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都汉.循吏《王稚子阙》
《新都志》中曰： “双石阙即王稚子墓前石阙也，后有宋阳安刘泾记，云，西汉循吏称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学官(石室今已不存在)。东汉循吏称王稚子，葬于郪县，即今之新都，其石阙在道旁，然石室依古，礼殿得不废灭，而石阙独暴露骨立，可怜历两汉千二百余年间。二人为古今吏师，而遗迹亭亭，势参峨眉，气凛雪山。盖官学者，所当臣于下风，以幸教髣髴，而至有未及者，其不韪如此。予访古石类，得秦石犀、石笋，汉石室、石柱、石阙，凡物五。若犀笋与柱，无甚损益事，而石阙苟不朽，则实二人之甘棠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说，因请大尹莆阳蔡公，为稚子作屋，书榜以昭昏昏。按阙面有隶字三十一，法度劲古，过于钟梁，阙上下有衣冠鸟兽等像，仅可辨，气韵精简，过于顾陆，并以告来者。王士祯《蜀道驿程记》云，王稚子阙，下方上锐，垒石，如累石，其巅如盖覆之，望之如卒堵波状，垒石凡五层，二层刻人物之形，三层像虎海马，五层狮子也，又记后人题字(其名略)。《金石录》云，按《后汉书·循吏传》，王涣字稚子，尝为温令，而石刻为河内令者，盖史之误。涣以元兴元年卒，然则阙盖和帝时所立也。朱竹坨云，汉书河内郡有温县，无河内县，所谓河内县令者谓河内郡之县令也，史未尝误。方纲按，洪氏《隶续》已云，谓河内之县令，尔即温也。碑中縣字反‘系’作‘縣’，今以所见旧拓本验之信然。王稚子阙，洪氏《隶续》所录凡三，见其第五卷第十三卷，皆各为之图，一图其阙式，一图其画像也。又其第二卷，别出雒阳稚子一题云，右‘先置雒阳稚子’六字，其大小与王稚子阙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规矩之外，亦刻于稚子阙上，但残阙不具，无先后之序。愚按此六字即其额也，不应别出一题，其置字盖即灵字之讹耳。又新城王文简《秦蜀驿程后记》，详录阙上题记之文。按文简此记作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丙子，在黄子羽为新都令倩工拓碑后之五十三年，而其时不但双阙俱存，且阙上所刻人物像虎‘海马’狮子之形，及逐层后人题记之字皆无恙，则黄子羽作令时，其完好更可知矣。然此拓本漫漶甚，盖出于工人之卤莽。若‘州’字中直之歧出， ‘河’字下点令字，上半皆属描失，且其上数层之文，皆置之不拓，诚可憾也。然洪氏所得拓本，又在黄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讹灵为置，则其剥勒已久，又可知也。前年门人陈和轩观察，入蜀以拓本见寄，则仅存雒阳令一阙及阙后阴之二半行耳。然其拓法，转胜于此本，是以叹善本之难得!而此册双阙俱存，尤可贵也。予既重感秋盫所获之不偶，因为遍考前人录之文，临写于后。翁方纲跋，小蓬莱金石文字，崇祯十三年(1640年)太仓黄翼圣，知四川之新都县，以拓本见寄。余按《隶续》以二阙字属之，至十七年(1644年)解县事归，出此为赠。云阙已横卧榛莽中各失其下半截矣。后四川兵戈云扰，人烟断绝，正不知二阙尚存否也。洪赵所藏二阙俱有全文，故知其名涣。欧阳所藏止刺史一阙，而又失去王君下二字，遂不知为何人。止据雒字，去水加隹，为光武以后字，定为后汉人耳。苟非洪赵两君子．则今之见二阙者，何从知其为稚子哉。丁酉正月顾苓记又云，汉王稚子石阙，载洪赵二录甚详。崇祯庚辰，余之官新都，即古邦县，道旁二阙俨然在焉。癸未余量移彰南，命工拓数本以归。中间残阙共十一字，据葛君常云，吴中藏本皆同。其漫漶自何年，已不可考矣。岁次屠维大渊献，如月望日摄六老人识。”
《金石图》中日：“阙在新都县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高一丈五尺，阔三尺，厚二尺五寸，字径三寸五分，东向。按王君阙有二，其一云，汉故先灵侍御史河内县令王君稚子阙，雍正九年没于沟水， 《两汉金石记》、新城王文简《秦蜀驿程后记》所录。西阙正面日汉故先灵侍御史河内县令王，隶书，其阴日，西汉循吏云云，行楷直下书。又云，石阙阙字中画已失之矣，然此阴以今拓本验之，乃是雒阳令一阙之阴，非河内县一阙之阴也。文简盖偶误记耳。又云拓本楷书二半行，乃王稚子阙之阴残字也。”
所谓雍正九年(1731年)没于沟水之右阙，后来也没有看到哪本书上说有所发掘，可能仍存于沟底。而其场所，一定会在现阙的附近。我们热切希望后来好古者，无论如何也要作一试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