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冀||情真意切忆往事 ------和张小英女士重逢后的回忆
汲取文史智慧 引以鉴古知今
数年前，建国、玉平夫妇二人来我处闲聊，谈起他们的女儿，方知当年我教着叫建国绰号的小丫头已长成大姑娘且谈上了对象，便对二位说：姑娘出嫁时务必通知我。当然，我的目的除了参加她的婚礼外，还想见一见十几年、二十几年不曾见过面的知青朋友们。
我是和李小兰、白凌两位老乡一同去的。婚礼上，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唏嘘感叹不止。时光无情，我们已不再为当年的满腔豪情而感动；岁月留痕，留给我们的除了额头的皱纹和华白的头发，艰辛、美好对于我们这一代知青都远远地过去了，唯有心灵的丰盛永存。因为人总有许多美好而苦涩的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不少已经淡忘了。然而，当年知青生活的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却无法从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抹去，它将永远存活在我们的心中，直到走完人生的全部旅程。
婚礼结束后，一群多年不见的伙伴相拥着进了一处幽静的院落，能在旧貌换新颜的怀仁县城寻找这么一片天地着实不易，这就是张小英女士的家。
小英一家在雁北林科所是许多人都难忘的。她的父母亲，她的兄嫂，她的弟弟，当然更包括她本人都曾在这里工作过或至今仍在这里。当年的我和她家的每个人都很熟，尤其是她的父母亲，那是我成长的领路人。我很早就想为他们写点什么，记点什么，但一直难以如愿。这次难得的机遇，我的笔下首先涌出了----
林科所的奠基人张守真
在林科所，对老同志的称呼大都是在姓氏前加“老”，这因为除尊敬外，很多老同志当时都没有职务，或者是戴过这样那样的帽子。留洋工程师赵世福我们叫老赵，我的良师益友郑春荣我们叫老郑，对守真先生（用当今时髦的称呼）当然永远也改不了口一一老张。
老张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即使目前在县处级干部司空见惯的情况下，更何况在三十年前。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就是山西省畜牧兽医学校的校长，之后还担任过朔县红旗牧场的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毫不留情地把他“烧”进了监狱，之后下放到农村。1972年在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之前，按行政23级干部待遇，被临时安排到金沙滩林场工作。林场领导慧眼识才，让老张去三里庄苗圃负责。1976年在三里庄苗圃的基础上组建雁北林科所，他负责了林科所初期的基本工程建设。所以，他当之无愧成了雁北林科所的奠基人。
老张中等个子，皮肤较黑，身体精干，双眼闪着的是和蔼的目光，长着一个大鼻子，说话办事干脆利落，雷厉风行。我无法想象老张年轻时的风貌，在林科所，在他落难时，看不出有丝毫的抱怨，如一头牛，默默地奉献自己。同时他又是一个极乐观的人，极为关心别人的一个人，对自己的遭遇，日常工作中根本表现不出来。众人围绕着老张七嘴八舌的回忆，点点往事牵动我早已忘却的记忆。
三十年前的三里庄苗圃，只有半排砖房一排土房。雁北林科所的新址在旧址北面的一片坟地里，除了不知何年何月遗留下的几堵土板墙外，还有几十株柏树，给人的除了恐惧就是荒凉。老张带着绘有林科所美好未来的建筑图纸和一群建筑工人在这张白纸上绘了第一笔。他们砌墙时，曾压塌过年代久远的坟穴；他们刨厕所时，曾刨出一颗又一颗死人的头骨。建筑工人都是胆大者，但巡夜时，总要约上两个人相随出去。而老张却毫不在乎，他想的是建起后的壮观，心中只有未来，所以鬼在他面前也让了道。也许就是老张的无畏，恶鬼远走他乡。以致当各地的知青陆续到来住进老张盖好的房子后，从没有发生一起让人害怕的事。就是这块地方，成了我们年轻人的乐园，歌唱代替了鬼哭，嬉戏代替了幽灵。
基本建设结束后，老张负责了林科所的生产组，当时还有苗圃、办公室、科研室和机务等小组。各组既独立又合作，所以我大部分时间虽在苗圃工作，但在老张领导下也干过许多工作，从而进一步了解了他。
当时老张已年过半百，还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他从没有因病痛而耽误工作。记得一度时期他腿部受伤走路不方便，但当看到菜园一位老工人干活不利索时，竞拐着腿去帮助。那位老工人后来得知老张去逝的消息后，含泪长叹： “老张，好人哪！”话虽不多，也只是普普通通的几个字，但却让人感受到对老张的敬重和爱戴与怀念之情。
印象深的是1977年冬季打井时的几个月，该项工作由老张负总责。知青们两班倒轮着干，而他则除了负责自己带的那一班外，另一班也常过问、关心。几位当年在食堂做饭的知青回忆，打井半夜要吃一顿饭，如果两点开饭，那她们必须一点起床。每当这时，老张怕她们起不来耽误吃饭，又怕她们去食堂害怕，就会象家长一样，提前去叫醒她们，并一直陪她们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再匆匆地去打井工地。几位炊事员之所以半夜提前去食堂，是因为每天晚上做完饭不能让火熄灭，所以必须埋火。埋火后要到食堂后面的后灶孔竖一块本板，用以挡风，否则炉膛里有风，火就埋不住。故而做下顿饭时，必须把挡风板抽开，然后再吹火做饭。北风呼啸的冬夜，伸手不见五指，一个年轻女孩去干这活，她能不害怕吗？
老张关心同志还有一件趣事。某次休息时，安彩平睡熟了，叫不起来，老张心疼地说：让她多睡会儿吧，累得厉害才这样。他边说边摸了几把煤灰，给小安画上了八字胡。当大伙在外面“嗨哟、嗨哟”推大锅锥的声音惊醒小安后，她揉着惺忪的睡眼走出，八字胡把一个漂亮的姑娘打扮得格外“好看”，欢乐的笑声驱散了疲劳，在夜空飞荡。
打井工地上，最苦最累的活，老张总是抢着干。我经历过许多施工员，大都是动嘴不动手，包括我自己后来担任施工员时也很少动手，而老张则是既动手又动口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孩子们还小，身子骨没长好，别把他们累坏了。其实他的身体哪能和我们年轻人比，小英回忆，当时父亲回家后，不吃止痛药晚上是根本无法入睡的。
我在菜园见过老张和几个临时工背负粗绳拉犁的场面。出于好奇，曾近前打问。老张回答，地头小，拖拉机施展不开，又没有牛，只好人拉。几个临时工年轻，而老张的身子骨是和他们无法相比的，豆大的汗珠滚落而下。当时的我感觉不出什么，几十年之后，他的形象却愈来愈高大，愈来愈清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老张的冤案得以平反，他官复原职，走马上任山西省畜牧学校校长。前些年，老张辞世。他作为林科所的奠基人，知青的领路人，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永远铭刻在雁北林科所的历史上。
大家在怀念老张的同时，都忘不了和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伴侣----
知青的贴心人董士奇
山阴知青插场前，大同和怀仁的几十名知青已在广阔天地战天斗地了几个月。在当时食堂兼会议室的那个屋子里，有揭批“四人帮”的专栏，里面每个人的文章第一页都是姓名。很长时间，“董士奇”这个名字我一直以为是一个男知青，殊不知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曾任过朔县红旗牧场的小学校长，受丈夫冤案的牵连，她在“文革”时也被打成了“走资派”，心灵和身体上都受到了很大的摧残。因为她任过老师，所以我们年轻人都叫她“董老师”。当年的她虽年过半百，已是满头华发，虽屡经磨难，但对党的信念未改，对我们就象一位慈祥的母亲一样关心、呵护。她说的是标准的普通话，加上慈和的面貌和娓娓的谈吐，很快就赢得了知青的信任和拥戴。
怀仁县的知青向我介绍，是董老师把他们一个个从家门口接到林科所的。出门的时候，家长们很不放心，左叮咛右嘱咐，但看到带队的是位说普通话的有文化的女干部，平易近人，言谈得体，都把心放下了。安彩平说：我刚去林科所，身子单薄，董老师把我从车上半搀半抱扶下来，还开玩笑说小姑娘站稳，别让大风吹走，要么我寻根绳子把你拴住……言谈之间流露出对董老师久久的思念。
董士奇在金沙滩林场
人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然而，在回首往事时，却往往是艰苦的生活经历会给人留下有滋有味的回忆，谈论起来还会令我们激动不已。朱相云对董老师的记忆之深就犹如昨日：我们几个也是董老师接来的，没多长时间就赶上过春节，放假时要求正月初六必须来上班。我们几个女知青耽心初六车少挤不上去，初五就去了。那天正下着大雪，步行到林科所后一个个冻得脸通红，眉毛上都挂着白霜。空旷的大院里前前后后没几个人，连食堂的大师傅也没有来，我们就一齐钻进了董老师家。董老师一家真叫热情，把我们一个个都推上热炕。家暖炕热，几杯热水下肚后，一路的寒冷和疲劳全消失了。董老师又给我们讲了青年人要多经风雨见世面的道理后，把我们满肚的委屈也冲淡了。中午，又亲手给我们做了热腾腾的面条，那面条真香，现在还能感觉到。什么时候再吃一顿董老师做的面……后来和董老师更熟了，只要一去便会毫不顾忌地躺在炕上说笑、聊天；衣服穿破了，手套磨烂了，也会很自然地找董老师帮助缝补…...
相云的回忆之后是爽朗的一笑。笑声使我拂过岁月的风尘，看到了她和董老师的当年。几年的知青生活几乎透支了整个人生，只留下说不清、道不明又解不开、化不掉的一腔情愫，一段记忆。
那时，我们的烧炭需推小平车去县城拉运，这工作就归董老师负责。她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一个组一辆车子，拉一趟七、八里。路不好走，去时空车大家有说有笑，返时重车都没有了声音，一个个又脏又累，有时真想发牢骚，但抬头看看满头白发的董老师也是“两鬓苍苍十指黑”，一趟趟地和我们一样干，还有说有笑给大家鼓劲，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根本就无颜说一个“累”字、 “苦”字。年过半百的老干部都如此，十六、七的姑娘、小伙子有啥好说的。我体会，这才是真正的接受再教育，董老师用无声的行动教育感染我们，胜过千篇一律的说教千百倍。这也是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奉献、吃苦、执著、坚定、热情……
董老师对知青是一颗慈母心，工作认真，在是非面前立场坚定，毫不妥协、让步，富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是一个不怕得罪人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有件事大家至今印象极深。那是林科所组建后的第一次调资，有名额限制，大概是百分之几，必须先民主测评，优、缺点都要拿在会上讨论。董士奇同志对一位领导同志指出了缺点，提出需改进的地方，从而被取消了已获全票通过的调资资格。小英回忆，当时，妈妈对我们几个孩子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坚持原则，是非分明，不能因为钱而放弃原则。妈妈没有私心，爱憎分明，心胸是坦荡的，问心无愧，做了她应该做的。
董士奇夫妇
董士奇同志对子女的良好教育大家有口皆碑，他们的几个孩子为人都很好。在林科所时，小英一直把我当弟弟对待，言谈话语间处处体现着关心。我调离时，她的哥哥张雄和赵旭开车把我送进新的单位，又帮着把行装抬进我的新宿舍，临走还鼓励我“好好干，给林科所争光”。而她的弟弟张小明在董士奇同志调资那年的表现更使我难忘。那天，上级决定了董士奇同志不予调资后，要求各组书面表态，小明当时和我在一个组，如何表态让我这个小组长左右为难。一筹莫展之际，小明说：老黄，不要为难，上面定了，全体同意就是了，我首先同意……
我现在想，正是由于良好的家教，才养育了几个争气的孩子，小英的文笔在林科所是人人赞叹的，而小明也是靠自身的努力成为几十名知青里的姣姣者，考取学校后又分配到省城工作。
确实，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改变，更不能抹去。当事者的回忆里没有浓重的个人色彩和不可避免的片面性，旁观者的记忆里更没有随着境遇变迁而因人而易。因为我们已由幼稚走向成熟。
唏嘘感叹之后，大家的话题又扯到了我们的----
苦乐年华
我们回味过去，如同品一杯略带苦涩的咖啡，在悠远的时空里感受灵魂的悸动---往昔的快乐因为什么，今日的烦恼又为什么，我们从老同志那里继承了什么，我们为林科所又创造了什么……我们在审视与剖析中走向成熟，走向更理性，更坚强，并在理性和坚强中完成对自我的超越。
刚插场，大家情绪极不稳定，有想家哭鼻子的，有反复哼唱一些伤感歌曲的，以此发泄郁闷的情绪。一次住土坯房外间的陈晋岚盯着破烂的顶棚和院内呼呼吹过的北风，哼起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的插曲。凄凉的曲调加上她低沉的声音，把里外间的十名知青都唱出了眼泪，不约而同跟着哼了起来，哭声、歌声久久回荡，直至如今，她们都说“没有忘记那一幕”。
军事化的生活，农民般的干活，也铸就了我们的铮铮铁骨；清新的环境，集体的活动，还使我们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天真烂漫的我们可以说一无所有，只有纯洁的爱，心酸的泪，憨厚的笑，欢乐的跳……留给今天的更多的是歌声、笑声和劳动的号子声。我们用娇嫩的双手书写了各自的历史，用铁锹镰刀描绘了林科所美好的图画。
大伙忘不了刚去时的食堂管理员，真名叫什么谁都不记得，但“太君”的绰号没一人会忘记。这个人个儿不高，很瘦，腮帮子下陷，留两撇小胡子，经常眯着眼睛，头发乱蓬蓬的，走路弓着背，一笑满嘴牙齿尽露，给人们的感觉好象一辈子没刷过牙。这样的管理员管理下的食堂状况可想而知。当时白面很少，常吃玉米窝头，而这窝头蒸得不是发酸，就是象石头一样硬，让人无法下咽。曾有人端着几个窝头说：离远点，小心掉下砸断脚趾头。而那大烩菜味道如何且不说，等你吃完饭喝水时，就会看到水面上漂起的不是油花，而是不知名的小虫子的尸体或残片，喝完水后碗底则会沉淀很多泥类的杂质。
大伙搬到新院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在原来的坟滩上建设自己的家园。坟滩不知有多少年的历史，杂草丛生，尤其是多年生的白草，盘根错节，锋利的钢锹铲下，费劲地挖出一块，拍碎抖掉土后，草根竟有一堆。干上几十分钟，手上是泡，脚底板火烧火燎地疼。每人每天都分有固定的任务，工作时间干不完，只好早出晚归。
确实，经过环境的磨炼、考验之后，我们的人生态度变得更加坦然、真诚。虽然人生最宝贵的年华在我们身上悄然逝去，但是我们依然坚信，有当年这杯知青生活的“苦酒”垫底，在之后的岁月里，无论处境高下、工作在何方，什么样的“苦酒”都能对付。比起那些在父母羽翼下乃至权势庇护下平步青云实现理想的幸运者，我们是显得逊色些，但我们可以无愧无悔地向人们宣布：自己的人生之路是我们自己走过来的，今后还将自己走下去。
小英对逝去的岁月充满了激情的回忆，对逝去的知青战友满是沉痛和惋惜，尤其是谈起她高中时的同学安改平，更是欲语泪先流。
她记得长得漂亮的安改平很爱美，但常年在野外作业，脸总是晒得很黑。那时化妆品的品种很少，她想把自己的黑皮肤遮盖起来，便和几个同伴买来了叫“面友”的化妆品。“面友”虽有遮盖能力，但油性差、发干，涂抹在脸上后，给人的感觉好象细白灰撒在脸上，很别扭。小英说：当时有的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笑话她们，我今天想起来，心里觉得特别难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可当时有的人就是看不惯。改平要是活到现在，即使年近五十也可选用适合自己的化妆品，还可以去作美容，去追求自己的美……她一定会很美。
小英回忆起许多和安改平在一起的日子：改平是手扶拖拉机手，手扶车发动时，就是男孩子也很费劲，而单薄的改平总是先用双手搬摇把，转开后再用单手使其快速发动。车走开后，左右摆动的方向杆常使她难于掌握，人随着方向杆左晃右动，我真为她耽心。多次在夜晚的小路上散步时劝她放弃这项工作，而她总是语气坚定地回答我，苦和累我都不怕，既然干了就要干好。小英给改平的评价是外表柔弱，内心坚强。
生活中本来就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十倍地迸发出来，小英的这些往事也勾起了我对老安的回忆。老安婚后不久和我在一块工作，老郑把几个孕妇都交我负责，让给她们找一些轻松的活干，记得还有王美莲等人。休息时，她们总爱挺着大肚子高高地坐在防渗渠上说笑，我还建议她们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以免让领导看到影响不好。不久，我去子弟学校任教，执鞭一个月赶上放暑假，假期结束后归来，去火车站接我的张岐告我老安产后病逝的消息，确实为她惋惜。
老安确实是把壮丽的青春献给了林科所，她是值得人们怀念的。
大伙一个个都沉浸在欢乐和痛苦的思绪里，小英对我道：咱们那时隔墙而居，秦书记要求学习解放军，每天早晨出去跑步，咱们劳累了一天，晚上再疯玩上几个小时，晨跑根本不想起。可秦书记有高招，他早晨上厕所，必须路经咱们东二排，便逐一敲门，等到再从厕所返回，看到谁未起来就大声呵斥，甚至在大会上点名批评。吓得咱们这些年轻人一听敲第一间的门，就赶快起床穿衣，跳下地打开门等着。有一天李玉平探亲回家，因从小失去母爱，父亲待她更是倾注了深情，自己悄悄早早起床为女儿做早饭，谁知一不小心弄出响声惊动了女儿，只见玉平胡乱穿上衣服站在当地。父亲吓蒙了，忙问：俺女你怎么了？睡意朦胧的玉平才醒过神来：唔，这是在家里，我还以为在林科所，书记又在敲门喊跑步……
而我们宿舍的白明对付这晨跑更有高招。为了不被批评，他夜里睡时干脆衣服也不脱，早晨一听外面有动静，就“蹭”一下第一个从被窝中钻出，打开门报告此屋已起。书记一走，他返身又睡几分钟“回笼觉”，而我们几个也因此赢得了穿衣的时间。记得好象是白明探亲回家后，没有了“哨兵”，书记敲门，我们还在梦中，“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们惊醒后吓得谁也不敢第一个去开门，就爬在枕头上等待挨训。大概书记敲得手疼了，或是觉得不耐烦了，抬脚就踢，两脚就把门下面的木板踢落。我胡乱钉好后，第二天稍一使劲又掉了下来。之后知道我们的门不能踢，若发现未起床就亮开嗓子喊我的名字。
我们有过自己的青春岁月，青春岁月里的欢声笑语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小英沉浸在当年联欢会的情景里，她记得当时先是集体唱歌，然后单独表演，谁有什么本事都可以尽情表现。有吹口琴的，有唱样板戏选段的，还有口技表演。独唱最好的是高育红，她的歌声充满了朝气，不亚于现在的歌星。而口技表演则是所长尹士声的拿手戏，只见他伸着脖子，捏着嗓子，脸憋得通红，然后发出“咕咕鸣”的叫声，声音很响，学得维妙维肖，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是的，那逝去的昨天，我深信，在很多人的精神史上，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我们对于当时的沸腾气息还记忆犹新，也许具体唱的什么歌、什么表演的名字和内容记不清，但那份喜悦和迫切的心情，是我们最早的对于大众娱乐的记忆。
我们匆匆而返了。告别之际，小英和众多的朋友们把我们送了很远很远。我突然眼前一亮，正如同当年我们刚去时，他们在拖拉机下迎接的一幕。我依稀看到昔日一幕幕的生活场景……无端的幻觉仅仅是对于逝去岁月的回光返照、一曲追怀的知青生活小调，如此而已。
经过一所学校，一群中学生走出。他们属于一个非凡的开明的年代，一段辉煌的历史。我们在这个年龄时在干什么？在上山下乡的洪流里，在知青生活的跋涉中，在无端地祭奠自己的青春。历史无法不令你失落自己，也无法令你走出你自己。
但是，岁月如流，我们的往事之梦是什么呢？
是写在林科所土地上的脚印，那脚印或者歪斜，或者深刻。但有一点，我们对自己也对历史负责，我们将永不忏悔。即使为着一个最终被历史裁判为唐洁诃德的风车的夙愿，而无私地奉献自己的生命的那一份胆气，那一点精神，我想也是值得后人永远怀想着的。何况我们都在花季，哪怕是无花无果的花季，生命依然充满着梦想。
我涂鸦了这许多往事，只为着时过境迁，往事之梦不再是唐诘诃德的风车。这便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的贡献。
作者简介：黄冀，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朔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山阴县原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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