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人：《万象》转型的启示

1941年9月，早已沦为“孤岛”的上海，出版了一份25开本的综合性月刊，刊名就叫《万象》。因为开本的独特，后世称这一类刊物为“方形刊物”。《万象》的发行人是上海报界鼎鼎大名的平襟亚，与所谓“鸳鸯蝴蝶派”关系甚为深切，所以他启用的编辑就是“鸳蝴派”的健将陈蝶衣，正所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无足怪也。在陈蝶衣主持《万象》笔政的一年多里，《万象》的主要作者群是由程小青、范烟桥、周瘦鹃、顾明道、张恨水、包天笑等组成的，稍为熟悉中国晚清以降文坛掌故的人，都会心知肚明：此刻的《万象》，不过是当年《礼拜六》、《小说世界》之类刊物的翻版而已。当然，在大敌当前、日伪横行的“孤岛”，这一帮文人的心，还是向着祖国的，因此，《万象》虽然因为过于浓厚的商业气息而颇受进步文艺界垢病，但到底与敌与伪都无瓜葛，倒是可以肯定的。其实，虽说是类似“鸳蝴派”，但因为张恨水他们到底笔下不俗，就是叙说卿卿我我的故事，也较之目下流传在街头巷尾、车站旅店的小报小刊高出不止一格。且不说内容如何，单是那文字的功底，就足以令彼辈今日的不肖子弟羞愧万分，假若他们还有一点羞恶之心的话。

不料 1943年春间，平襟亚与陈蝶衣关系突然恶化，于是有《万象》编辑遽然易人之举，接替者便是在《文汇报·世纪风》上大展风采的柯灵。他答应接编《万象》，是有条件的，即平襟亚只管发行，不得干预编务，后来的事实证明，平襟亚还是信守诺言的。柯灵正式具名编辑是在1943年7月号，但实际上6月号已是他的手笔。《万象》从此改换了一副崭新的面目：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群体的变化，其中，有文坛宿将的化名，如鸿蒙（王统照）、浩波（许广平）、白季仲（楼适夷）、迅雨（傅雷）、朱梵（柯灵）、康了斋（师陀）、刘西渭（李健吾）、陈时和（徐调孚）、晦庵（唐弢）等，他们虽多用化名，但大手笔毕竟不同凡响，所以很快得到读者的赞同。同时，《万象》更注重推出新人新作，黄裳、何为、徐开垒、张爱玲等后来大受读者青睐的作家，都曾在这里小试牛刀，证实了自己完全可以脱颖而出的实力和才智。因为身处“孤岛”，被封锁、被禁锢的读者特别渴望知道中国内陆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形，《万象》于是特辟《文艺短讯》、《竹报平安》等栏目，报道那里艰辛的岁月和不屈的抗争。内陆作家的书简和诗文，常常在这里与“孤岛”的读者对话交流，俞平伯、沈从文、施蛰存、端木蕻良、张骏祥他们的声音，便往往在这里沉着有力的响起，诉说着古老民族不会屈服的心愿与骨气。……显然，柯灵时代的《万象》，已经和抗争中的“孤岛”人民乃至全国人民心犀相通，既是他们交流的的喉舌，更是他们品格的象征，意志的寄托！当然，最终决定刊物水平的，还是作品。就在柯灵接编后的《万象》上，人们看到了王统照继《山雨》《春花》之后的又一长篇《双清》，看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心经》，看到了佐临的导演阐释，看到了李健吾的戏剧评论，看到了周振甫、叶圣陶、王伯祥、朱自清、朱光潜、王统照等与夏丏尊唱和的旧诗……，有的长传后世，有的领异标新，夸张一点说，使人们真的看到了什么是“化腐朽为神奇”！

同一份刊物，同一个发行人，只因编辑的改换，就完全转型为异质的媒体，这是颇引人深思的。传统的文学研究一向是把作家——作品看作一个独立自足的体系，文学史就是作家与其创作的作品的活动历史；接受美学引进了文学活动的另一极——读者，从而把读者的期待视野看作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制约因素，因而文学史必须考虑读者的再创造的作用和意义；但事实上，以期刊为主要载体之一的文学，还必须把编辑的作用考虑在内——作家所提供的仅仅是手稿，只有经过编辑的解码与再编码，才变成可供读者阅读的文本，而在出版人（在现代往往是文化商人）左右下的编辑一面以稿酬、发刊词、按语、跋语、栏目编排等构成对作家创作的直接的诱导与干预，一面又以稿件特色、装帧设计、广告宣传、栏目编排等，发展、巩固自己的读者群，对读者的期待视野施加影响。他们并不仅仅是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简单中介，而是其中十分活跃的决定性因素——编辑者的文学观念、审美意识、人格魅力、编排艺术、应销技巧等，既是期刊生死存亡的先决条件，又是文坛风气推波助澜的重要力量——《万象》转型给人的启示，也许还有更为深远者，我正期待着贤明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