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增人：初识臧老

1978年春，北京还相当寒冷。我跟随山东师大查国华老师去北京，名义上是查阅资料，实际是去“蹭会”。当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现在改为首都师范大学）三校联合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撰稿会在北京大学招待所举行。我们，包括我的老师，都没有资格与会，但又非常想感触一下会上会下的情境，了解一些现代文学的信息。于是就假借看望朋友的名义“非法”进入大会，不交费，未登记，白吃好几天。著名高校的资深学者，谁也没有“揭露”我们，驱逐我们。会上，我第一次见到闻名已久的许多大师，象夏衍、王瑶、任访秋等，樊骏、林非、徐廼翔、严家炎等先生，也是在那里认识的。晚间，查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去拜访一些在京的老作家？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我们的拜访名单中就有了曹禺、田间、冰心、臧克家等。

那时北京还很少出租车，我们也没有搭车访人的实力。晚饭后，从北京师院的招待所出发，拐弯抹角几度乘车转车，找到东城南小街赵堂子胡同时，已经是8点多了。赵堂子胡同的街灯昏昏蒙蒙，好不容易打听到15号臧老的寓所，敲开大门，女工说臧老已经睡下了，有事明天再来，最好事前预约，云云。我们非常焦急，因为在京的时间已经极少，于是反复说明我们来自山东，出差来北京就想看看臧老，见一面也好……。大约是我的浓重的山东方音起了巨大的作用，已经睡下的臧老起来了，隔着门 帘我们开始了对话。确实不好意思打搅得太久，我后来只记得臧老特别瘦，山东的方言，似乎一点也没有变，对于家乡的来人，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

1979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组织全国的现代文学工作者，通力合作，编写多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丛书”，其中，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位作家的研究资料专集的任务，由冯光廉老师和我承担，于是，我们就成为赵堂子胡同15号的常客。

这是建国初期，臧老用自己的稿费买下的一处北京典型的四合院式的民居：东西两厢是孩子们的卧室，南屋是藏书室，没有火炉或暖气，冬天进去找书，要穿得极厚才可以进去工作。北屋正中是客厅，东边是夫人郑曼的居室，连通着饭厅和厨房。西边是臧老的卧室兼书房：小窗下，摆一张小小的书桌，当头是老舍先生手书的“健康是福”四个胖乎乎笑嘻嘻的大字，让人一看就想起老舍先生的肖像。床上靠里，全是臧老正在阅读的图书，有的夹着纸条，有的划着红线。书桌上，有一盏台灯，就是他诗中常常写到的那盏“灯花”（“窗外潇潇聆雨声，朦胧榻上睡难成。诗情不似潮有信，夜半灯花几度红。”《灯花》1975）这恐怕是郑曼夫人对他意见最大之处，单是向我抱怨臧老总是夜里起来写诗，就有好几次。我笑笑说，积习难改——因为臧老从当年在青岛大学读书时，就喜欢夜间写诗，因为诗神往往在夜半降临之故。其实郑曼先生当然比我更熟悉臧老这类习惯，但埋怨还是要不断地埋怨下去的。

臧老是典型的诗人气质，谈话总不会沿着一条单一的线路进行，跳跃性极大，而这正符合象我这样初涉此道，对于历史、尤其是文学史上的故实特别喜闻乐见者的口味。我们的谈话，常常“违背”郑曼先生和医生的时间规定。有时候，是臧老讲着讲着突然手抚前胸说不行了不行了就回到书房兼卧室休息，有时候，是我们比较“自觉”地告辞。但只要说走，臧老总是出面拦阻，一定要“吃饭，吃饭，吃完饭再走”，那边，郑曼先生早已嘱咐阿姨摆好了饭桌，有鸡又有鱼，把我们一日三餐以阳春面为主的出差生涯，提高到空前的水平。要知道，那时我仅仅是在一所真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师专工作的初出茅庐的晚辈，讲师也是刚刚评上。而臧老是那样的大诗人，老前辈，每次写信，总是以“增人老友”相称，这种平易近人的态度，真诚待人的精神，是那样使我感动，催我努力，直到今天，无法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