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的敌人不是火焰，而是遗忘

哈佛大学教授马丁·普克纳带我们踏上一场文学朝圣之旅，游历希腊、中国、土耳其与印度的文学狂欢节，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交流，与当地居民对话，书中世界与现实世界一再重合，让我们看到——文学，它至今依然生机勃勃地与文明相互作用着。

提供了过去的入口

马丁·普克纳在《文字的力量：文学如何塑造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以下简称《文字的力量》）中写道：“正是在讲故事和文字书写的交汇处，诞生了文学。”这句话与《汉书·艺文志》中“凡著于竹帛者为文章”一语遥相呼应，都强调了文学的产生离不开书写。而文学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塑造历史，却又离不开媒介的作用。自诞生那一刻起，文学与媒介就密不可分。没有媒介的发展与进步，今天的文学和世界是无法想象的。

《文字的力量》所讲述的不仅是文学的世界——普克纳对伟大文本的朝圣之旅，更是世界的文学——文学与人类历史互相渗透、彼此成就的不朽传奇，而所有这些故事都围绕着一个轴心——媒介。

根据书写、媒介与历史的关系，作者把文字的故事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由掌握着早期文字系统的抄写员群体所主宰，代表文本是《吉尔伽美什史诗》《希伯来圣经》和荷马史诗等。在《希伯来圣经》的创世神话中，上帝用语言创造了世界，而不是像其他创世神话中的造物主那样辛辛苦苦用双手来抟塑万物。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希伯来创世故事是由远离体力劳动的抄写员阶层想象出来的。《荷马史诗》是亚历山大大帝的枕边书，其世界观深受阿喀琉斯、赫克托尔、奥德修斯等英雄们的影响，并通过战争付诸行动。他的征服开启了希腊化进程。从希腊到埃及，从马其顿到印度，希腊语成为世界语。印度阿育王统治时，下令碑文全用希腊语刻制。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建造了亚历山大港和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图书馆，汇集所有能获取的知识。荷马史诗作为最重要的文献被抄写、编辑、评注、传播，成为世界文学的先驱。后来，《希伯来圣经》（以及后来的《新约》和《古兰经》等）升级成“神圣文本”，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也滋生了根深蒂固的“文本原教旨主义”传统。文本原教旨主义依赖两个相互矛盾的观念：其一“文本是固定不变的”，其二“文本是需要被解读的”。二者之间的冲突对于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由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等“教师”开启，他们的思想被追随者们发展成“教师文学”，如《金刚经》《论语》、柏拉图对话录、基督教福音书等。这一阶段大致对应着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伟大的教师们表现出“述而不作”的倾向。究其缘由，在本书第四章《向佛陀、孔子、苏格拉底和耶稣学习》中，普克纳引述了柏拉图《斐德若篇》记载的苏格拉底转述的关于文字起源的传说：一位神将文字带给埃及国王，称它是改善记忆的良药，并能通往知识和智慧。国王拒绝了，理由是文字使人产生依赖和遗忘，它不是记忆的药，而是提示的药；是智慧的幌子，而非真理。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从这则寓言中抓住了西方哲学的症结——语音中心主义的在场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教师苏格拉底借这则寓言把当下的言说尊为在场——逻各斯的直接呈现，而文字只是呈现的呈现、能指的能指（如同柏拉图所谓“影子的影子”），所以就等而下之了。

“之所以说文字意味着遗忘，是因为文字是一种中介，使逻各斯离开了自身。没有文字，逻各斯自然停留于自身之内。在逻各斯中，文字掩盖着意义向心灵的呈现，这种呈现具有自然性、原始性和直接性。”（《论文字学》）从苏格拉底到索绪尔，西方哲学之所以推崇语音语言，贬斥文字（即便反过来也是一样），还是犯了形而上学的老毛病。德里达的对策是以“延异”与“播撒”的游戏对其进行解构。“延异是差异和差异之踪迹的系统游戏，也是间隔的系统游戏。”（《多重立场》）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只看到了二元（语言和言语，言说与文字等）的对立，却没看到二元的互相生成，更没有看到二元系统本身也是由同一性的差异运动造成的。这就如同赫拉克利特只看到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却没看到两次踏入不同河流的也不是同一个人一样。

后来，德里达又撰文《柏拉图的药》，大玩文字解构游戏，揭示了视文字为毒药的苏格拉底最终竟饮鸩而死，预示着西方形而上学的悲壮命运。普克纳则从常识的层面肯定了文字的力量：“文字的发明将人类的演变过程划分成两段：一段是我们完全无法了解古人想法的时期，另一段是我们能够进入他们内心的时期。”文字给我们提供了进入过去的入口，因此创造了历史。

文字的循环周而复始

第三阶段是伴随着书写技术的进步而出现的小说时代，紫式部、塞万提斯等独立作者登场。公元1000年左右，世界文学里第一部长篇小说由日本皇室一位佚名宫女写出，她后来以小说女主人公的名字——紫式部被人铭记。颇有反讽意味的是，紫式部生活在一个“连帽子、衣服、各种家居用品都是用纸这种神奇的材料做成的世界里”，而女性却被剥夺了使用表意汉字的权利，只能使用表音的“假名”。《源氏物语》就是用假名书写的。500年后，塞万提斯开启了欧洲的小说时代，也遭遇了作品被盗版、剽窃与模仿等现代著述业才有的问题，以至于在《堂吉诃德》下部专门描述了堂吉诃德参观印刷厂的场景，顺便宣称了自己对这部小说的版权。小说（novel）本义即为“新奇”，以区别于旧的中世纪传奇故事。小说与印刷机的相遇擦出了现代出版的火花，最终开启了世界文学史上群星灿烂的小说盛世。

第四阶段是印刷术的广泛使用所开启的大众文学时代，报刊、传单和印刷成册的书籍大量出现，代表文本是《独立宣言》《富兰克林自传》和《共产党宣言》等。美国《独立宣言》由集出版、印刷、新闻、邮政行业于一身的本杰明·富兰克林起草，这一历史的巧合十分耐人寻味。它和美国宪法都获得了神圣文本的地位，也滋生了它们的文本原教旨主义——美国必须按照这两个文本的字面意思生存和发展。这也是现代意义上世界文学的时代。1827年，歌德因阅读中国小说《花笺记》译本受启发而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21年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科学论述了唯物史观的世界文学概念：“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宣言以多种语言出版，从文学的角度讲，其本身也是一部卓越的世界文学作品。

文字故事的四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而最后提到的互联网时代则预示着一个新循环的开始。循环论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宇宙观，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影响深远。作为哈佛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普克纳自然对西方的循环论思想十分熟稔。比如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的历史循环三阶段说：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三个阶段周而复始。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将文学的发展分为神话的、传奇的、悲剧的、喜剧的和讽刺的五个循环周期。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则把西方文学划分为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和混乱时代，认为在20世纪以来的混乱时代，一切文学规范都被打破，但这又预示着一个“网络”神权时代的来临。

媒介可以塑造世界

普克纳这一循环论的新意还体现在其有意无意的媒介考古学视角上。媒介考古学将媒介史比作地质运动：侵蚀、淤积、固结、隆起……周而复始，因此媒介无所谓新旧。媒介的变化与其说是技术的进化，不如说是循环。普克纳指出，从泥板到电脑，今天的文学似乎离传统的书写越来越远，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又经历着一次“复归”：平板电脑与古代写字板具有相似的外形，我们滚动屏幕阅读的动作与古人展阅书卷相似，限定140个字符的推特和微博是《源氏物语》中宫廷日常沟通短诗的粗糙版本，《冰与火之歌》等玄幻传奇的畅销预示着罗曼司写作传统的东山再起。此外，播客与听书成为时尚，赓续了比文字更古老的口述传统，这些“循环”其实都是媒介螺旋上升的发展。正如列宁所说：“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识字率的提高和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开启了全民写作的时代，这意味着更多创作、出版和阅读行为的发生。普克纳认为我们正站在第二次文学大爆发的边缘（第一次发生在古希腊时代），但从中能否产生新的史诗或经典呢？他并没有妄下结论。

众所周知，互联网所引发的不仅是一场技术革新，更是一场范式革命。考诸文本与媒介的关系，以前是文本大于或等于媒介，现在是媒介大于文本；以前是文本塑造世界，现在是媒介塑造世界；以前媒介是人的延伸，现在人成了媒介的延伸。正如德国媒介学家弗里德里克·基特勒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一书中说的：“媒介决定了我们的境况。”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文本的样子的确是很难想象的，他们或许从电影和游戏中产生，但这已经超出《文字的力量》这本书的范围了。

一方面，计算机是对人脑最有力的外化，但也给人类的自然记忆带来深刻的改变；另一方面，互联网为文本的生产与传播打开了无限的空间，却无法保证文本生命的持久性。作者问道：未来的考古学家能够发掘出我们时代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吗？数码文本很容易因为代码形式的转换或一次网络灾难变成一堆乱码甚至被永久删除，但书本和石经还在那里。“三体”科幻小说中的地球守墓人罗辑也说过，保存历史最好的方法是“把字刻在石头上”。

由此看来，《汉穆拉比法典》和熹平石经等铭刻在石碑上的文本看似没有什么科技含量，却比当下的数字存储更可靠。做这种比较并不是为了分辨媒介的优劣，而是提醒我们：“文学史最重要的一个教训是，唯一能保证文学存续的是持续使用它：一部文本需要保持它与其他事物的足够的相关性，被每一代人翻译、抄写、转码和阅读，从而超越时间持续存在。是教育，而不是技术，能保证文学的未来。”文字的敌人不是火焰，而是遗忘。而无论是以书籍为载体的“植物记忆”（埃科语），还是以计算机为载体的芯片记忆，都代替不了以大脑为载体的血肉记忆。麦克卢汉的确说过媒介是人体的延伸，但别忘了还有更关键的后半句：“或自我截除。”使文本代代相传和生生不息的终极媒介还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