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塔建筑，欧洲人习惯称之为宝塔，需专辟领地全面阐述。究其直接原因在于人们将其列入不同的建筑类别，并视为优秀的艺术品和宗教文物，以品别其中的兴味。自1909年考察中国建筑归来，我便着手从事中国建筑艺术与宗教文化的研究工作。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自始至终，宝塔都格外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接着便展开了专门细致的研讨。
中国宝塔研究开山扛鼎之作：
比梁思成林徽因早20年
全面考察中国古建
文 | 恩斯特·伯施曼
来源 | 《西洋镜 · 中国宝塔》
在中国精神文化的领地，存在着清晰可辨的两个部分：即中国古代思想因素和后传入的佛教因素，二者相互关联，同时并行。因此，在建筑研究领域，对中国建筑的营建，也必须从整体上依据这两个方向来进行划分。这一基本的划分，我在此前的著作中已有勾陈：1911年出版的《普陀山》是关于佛教观音道场的个案研究，1914年出版的《中国祠堂》则涉及了中国古代祭祀仪礼场所—宗庙和祠堂—的探讨。当前这本有关佛塔研究的著作则呈现出了宗教母题的转换，这将有助于在建筑研究领域进一步明晰地描绘出中国文化的双重视域。
本书脱稿成文，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祠堂》出版至今，相隔之久，可一目了然。而这一过程却对本书的内在精神和研究目标，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早在1914年，就我自己手头的材料，已经据其特征编排就绪。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参加了战争，而战后的头一年，我领导了东普鲁士战争墓地的拆迁安置工作。因此，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那一年，本书的研究工作几乎没有什么进展。然而，在林林总总的重大损失和创伤中，在持续的混乱中，我们的领导层觉醒，坚定地开始推动德国重建。伴随着德国文化领域的重建，我也重新开始推进因战争而中断的研究工作。高约37.6米，建于公元977年，约毁于1368年我的1906—1909年中国考察，以及随后持续进行的研究工作和成果的出版之所以能够实现，得益于我们的外交部门。而1921—1923年，中国宝塔相关材料编排处理工作的推进，以及阶段性的完成，同样也有赖于他们的支持。与此同时，新近成立的远东学会为我的研究计划提供了一笔丰厚的资金，解决了搜罗和加工材料时需要支付的酬劳。那时我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必须从根本上超越和拓展个人的研究材料和观察的范围。在此前的研究著作中，主体材料都来源于自己的收集、整理和加工。在当前的著作中，这些材料只是一部分，当然，依然是数量非常可观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与战前相比，东西方于内于外，都走得更近了。我自踏入东亚伊始，自始至终坚定地认为：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国，与现代开化民族门第相当，并驾齐驱。这一看法曾经甚为流行，而现在中国问题重重，其合理性则取决于一个更为有效的解释。尽管深陷逆境，但人们在学术研究上肯定不会一成不变。若人们能像全面关注东西方在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紧密交流一样，同时也关注那些带有明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特征的领域，那将多么美妙。若是能努力去探讨从史前时期到当代，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深层关联，结合过去两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考古和艺术科学领域，借助日本和中国学者的记载、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定会发现：亚欧所有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相互影响着。此一研究视野也影响着宝塔宏阔领域的考察，自然也超出狭窄的中国视野之外。“正所谓所见所期，不可不远且大；然行之亦须量力有渐。”研究宝塔进一步的目标是要探求宝塔形式的起源、用途和演变过程，及其在整个东亚艺术大图景中的位置。这一目标应该置入欧亚文化交流的背景中，成为内在的驱动力。然而，主要工作还必须限定在具体任务上，即就中国宝塔的整体进行全面而细致的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已经出版了不少关于中国宝塔的资料。战后，先是一些德国的学者或者艺术爱好者从远东的监狱或远东被遣返，接着大批人员被中国政府驱逐。他们拍摄的有关中国宝塔的照片和报道也可以为笔者所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十年，也是德国在远东势力扩张的时期。这一时期，德国学者、商业人员及旅行者拍摄或从别的途径在中国获得了一些照片。现在，这些老照片也可以作为新的材料有计划地补充进来。这些图片资料相当重要，因为它们能够表明中华帝国的所有省份与宝塔构成的系统序列存在对应关系。与此同时，也很有必要借助中国古代楼台的相关历史文献，特别是记载其宗教意义的书籍，去理解业已形成的形式图景。这类古典文献十分重要，好在欧洲存量可观，而且查阅也相对方便。还有相关的中文典籍，尤其是大百科全书式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州、府、县和寺庙的相关志书。这些已在优秀的中国专家的帮助下进行校勘，进而完成翻译。本书的第一章，列述了一些文献。因而，最初框架就是以中国为基础来呈现宝塔这一建筑艺术的细致图像。共五层，遗迹高50米。建于公元975年，1924年彻底倒塌
山西太原府永祚寺的双塔。两座叠层塔高54米，塔院的轴线为东南—西北走向。建于1611年，倾斜的塔心建造时间可能更晚些。左侧是永乐寺的宏伟大殿。伯施曼拍摄
时间很快到了1923年，有关宝塔的进一步研究工作，又中断了好些年。这期间，笔者完成了其他大量中国建筑研究的工作，尤其是从纯粹形式的角度对中国建筑的探讨，并且出版了相关著作。同时还参与了中德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当然，在这期间，我也不断补充中国宝塔的研究资料。1928年，书稿本来已经可以付印，但情况又一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需要再一次从根本上进行扩展和调整。首先，喜仁龙出版了关于中国艺术的皇皇巨著，还有一些尚待出版的著作也涉及许多新的宝塔。1925年日本学者关野贞和常盘大定出版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中国佛教史迹》，对中国佛教遗迹进行了探讨，1929年全部完成。该书收录大量中国宝塔的图片，以及中文和日文的文献资料。现在需要把所有新的、有价值的材料都涵盖到中国宝塔的研究著作中来，尤其是相关的日文著作，在一些精通日文的中国朋友的帮助下，将其翻译出来。这样一来，就需要对原有的材料进行重新整合，范围比原有的扩大一倍多。需要将中华帝国十八行省的550多座宝塔和塔林，根据其形式、景观和历史特征进行分类。由此，可以为中国宝塔建筑的完整历史找寻到基本原则。宝塔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佛教的历史。实际上，本书结尾处，还会尝试着按照历史顺序呈现中国宝塔。江苏镇江府金山岛上的宝塔。修缮于1900年左右。见于福尔曼《中国》一书上海的龙华塔。图中是底层及上面三层。参见278页，图263。梅尔彻斯拍摄于1913年在研究目标和材料上的这些扩展，进一步促使我们的相关阐述更加集中地限定在晚清十八行省的遗迹上。对于东北地区、蒙古地区、新疆地区和西藏地区只是稍作涉及，国外的塔更是一笔带过。就连佛教的起源地印度也只是提到一些思想观念上的联系，以及一些有深远影响的例子。关于这些宝塔，我们有古时的记载，也有现存的例子，且数量庞大。最后，对于本书的内容和目标而言，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做出了一些调整。1930年已经定稿，第一部分在秋季开始排印，且在一年内完成。第二部分在随后的1932年秋接续出版。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550座单体宝塔或塔林的序列如此之繁复，这样材料的分期分类，对于宝塔的描述就显得格外关键。单一地按照空间或者时间进行排序，都无法充分地认识到古建筑特有的本质特征。在中国所有的时期，风格上的相同或断裂同时并存，从而使得系统的认知也相应变得复杂起来。因此，在中国艺术的大部分领域中，容易招致这样的危险，即在对相关问题和关系进行探讨时，没有足够的比较材料，或者确定的发展序列。要想建立这样的发展序列，必须掌握大量我们熟悉的资料，并把形式的探讨作为起点；同时根据形态和完满性上的相同或相似，确定完整的宝塔类型。这样的尝试对研究目标的实现而言，可行且有效。有些宝塔的类型区分明显，同时又通过中间类型相互关联。于是有这样一个显著的、几乎可预见的事实：中国古代楼台的某些形态与其所处的景观空间的制约相关，也与特定时代相关。每个类型中，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一些共性。依据这些共性，在本书章节中自然地进行分类。在每一章节中，分述各个类型的特征，结合各自的塔例，对一些共属的形式进行探讨；而在同一个类型内部，则依据空间和时间进行排列。立足手头所掌握的图片和文字材料，对宝塔的探讨，或概述，或详尽，或宽泛，却也都得其要义。在《中国宝塔Ⅱ》涉及北京一系列宝塔时，情形尤其如此。本书的最后会另辟章节专门讨论天宁塔、喇嘛塔、多级塔，并对中国宝塔及其意义、形式和历史进行综合概括。江苏苏州府的北塔。共九层，高70米。可能始建于公元300—400年间。后来在公元902—922年间重建一座十一级宝塔，1080—1160年间重建一座九级宝塔。现今的这座宝塔建于1582—1590年，修缮于1903年。参见277页，图261；283页，图264；284—287页，图266—269。见于《中国佛教史迹》海宁州的占鳌塔。位于浙江杭州湾的北岸，钱塘江入海口处，这里大潮汹涌。宝塔六面七层，高约40米。修建或修缮于1732年。伯施曼拍摄中国宝塔分布之广，数量庞大。若要建成一个系统的序列，前提条件就是在整个领土的巨大空间中，理清宝塔之间，以及不同宝塔类型之间的关系，描绘出一幅巨大且完整的图景。《中国宝塔Ⅱ》的最后章节中，试图在个别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绘制出中国宝塔建筑史的鸟瞰图，这样看来，貌似可以通过单个部分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完成这项研究。然而显然，这项工作本身范围太大，只能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起点而已。正是这些或简或详的个案描述，为我们指明了研究的方向。重要的中国宝塔，现在收罗进来的肯定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另外一些，迄今尚不为我们所了解，或者只是略微提到罢了。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网罗整个国家不同地域、具有典型意义的宝塔，这样才能给出最有力的解释。任何一座单独的塔与寺庙的关系，都要在绘图、摄影和景观画中有所反映和记录，其地理方位的文献，只有很少情况下会用到，也需要有完整的解释。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将来要遵循的行动方向可以参照艾锷风和戴密微在泉州工作多年的研究成果。新近他们有一本详尽研究福建泉州宝塔的专著。本书关于石塔的讨论中，也涉及该塔许多重要的细部。只有对其他大量宝塔进行类似的全面细致研究，洞悉各个方面，将来才能够全面评价宝塔建筑的成就，才能理所当然地把它们归入中国宗教文化的大历史中。山东神通寺的朗公塔。砖石材质，平面为方形，高13米，约建于公元900年左右，上方砖制结构建成时间可能更晚。参见358页，图320；图322。喜仁龙拍摄当前研究所用的方法，及后面学科讨论的方法，完完全全立足于欧洲的学术传统。尽管在将来，中国学者会担负起责任，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发挥主导作用。他们的研究能够依据最为详尽精确的本土知识、实物，以及历史文献，也会采用新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学者的研究进行整合。1911年清朝政府倒台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和进步。年轻的中国所拥有的活力和自我意识给精神文化领域带来了学术研究和语言自身构词的急剧变化。这将在中国学者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得到最好的说明。在建筑研究领域，特别是古建遗迹考察和重要的古建文献整理研究中已涌现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西方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学术大发展的时代指日可待，中国人必将引领中国研究。浙江杭州府灵隐寺的石塔。雕刻出了八角塔的三面，高2米，建于宋代（1000年前后）。喜仁龙拍摄福建福清县的大塔。共七层，高30米，建于1607—1615年。参见394页，图362。艾锷风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