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 | “取消英语主科”：重认文明的起源
2019年3月，网络上曾经爆发过一场关于“学习英语有用无用”的全民大辩论。
部分支持“学习英语无用论”的人认为：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英语是一个废物技能。浪费了我们无数人力财力，牺牲了孩子们宝贵的童年。尽管从小学到大，但工作以后，用到英语的机会并不多，多数人如果在不出国的状态下，英语水平都有所退化。
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示：英语作为语言类的基础学科，从过去来看，对我国改革开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就业角度来说，同一门学科毕业，其中一人如果英语精通，获得的进步和薪酬，都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语言并非只是一门技术，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体现。通过语言可以在不同文化碰撞中产生多样化的思考、开阔视野。不管出不出国，学英语都是很有必要。
这场辩论，在王思聪的“流量”加持下“浩浩荡荡”持续了一月有余，尽管最后无疾而终，但这两年，“取消中小学英语主科地位”的呼声却不绝于耳。
今年，全国政协委员许进在两会上提出，“在义务教育阶段，英语等外语课程不再设为与语文和数学同等的主课，增加素质教育课程占比；不再将英语（或外语）设为高考必考的科目；禁止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非官方的各种外语考试。”
一石激起千层浪，全民因此再次爆发了一场关于“学习英语有用无用”的讨论和争议。
那到底我们从小学到大的英语有没有用?如果降低英语在考试中的权重，会不会加剧应试教育的竞争？什么样的英语教育改革才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最需要的呢？
本期，四位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和我们分享了他们对“英语学习”的深度思考。
本栏目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许进，他提出关于高考不再考英语并取消中小学英语主科地位的建议，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建议“取消英语主科地位”的政协委员许进先生，是著名教育家、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之孙、两弹元勋邓稼先之外甥。此建议，值得教育界认真对待。
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英语源自中国，坊间一时引为笑谈。更有甚者，他们还指出，天文、数学、美术、音乐、建筑等，全部源于中国，文明具有唯一性，其它诸文明皆是中国文明的次生文明。他们就是网络上饱受批评的“战狼学者”。
其实，质疑西方文明源于中国，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早在乾隆时期，清儒、数学家阮元在《畴人传》中指出，西方数学是由中国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传入欧洲。晚清学者朱谦之等人更认为，西方音乐、美术源于中国的宋元时期，80年代也有日本学者持此论。
这是两百年前就已发生过的事，这两百年，正是西方文明占据世界主导、绝对强势的两百年。
因此，教育界人士不应像普通网友一样，一笑了之，而应该深入了解，看看他们立论的依据究竟是什么，英语就是值得讨论的科目。
英语是西方的表音文字之一；
语音要形成文字需要条件，非洲一些民族没有文字，有语，无文；
语音文字要有两个条件：发音需要有共通性；字母书写需要统一。
但每个人的发音、手写都不一样，语言交流越频繁，变乱就越大。
中国人都知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人的口音千差万别，因此，真正标准的语音文字要形成，需要有两个文明的进步：一是标准印刷体规范字母的大量传播；二是有强大统一的政治权力，才能在不断地交流中保持字母的稳定。
也就是说，印刷术传入欧洲前，欧洲诸民族不可能存在任何标准的表音文字体系。当然，除了教会阶层掌握的拉丁文或希腊文，这些已经“作古”的语言。
伏尔泰18世纪末在《风俗论》里说：“500年前不管是在北欧，在德国，还是在我国，还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写字。”
当时的欧洲与非洲原始部落一样，只有地区性的方言土语。这样的方言，只能表达生物属性，比如视觉、听觉等感官经验，只能在一定区域内交流，很难进行任何抽象的讨论。它是属于下层民众的语言。
比如，我们翻欧洲的词典，除了来自拉丁希腊文的词语，几乎大部分英语自生词语都定型于15世纪以后，且意思迥异。比如apple，最开始只有“水果”的意思，然后逐渐才定型为“苹果”（实际是指基督教神话里的“禁果”）。再如“沃尔沃”，volvo的拉丁语发音是“滚动”的象声，仅有生物属性。和它相关的词语，比如革命revolution，进化evolution，乃至现在流行的内卷involution，都只是在最近几百年才发展出来的。
字形和语音之间，是强制规定的。那么，谁来规定的呢？
美国圣约翰大学教授布雷特·布拉克指出：“在印刷机与活字版被发明之前和在大量的便宜纸张被使用前，字母不可能出现，完全意义上的文字更不可能。”
随着印刷业的发展和宗教改革，为了“争夺人心”，一场关于语言规范的战争打响了。
比如通过翻译《圣经》，英语散文开始形成“一种清晰的文体风格”。“钦定本《圣经》的英文文字更富诗意，用词也更加准确到位。”同时，“英国议会开始利用印刷机复制各种会议文件”，使得“标准英语”逐渐形成。（参见《语言、印刷媒介与近代早期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2009年）
讽刺的是，可能很多人难以想象，正是集权国家在大量采用印刷术的情况下，这种语言文字才形成了。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所谓“民族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它的先决条件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同上）
17世纪，欧洲先贤一直有这样的认识，莱布尼茨认为汉语是唯一的“神性语言”，即“伊甸园语言”（自由交流的普遍语言）；而欧洲方言是支离破碎的“巴别塔语言”（被“上帝”打乱、彼此隔阂的土语）。
从培根提出“汉字是真正的字”之后，英语经历了百多年的变革，直到1775年，塞缪尔·约翰逊才编纂完成第一部正规的英语词典。约翰逊甚至承认，他是在“解码汉语”（decypher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塞缪尔·约翰逊，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和诗人，《英语大辞典》编撰者
毫无疑问，正是语言的统一，西方在近现代才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莎翁的戏剧、巴尔扎克小说仍是无法逾越的文学高峰。对西方现代文明，中国人应该尊重、并虚心学习。
但不幸的是，过去百年，许多中国学者，却有意无意掩藏了这段历史，反过来攻击汉语的落后，说它是封建专制的根源，甚至要废除。而字母文字成了唯一文明”“先进”的代表。
这其实早已背离了西方先贤创制文字的初衷：英语不再是传播文明的工具，而是维持文化霸权的殖民工具，建立起了新的蒙昧主义。
莱布尼兹研读《易经》后，与耶稣会传教士通信认为，汉语源自《易经》的八卦，是人类唯一的“神性语言”。
乾、坤、坎、离的卦形，即“天、地、水、火的字形。
卦形是文，延伸为字，是谓文字。换句话说，汉字是天道自然的显然。
中文汉字，有形有义，故得顾名思义。名者，概念也，子曰：是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语言，要以天地自然为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什么是“一”？即使在《辞源》里，对“一”的解释也是西化的。《说文解字》曰“一，太极也”。阴阳和谐的太极才是“一”的首要意义。
人的行为，不是来自天地自然的命令，言之不可行也，行为也乱套。所谓极端的西方“白左”思想就出现了，许多人认为人有六种性别，甚至家长给四五岁男孩做变性手术。
佛法有“四大”：空、性、相、名。空性是本质，相是现象，名是概念。“敛相为名，依名发性相”，这是佛教的命题。
因此，佛法认为，语言是世间法转变的枢纽。因此，中国的儒教称名教，《春秋》以道名分。
对语言的态度，佛教与儒教高度一致。今天的世界，现代白话文很多词汇来自日本人的翻译，为了尽快普及教育而实施简化字，名相就乱了，简单举例之：女为妙，乡无郎，亲不见。
玅改为妙，古人以玄为玅，为求道；今天以女为妙，从欲也。于是包二奶、艳照门都出现了。“亲无见，乡无郎”。忙碌的现代人与父母不常见面了，提倡“常回家看看”；乡字把郎去掉，中国的乡村果然没了年轻男子，都去城里打工了。
因此，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需要“正名”，名是语言中的生活，分是实际的生活。由正名，以正分，即由正语言中的生活，来完善我们实际的生活。
在建设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历史任务中，正名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那么，在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英语还将是最主流的人类交流语言吗？在佛法看来，这样的共同体，将会是怎样的败坏呢？
2021年/第21期∣2021/04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