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氏】张汶祥:清末四大奇案的肇事者

张氏 今天

张汶祥刺马案指的是清末张汶祥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的历史事件,此案疑雾重重,广为流传,成为晚清的四大奇案之一。

中文名: 张汶祥刺马案

时间: 清末

简介: 晚清的四大奇案之一

事件: 刺杀两江总督马新贻

事件介绍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慈禧太后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孑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背景资料

马新贻,字谷山,号燕门,别号铁舫,回族,山东菏泽东北五十里马海村人,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先任安徽建平(今郎溪)县知县,再任合肥县知县,庐州府知府,升任安徽按察使(俗称臬台),再升安徽布政使(俗称藩台),后升浙江巡抚(俗称抚台),成为一省行政长官。同治六年(1867年)升任闽浙总督(俗称制台、制军),成为节制浙江、福建两省军政的方面大员,同治七(1868年)年,改任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江西三省军政事务,并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虚衔),官居一品。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在督府侧门被张汶祥以利刃刺入右胁,次日陨命。

湘军,是清朝著名的地方军阀武装,清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以吏部侍郎的头衔回湘办团练,用“营官自招”方式组建一万七千人的地方武装,能征惯战,与太平天国军队恶战多年,转战数省,扩充至十余万人,于同治三年(1864年)在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率领下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今南京),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成为清末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政治力量。曾国藩以军功连升高官,后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节制浙、赣、苏、皖四省军务,官居一品,并封侯爵。曾国藩久在江南,苏、皖、赣各省大小官员均为曾的部下、门生、故旧,湘军驻防三省各地,而这三省的赋税收入占了清廷年收入的三分之一。这样一股庞大的地方势力,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清皇室已对此颇为忌惮。

太平天国在南方纵横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大部分囤积在天京。湘军攻破天京,这些金银财宝被湘军抢掠一空,自曾国荃以下,人人发了大财,回乡买田宅,置产业,国人侧目。清政府令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查报太平天国留下的金银财宝,曾国藩上奏说,破天京时,天王府一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没有留下什么财宝。对此清廷心存疑虑,很想查清,又不敢得罪湘军集团,处于两难境地。

疑案迷雾

同治六年十二月八日,内阁奉上谕:“闽浙总督箸马新贻补授,等因。钦此。”马新贻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按惯例,马新贻上奏要求进京陛见请训。同治七年五月廿八日,马新贻进京陛见,并乞赏假二十日回乡祭祖。七月十九日,马新贻回到家乡菏泽马海。八月初九日假满,遵制启程赴任,十三日到济宁,邸报载:同治七年七月廿一日,内阁奉上谕:“两江总督箸马新贻调补,毋庸来京请训。钦此。”同时又接兵部火票递送军机大臣字寄称:同治七年八月初五日,内阁奉上谕:“新授两江总督马新贻,箸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钦此。”马新贻九月到江宁任两江总督。

马新贻是文官出身,不懂军务,但以做事精明干练著称。清廷把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调开,去任直隶总督,远离他的老窝,换马新贻任两江总督,去一方之霸,安排一个忠介文官,这恐怕是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的一手高招。慈禧太后用马新贻为两江总督,有没有令其查证曾氏兄弟及湘军集团之劣迹、追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的密旨呢?对这个问题,纵然没有找到确切证据,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

其一,马新贻实授闽浙总督,在进京陛见请训时,曾先后十余次被召见,最后一次是慈禧太后在养心殿住处召见。召见后马新贻退出来,时值六月,马新贻大汗淋漓,朝服都被浸湿,满面惊恐。据马新贻的后人说,慈禧太后授以密旨,要其密查太平天国金银财宝下落。马新贻深知此事极为重大,极为凶险,故此失态。按说方面大员第一次进京陛见,理应到处拜见高官、京官,疲于应酬。可是马新贻在最后一次召见后匆匆离京,回乡祭祖去了,这是有违常理的,除有重大事务,不会这样行事。

其二,马新贻离京回乡时,清廷尚未发出其改任两江总督的上谕,马新贻显然已经知道他要改任两江总督的信息,因为作为闽浙总督是没办法查的。据马新贻的后人说,马新贻回乡祭祖假满启程前,将其两位兄长招到秘室,反复叮嘱:“我此行吉凶难料,万一有不测,你们万万不得赴京告状,忍气吞声,方可自保。”两兄闻言惊恐万状,也不敢向家人透露半分。

其三,马新贻任两江总督两年,干了许多实事。如何查的案,无据可查。其间清廷大裁军,湘军被迫裁军数万,裁下的湘军官兵并未回湘,原在湘军中“哥老会”大行,裁下后就变成了地方上的黑势力,与湘军、官府勾结,无恶不作,给社会带来不稳。马新贻镇压了一批地方黑势力,打击了湘军的“地方别动队”。

其四,同治九年七月廿六日(1870年8月22日),马新贻例行阅军,在督府右箭道检阅射箭。阅毕,走侧门步行回督府。前有数名巡捕开道,后有武弁、兵丁簇拥,而刺客张汶祥从旁边突然冲出,直扑马新贻。马新贻右胁中刀,即倒下,被迅速抬入督府,次日伤重不治。张汶祥刺马后并未趁乱逃走,即被拿下。张汶祥口中不停地叫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来有去。”“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其四,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其五,清廷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其六,曾国藩接旨后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七,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其八,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

其九,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其十,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斯人已经做古。就让他去吧。

事件结论

从上述十个方面的迹象来看,马新贻之死,决非如同戏文里、《清稗类钞》里所传的“桃色案件”,也决非如同当时新闻、邸报里公布的“挟私报复”,可能是与查访曾氏兄弟、湘军集团的劣迹和太平天国金银财宝去向有关,这恐怕才是官居一品的方面大员马新贻被刺杀的真正原因。

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分析,曾国藩极有可能并非“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的幕后主使,而是其弟------湘军总督曾国荃,但曾国藩显然知道是其弟和湘军集团所为。然而此案关乎曾氏家族和湘军集团的声誉、威望,也害怕如若揭穿此案可能会牵连出更多的劣迹、更多的人,引发全面崩溃,因此曾国藩不得不曲为遮掩,并想办法消除后患。

后话

马新贻死后,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并掏出心、肝在马新贻的灵柩前致祭。四月,灵柩运至菏泽马海,七月,葬入马氏新茔。清廷对对马新贻赏加太子太保衔,照总督阵亡例赐恤,入祀“贤良祠”,国史列传,赐谥号曰:端敏,在江宁、菏泽、庐州、及浙江海塘为马新贻立祠,马新贻无子,嗣子马毓桢加恩赏主事,分派在刑部学习行走。

其后不久,马新贻的坟墓即被盗掘。

抗日战争战争中,侵占菏泽的日军曾挖开马新贻之墓寻找宝物。

“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掘开马新贻的坟墓,抛撒尸骨,坟前的牌坊、御制碑尽被砸碎,石人、石马荡然无存。

翻拍

故事原型

《投名状》的故事情节原型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刺马案,该案地位与“杨乃武与小白菜”并列。因为牵涉到美女、义气、背叛诸多戏剧元素,被改编成京剧、电影。电影最出名的当数三十多年前导演张彻为邵氏所拍版本。刺马案中的张文祥、黄纵皆为草莽中人,与马新贻不打不相识,并结为异姓兄弟。老二黄纵的妻子米兰爱慕大哥马新贻,但马新贻建立起感情的坚强防线,未被米兰的爱所冲破。待马新贻任两江总督,米兰对于马新贻愈加爱慕,而马新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的道德和感情防线也彻底崩溃,终于占有了米兰,杀害了兄弟黄纵。老三张汶祥闻得此事义愤填膺,刺杀了马新贻,并在刑部公堂之上供认不讳。

幕后花絮

陈可辛重新演绎《刺马》老牌导演张彻的经典之作《刺马》,当年是由姜大卫、陈观泰、狄龙与井莉主演。整个故事围绕三个男人为一个女人反目成仇,血腥刚烈。当年张彻的影片色彩很用力,该片不仅横扫第11届台湾金马奖,还被奉为导演张彻和动作指导刘家良合作的典范。时隔多年,由陈可辛重新搬上银幕的《刺马》,片中三位男主角将换成李连杰、金城武与刘德华。李连杰饰演由正转邪的马新贻,刘德华饰演被夺妻并遭杀害的黄纵,金城武的角色则是最终完成“刺马”的张汶祥。本片的背景为清朝,剧中男演员都得剃头上阵。此次《刺马》将走写实路线,除了三大男主角之外,根据剧情其他演员“一定要很男人,一定要不帅”,拍摄中也将“风餐露宿”。金城武一改以往英俊潇洒的形象,以胡子拉碴的造型出镜。

刺马更名为《投名状》耗资四千万美金,集结三大华人男星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与女星徐静蕾的史诗战争片《刺马》,确定正式更名为《投名状》。本片自去年底开拍以来便备受媒体瞩目,虽然导演陈可辛曾表示此次所拍故事是全新内容与观点,然则各界媒体总不断指本片是重拍旧版邵氏《刺马》,为避免混淆,经导演钦点决定正式改名为《投名状》。面对外界误认《投名状》是重拍邵氏《刺马》,导演陈可辛表示在史书、小说传奇或戏剧中,创作者可以自由取材诠释,并不存在“重拍旧版”与否的问题;特别是自开拍之后,导演与编剧小组进一步丰富本片剧情,更让“投名状”成为全然不同的作品。

《投名状》拍摄压力大《投名状》是陈可辛执导的首部古装大片,但是开始一个月的拍摄并不顺利,原计划7天拍完的首场戏到实际拍摄时竟然用了20天,陈可辛坦言无论在投资还是创作过程中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主要是对天气和动作设计上有点低估。这次的动作设计完全是一个摸索的过程,这并非是要创造出什么新动作,而是我完全追求动作上一种'实’和'有劲’的感觉,没有古装片中惯用的威亚、也不在镜头上做什么文章。但是这却让其他人非常没有安全感,他们总是说我把中国武侠片惟一的长处给灭了。”此外,由于片中大场面的戏份非常多,陈可辛表示在沟通上也极为复杂。不过他并未因此而改变自己多年的工作方式:“拍戏总是想做的做不到,没想到的反而做到了。这次虽然是我投资最大的一部影片,但是我依然会给拍摄现场留有很大的创作空间。这么多优秀的人员在一起,我必须迁就每个人的情绪和表达的方式,即便是我明知不会被用在影片里也不会在当时打断对方,因为你可能会捕捉到你想要的瞬间。而最后我要做的,就是把所有人的表达归纳到我的轨道上。”

比导演更懂角色的李连杰陈可辛说,《投名状》里那些江湖血雨、人心险恶的东西,对他自己来说只是纸上谈兵,但对李连杰来说,“曾经活在那些故事里”。有场戏,庞青云打苏州,围城一年后,缺粮缺枪,只能去求手握粮草,但一直怕他功高盖主的三公,可三公根本不见庞青云,绝望中庞青云决定去求一直以来的死对头何魁将军,以攻南京让出头功为代价。李连杰跟陈可辛说,他觉得庞不会找三公,他一开始就会直接去找何魁。“李连杰其实更懂得在这种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如何求生。”陈可辛说,到那时他才明白,人年轻的时候的生活真的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李连杰比自己懂庞青云。结果,陈可辛还是希望那个阶段的庞青云,对人生不要有那么深的城府,希望他得到观众的同情,保留了这场戏。但是他也认识到,“李连杰对庞青云这个角色的理解,跟我不同,或者更深也不一定。”

《投名状》犯了金城武的三大忌陈可辛其实和金城武是老朋友,前年那部《如果·爱》已经建立了信任。但说动李连杰只需要15分钟,说动金城武却用了两个月。因为《投名状》犯了金城武不接戏的三大忌。第一,不接和别的男主角轧戏的戏;第二,不接古装;第三,不接在太辛苦地方拍的戏。尤其是第一条,了解金城武甚深的陈可辛泄密解读:“首先,金城武是个与世无争的人,其实,这个世界没有真的与世无争,只是表面与世无争。做演员怎么能不争?所以到男主角一多,大家都争的时候,他一定吃亏。”接不接姜午阳这个角色,金城武苦思了两个月也没答应,陈可辛以为他一定不演了,准备找别人,却在深夜接到金城武电话:“我还是演啦,相信你啦!”金城武说最终他说服自己接这个角色的理由是,“我信任陈可辛,我会给他看我不自信的一面。”

陈可辛:我看到的兄弟情,都是基于利益的需要外界给《投名状》的描绘一直是一部“讲述兄弟情的战争片”,但其实导演陈可辛从小到大“都没有过什么兄弟情。”甚至,你问他朋友,他也只能指指坐在不远处的吴君如,“我要没有她呢,就没有朋友。”然后,诚恳抱歉地从眼镜后面望着你。陈可辛自小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妹,跟爸爸关系最好。在学校因为个子小,不打球,甚至没结交上什么球友,反而喜欢和女孩子交朋友。从小到大没有打过架,没有混过哥们儿,最热血沸腾的一次是观摩别的男孩子打群架,“就像看那些黑社会片一样,突然间很兴奋很紧张,那些血啊,砖块啊,好像古惑仔的戏一样。”成年后陈可辛的第一份工是在嘉禾做暑期工,1986年吴宇森在嘉禾旗下拍摄一出以泰国为背景的枪战片《英雄无泪》,找来懂泰文的陈可辛帮忙,从此入行。29岁当导演,拍《双城故事》,拍到张曼玉与谭咏麟离别的戏,自己和在场的工作人员一起掉眼泪。从此,他拍的都是爱情戏,直到《投名状》。他皱着眉说:“我不晓得什么是兄弟情。有时候在酒吧喝酒,会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大家都是好朋友,好兄弟’,我每次听到这些话都会起鸡皮疙瘩,觉得还是不要藉酒精将情绪浪漫化吧。我看到的,都是基于利益的需要。真有那么好的兄弟情吗?我向往,但是我没有。”所以,在《投名状》里,兄弟情最后被阴谋论取代。那种港片中经典的用枪指着头问“是不是兄弟?”的场面没有出现,反之是庞青云危难时骗赵二虎留下的巧言令色,大功告成后躲在暗室里暗示杀戮的眼睛。陈可辛觉得,这就像现代社会里,“当大哥的CEO生意顺当了,开掉以前做拓荒牛的小弟。”

《投名状》的动作《投名状》开拍第一天,拍一线天劫军粮那场戏。原计划拍7天,结果,拍了一个月,中途陈可辛一度觉得“完蛋了”,第一场戏就拖成这样,后面别想拍了。沮丧时甚至自我否定到想主动请退,让投资方换导演。原因是陈可辛从来没有拍过打戏,更别说动辄群众演员上千的战争场面了。他请来的是中国最好的三个动作指导之一——程小东。程小东外号“威也王”,最擅长多个威也连用,让演员在天上飞着打。动作风格飘逸灵动,漫天小飞侠。你看过的《新龙门客栈》、《英雄》、《黄金甲》、《少林足球》都是他的手笔。但这次陈可辛要求的却是——真实,所以,“你一个威也都不要用,一个花哨的招式都不要设计,全部都要'实’。”金城武(听歌)说,陈可辛撂下这些话就走了。剩下程小东一人绞尽脑汁,几近崩溃。“外行指导内行”的惨痛局面终于出现了,程小东明白陈可辛的意思,但是程家班整组人要从“空军”立刻变成“陆军”,不知多少工序细节要被颠覆,彼此沟通起来,问题多多,惯性难改。直到十天以后,来了一个“翻译”——李连杰。“我一个不会拍武打片的导演非要追求真实感,讲的东西他们都听不明白,程小东那组人就很难做。李连杰懂动作,又明白演员,熟悉导演,结果他就做了一个沟通的桥梁,很明白地传译出我要的东西。”连程小东也说:“他是唯一真正懂武术的演员,有他沟通,我容易多了。”李连杰透露他“翻译”的过程其实充满“暴力”,“我和小东是20多年的哥们儿,我可以和他关起门来,拍桌子打板凳,你那样做,不行!你听我的!”在李连杰看来,程小东和陈可辛的沟通障碍只是“两个语言不通的外国人,一个做惯了批萨,另一个非要吃饺子。有一个翻译,一下就明白了”。“一线天”之后,再拍舒城大战,陈可辛又出“幺蛾子”。“我希望那个镜头是在人群里面,我希望后面的人能看到这些武器从前面那些哥们儿的背后出来,我还要好多脸部细节,要让观众看戏的时候如同身临战场。”程小东告诉我们,这就是陈可辛对他描绘的要求。而程小东的个人爱好则是,把机位架到一边狂拍大场面效果。陈可辛又停下来跟程小东讨论,“我只知道他这样拍不是我要的,但他看着我问我到底要怎样,我又说不出来。”最后协调的结果是,陈可辛专心拍他想关注的那些细节,士兵流血的脸部、杀红眼的狰狞表情,金戈铁马的大场面就让程小东来调度。舒城大战拍了20几天,在电影里剪成12分钟,成为全片最好看的一场恶战。

《投名状》的摄影曾经六度获得金像奖最佳摄影的黄岳泰,是香港影坛名副其实的大腕,他称陈可辛是特别会“压榨”人智慧的导演。首先是大场面的拍法。黄岳泰用了一个“从影30年来最多”形容演员之众。“拍几千人的大场面我们动用8台摄影机同时拍,3条的话就是24个机位。拍文戏也要同时启动三四台摄影机,这对我们摄影来说真是受宠若惊,超出预期。”这样的拍法,让黄岳泰迸发火花,“抓住瞬间的反应会自然很多,演员的自然流露都留下来了。”苏州战壕夜戏是黄岳泰拍过的夜戏中场面最大的。两三公里的夜景范围,要表现士兵在战壕死守9个月后的心情。“城墙这边是黑暗的,那边却是张灯结彩的。陈可辛要求战壕这边是黑的,不要有任何补助的光源。”这给摄影出了难题——范围那么大,又不是在棚里拍,不给光,怎么弄?最后黄岳泰称自己被逼想出“钻木取火”的方法,借助很多荧光灯打在城墙上反射回到人脸上,完成了拍摄,“恐怖感很强,这段戏让我很有成就感。”电影的基调色彩,陈可辛坚持要“以前没有过的”,黄岳泰从影30年,什么古装片都拍过,就是没拍过“没有过的古装片”。只能施展浑身解数,红、蓝、绿加上各种光,翻来覆去地调,不断被否定,再不断重来。直到最后,出来——古铜色。陈可辛满意了。“我们就选择了古铜色的调子,穷光蛋土匪男人嘛!服装、布景都统一在这一点上。只突出了皮肤的颜色和红色。红色在这部戏里象征欲望和血腥,他们用血买欲望。”全戏一直冷色调,直到三人升官发财到南方后,鲜艳的色彩才开始冒出来,布景、服装、灯光也多了一种颜色处理,“就是黄昏。以前都是白天黑夜的戏。夜里只有银白色的月光,一点蓝色都没有。”黄岳泰回忆起来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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