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三 | 寸草难报三春晖

寸草难报三春晖

——怀念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出生在1934年农历三月初六，20岁时与我父亲结婚，她比我父亲小10岁，2018年1月29日12时45分她终于走完了她的人生历程，享年84岁。

我母亲先后生育了我们四兄弟，我家没有姐妹。我妈很想生个女儿，可以做父母的小棉袄，但最终没有如愿。她倔强能干，在那物质生活十分艰苦的日子里，母亲为保证我们不至于受冻挨饿，东奔西走，奋力拼搏。她养活了我们，让我们走过了那个艰苦的年代。

大约我五六岁的时候，得了牛痘，也就是麻疹。我出疹在家，躺在床上。陆某某挑猪粪尿经过我家的门口过，我顿时就十分难受。传说，在出麻疹的时候，不能闻到猪粪尿的气味，那时我全身发黑，四肢抽搐，不省人事。那时正值“荒春头”，又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治病。看着我这个样子，母亲她急得团团转，父亲在外头田畈里，一个女人真是六神无主，不知所以。她一边骂陆某某故意寻事找茬，一边抱着我哄我。

那时的我已危在旦夕啊，她口袋里又没有钱，临时借钱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眼前还有这么一个病儿。正在这无计可施的时候，黄田畈医院里的医生老四从上泉村那边背着药箱晃悠晃悠地从我家门前的场子里走过来。我母亲像失落在茫茫大海中的人突然看到了船只似的，也像是来了救星似的，飞似地跑出家门，把老四请进家里来。

老四是我们当地很有名气的医生，他经常穿着一身黑绸衣衫，背着药箱在我们乡间穿巡行医，谁家有个头痛脑热的，他就开个方子，让你自己去药店里抓药。

老四给我按了脉，看了看表象，对我母亲安慰说：不要紧的，这是出疹过敏。他开了药，然后吩咐我母亲说，要我安静休养几天就会好的。并宽慰我母亲不要担心。这时，母亲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地。老四给我看病后，留下一张方子，就自己走了。临走时，再三嘱咐我母亲，要到黄田畈的药店里去抓药。一个难题解决了，另一个难题又来了——抓药的钱在哪儿呢？

正当母亲犯愁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小舅舅从陆宅的大姐家回到上泉村经过我家，见姐愁成这个样子，他就对我母亲说：“姐，别担心，我有钱，这五元钱你先拿去抓药。”五元钱，在现在的人的眼里简直不算什么钱，可在当时，这五元钱真是一个数目啊！我母亲真是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我自吃了药后，病情就好转了起来。事后她经常对我说：“你是一个有救星的人，将来必定是有福之人。”

父亲只负责田间的劳作之事，生活的重担就全落在我母亲的肩上。

我母亲会织布这门手艺，起初的时候，织布是为了供家人穿衣。后来她开始织布做被子，把它卖了来赚取生活上的开支钱。

在冬春时节，我母亲就起早贪黑张罗着纺织之事。织布的纱是她自己纺的，等积累了一定的数量，就把它们全拿出来，经过盘纱、浆纱、拢纱、跟布、织布等工序，再经过染布和印花，然后才能缝成被子。。纺纱、跟布全是母亲的事。其余的事，她就要我们也参与：如拢纱子、盘纱、做絮等。自开始织布，除了母亲忙外，我们兄弟几个也都被派上了用场。我们主要是任务是做絮，供母亲织布用。冬天，我们很多的时间就在纺车面前度过。雨天，我们也大都在纺车前度过。

那时候，家里没有缝纫机，母亲只得用手工一剪一剪地把布剪出来，然后一针一线地缝起来。一床被子要花上半个工夫。

卖被子常在冬天或春初。母亲卖被子的地方，大多是邻县的山区，比如浦江、义乌、诸暨等县。大约是1974年，雪下得特别的大，封住了山，母亲在山路上蹒跚行走，肩上挑着担子，顶风冒雪，雪花扑在脸上，融化了，寒风像刀一样割着皮肤，母亲那赤酱色而粗糙的皮肤上，全是雪化了的水，眉毛上，头发上还结了薄薄的冰，走着会猎猎作响。

有一年腊月，过年的气氛都很浓了，可我家里还是落空空的，什么也没有，终日只看见母亲脸上的愁。白天只看见母亲纺纱，晚上点着煤油灯继续纺，白天黑夜地纺，到了腊月二十八，母亲好像完成了一件什么事似的，终于舒了一口气。那天，地上盖着银白大雪，行人留下了串串脚印。母亲拿出纺好的五斤纱，又清点了一些布票、棉花票（这都是那个时候按人均发的，供应给每人生活之用的，但许多农家连这一点也享用不起，要拿到市场上去卖掉换些生活必需的粮食之类回来），看到母亲这个情景，我心里一阵发酸。腊月二十八是黄田畈的市日，母亲把它卖了，换了一些米菜回来，算是过年了。过年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切粟米糖，那一年我家连粟米糖也没有切，看到人家过年吃粟米糖，我们只好咽口水。小时候，那种悲凉的日子，像刀刻一样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大年三十的晚上，是我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晚餐吃的是白米饭，饭中不掺杂任何杂粮！过年母亲就要煮一个猪头起来，在半夜的时候，母亲会叫我们起来吃肉，那时我们兄弟四人可以尽情地吃。母亲在灶上忙碌着，然后捞出煮熟的猪头来，把骨头拓出来，再切出肉来让我们吃。父亲在旁边帮着母亲，这一天，母亲态度往往是很好的，不会骂人，说话也比平时和气了。父亲做事虽然笨手笨脚的，即使这样，母亲也不骂。在吃肉的时候，父亲就避在一边，让我们这些孩子先吃，但大哥很懂事，他会叫父亲来吃，父亲也显得很大度似的，总是谦让，让我们多吃些。母亲在这一晚上会显得特别的宽厚，尽量满足孩子的要求。

过年，在别的家庭里可能会分到压岁钱，可是我家的父母却从来不给我们压岁钱。在我的脑海里，给过我压岁钱的只有小舅舅一次。有一年小舅舅从东北林场回来过年，到我家来拜年，给过我伍元钱的压岁钱。伍元钱，我确实乐了好几天。但最终我一分钱也没有用，全让母亲以读书交书费为由收了去。

在我小时候，麻将、扑克之类的东西几乎绝迹。我们小孩除了抓子，走“秋”和“金木水火土”，“一四七”外，也想玩玩扑克牌。没有扑克牌，只好自己动手做。伙伴蒋志红是图画的高手，他的扑克做得最好。他有一副扑克做得特别精致，我用伍角钱把它买了过来，这事后来不知怎么被我的母亲知道了，她非要我把扑克归还蒋志红不可，叫我把钱拿回来，还拉着我到蒋志红家里跟他的父母去说事，说志红骗了我的钱。志红当然不服气，顶我母亲的嘴。志红的爸爸是一个对子女管教很严厉的人，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志红打了一顿，把伍角钱拿了出来交到我母亲手里。

记忆中比较深刻的是一次偷麦李被母亲痛打的事。大概是1973年吧，我和几个小伙伴到村外的溪流中拔草，溪的两岸种满了梨树和麦李树。我们来到大山头下面的那些地方，那时正好是麦李成熟的季节，成串的麦李挂满了枝头，把树枝都压弯了。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成串的麦李，只要伸伸手就可以摘到麦李。大家坐在溪中大石块上休息，忽有人提议，我们摘麦李吃吧？我们马上说“好”。三五个人边摘边吃，吃了还摘来放在草篮里，把附近的几棵麦李树几乎摘得乱七八糟，地上也洒了一地，忽听得有人说：“大人来了！”我们立即背起草篮，猫一般地向前逃窜，可是逃不多远，就被看果园的人抓住了。那时有个规定，凡偷果子吃，被抓到是要“开销”的。所谓“开销”就是罚款，在全村分糖或油麻饼，表示某人因犯村规，让全村人都知道，叫你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在民风纯朴的地方，大家都十分看重自己的声誉。

这件事马上被我的母亲知道了。没等我进屋，母亲就抓住打我的屁股，她当时正生着气，打得好痛好痛。我马上就“哇哇”地哭了起来，母亲不仅没有停手还把我从屋里拖出来，边打边骂。这时邻居跑出来劝母亲，她在停了手。

那天晚上，我不敢回家。母亲在村里找遍了每个地方，又到村外的田畈里去寻找，并喊着我的名字。可是我就是怕母亲，虽然听见母亲的叫唤，我也不敢接应，生怕回家又被母亲痛打。晚上在邻居的护送下我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母亲并没有再打我，还看看我被打的地方，在她的安慰下，马上就睡着了。虽然那次我们都被“开销”了，可我从此之后，就再也不去摘人家的果子吃。重重的体罚教育让我刻骨铭心，永生难忘。

大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冬天，我和一些村子里的小伙伴们在陆仁良家楼上捉迷藏。我一不小心，一脚踏空，从楼上跌了下来。当时下面正好有一台麦磨，仁良的母亲在下面磨东西，看见我从楼下跌下来，急忙把我扶起来，安慰我。我母亲听后马上就赶了过来，问这问那的。我说没事，母亲就把我扶回到家中。

当晚，我的左肩头痛了起来。母亲就帮我搓，我感觉更痛了。她就去找她的姐妹，记得是陆秀标的母亲，给我送来一种中草药，捣碎后用布包扎在我的肩头上，说是可以散瘀止痛的。那天晚上，我很痛，一直睡不着，母亲也没睡着，一会儿就问，痛不痛。那中药想来也没起什么作用。

第二天，母亲就背着我到王坎头上车，到东阳人民医院里去看医生。我们村到王坎头有五里路，母亲一口气把我背到了王坎头，那时，王坎的车站就在路边一个凉亭里。一路上，我伏在母亲的背上，热气呼在她的头发上，母亲的体温也传递到我的身上，好像疼痛也减轻了许多。母亲一路上也不住地安慰我，到东阳后，车站离医院有好一段路的，母亲依旧背着我到医院。医生看后，说要用X光照一下，有没有骨折。X光片做出来了，医生说，肩头处有一点骨裂，但不严重，只要吃点药，小心一点，大约过一个来月就可以了。母亲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医生给我打了石膏固定了起来，开来一些药来吃。一个多月以后，我的痛就消失了。

1976年我被推荐到画水中学读高中。我读高中时，家里连一只上学用的箱子都没有，母亲到邻居家借来了一只箱子，这箱子是用篾打成的，由于比较陈旧的箱子，箱盖已经坏了，我母亲就找了一块木板来，锯成和箱子一样大小，再用铁丝扭上，我就用这只箱子读完了高中。

1976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床下垫的是稻草，由于稻草容易一棵一棵地散出来，我母亲就给我编成一床“稿子”——就是把稻草打成比较厚实的垫子。把它铺在草席的下面，母亲为我做了这件事，我真的应该感谢她！因为那时，没有一个人带上这种垫子的，同学们都非常地羡慕我的“稿子”，我也因此非常的自豪。我的稿子也得到了学校里的表扬——因为它比单纯的稻草要卫生多了，后来学校里就要求学生把垫的稻草打成稿子带到学校里来。

我读高中时粮食紧张，米饭里总是要杂些蕃薯丝、毛芋这些东西，有的同学没有米就用玉米粉放在饭盒里搅拌一下，蒸起来吃，吃的菜大多是干菜，后来居然把这种菜尊为“博士菜”。

周末每次回家带米，母亲总是让我多带点米到学校里去，告诉我一定要吃饱，但我知道家里已经是很为我尽力了，我如果再太多要家里的米，就会很过分的。因此，我每餐都少放一点，那时也没有量米的容器，都是用手来抓的，每餐抓它四把，每餐每把都少抓一点，每餐也可以省出一些米来，每周下来，我只吃四斤米，平时杂些粗粮，如蕃薯丝、毛芋等，这样也能坚持下来。

有一次，我由于有事，周末不能回家，我就托陆宝德带米。当时，好像是农历五月家里实在也没有米，稻谷又没有好收割，我母亲正犯愁，她就我到邻居家借米，七凑八拼地借来了七斤米，叫宝德给我带来，还跟宝德说，叫我要吃饱，不要饿着。我望着那雪白的米，我真舍不得吃，那七斤米，我又过了两个星期。

我从不到学校里的食堂里买菜吃，母亲每周给我的零花钱五角都不能保证。虽然那时学校里的的菜也很便宜，青菜只要2分钱一个，我都舍不得买！

我在1978年7月我参加了大学招生考试，上了线。当时没有被录取，后来省里扩招，扩招的专业主要是师范。去读不去读的问题在我的脑子里矛盾了很多天。

我回家想征求母亲的意见。我把心中的想法告诉母亲。母亲听后说：“我还是希望你去读，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能够考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只要第一步跳出农门，其他的事，是可以慢慢来想办法的。有工作总比在家种田要强吧？”在当时只要是能够吃上商品粮，就是一个很大的喜讯了，怎么能放弃这样美好的前途呢？母亲的一席话，为我下定了去读师范学校的决心。

70岁以后，母亲的身体开始衰退，并伴有高血压症。起初是走路到黄田畈，后来改为踏三轮车到黄田畈去。自从上了80岁之后，她连踏三轮车的力气也没有了，就很少去黄田畈，并且开始柱上了拐杖。

特别是近一二年来，她老得更快了。有一天，她去收衣服站立不稳而跌倒了，腰骨受到了损伤，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才缓和过来。从那时候起，我每周都回家看父母。

我是第一次给母亲喂饭，是在她跌倒后躺在床上休养的时候。母亲躺在床上，我拿勺子把饭喂到母亲的嘴里。我对她说：你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小心别把饭掉到气管里。她很听话，一句话也不说，只是认真地吃着，我小心地喂着。

母亲为了我好喂饭，努力地张大嘴巴，两唇构成了一个大的O形，我就顺势把饭塞了进去。虽然这样，有时还会把米粒掉在母亲的脖子上，我就用手指把它夹了出来。

母亲说：“让你喂饭我吃，我心里很过意不去。”我说：“小时候你养我们兄弟四个，不也是这么喂的吗？还怕我们吃不饱穿不暖，冰天雪地的日子，跋山涉水去卖被子，现在你老了病了，作为儿子喂饭是应该的。”

我边说边喂，不经意地抬起头，看见母亲眼角湿润，在灯光下闪着泪花。那一刻，我想起了一句话：小小孩，老小孩。

饭喂好了，又叫她喝了几口汤。我用汤匙在碗中舀起一口汤，轻轻地吹了几口气，就像小时候母亲喂我喝汤一样，生怕烫着，接着把汤匙顺着嘴形，压在下唇上，然后微抬匙柄，汤便流进母亲的嘴里。

母亲把我们兄弟四人养大也是这么喂的！把四个孩子养大，该付出多少辛劳，该喂了多少次饭！？

在灯光下，我看到她流泪了，母亲转过头去，好让我不看见。她用手擦擦，嘴里说“叫爸爸做饭给你吃吧。”我说“不用了，晚饭我自己去买着吃好了。”

我看着母亲白花花的头发，又拉着母亲黑瘦的手，手指骨头都凸出来了，青筋明显地暴着。爸爸柱着拐杖就站在边上，神那显得有些凄凉。

过了很我，夜幕早已笼罩了四野。已经我对母亲说，我得走了，周六我再来看你们。母亲头动了动，说：“好的。”把头转到床的另一边去了。爸爸把我送到门外。

2017年，母亲84岁了。一年来，母亲明显苍老了，她的头发花白了，背也驼得很厉害了，走起路来蹒蹒跚跚。我每周都回家看他们，每看一次，心头总是像被什么东西压抑着。母亲芦花一般的头发在风中飘舞的时候，我的心就被刺痛，就有一种难过的感受。每当我看到父母亲吃东西那么专注的情景，那么不拘小节，就想起自己小时候，我的眼里就会噙满眼花。他们已经变成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了。每次我回家看她，见我站着，总要叫我坐一下，还要留我吃饭。虽然絮絮叨叨了，但我知道这是她仍然爱着我们的一种方式了。

儿女渐知母恩谢，母却黄泉路上奔。母亲是终老而死的，她走得很安祥，没有任何痛苦的情状。母亲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们了，我心里无比的悲痛，好得近八年来，我每年都给父母亲制作了专辑录像，在怀念至极的时候，可以看看母亲的音容笑貌。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对我正确的人生教育，当我感觉迷茫的时候便有了坚定的方向；我应该感谢母亲，她给了我最无私的母爱，当我遇到人间悲伤的时候便有了仁爱之心去对待世间的痛苦；我应该感谢母亲，她给了我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当我人生道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便有了百折不挠的精神力量。

愿母亲在九泉之下得到安息；原母亲的在天之灵得到快乐。

2018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