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陈先/至味亳州 / 开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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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桐城人眼里的亳州

陈先

桐城文人与亳州

看到一则小故事，讲的是亳州一家三代的小确幸。儿子问爸爸，为什么喊爷爷叫大？爸爸反问，天大不大？儿子答，大；爸爸又问，地大不大？儿子答，大！爸爸再问，爷爷在我们家大不大？儿子答，当然大！

这或是对“大”的极好注解。同样称“大”的地方，桐城也是其中之一。这一寻常口语称谓，恰恰体现的是，无论亳州还是桐城人，质朴亲善的人伦情感，和对社会公序良俗的认知共鸣。亳州地处淮河以北，早在2000多年前，便盛行黄老之学。天大，地大，人大，正是古代“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传承赓续。

对亳州，心仪已久，恨不能往。亳州为安徽三大地域文化圈的核心区域之一，与地处江淮之间的桐城，及皖南徽州，共同成就了安徽文化的凝重与厚实。厚在历史悠久，沉淀与光大；重在博大与精深，涉足领域广，思想深邃精到。亳州尤甚。早在汉魏时代，亳州便地属畿内，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河南一衣带水，境内涡河连接黄淮，与时为商业启蒙的商丘一带中原商业文明，碰撞融合；反之，当汉魏儒学式微，崇尚道法自然的老庄思想，亦向中原核心地带传播渗透。

在文明的交替演进过程中，曹操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同被鲁迅与毛泽东翻案的一代雄才，集文韬武略于一身。曹操父子凭借政治上的优势和人格魅力，对当时的文坛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吸引了一批因社会动荡而流亡各地的文人志士，形成以曹操父子为首的的邺下文人集团，将“非音之正”的五言诗入主建安文坛，借古乐府写时事，掀起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将文学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如曹丕所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汉魏政权的建立，建安文学的领军人物，引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可感，可叹。

戊戌阳春，应朋友之邀，身临亳州，适逢桃花弄姿，芍药待放之际。逛古井酒文化博物园，看地下运兵道，对曹公当年的军事智慧，感受深切。俨然一座地下长城。能存续至今，足见其坚固耐久的程度。对比时下豆腐渣工程，地下运兵道的质量不言而喻。

不朽的远不止运兵道。建安风骨，魏晋风度均发源亳州。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均为地域亳州贡献了非凡的智慧。亳州一地，政治风云与思想绽放，交集媾和，金戈铁马与慷慨悲歌，高频共振。一方面激扬文字，狂狷放达，不事权贵；一方面指点江山，同室操戈，机关算尽。历史赋予亳州纷纭复杂的时势万象，并催生出缤纷灿烂的地域文化。

道光元年（1821），桐城文人刘开前往亳州。他是受邀编修亳州县志。此时的刘开，早已文誉天下，其诗文传诵于京师公卿与乡儒时贤之间。但命运乖蹇，满腹经纶的刘开，屡试不第，又不擅趋炎附势，以至家道贫寒，无以养亲。刘开生平最大愿望，便是有朝一日，能在龙眠山水林壑之间，筑茅庐一间，侍奉母亲颐养天年。自己又能依山傍水手捧书卷，朝夕讽咏，不离慈母妻孥左右，可谓一举数得，人生至乐。因此，当亳州有聘，刘开欣然北上。此行既可施展生平抱负，修乘撰史，也可以挣得些许菽水之资，以结心中宿愿。期间，他住在一家佛寺里，粗茶淡饭。不料，道光四年，突然患病，抱憾而逝。此间，他曾写下《偕陈晚香、任砚香至城东观芍药》一诗：

“小黄城外芍药花，五里十里生烟霞。花前花后皆人家，家家种花如桑麻……”

在诗里，他一咏三叹，对亳州芍药之美赞赏有加。刘开辞世，葬于城东郊芍花丛中。木棺土冢，冢前有碑，题曰：“桐城刘开之墓”。诗人永伴花香。

时隔四年，即道光八年，桐城文人方东树，前往亳州主讲柳湖书院。柳湖书院，是亳州的州级书院，清雍正六年（1728）亳州人刘恩沛捐建。因“城中积潦俱汇于斯，春夏之交，水面宽可数百余弓，居民竞呼为湖矣！水势潆洄，柳荫掩映”，故称“柳湖书院”。乾隆初年，“知州华度，延师主讲，亲加训课，一时从游甚众”。此后，书院学舍、学田不断增加，“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捐钱捐地捐房以助膏火者，甚众；而尤以道光元年，王庆泽之子王家椿，修整最备，堂舍斋厢，较前增扩十分之四”。

方东树主持柳湖书院时，正值书院百年。他到柳湖书院，应与亳州士绅何天衢有关。何天衢，号缓斋，字在山，以廪生钦赐举人。任广东廉州知府，任上“清积案、劝农桑、葺学宫、立社学、置学田、修养济院”，“善政不可枚举”。此时的方东树，正主持廉州海门书院，常与何天衢随游。方东树在廉州所作《新建廉州湖廉社学记》、《新建珠场社学记》、《永安城重修大士阁记》、《费公祠记》、《重刻白鹿洞书院学规序》，均系何天衢嘱托之作。可见二人过从甚密。道光五年（1825），何天衢“捐存柳湖书院育才堂经史子集二百种，以资后学诵习，又捐钱二百五十千文存典生息，每年息钱三千文作为书院管书晒书之费”，足见其对家乡书院教育的支持。

方东树在亳州柳湖书院仅一年时间。这一年，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乡试，此后，他潜心教育事业，以育人为己任。他对生徒悉心教学，在《亳州题许生诗卷》中曰：“大雅嗟难作，吾衰感未平。彼都多令望，之子负时名。地有临涡胜，门高月旦评。奇才谁可拔，英物我方惊。少日新诗满，他年宿德成。因悲杜陵叟，青眼望人情。”

方东树对学生许生即许长昭的期待和激励跃然纸上。离开柳湖书院后，约两年时间，方东树奔波于桐城、安庆和宣城等地。同时撰写了《未能录》。书分谨独、卫生、修内、慎动、敬事、烛几、尽伦、执义、安命、积德十部分。方东树在序中说：“以上十义，昔贤名理名言，至精且详，不可胜举。今日惟在自家切身检点实践而已，不作言铨也。”

刘开与方东树同为姚鼐的得意门生。此前，姚鼐与亳州早有过笔墨之缘，他曾在为陈三辰写的《墓志铭并序》中记述，陈三辰在担任亳州知州期间，遇到大饥荒，“上官令亳州设两粥厂以赈。”他认为“一州两厂，何足赡饥者？”便不顾“上官令”，而从实际需要出发，自作主张增加救济。“人谓如此，终必以亏库银获罪矣。”面对质疑之声，他的回答掷地有声：“活民而得罪，吾所甘也！”陈三辰深明大义为民献身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这一点，恰与桐城历代官宦仕人，在人格取向上，有着某种神秘的精神契合。

文人与酒味亳州

魏晋时代的亳州，不仅文人扎堆，更重要的是，在士人阶层饮酒成风。面对魏晋玄学的风靡一时，及纵酒放歌的大行其道，作为一国之君的曹操，虽下过禁酒令，但私下却以身试法，“对酒当歌”，向汉献帝郑重面呈“九酝春酒”。历史证明，酒非但禁不了，反而衍变为一种文人风尚。

当时的亳州盛产高粱酒、明流酒、小药酒、双酸酒、福珍酒、三白酒、老酒、竹叶青、佛手露等等。而时为减店古井镇生产的减酒，以其色、香、味俱佳，一直是待客的上品，民间至今还流传“涡河鳜鱼黄河鲤，减酒胡芹宴嘉宾”的说法。减酒，即为古井贡酒的前身。而“九酝酒法”，便是曹操对家乡造酒技术的总结。古井镇，作为为减酒的发源地，可谓浓缩了中国酒文化的发展史。漫步古井，满城酒香飘逸，沿街商铺几乎清一色的酒肆酒坊，房子虽很低矮，但不失古朴雅致。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魏井、宋井、明清窖池群和古井贡酒酿造遗址等，是她们，默默记录着酒乡的千年遗韵。

想当年，曹操青梅煮酒，纵论英雄，展现的是他运筹帷幄，笑傲天下的雄心壮志。把酒临江，横槊赋诗，展露的是他横扫东吴，志在必得的英雄气慨。建安文学代表人物曹植，诗文才名不亚其父曹操，常常酒后“出言为论，落笔成文。”他的《七步诗》更是妇孺皆知。以致于南朝文学家谢灵运称他“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可惜，这位才华横溢的贵族王子，却因嗜酒贪杯，不拘小节而自毁前程。

竹林七贤中的刘伶，饮酒的名气最大，其醉态也最滑稽可爱。《世说新语.任诞》中记：“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他曾对妻子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放任如此，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求酒于其妻，其妻以“非养身之道”拒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妻信以为真，供酒肉于神前，岂料刘伶一番巧言后，遂饮酒啖肉，酣然大醉。其放荡不羁之性情，当为七贤之首。刘伶尚未“病酒”之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但他“虽陶兀昏放，而机应不差，未尝昔意文翰，惟著《酒德颂》一篇。”酒文双绝，虽溺酒而文思不失，纵著孤篇一章，亦能流传千古。

阮籍也是酒中名士，终日醉梦沉沉，“唯饮是务”。在与族人聚饮时，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瓮盛酒狂饮。竹林七贤中，文学成就最高者，首推阮籍与嵇康。阮籍，史称“嗜酒能啸，善弹琴。”司马昭当政之时，“闻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阮籍“本有济世之志”，后却“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正始时期，司马氏故技重施，威逼曹氏退位。并以名教之名对曹氏集团大肆杀戮。阮籍为全其身，以文章与酒为伴，放浪形骸，以避祸患。后“文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阮籍每次醉后便独自驾车，从不择路，等到山崖尽处，便长声痛哭，狂呼：“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一声喊，喊的是世事悲凉，也喊出了时运不济的一腔苦闷。阮籍邻家少妇有些美色，他便经常与王戎前去买酒痛饮，醉后便睡在少妇身边。还有一次，听说有一颇具才色之女，未嫁而死，阮籍虽不识女子父兄，竟跑到灵前大哭，尽哀而还。他的母亲去世之后，稽康的哥哥稽喜前来致哀，稽喜是司马朝中为官的礼法之士，他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给了稽喜一个大白眼；后来稽康带着酒、夹着琴来，他便大喜，立马由白眼转为青眼。

七贤中人，皆能文好酒。山涛喝酒八斗方醉，王戎“饮酒食肉，不拘礼制。”阮咸“虽处世不交人事，惟共亲和弦歌酣宴而已。”正始文人多以曲折为文发泄愤懑。唯嵇康不然。他“轻肆直言，刚肠嫉恶，遇事便发”，“非汤武而薄周礼”。后终为司马氏所害。嵇康入狱后，与此前对酒的态度判若两人，他在家诫中说：“见醉醺醺便止，慎不当至困醉不能自裁也。”嵇康之醉，“傀俄若玉山之将崩”。足见他双重人格下的内心之痛。临刑时，太学生三千为之请命，嵇康饮罢“饯行酒”，索琴以奏《广陵散》，从容就刑。自此，广陵散遂成绝响。

竹林七贤生逢乱世，活动区域多在南亳和北亳之间。他们是老庄思想的践行者，“越名教而任自然”，不拘礼法，崇尚个性自由。但他们或生于官宦世家，或与官场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很难做到真正远离权力旋涡。于是借酒抒怀，寄情山水文字，清谈风雨音律，是他们的不二之选。他们常聚云台山上，“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慌然而醒”，过着荒诞不经的醉酒生涯，并形成了一种默契。有次酒会，嵇康、阮籍、山涛、刘伶等已在林中酣饮，王戎迟到，阮籍心下不快，说：“俗物一来，败人酒兴。”王戎答：“卿辈意亦复可败邪。”言下之意，拒人于千里之外不更败兴？

有关醉酒之趣，竹林七贤所尊奉的庄子，在《达生篇》中有记：“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乘亦不知也，坠亦不知也。死生惊畏，不入乎胸中，是故逆物而不慑。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而况得全于天乎。”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醉酒可谓形神相亲，物我两冥。《红楼梦》记，湘云醉酒归来，倒在路边石凳上，不久就“香梦沉酣”了。“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上，也半没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闹嚷嚷地围着她。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瓣枕着。”众人来扶时，她仍唧唧嘟嘟地说着酒令：“泉香而酒冽，玉碗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却为宜会亲友。”美人之醉态，其景其趣活脱可见。《红楼梦》里多处写到醉酒。如“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中，把镜子里的自己当成亲家母，而后“带了七八分醉又走了，不承望身不由己，前仰后合，朦胧着两眼，一歪身就睡熟在（宝玉）床上。”而“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则是怡红院快乐生活巅峰的真实写照，而这一切，都是在饮酒和醉酒中实现的。

依我看，醉酒的最佳状态是半醉半醒。“太醉近昏，太醒近敬，非醉非醒，心中浩浩”。这才是酒中三味。李太白月下独酌，手舞足蹈，引吭高歌，这无疑是醉后狂态。辛弃疾更绝：“昨夜酒醉归来，笑问松曰：我醉如何？疑是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唐伯虎“酒醒常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

饮酒微醉，正是精神力量爆棚之时。有了醉意，周身潇洒飘逸，灵感恣肆。唐代焦遂，平时口吃，酒后却口若悬河，声若洪钟；三国时文人郑泉，临死时嘱咐家人，将他葬在陶器作坊旁，以期百年之后，化作泥土，匠人们用他做成酒壶盛酒，以慰平生心愿；书圣王羲之《兰亭序》，可谓与友人欢饮时的神来之作；孔融，“尧不千钟，无以建太平；孔非百觚，无以堪上圣”，“高祖非醉斩白蛇，无以畅其灵；景帝非醉幸唐姬，无以开中兴”，对酒的偏爱犹如稚童。

酒有别肠，唯文者近。纵观中国文学史，魏晋以降，文人与酒似乎从来都是相伴相生。陶渊明“一觞虽独进，杯进壶自倾”；李白“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白居易“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陆游“少年欺酒剩狂颠，摘宿缘云欲上天”；而曹雪芹却是“举家食粥”仍不忘“酒常赊”。

文以酒名，酒以人贵。以酒相佐，便能神游八垓，文思泉涌，妙笔生花。要么纵饮狂歌，放荡不羁；要么浅酌低吟，儒雅风趣。“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酒给了文人快乐，灵感与寄托。而文人赋酒于生命，赋酒于文化。某种程度上说，酒成就了文人，文人也放大了酒的价值。

养生与食味亳州

魏晋时代，竹林七贤饮酒，正始年间的名士服药。饮酒与服药，在士人阶层渐渐传习为一种风尚。竹林七贤不单喝酒，嵇康也兼服药。服散的风气，发源于何晏，并延续到隋唐。

魏晋时期的亳州，栽培芍药已闻名遐迩。据载：“芍药著于三代之际，风雅所流咏也，今人贵牡丹而贱芍药，不知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因此有“四月余容赛牡丹”之说。亳州，自商汤建都至今，已有3700年的文明史。因名医华佗的影响，自东汉以来便有中药材种植、炮制、经营的悠长历史。至明清，亳州已是全国四大药都之一。清末，亳州栽培白芍达到极盛，并成为全国闻名的白芍集散地。药商云集，药栈林立，药号巨头多不胜数，经销中药材达两千多种。中国《药典》上冠以“亳”字的就有亳芍、亳菊、亳桑皮、亳花粉四种。如今，亳州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药材集散地及价格形成中心。

华佗，“晓养性之术，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在医药学术上兼通各科，尤以外科最负盛名，后被尊为“外科学鼻祖”，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后汉书·华佗传》记载，“精于方药，处剂不过数种，心识分铢，不假称量，针灸不过数处，若疾发结于内，针灸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无所觉，因刳破腹背，抽割聚积，若在肠胃，则断截湔洗，除去疾秽，既而缝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创愈，一月之间皆平复。”

可见华佗的医术之神。其中，记述诊疗案例涉及内、外、妇、产、儿、五官、针灸等科数十则。他因病制宜，对症下药，采用针对性疗法。他运用外科手术，治愈了肠痈、脾半腐。当华佗成功应用麻沸散麻醉病人进行腹部手术时，国外的外科麻醉术尚处摸索阶段。在其它各科疾病的防治方面，华佗善辩证施治，他用刺血疗法治愈了头晕目眩、视物不清的病症患者。华佗还善用心理疗法。有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断定，经一次大怒之后，太守的病自会痊愈。于是，他收人财物，却故意不给太守把脉问诊，不久又弃之而去，并留下书信大骂一通。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几升黑血，病很快完好。

年轻时，华佗曾到徐州一带访师求学，“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沛相陈圭推荐他为孝廉，太尉黄琬请他去做官，他一一谢绝，专志医药学和养生保健术。他行医四方，足遍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等省。曹操常犯头风眩晕病，经华佗针刺治疗而痊愈。因医术精湛，曹操征召他到许昌作侍医。但华佗假托妻子有病，以回家取方药为由，一去不返。曹操多次写信催促，又令当地郡县将他遣还，始终无果。直至派人偷察，才知华佗不愿为侍医，遂将华佗逮入狱中。有人向曹操请求宽恕华佗，曹操不听，竟杀了华佗。华佗生前著有医书，临死前拿出一卷交给狱吏，狱吏不敢接受，华佗遂将书焚毁。历代借华佗之名的医书难记其数，旧署华佗所著的《中藏经》中，相传载有华佗的学术经验与方术及药剂。

相较于华佗的辩证施治，桐城百科全书式大学者方以智，则注重从哲学的角度揭示医学研究的方法和医学发展的途径。“末行医”而“穷其理”，深明不同学科之间互通互补的重要性。他以“质测即藏通几”而“通几护质测之穷”原则，把探穷中医而获得的“执常御变”、“相反相因”、“中道为责”等医学辩证法思想，结合到中医研究和发展的方法论问题上，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他的医学理论的著述有：《通雅》、《物理小识》中所含数篇医学专论，以及《医学》、《医学会通》、《内经经络》、《医集引》、《医方大略》、《医丹》、《脉参》、《药集》等。

方以智致力于研究西医特别是生理学、解剖学的成果，并把它结合到中医理论中来，提出了“《内经》之未发”的见解，力图开创一条中医发展的新途径。可以说，方以智是我国中西汇通思想的最早倡导者之一。西方传教土汤若望的《主制群征》一书中，介绍了西医解剖学方面的成果，充斤着天主教义。方以智对此不以为然。他从“火一气一元论”出发，认为人体万物皆秉乘自然之气，“形者，精气之所为也”。而对于《主制群征》中介绍的生理、解剖知识，如关于心脏“引血周身以存原热”、肝脏“通百脉，启百窍”等人体内脏、骨能、肌肉的结构、功能、血液循环等，方以智并没有因为这一中西医理论的不同，就视外来者为异端邪说，而是认真地加以推敲：“讳则心复，心复则图。反以此推之，差有其故。《太素脉法》亦以请浊完人灵蠢，而责贱兼以骨应之人。”人洗过头，心里就会恢复清爽的感受，心里清爽了，就会想出主意来。在方以智看来，洗头前后的变化，问题出在“头”上。他把这一想法与相传是唐代医典的《太素脉法》中，关于头脑有时清爽有时懵懂的说法结合起来，作出“人之智愚系脑之洁浊”之论断。

华佗不仅精通医术，对养生和预防保健，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也独树一帜。他对弟子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他总结并创造“五禽之戏”，仿鹿、熊、虎、猿、鸟的动作，时常操练，可强身除病。身体若有不适，做一禽之戏，汗出，即感轻松。华佗还重视节欲保健，他创制出一种抗衰老，久服可利五脏、轻身、乌发的药物。弟子李当之得华佗真传，著有《李当之药录》；吴普常练五禽戏，年高九十多仍耳聪目明，牙齿完坚，著作有《吴普本草》6卷；樊阿，彭城人，擅长针灸，善深刺要穴，他遵循华佗教授的养生法，享寿百余岁。

亳州谯城区号称“中国长寿之乡”，且位居十大幸福省份中排名之首。谯城人何以长寿？这或归功于“养生”二字。“药食同源”是中医提倡的重要养生理论，亳州民间以食物疗法为基础的药膳、药茶、药粥、药引等层出不穷。做菜炖汤时放几味中药材、用中药材泡茶、泡酒，更是家常便饭。

如果追溯亳州的饮食文化传统，应该始于定都于亳的商汤。辅佐商汤的伊尹不仅是位治国能臣，也是技艺高超的厨师。当今很多地方仍把他作为厨师的祖师爷来供奉膜拜。老子有言“治大国如烹小鲜”，这个与饮食有关的比喻，或从侧面印证了饮食文化对亳州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据考证，“亳”字下面的“乇”指的是农作物小麦。

亳州人对土生土长的绿色食物情有独钟，“饮食清淡，结构合理，营养平衡”的饮食生活习惯由来已久。在营养学家眼里，“粗茶淡饭”并非多数人所指的粗粮和素食，正确的理解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注意粮豆混食、米面混食，并辅以多种动物性食品，注意平衡膳食，食物多样化。这在亳州人的餐桌上尤为明显。简单自然，随性而为，去除繁文缛节和复杂工序。饮食的过程，就是身体与自然交融对话的过程。亳州地处中原，土壤肥沃，水质优良。境内河流纵横，地下优质的弱碱性矿泉水，可对冲酸性体质的种种危害。

亳州不仅是华佗养生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道源圣地。谯城自古有“仙乡”美誉，老子、陈抟等人“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与世无争”的思想，对后世人格修持和境界养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以老子《养生秘字谱》和以华佗五禽戏为代表的养生术，至今仍在亳州民间广为流传；亳州是全国著名的“白酒之乡”，有名列中国八大名酒的古井贡。此外，魏武帝曹操的诗酒人生与养生理念，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效而仿之，百岁老人常年适量饮酒的不在少数。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适量饮酒既是一种生活情趣，也有益身心健康。古时医字从酉，酉即酒，可见酒与药的关系密切。中医认为，酒本身就是药，也可以治病。具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怯寒气，行药势等功效。因此，《汉书.食贺志》中说：“酒有百药之长”。《本草纲目》中记载：“酒，天之美酿也……少饮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消愁遣兴。”

气节与趣味亳州

长寿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状况与文明生活方式综合作用的结果。作为中华武术之乡，如果说，练“五禽戏”是为了养生，那么，亳州民间踩高跷、打腰鼓、玩魔术杂技、打太极拳、舞刀耍剑之类的文体活动，以及二夹弦、梆剧等地方戏曲表演，则将目的指向了闲情逸致的生活趣味。

花戏楼佐证了这一切。花戏楼，原名歌台，是一座演戏的舞台，是祭祀山西名人关羽的庙祠，也是明清时山西、陕西的药商，在亳州经营药材的联络之地，因此称“山陕会馆”，“大关帝庙”。之所以称为花戏楼，是因院中花戏楼色彩绚丽，美轮美奂。旧时亳州俗语云：“苏州卖得好头油，亳州看得花戏楼。”花戏楼在建筑布局、整体设计及装饰艺术上，堪称中国古代建筑的杰作。看似不经意的砖雕作品拼合，实则为设计者的匠心独运。在有限的空间内，力求彰显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一座戏台，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三国。木雕《三气周瑜》，《孟德献刀》，《许褚大战马超》，《空城计》，《张飞夜战马超》等等，均为三国戏文。

看戏是一种追求精神闲适与文化体验的生活态度，可谓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这正契合了庄子的思想，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恃的精神自由。可见，从正始年间开始，老庄思想对亳州的影响无处不在。

汉末魏初，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曹操投身平暴除乱、安时济世的时代洪流中，为开创崭新时代高歌猛进。他的乐府诗如《对酒》、《短歌行》、《观沧海》等，表现了他“志在千里”包容天下的情怀。其子曹丕、曹植有“济世拯物”的愿望，和“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宏大志向，他们的诗作《白马篇》、《名都篇》、《黎阳作》等，都表现出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卓尔不群的胸怀与抱负。

北魏太武帝年间，花木兰自觉担当，毅然替父从军，多次参与出击大漠兵伐柔然的战争，且表现神勇。遗憾的是，竟无人发现她是女子。至于花木兰出生年代，桐城先贤姚莹在《康輶纪行》中记载，为北魏孝文帝至宣武帝时期。战争结束后，朝廷欲授予花木兰尚书郎，被她婉言拒绝。

嵇康也很有政治抱负，但他生不逢时，适逢魏晋易代之际。他排斥“六经”，唯好老庄，试图在老庄之学中寻求精神寄托。嵇康以他的诗文和人格修为，较好地诠释了这个时期亳州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文化品格。鲁迅先生说，他的骨头最硬，是中国人的脊梁。

士人们面对王朝易主、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与民族情感失落，在多重冲击下，他们失去了正常的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很多人开始用消极的方式，固守民族和文化信仰，他们或行为诡异，用狂妄之举掩饰内心的失落和痛楚，或隐逸山林，不入城，不问事。竹林七贤选择了栖身云台山，而桐城智者方以智选择了避身禅门。

时为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融合东西学术，建立起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立身佛门，心怀儒术，致力改造和利用道家之学。这是复杂的矛盾心态。“函雅故，通古今”，他批判地吸取西学，建立了以名物训诂学、数学、物理学和哲学相结合的质测通几之学；“聚古今之薪”炮制于一炉，将儒、释、道三家学术会归于《易》。

他一生著述等身，与《庄子》结下不解之缘。早期的《七解》有庄学理想，中期的《易馀》是一种退藏哲学，晚期的《东西均》是会通儒释道“三教”的新庄学，而《药地炮庄》是对明遗民庄学的集大成。方以智的一生，与其称为“儒家”或“道家”，不如称之为“庄”家。

《药地炮庄》为方以智晚年代表作。药地，其号也；炮，炮制之义。医家制药，常对药材加热烘炒，以便去除毒性、增强功效。用同样的方法施诸《庄子》一书，便成了所谓的“炮庄”。换句话说，“炮庄”实际上是一种发《庄子》之毒、变济世良方之举。古来，好《庄》者常表其是，骂《庄》者恒斥其非。把表者、斥者共置一鼎，《庄》书的是非得失，如置于显微镜下，得到无所遁形的放大。

方以智的“逃禅”行为并非偶然，而是在社会剧变下的必然选择。在生死之间，方以智的态度反映了遗民的普遍矛盾心理，在国亡君死之时，臣子们理应以杀身成仁，诠释一个儒者的忠贞和仁义。在“残山剩水”中，方以智以“逃禅”坚守着对亡明的忠贞，刻意保持与现实世界的距离，但儒者本色使他秉持着中国传统士人的胸怀和理想。这种看似矛盾的生活方式，正体现方以智在动荡中对儒学价值观的坚持。

逃禅与隐逸，形式与价值取向虽有不同，但本质上却都为摆脱政治束缚，从心所向，看似消极，实则是换一种方式积极作为。被《宋史》列入“隐逸”列传的亳州人陈抟，一生颇富戏剧和神秘色彩。据说，他曾“服气辟谷二十余年”“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能“逆知人意”、“预卜死期”。

后唐长兴年间，陈抟满怀抱负，到都城洛阳参加科举考试。然而，由于时局动荡，王室内部危机四起，宫中卫兵击杀李从荣，明宗受惊而死。此间，他的亲人也相继离世。陈抟求取功名的希望就此熄灭。《宋史》载“遂不求禄仕，以山水为乐”。自此，他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离开繁华闹市，徜徉山水，问道求仙。随后，陈抟遇到孙君仿、獐皮处士两位“高尚之人”，“相与谈《易》与老庄，直七日夜不辍”。两位高人指点陈抟到武当山九室岩隐居，遂前往，“服气辟谷，以恬默自处。”

《邵氏闻见录》载，后晋天福十二年（947），陈抟同麻衣道者隐居华山云台观，常游历于华山、武当山之间。陈抟得道后，或云游四海，或隐居名山，足迹遍布武当、华山、峨眉、蓬莱等名山大川。他的师友大多是隐士，各怀绝技，神秘莫测，且匿迹潜修，密相往来。陈抟到华山后，与其交游的师友有孙君仿、獐皮处士、李琪(奇)、钟离权、吕洞宾、苏澄隐、丁少微、毛女、麻衣道者、李八百、白鹿先生、谭峭等。

陈抟身怀经邦济世之才，有“明皇帝王伯之术”。身处五代乱世，对政治风云变幻仍保持着密切关注，每遇改朝换代，多颦眉数日。《水浒传》、《喻世明言》、《宋史·陈抟传》等均记载了他与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之间的故事。周世宗，姓柴，名荣，木头茂盛，正合姓名，又有“长久”二字，以为是佳兆，却不知赵太祖代周为帝，国号宋，“木”添“盖”成了一个“宋”字。宋朝可享国长久。这些，陈抟已事先预知。世宗欲将极品的爵位授给陈抟，陈抟不愿接受，坚决请求回山。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开国后第一个中央集权措施，据说是陈抟的建议。《画慢录》记载：“太祖深鉴唐末、五代藩镇跋扈，即位尽收诸镇之兵，列之徽甸，节镇唯置州事，以时更代，至今百四十年，四方无吠之警，可谓不世之功矣。或云，陈希夷之策。”可见陈抟超凡的洞察能力与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宋太宗也想陈抟入朝做官，他执意归隐山林。太宗恳求治国之方，陈传亲笔写下“远近轻重”四个大字。太宗不甚明了，陈抟解释说：“远者远招贤士，近者近去任臣，轻者轻赋万民，重者重赏三军。”这是陈抟对治理天下经验的高度概括。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陈抟对理学的奠基人周敦颐影响直接，对理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开源之功。他“易理包天地，象数冠古今”，为人申之龙，稀世奇人，宋太宗称之为方外之士。在中国道教史上，陈抟被列入高道一类，被奉为继老子、张陵以后的道教至尊，陈抟老祖。史上获此称誉者，除李老君、纯阳老祖吕洞宾外寥寥无几。

早在汉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的谋士张良，便精通黄老之道。曾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并疏通项羽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后又以超人智谋，协助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夺得天下，帮助吕后扶持刘盈登上太子之位，被封为留侯。刘邦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但他不留恋权位，相传，在其师黄石公居住的通城县张师山相距约50公里处，寻得风景宜人的黄袍山，隐居下来，并修建了“良山道观”，在道观不远处创办”伐桂书院”，以授当地孩子文字。

回溯春秋战国时期，庄周曾做过短期的宋国地方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期人，以庄子之学，求取财富高位如探囊取物，然庄周无意仕进。庄子学问渊博，游历过很多国家，对当时的各学派深有研究，并进行过分析批判。楚威王得知他才名，派使者携带厚礼，请他去做相国。庄子笑着对使者说，我宁愿象乌龟一样在泥塘中自寻快乐，也不受一国之君的约束，我一辈子不做官，让我永远自由快乐。

庄子不应楚威王之聘，他崇尚个体的生命自由，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辞官隐居，潜心研究道学，继承和发展了老聃的思想。庄子恪守的是孤高不屈的生命气节和超拔脱俗的精神趣味。也正是从庄周时代开始，地域亳州的文化脉络中，刻下了鲜明的老庄精神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