心;或谓虽举念动情,而不住诸相,是平常心。〔《中峰广录》卷十九,页217〕

圆护的无念说,并非不要念头,而是说真正体悟了真如佛性,就会在日常生活之中随缘应物,任运处世,而心却无所贪着,这正与明本所重视的平常心是一致的。

05
结论
综上所述,元代由于国家加强了对云南的统治,客观上促进了云南佛教与内陆的沟通与联系,由于云南求法禅僧的努力,使云南的汉传禅宗真正成为整个中国禅宗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中峰明本禅师的嗣法弟子于云南传播临济禅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首先,临济宗是宋元以后中国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一支,其法系通过玄鉴等人及其弟子传承下来。据《玄鉴行业记》记载,玄鉴的嗣法弟子有宗屿、镜中、涌海、智福、道元、山月和戒融等七人。《曹溪一滴》甚至说玄鉴“门弟子数百”,可见其影响之广。其次,玄鉴等人所传的禅教一致思想和看话禅等禅法,奠定了云南禅宗的基础,对于后世也产生很大影响,明清时期的云南禅宗,基本上延续了元代禅宗的禅法特质。总之,元代云南禅宗的兴盛是与内陆的禅宗分不开的,特别是与江南禅宗有着密切的联系。

附錄:

《太华山佛严寺无照玄鉴禅师行业记》

按察使赵世延撰

御使官杨耀卿书

师讳玄鉴,字无照,原籍曲靖普鲁吉人。父高姓,母董氏,宋末宦游连然,年五十无嗣,乃祷于普门大士。一夕,母梦入一寺,见楼阁参差,殿宇辉煌,阶下无数奇花开敷荣茂,旁有老僧授一昙花,觉而有娠,月满而生,当大元至正十三年丙子春二月也。生而常啼,父母甚忧。会虎邱讲主云岩净公过而问之曰:“近闻官人已得贵胤,特来相贺。”父曰:“托被长老,前三日果得一子,但啼泣不止,奈何?”净曰:“请与一见。”父即抱示之。师见净如有夙识,一笑而啼即止。净公接抱,周身抚摩而嘱之曰:“大圆镜里本自空寂,胡来汉现何喜何忧?”父曰:“如蒙佛祐以寿,后当舍入空门。”净曰:“谨记勿忘。”作别而退。父将师见敬之状告于母,母亦将入梦之兆诉于父,互相谓曰:“此子若得天年,定为法门上士。”既长,与群儿嬉戏,不类俗谛,不茹荤辛,不处污秽,稍有所犯,辄病不休。咿唔才上口便能说大义,父母爱如掌珠,偶染痼疾,医药不治,父母甚忧,仍祷于大士前,许以出家,其疾渐瘳,未旬即愈。父母自念前愿不可违,送入虎邱寺礼净公剃落,师方六岁。不数月,父母随亦解组。师神姿超卓,道骨坚真,在同辈中最为精进,长礼拜、打坐、经行。稍壮,凡附近讲肆,悉赴听受。十六圆具,慎护身口,教观义理,博究渊明。及知有教外别传之旨,即请益领参于筇竹雄辩法师。净公迁化,师尽弃所学,单看狗子无佛性话,立愿不沾床凳,不入城郭,力究此宗以报师恩。三年限满,于无字边总没入处,往见友人雪庵,自陈蒲团上事。庵谓曰:“参禅一着,纵饶死尽偷心断绝诸缘,更要见人始得。”师闻之,即发誓参方,自滇黔,游荆楚,抵吴越,历见两宗知识二十余员,不能顿明本有。至正乙未间,初参高峰妙祖,才展礼即被打。师曰:“学人才礼拜,不知有何过犯,和尚便施痛棒?”祖曰:“似你东卜西觅钝汉,不打更待何时?”师乞依座下,祖曰:“随中峰去。”师即就师子院,叩见中峰本祖。中曰:“何处来?”对曰:“高峰。”中曰:“既登高峰,因甚又落中峰?”师曰:“俊鹄冲霄去,金鳞点额回。”中曰:“高峰和尚有何言句?”师曰:“学人才礼拜,却被痛打。”中曰:“和尚得恁幺婆心切。”师于言下有省,汗出浃背。中曰:“汝作幺生会?”师掩耳而出。中曰:“好好保任,勿生忧喜。”师归堂后,尝诣死关礼拜,屡被逼拶,才得打成一片。未经数月,高峰迁化,师哀恸不已,然顶供养。自后恒侍中峰,寸步不移。一夕,闻中峰客中夜话,咬断葛藤,了明自性,不觉失声曰:原来原来。中曰:“汝眈来。”师展两手。中然之,付以源流,命为东堂,分座说法,勿论道俗,皆至诚诫诰,极其谦恭,故往来争传,名播三吴。大德癸卯春,偶思父母年老,请假省觐。中曰:“尔胜缘在滇,可急回,勿别往。”师领命绘像请赞以归。中峰赠偈云:

狂心未歇为禅忙,万八千程过远方,丧尽目前三顿棒,挥开脑后一寻光。陈年古纸浑无用,今日新条亦须忘,见说云南田地好,异时归去坐绳床。

衲僧用处绝罗笼,拶着浑身是脱空,辗破一尘如有旨,拨开万象觅无踪。德山焚疏情先死,良遂敲门路已穷,积劫尘劳忽吹尽,黑龙潭下五更风。

至秋末始达故里,闻父母俱已谢世,师痛哭不已。与诸禅者结坛讲菩萨戒,三七以荐悼之,邦人深感其化。城南有蛟,夏秋之际每多泛水祸民,请师诵戒持咒建塔镇之,后亦无患。宣慰安举宗亦佐土县,朱龙海等感师德化,建正法寺以居之。又寺南十里许有山,名天马,下有龙湫,叶落触波则风雨竟夕不止,民甚畏之。师至龙湫,振锡旋绕,举世尊化迦叶因缘,种种说法,龙闻法徙去,不复为患,遂建寺名曰安国,山曰真峰。未几法席大振,皈投者众,声闻王庭。梁王讳甘剌麻,遣使迎师问道。师将法席付徒镜中等,随使入对,首开心地法门,次举惟心净土,王不甚欢忻。时大德丙午春,命平章也先不花同御史陈师廉等,卜斯地以建梵剎,一载而成,赐额曰佛严,山曰太华,延师为开山第一祖。说法日有商岩、山月、智福、道元、涌海、戒融等,皆精通妙典,深明至理,俱已倾心赞化。其得戒授皈崇奉者不及悉数。而王公贵人或登山问道,或入内授法,均获胜益。如平章也先不花、御史陈师廉、参正也罕的斤、安南使宁端甫、同知杨立义,既清远居士等,该得洞明心地,直达无为者也。至大辛亥夏,大理世守段忠公请师就崇圣寺阐波离教,为四众受戒,感彩云现瑞,经时而散。夷罗车里,宣慰率各酋长执弟子礼,求净土密要,师剖心指示均该获益。回为大众说法,内有誓不出山之语。忽皇庆壬子年,安南王遣使赍聘请师就交说法,师应诺,令使先回,师择日后行,随将衣法付嘱商岩,自作手书令执事辞王公、宰官、居士、诸山耆宿云:“准于八月中秋要往交趾说法,幸勿相送。”复催执事人治行装,先一日令大众诵《涅槃经》偈云:“有为之法,其性不常,生已不住,寂灭为乐。”大众俱不解,惟商岩、戒融知之,令众竭力诵偈。次早请师就食起程,连请二次,师端坐不应,视之,业已坐化。大众齐涌丈室,椎胸号啕,悲哀不已。商岩止之曰:“师已示寂,悲伤何益?莫如尽心修道以报师恩。”大众闻之,即止。讣闻梁王、宰官、居士、诸山耆宿莫不悲伤感异。出龛日,普皆云集,香花幡盖,音乐哀声,闻于数里之外。茶毗得舍利百余粒,合诸不坏,奉于本寺之左。世寿三十七,道腊三十一。癸丑岁,云南王老的进表,请敕谥号智觉慧印禅师。中峰和尚闻之,遣僧致祭,文曰:

佛祖之道未易坠兮,吾无照远逾一万八千里江山以来兹。佛祖之道失所望兮,吾无照负三十七春秋而云归。生耶死耶果离合兮,非智眼而莫窥。祖意教意果同异兮,惟神心其了知。谓无照于吾道有所悟兮,真机历掌,其谁敢欺?谓无照于吾道无所悟兮,大方极目,云胡不迷?笑德山之焚《疏钞》兮,何取舍之纷驰。鄙良遂之罢讲兮,徒此是而彼非。惟吾无照总不然兮,即名言与实相互融交涉而无亏。出入两宗大匠之门兮,孰不叹美而称奇。屈指八载之相从兮,靡有间其毫厘。我阅人之既多兮,求如无照者,非惟今少,于古亦稀。我不哀无照之亡兮,哀祖道之既坠,而今而后,孰与扶颠而持危。对炉熏于今夕兮,与山川草木同怀绝世之悲。

四众造支提,命余述师行业。余曰:“我在吴中,亲依师座,虽见其踪而未洞其体,识其用而难穷其妙,何敢涂抹虚空自招罪戾?”四众索之再三,余曰:“观师之出也,轰天震地;观师之没也,真幻俱离。其师之机辩绝伦得大自在处,岂余可窥也。”谨录梗概而为铭曰:

师承悲愿,示以因缘,昙花叶梦,迹降螳川。气宇丰厚,骨相端严,举措神异,颖悟天然。才离襁褓,病魔牵连,许投佛地,弹指即痊。髫龄舍俗,胜于高年,精通教观,不滞言诠。慕有空宗,立誓不眠,十六纳戒,二十离滇。吴水楚山,两脚踏穿,历参知识,二十余员。后见中峰,始破疑团,相从八载,授以心传。职典序首,说妙说玄,凡诸所作,力必当先。偶思省觐,不惮风烟,祖嘉孝道,送以诗篇。归抵故国,二亲皆捐,勤修禅诵,荐拔九原。乡人感慕,为造精轩,患蛟为祸,建塔镇焉。说法度人,不止万千,声动王庭,钦奉金仙。遣使迎师,博闻真诠,梁王大喜,命臣师廉,卜地开基,赐额佛严,请师主之,溥利尘寰。得骨得髓,商岩道元,广谈实相,利济无边。预知时至,作偈投函,辞别王臣,要往安南。令僧诵偈,一坐不还,讣闻道俗,莫不磋叹。闍维灵骨,舍利晶鲜,表奏天子,谥号加衔。造建宝塔,永镇华巅,惟冀师道,奕世绵绵。

时大元延祐二年岁在乙卯重光大荒落佛成道日嗣法弟子宗屿、镜中、涌海、智福、道元、山月、戒融,监寺涌泉既两序清众等同立。

此碑刻于云南昆明西山太华寺,分刻两石,北京图书馆藏有此碑的两纸拓片,《中国历代禅师传记资料汇编》只收录了其中第一纸拓片,这是一个严重的缺憾。在《新纂云南通志》和《云南史料丛刊》(三)中有此碑的录文,但其中错误太多,例如“谓无照于吾道有所悟兮,真机历掌,其谁敢欺”这样整段的文字,竟因为粗心而漏掉了。本次录文标点,依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所收的两纸拓片重新标点。第二纸因原碑断裂而重新修复,个别字不易辨认,故参照碑文所引用的原文,如《中峰广录》等文献而校定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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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杨学政《指空弘扬中国西南禅学考》,《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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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释恒清主编(1995),《佛教思想的传承与发展:印顺导师九秩华诞祝寿文集》,台北:东大图书。

作者纪华传,1970年出生,山东即墨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佛教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原载于《世纪宗教研究》第三卷(二〇〇四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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