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谈社会的原子化及其后果

柏克在《法国大革命反思录》（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中猛烈抨击法国革命者，认为他们试图根据先验的理论重构整个社会，这种不计后果的“意识形态政治”将把法国乃至欧洲拖入灾难的深渊。托克维尔承认柏克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不过，他认为柏克对法国社会的演化不甚明了，而《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 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的一大特色便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法国革命的由来。

托克维尔指出，在中世纪封建时期，英、法两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君权不甚集中，三级会议——法国版的议会——是一种常态的治理形式。“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亦非英国人的专利，在14世纪它也得到法国社会的认可。但从15世纪开始，英、法两国的政治制度乃至社会结构开始分道扬镳，如果要找一个重要标志的话，那就是“查理七世终于做到了不需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p.140）旧制度的病根，就是这个时候种下的。

在英国贵族的努力下，英国维持了相对分散的权力格局，并朝立宪君主制的方向演化。法国则开启了君主集权（中央集权化）的进程：为了强化王权，法国国王对社会各阶层采取“分而治之”、尽可能使之“原子化”的策略，将其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彼此漠不关心的小团体。

天主教会逐渐变成王权的附庸。“路易十四摧毁了所有巨大的个体组织，解散或压低了所有团体，只给教士留下一种独立生活的外表。……信仰逐渐削弱，教士和人民逐渐彼此疏远。……教会作为政治机构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宗教机构的作用。”（p.284）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革命时期，法国人具有如此强烈的反教权激情。政教合一给教会带来的利益是一时的，伤害则是永久的。

路易十四

和英国贵族不同，法国贵族逐渐从掌权阶级蜕化成种姓阶级，在保留免税权的同时，丧失了实质的统治权力。“这个贵族阶级从内部排除中产阶级并与之分离，对人民漠不关心，因而脱离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于孤立。”（p.240）贵族集团和民众的信任纽带逐渐瓦解了。我们知道，特权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前提，Noblesse Oblige即是此意。当贵族放弃责任，这种特权便成为民众憎恶的对象。按照托克维尔的说法，在封建时代，法国“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p.73）

在地方上，各省的三级会议逐渐被废除，截止到1789年，只剩下五个较大的省份（如布列塔尼、朗格多克）和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区还保留三级会议。封建自由、地方自由消失殆尽，中介性团体遭到系统压制，社会日趋散沙化。于是，民众与王权之间失去了缓冲的屏障。这些屏障本来既可以抵御国王的专断干预，也可以缓和沸腾的民意。

毫不奇怪，在社会日益“原子化”的同时，王权空前强大。在革命前夕，法国中央集权的程度在欧洲可谓独领风骚。“王权已直接或间接夺得一切事物的领导权，真正可以为所欲为了。”（p.310）王权集中的另一个表现是，首都巴黎的地位空前提高。“自中世纪以来，巴黎就开始变成知识、财富和王国政权的中心。权力集中于巴黎，使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而巴黎与日俱增的强盛又反过来有利于权力的集中。”（p.308）

凡尔赛宫

然而，这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操作，在集中王权的同时，也加剧了统治的风险。人们发现，一个有机性遭到破坏、日趋原子化的社会面对意外挑战之时，会变得脆弱不堪。托克维尔洞察到，“国王政府将一切事务无论巨细，都系于一身；巴黎以前只不过是首都，这时已成为国家主宰。这两个特殊事实足以解释为什么一次骚乱就能彻底摧毁君主制。”（p.241）

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降临之际，法国国王发现自己处于空前的孤立状态，一夜之间，成为民众的囚徒。他似乎忘记了，他在危急时刻能够倚赖的力量（如贵族、地方政府），早已被他本人或之前的国王解除了武装。何况，在长期的原子化状态中，他们缺乏政治生活的训练，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托克维尔不无夸张地说，“当大革命突然来临时，要想在法国最广大地区找到十个惯于以正规方式共同行动、进行自卫的人，都是徒然。”（p.242）泰纳曾经说过，在巴黎陷于骚乱之际，外省完全采取了旁观的态度。这也可以说明，在丧失地方自由后，地方失去了采取行动的积极性，完全听命于权力中心，无论这个最高权力掌握在谁之手。

讽刺的是，在法国革命时期，那些拿起武器，不惜流血牺牲，勇于捍卫君主制的人恰恰来自封建自由尚未摧残殆尽的地区，如旺代省。顺便提一下，雨果的经典小说《九三年》便是以“旺代战争”为背景。只有在那些没有被王权“格式化”的地区，贵族尚能对民众保持一定的号召力。

然而，社会原子化的后果不限于增加王权的统治风险，社会本身也是受害者，尤其是权力更迭之际。国王失去的权力，并未被有序地移交给民选议会，相反，这个权力成为各方角逐的对象。法国历史学家泰纳形象地指出，“权力不仅从国王的手中滑落，而且根本没有落到议会的手中；它掉在了地上。……人们回到了自然状态，这不是革命，而是一次解体。”（《现代法国的起源》第二卷，p.3）。就这样，高度集中的王权通过消解社会的有机性，为一场闻所未闻的革命创造了社会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或，“大革命是从以往事物中自动产生的。”（p.240）

托克维尔发现真正的悲剧在于，在旧制度的废墟上，新的掌权者不是去恢复社会的有机性，增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而是致力于建立一个更为完备的、权力更为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度。此时，他们又诉诸了传统的分化社会的策略，拿破仑帝国便是最好的说明。“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专制的政权。”（p.245）甚至可以说，旧制度被摧毁了，但它的精神重新复活。“统治者垮台了，但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从那以后，法国人多少次想打倒专制政府，但却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p.245)

也许，原子化社会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丧失了对其他社会形态的感知能力，从而走上了一条自我强化的道路，以致于将原子化带来的问题理解成原子化状态还不够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