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硕 | 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 ——“中华民族”概念百年发展史的启示

摘要:百年来,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不但影响巨大且有标志性意义,也为我们留下一笔宝贵财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我们可从中获得怎样的思想资源与启迪?三位前辈学者阐释“中华民族”概念学术脉络与学理路径有一个共同点——均立足于中国整体历史观、从中国历史脉络阐释“中华民族”概念。恰如费孝通指出:“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说到底是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共同体。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这是百年来三位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国整体历史观;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

近年来,学界对“中华民族”的讨论日趋活跃,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对此概念特质、内涵及其与中国社会和民族格局关系的认识与思考。“中华民族”概念自20世纪初叶产生以来,经过百余年发展,现已成为中国社会中广泛使用并有普遍共识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概念,要被此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接受并认同,二者必有相互契合并发生共鸣的文化逻辑与历史基础。那么,什么是中国人接受“中华民族”概念的文化逻辑与历史基础?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并具有启示性与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三个事件值得特别关注:

1.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

2.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首次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引发学界对此概念的大讨论。

3.1988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出“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征,此观点逐步被中国社会各界所接受和认同。

这三个事件在“中华民族”概念的百年学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为“中华民族”概念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无可否认,在“中华民族”概念形成、发展、完善与丰富的百年学术史上,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人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阐释所作的卓越贡献,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那么,他们是从什么角度、视野和学理路径来阐释“中华民族”概念的?他们的阐释有何共同之处?今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阐释中获得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和启示?为了温故而知新,本文拟对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阐释“中华民族”概念的学术脉络、学理路径及其共识等作一个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旨在进一步拓宽、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和理解,更好把握和洞悉“中华民族”概念同中国社会相契合的文化逻辑与历史基础。

一、“中华民族”是近代以“民族”整合国家的观念同“中国整体历史观”相衔接而产生的一个概念

根据学界的梳理和研究,20世纪初叶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是当时可称为中国知识精英之巨擘并站在新、旧交替激荡之大变局时代前列的梁启超先生。[1]为何梁启超能成为最早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先驱?笔者以为,除了梁启超是当时居于时代前列的伟大爱国者,是中国知识精英的杰出代表和爱国救国活动的积极倡导与实践者外,还需探讨其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背景与思想基础,这既是我们理解其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缘由的重要面向,同时也是洞悉此概念意涵的一个重要路径。

“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清末以来“民族”概念的逐渐流行和使用。对中国近代“民族”一词的出现,学术界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主流观点认为其缘自西方和日本,认为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大量翻译西方著作,将西方的“nation”这一词汇和概念对译为“民族”,由于日文翻译中直接使用汉字“民族”(みんぞく),故此词遂经日本而逐渐传入中国。[2]但在20世纪初叶,具体就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而言,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即梁启超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直到1912年回国,在日本滞留了14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是1902年到1905年,正值其滞留日本期间。事实上,在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前,他已开始使用“民族”的概念。

1901年,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写道:

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在于本国,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3]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一文中再次写道:

自十六世纪以来(约四百年前),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4]

从这两段文字可以明白,20世纪初梁启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乃与“民族主义”相关,这也应是后来他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族”一词的要义。因此,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中的“民族”一词,实根源19世纪西方及许多地区兴起的“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含义中的“民族”,其思想精髓和基本理念是以“民族”为基础来整合与构建现代国家。从以上两段对“民族主义”的论述看,之所以推崇“民族主义”,显然是基于两点:第一,“民族主义者……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第二,“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5]这表明他已敏锐地意识到“民族主义”观念对戊戌变法后深陷颓势的中国社会将是一种新的思想资源。[6]从“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由民族主义(Nationlism)所磅礴冲激而成”的论述看,梁启超正是要用当时颇能代表时代潮流并有“民族主义”意涵之“民族”这一新的思想资源来实现中国的社会整合与国家强盛。[7]

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另一个重要面向,则是“中国整体历史观”。在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有一个事实常被人们所忽视,这就是梁启超在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以前的1901年——1902年间,曾经发表一系列纵论中国历史的论文,这包括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1902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史学》《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等。[8]在这些论文中,梁启超已开始把有“民族主义”意涵的“民族”概念引入对中国历史的考察中。正是这种把“民族”置于中国历史脉络中进行考察的学术路径,成为了孕育和催生“中华民族”概念的土壤。实际上,在其1901年——1903年有关中国整体历史的系列论述中,已可清楚地寻觅到“中华民族”概念在梁启超心目中一步步孕育、成形的轨迹:

1.正是在把“民族”置于中国历史的考察中,梁启超开始使用“中国民族”一词。其中在1901年的《中国史叙论》中,7次使用了“中国民族”一词。[9]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含有中国民族总体意义的“中国民族”一词,乃“中华民族”概念孕育之雏形。

2.1903年梁启超提出“大民族”概念:“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要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并提出了“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观点。为证明“大民族”的观点,梁启超还特别征引了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Bluntchli Johann Casbar)提出“美国民族,不同地,不同血统,而不得不谓之一族也”的观点,并针对“国境大而民族小,境内含有数民族者”的情况指出:“谋联合国内多数之民族而陶铸之,始成一新民族。在昔罗马帝国,及今之北美合众国,是其例也。”[10]

很显然,从“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的观点,已可见“中华民族”概念之端倪。

3.1902年梁启超发表气势磅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文中将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之变迁划分为七个时代,[11]在纵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后,梁启超深有感触地抒发了一段对“中华”的感慨:

立于五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及……于戏!美哉我国!于戏!伟大哉我国民!

又曰:

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12]

据考证,这是梁启超首次使用“中华民族”一词。[13]文中未解释“中华民族”的含义,或有学者认为其含义尚不明确。[14]但笔者以为,此文主要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附带论及“中华”时而忽有“中华民族”一语,未解释含义尚属正常。从语境看,我们不排除此处使用“中华民族”可能有灵感一现的“神来之笔”因素,但“中华民族”一词在梁启超笔下的出现却并非偶然,这当与之前他对“民族主义”的推崇、把“民族”概念引入对中国历史的考察并产生“中国民族”“大民族”等思考密切相关。正因为有此基础,故当言及“中华”时,凝聚于笔端的“中华民族”一词乃自然地流泻而出。

不过,梁启超显然意识到了“中华民族”一词的价值与意义。1905年他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比较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文中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共7次,这意味着已基本用“中华民族”一词替代“中国民族”的称谓。该文是20世纪首篇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作系统探讨的论文。文中将中国历史上诸族划分为八个民族即“苗蛮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粤族”“百濮族”。在分别叙述这八个民族的变迁与历史源流后,梁启超指出:

前所论列之八族,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其族当邃古之时,或本为土著,或自他地迁徙而来,今不可考也。要之,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者也,而其中除苗濮二族外,率皆已同化为中华民族。[15]

文中除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外,还使用了“华族”“汉族”的概念。虽然受时代局限,在文中有把“中华民族”等同于汉族的倾向,[16]但此文却有两个开创性贡献,其一,正式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力图通过对中国历史上民族流源的探讨来阐明“中华民族”的由来;其二,敏锐地指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混合性。梁启超言道:

今之中华民族……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吾解释第一问题,敢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7]

具有如此独到的见解和眼光,显然得益于其研究中国历史的深厚造诣及由此所产生的中国整体历史观。

20世纪初“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是一个极具时代标志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民族作为一个整体之自我意识的萌芽与觉醒。诚如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所说:“究我之此论,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感情,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18]完成此重要时代使命的正是作为思想先驱和著名历史学家的梁启超。之所以能担当和完成这一重要时代使命,与他的两个身份密切相关。其一,梁启超是20世纪初爱国救国的思想先驱与践行者。他直接参加了戊戌变法,并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他接受了以“民族”整合与构建现代国家的“民族主义”观念,并敏锐意识到此观念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将是一种新的思想资源。梁启超推崇“民族主义”观念即以“民族”来整合国家之初衷,如其所言,正是要“以谋公益而御他族”。其二,梁启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是20世纪初新旧时代交替背景下最早用新思想、新观念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批判和反省的史学先驱,也是“新史学”的开创者。他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提出“民族是历史的主流”的观点。[19]为实现以“民族”整合国家的目标,他也是最早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进行整体性考察的史学家。正是这种整体性考察,从“中国民族”“大民族”和“中华”等思考一步步演进,最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从根本上说,“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正是近代以“民族”整合国家的观念同“中国整体历史观”相衔接的结果。

二、立足中国整体历史观: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正式地提出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主要是两篇论文,一是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二是时隔17年之后即1922年发表的《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20]在1905年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尽管梁启超强调中华民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但却存在对“中华民族”内涵的解释过于狭窄的问题。[21]梁启超对这一解释显然并不满意。因为这不但与其以“民族”为基础整合中国社会、求同胞之团结以“御他族”及国家强盛的初衷不完全对应,也与他在此之前所提出的“中国民族”及“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等观点存在较大距离。因此,在时隔17年以后,经过长时间积淀和深思熟虑之后,1922年梁启超发表了《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再次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轨迹及内部各种复杂成分进行全面研究。此文上起三代,下迄近世,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历史上融合诸族的情形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此文对中华民族的特征作了三个高度概括:

一、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

二、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

三、此民族在将来,绝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扩大之可能性。[22]

为了避免先前的偏颇,也鉴于中华民族“为一极复杂而极巩固之民族”,梁启超对中华民族作了如下阐释:

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径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彼,日本人;我,中国人。”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也”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23]

用“对他而自觉为我”的“民族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切中了中华民族的本质,也是梁启超阐释“中华民族”概念的重要贡献。事实上,“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体现的正是近代列强侵略下中国民族作为整体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故这一阐释不但符合梁启超以“民族”来整合国家、求同胞团结一体以“御他族”的初衷,也与他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进行整体观察所形成的“中国民族”“大民族”等思路相契合。正是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中他才最终完成其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

从梁启超1901年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使用“中国民族”,之后提出“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24]到《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两文中正式提出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整体历史观及对历史上中国民族的考察与研究,乃是“中华民族”概念在他心目中一步步酝酿、孕育并渐臻成熟的主要学术路径。这说明,“中华民族”概念同“中国历史”乃密不可分。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民族”的观念是一粒种子,那么,这粒种子正是在“中国历史”的土壤中才得以孕育、滋长,并结出“中华民族”概念之果实。

顾颉刚是继梁启超之后,在学理上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华民族”概念并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1939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作为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概念及“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阐释,同样是立足于中国整体历史观,并从中国历史整体视野对“中华民族”的来龙去脉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

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人、汉人、唐人。其中秦字衍变为支那,成为国外最流行的名称;汉朝享国最久,汉人一名成为国内各族间最流行的名称。[25]

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然近代才出现,但作为一个实体,它的存在却已有两千多年:

秦皇用了武力造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原来各国的人民也就用了自然力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秦的国家虽给刘邦项羽所打到,而那些人民所造成的大民族则因团结已极坚固,并不与之俱倒……时代愈后,国家愈并愈少,这就足以看出中华民族演进的经历来。自从秦后,非有外患,决不分裂,外患解除,立即合并。所以我在第一篇文字里说,“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句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的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26]

顾颉刚把秦的大一统作为中华民族形成的标志,认为这一个称呼虽然出现较晚,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实体却已存在了两千多年。对于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的无数坎坷、劫难及分裂与统一,顾颉刚用20个字作了高度概括:“自从秦后,非有外患,决不分裂,外患解除,立即合并。”这是一种历史大视野,更是一种中国整体历史观。短短20个字,不但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发展演变之大势讲得清楚明白、浅显易懂,而且道出了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及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始终一脉相承、一嗣“外患解除,立即合并”(即整合)的发展规律与特点。总之,顾颉刚不但从中国整体历史观来看待“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从数千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来阐述和论证“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在梁启超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释上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如果说,梁启超以“民族意识”作为中华民族本质特征是对此概念的一个重要贡献,那么,“中华民族是一个”则道出了此概念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即中国各民族一体。前已提及,梁启超是在对“中国民族”“大民族”“中华”等思考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中华民族”概念的,这些认识的后面实际上均蕴含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思想。事实上,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阐释始终朝着这一方向发展。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但最初把中华民族定义为“汉族”,后发现此认识并不妥当,故最终以“民族意识”来定义中华民族概念。以“民族意识”来定义中华民族,显然已明确包含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思想。所以,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可以说用简单、直白的话语一语道出梁启超在探索中华民族内涵过程中努力想要表达却未能说出的话。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看似简单,但对认识“中华民族”概念而言,却既是一个学理上的升华,也是内涵的丰富与拓展。[27]另外,此观点的语言表述简捷有力,用一句通俗明了的大白话,一语道出中华民族的本质与精髓。当然,这也要归功于作为资深历史学家的顾颉刚,以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厚学术底蕴,立足中国历史的整体视野,纵贯数千年,深入浅出地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阐释得简明清晰、明白易晓,这是顾颉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独特贡献。此外,顾文的发表正值中国抗战局势严峻、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此文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国家团结产生了巨大鼓舞和激励作用。

顾颉刚文章发表后反响热烈,并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其时撰文参与讨论或通过各种方式表达意见的学者甚众。[28]从当时学界的反应看,虽有个别学者对文中的某些提法、观点存在争议并有一些辩论,但主流意见却大多是对顾文的观点予以积极呼应、赞同和支持,[29]同时也充分肯定就当时形势而言,其观点对全国的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出人意料的是,顾文的发表引来了一段在“中华民族”概念学术史上耐人寻味且对学界颇有教益与启示的故事——这就是顾颉刚、费孝通之间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议与对话及由此为半个世纪以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所埋下的伏笔。当时,对顾颉刚观点表达不同意见的学者主要以费孝通为代表。费孝通于1936年赴英国跟随马林诺夫斯基学习社会人类学,1938年学成归国执教于云南大学。刚回国不久且与顾颉刚同在昆明的费孝通看到顾文后,出于对学术的执着与真诚,给顾颉刚写了一封表达不同意见的信,此信以《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为题于同年5月1日在《益世报·边疆周刊》上刊出。费孝通主要对顾文使用的“民族”概念一词提出质疑,费孝通依据西方有关“民族”概念的定义,提出“国家不是文化,语言,体质团体”,认为“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30]为回应费孝通的质疑,顾颉刚先后撰写了《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续)》,对费孝通提出的质疑从学术上作了坦诚和耐心、细致的回应与交流,并藉此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作了更充分、更深入的学理阐述。今天阅读两位学术前辈当年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议与对话,可以清楚发现,两人的分歧并不存在观点、立场的根本对立,而主要是由于学科背景和学科视角的差异所致。[31]对这一点,两人后来均有所悟。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顾颉刚、费孝通当年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议与对话,却为半个世纪以后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埋下一粒种子。

正是在这场对话的49年后即1988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了著名且影响深远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演讲,后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32]就知识结构与学科背景论,费孝通是著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但肯定不是历史学家。然仔细阅读费孝通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文稿,我们惊讶地发现,费孝通这篇长达24000字的文稿却完完全全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进行系统阐述、从中国历史整体脉络全面论证和阐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一篇宏文。该文上起石器时代,下迄近现代,纵横捭阖,整个就是一篇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最终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史。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费孝通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对中华民族发展脉络及多元一体格局的阐述,无论是历史视角、框架内容还是基本论点,均与1939年顾颉刚的论述相接近,尤其是关于中华民族逐渐走向一体的历史进程的描述,均与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基本论述相吻合。这正如马戎所说,费孝通对“中华各群体之间经过几千年的迁移、通婚而在血缘上的互相融合、文化上的相互吸收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些内容与顾颉刚先生在1939年写下的话语几乎完全相同”,并认为“费先生在50年后基本接受了1939年顾先生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和对其特征、发展历程的描述”。[33]李大龙也认为:“费孝通先生确实对于顾颉刚先生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由质疑到认同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34]

梁启超和顾颉刚都是资深的历史学家,二人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论证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这十分自然也容易理解。但为何并非历史学家的费孝通,在提出和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也同样完全立足中国整体历史观、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来进行论述与阐释?这是为什么?对此问题,费孝通在1993年有一段含义深刻的回答:

其实从学术观点上说,顾颉刚先生是触及“民族”这个概念问题的。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35]

这段话是费孝通在顾颉刚百岁纪念会上说的。言辞十分恳切,既是费孝通心迹的流露,也饱含了回顾当年自己与顾颉刚那场争论中对顾先生的理解和自我反思。特别是“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这句话,很大程度可视为对自己当年完全从西方概念出发同顾颉刚争论的一个反省。费孝通这番话是在提出和系统论证“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五年以后说的,某种程度上既是费孝通自已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体会,也是对为什么必须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认识和阐述“中华民族”概念的一个回答。

在“中华民族”概念诞生以来的一个世纪中,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位学术前辈对此概念的阐释尽管因时代背景的差异而各有侧重和不同,但三人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路径却惊人相似——均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认识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其中,最具启示与教益的是,1939年刚从英国留学归来,因由学科背景和学科视角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表达不同意见的费孝通,时隔半个世纪以后,并非历史学家的费孝通却同样回归了从中国历史脉络阐释“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学理路径。所以,对为什么必须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认识“中华民族”概念,费孝通深有感触地说:“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36]“中华民族”当然是“属于中国历史范畴的概念”,因此,从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学理路径,从根本上说是由“中华民族”概念的属性所决定。换言之,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才能充分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概念。

三、中华民族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结起来的民族实体

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有关“中华民族”的论述与阐释,可以清楚看到两个突出的共识:

1.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实体并非是近代才出现的,而是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均认为,“中华民族”的称谓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此称谓所指称的实体却并不是近代才产生的,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梁启超曾这样描述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曰'诸夏’,曰'夷狄’,为我族自命与命他之两主要名词。然此两名词所涵之概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37]可见,在梁启超看来中华民族乃历史上“诸夏”与“夷狄”不断融合而成,实为历史的产物。顾颉刚的阐述则更为明确:“从前因为我们没有中华民族这个称呼,在我们外围的人们无法称呼我们,可是说话时没有一个集体的称呼总觉得不方便,于是只得用了我们的朝代之名来称呼我们,把我们唤作秦人、汉人、唐人。”他认为作为实体的中华民族应产生于秦代,秦的统一“用了自然力造成了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的称呼虽然近代才说出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38]费孝通则对此作了更科学、准确的表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39]用“自在”与“自觉”来区分中华民族发展的两个不同历史阶段,是费孝通阐述“中华民族”概念的独特贡献。

2.中华民族具有混合、交融之特性。对于中华民族的所具有的混合性特征,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人均有高度共识。梁启超:“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40]顾颉刚则以对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脉络的深刻洞悉,一针见血地指出:“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41]并写道:“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42]顾颉刚还以汉人为例,指出:“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43]“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汉人的文化虽有一个传统,却也是无数文化体质的杂糅,他们为了具有团结的情绪和共同的意识,就成了拆不开的团体了……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缠回的血液”。[44]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轨迹则作了这样的概括:“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45]从这些论述不难看到,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具有混合、交融之特性的认识高度一致。

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人所以能在以上两点产生高度共识,原因在于他们均从中国历史脉络来认识“中华民族”概念,这也是他们基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刻洞悉得出的真知灼见。诚如顾颉刚所言:“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也就是说,民族融合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一个主流,中华民族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故其形成与发展伴随了中国历史的始终,这正是唯有从中国历史脉络才能真正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原因。

毫无疑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及其具有混合、交融之特性这两点,正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之历史过程的关键。有一个问题颇值得深思:梁启超在20世纪初为何会提出一个涵盖中国所有民族的“中华民族”概念?此概念一经提出又为何会不胫而走、得到中国社会和民众的接纳与广泛认同?“中华民族”概念产生及为中国社会和民众接纳与认同的历史基础是什么?其实,对此问题,顾颉刚、费孝通已作了回答。顾颉刚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近代才说出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经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46]费孝通亦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很显然,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的存在,正是近代“中华民族”概念产生并被认同的历史基础。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与融合过程中,有两个基本趋势异常明显:第一,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与融合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民族关系愈来愈密切,民族混合与交融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方向发展。对此,一些前辈学者已作过精辟阐述。翁独健即指出:“如果说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47]费孝通的阐述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48]

顾颉刚则以汉人为例作了这样的阐释:“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49]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与融合是朝着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密不可分的一个整体方向演进。而这个日益紧密联系的整体,正是费孝通所言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第二,由于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与融合总体趋势是由松散到紧密、由多元趋向一体,因此,中华文明事实上是由中国各民族所共同创造的。诚如翁独健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文化,不是由某一个民族创造的,而是由我国所有民族(包括历史上已消失的民族)共同创造的。”[50]而这种由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即经济与文化),同样成为让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紧密联结的纽带。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形成并且日益紧密联结的中华民族“自在的民族实体”,正是近代“中华民族”概念赖以产生并被广泛认同的历史基础。考察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转化,颇有助于我们对中华民族特性的认识。毫无疑问,产生此转化同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直接相关,对此梁启超、费孝通均有阐述。翁独健对这一转化过程作了这样的勾画:

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也使我国各族人民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从而加强了团结,加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和意识。[51]

这段文字清晰勾画出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化的逻辑路径:列强的侵略——使其“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从而加强了团结,加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和意识”。这里,翁独健提到一个了重要概念——“共同命运”。其实,在中外关于民族的众多定义中,有一种更本质、更综合的定义,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曾对民族的内涵有一段著名论述:

民族堪称一个灵魂,或一个精神原则。事实上,有两个因素构成了这个灵魂或精神原则。一个是过去的因素,一个是现在的因素。前者是共同拥有丰富的记忆遗产;后者是对当前状况的认同、对共同生活的愿望、以及完整地继承和延续历史遗产意愿……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是一种大规模的休戚与共,它以过去的历史为前提,包括了过去所作的牺牲和将来准备作的牺牲这两种感情。在当前,其成员有明确表达愿意继续共同生活的愿望。[52]

欧内斯特·勒南认为,民族本质上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及其成员“愿意继续共同生活”等因素联结起来的人们共同体。所谓“愿意继续共同生活”,反映的是其成员对“共同未来”的期许。故按照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民族”乃是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与“共同未来”联系起来的人群。这无疑是基于对民族本质的深刻洞悉产生的一种高度概括。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顾颉刚对“民族”含义的认识和理解竟与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颇相类似,顾颉刚认为民族是“营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团结情绪的人们而言”,[53]又说“民族就是一个有着团结情绪的人民团体,只要能共安乐、同患难便是,文化、语言、体质倘能混合无间,固然很好,即便不能,亦无碍其为一个民族”。[54]这显然也是顾颉刚所言“中华民族是一个”中“民族”一词的含义。很明显,顾颉刚对“民族”的这一认识自然不是缘自西方,而是基于对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民族融合的深刻洞悉而得出来的。恰如1937年他在《禹贡》撰文所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祖先冒着千辛万苦而结合成的中华民族的经过探索出来,使得国内各个种族领会得大家可合而不可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使命,彼此休戚相关,交互尊重,共同提携,团结为一个最坚强的民族。”[55]

我们不难发现,欧内斯特·勒南与顾颉刚对于“民族”之本质及其含义的认识颇相契合,原因可能在于二人均是从历史与民族融合的角度来理解“民族”一词的意涵。[56]事实上,对于历史悠久和传统深厚的文明地区及人群而言,“民族”的内涵均与其历史密不可分。费孝通在1993年深有感触地说:“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57]显然已饱含对顾颉刚当年“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中“民族”一词内涵的深刻理解。

欧内斯特·勒南还特别强调了民族要“一起受苦”。他指出:

事实上,共同的痛苦比共同的欢乐更有凝聚力。就民族记忆而言,悲伤比胜利更具有价值,因为它们强调责任感,要求其成员共同的努力。[58]

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融合尽管有民族间的和平交往,但同时也伴随着无数的战争、征服和劫难等高昂代价。这正如梁启超概括中华民族特征时所言:“此复杂巩固之民族,乃出极大之代价所构成。”[59]历史上各民族混合、交融与凝聚的过程,不但形成休戚与共、患难与共的“共同的历史记忆”,也铸就了其“共同的历史命运”。按照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倘若民族是一种“以过去的历史为前提”的“大规模的休戚与共”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特性与实质就正是这样一个“以过去的历史为前提”的“大规模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这个“以过去的历史为前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正是近代以来在列强的侵略下,开始“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由此唤醒他们是一个有“共同命运”的整体之自我意识。通常,一个民族总是由她的精英——这些精英往往站在时代前列并能最早感知本民族的时代需求——来代表和表达民族的心声与诉求。梁启超在20世纪初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以“对他而自觉为我”的共同“民族意识”作为中华民族的标志,顾颉刚在抗战全面爆发、山河破碎、国家危难之际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费孝通在改革开放及社会利益与价值日趋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提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都无不体现了顺应时代需求的民族心声。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概念的产生、传播并为中国社会所接纳的过程,正是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化的过程。这一转化固然是由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即外部刺激所催化,但其内在的基础却是数千年民族融合形成并由“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和“共同经济文化”联结起来的民族实体。

四、认识“中华民族”概念的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从近百余年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论述与阐释,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重要启示:

第一,从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人均从中国历史的视阈提出和阐释“中华民族”概念来看,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乃与中国历史密不可分。三人从中国历史脉络探讨和认识中华民族,形成了两个重要共识:1.尽管“中华民族”概念是20世纪初产生的,但中华民族作为实体却并非是近代出现的,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2.中华民族具有混合、交融的特性。这两点对我们理解中华民族的内涵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二,“中华民族”概念的本质是中国各民族一体。但这个“一体”并非出自近代的建构,而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产物。恰如顾颉刚所说:“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60]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与融合的总体趋势是朝着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彼此密不可分的整体的方向演进。这一过程既有和平的交流、交往,也伴随了无数的战争、征服与苦难,这种休戚与共的发展历程使中华民族不但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也铸就其了“共同命运”。按照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的定义,民族是由有“共同历史记忆”“共同命运”“共同未来”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那么,中华民族就正是这样一个“以过去的历史为前提”的“大规模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近代以来列强的侵略使他们开始“深深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命运”,这也正是其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从而实现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转化的原因。

第三,过分拘泥和纠缠于狭义的民族定义,将有碍于我们对“中华民族”概念的认识与理解。正如费孝通一针见血指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抄袭西方现存的概念来讲中国历史的事实……如果硬套西方有关民族的概念,很多地方就不能自圆其说。”[61]这是费孝通经过半个世纪的积淀、反思得到的深刻感悟与认识,也是其从中国历史脉络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切身体会。正是在此感悟基础上,费孝通指出“中国民族的实质取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是属于历史范畴的概念”。从很大意义上说,由中国历史脉络认识“中华民族”概念,正是梁启超、顾颉刚、费孝通三位前辈大师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按,作者石硕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藏族史、藏彝走廊、康藏历史与社会、西南民族史、汉藏关系史等的研究。原文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2021-05-07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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