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出土一枚竹简，上面发现20个字，学者：难怪刘备不救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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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横刀立马，立于樊城之下。

天下英雄闻我名无不丧胆。吾敬汝为魏大司马，今可倒戈卸甲，吾可饶汝不死。若城破之日，再降晚矣。

城楼之上，曹大司马紧蹙眉头，咬牙切齿。

战，力不能及，若城破则无颜向丞相交代。不战，堂堂魏国上将，贲、育弗加焉的曹子孝，被关羽堵在城下百般羞辱。个中耻辱，不言而喻。

多亏参军满宠，及时四两拨千斤，对曹仁晓以利弊，才遏制住了他的冲动脾气。否则，三日之后，襄阳城墙之上可就要插着“关”字旗了。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军北伐。他率领四万大军北上，一路所向披靡。围樊城，拔摩陂，一人牵动半个魏国资源和半个吴国资源，整得快要合眼的曹操都不得不拉着廉颇老矣的夏侯惇亲征。

但陈寿也在《关羽传》中评价过，关羽刚而自矜，猛而寡虑。这样的性格，是王守仁口中的刚强之人。他们勇猛，无惧，因此极易傲慢。一旦傲慢，就很容易折断。这样的人不怕正人君子，却防不住小人。

不出意料，关羽很快从人生巅峰跌落深渊。建安二十四年八月，荆州被江东夺取，关羽首尾难顾，不得不撤军。

关羽兵败之后，生存几率其实很大。

从兵败到被擒，总共半个多月。期间，长沙郡、武陵郡、宜都郡，建平郡，巴东郡和上庸郡，与荆襄往来统共不过四天时间，除了上庸刘封孟达二人，素与关羽不睦（即便这个记载也是疑点重重，这里不谈），长沙郡陈震，武陵郡周文，宜都郡刘琰，巴东郡阎宇等人，要么可以发兵救援（比如宜都、建平和巴东），要么可以让关羽投靠。

但这些地方，无一例外全部装聋作哑。

史料又仅仅记载了上庸郡的反应。实在不能不信服吕思勉先生的告诫：说《三国志》是当时人口耳相传之作，无妨，说它是客观准确的史料，则要三思。

在这方面，《资治通鉴》则要客观许多。其实原因简单：因为没有利益纠葛嘛。

荆州襄阳郡周边郡县的人事安排和兵力部署，最终都要听刘备的。这些地方见死不救，直接责任人就是刘备。就像他在公安留下士仁，在江陵留下糜芳、潘濬和周通一样。

一九九六年在湖南长沙发现的走马楼吴简，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团。

这一年，在长沙五一商场之下，发掘出土了多达十万枚简牍，其中许多简牍内容都与建安末年有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经过整理后的简牍第一卷中，一则20字的竹简。这则竹简写道：

军故吏东阳里增丁一万建安廿四年秋叛出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这则简牍标点之后，如下：

军故吏，东阳里，增丁一万。建安二十四年，秋，叛出走。

意思是说，在东阳里这个地方，以前部队里的军吏，增加了一万人。这些人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天，发生了叛变。

走马楼吴简

这里简单介绍军吏这一概念。军吏二字，如果拆分，就是军队官员之意。

这一概念在秦汉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体来说，军吏的社会地位，随着时间流逝，从高到底，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不但没有减轻多少，反而越来越多。

《周礼·夏官·大司马》中记载：诸侯载旂，军吏载旗。“旂”字和“旗”字，互为异体字，所以先秦时期，军吏地位相当高，有时候甚至可以和一些地方小诸侯平起平坐。

但军吏地位随后逐渐下滑，比如两汉初期，军吏还处于军队高级统帅的位置，郑玄《孝经》中记载：军吏，军之帅也。

然而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天下大乱，军吏的地位直线下滑，当时的军吏虽然名曰部队的下层军官，在实际权责方面，已经和一些充军吏民差不了太多。他们要在没有战事时充当农民，开垦田地，并且有赋税义务。他们还要在发生战事时，立刻放下锄头，拿起兵器，上场杀敌。

到了建安年末年，军吏之于军官，早已成为贬义词了，没有军官认为被称作一名军吏是值得骄傲的事，这意味着徒有虚名外加一大堆义务和责任。但是对于世代务农的布衣来说，军吏的荣誉光环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关羽扩充军队，与刘备不救援关羽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于：关羽通过扩充军队，增强了自身实力，这让关羽和刘备的相对实力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刘备对关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最终影响了刘备的决策。

走马楼吴简记载的这则宝贵文字，正是在说建安末年时期的情况。

在走马楼简牍中，充满了大量类似文字，他们都指向一个简单事实：当时荆州正在扩军，许多百姓被迫充军，这些百姓不但要种地，还要打仗，身上负担可想而知。

同时，通过《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等史料，也能佐证关羽在刘备入川之后拼命扩军。

比如《三国志》：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

又如《资治通鉴》：刘备围雒城一年……诸葛亮、张飞、赵云引兵来会。

因而，早先刘备入川和后来诸葛亮入川，早已把荆州部队抽空了。

从刘备拿下益州，到关羽北伐之间，总共两年多，期间关羽火速扩军，保守估计扩充到五万多人，北伐率领四万，后方留一万，实际只可能更多，不可能更少。

注意，这时候，关羽的实力早已经和刘备平起平坐了。除了手下将才不多，兵力胜过刘备也不是不可能。加之荆州地理位置、经济发达程度、人口数量都要超过益州。除了易守难攻之外，益州并不比荆州优越多少。

我国著名历史学者吕思勉，在其巨著《秦汉史》中一针见血：刘备虑关羽易世而不能御，故借江东之手除之，奈何陪了荆州。

如果从史料入手，而非一厢情愿认为刘备和关羽应该怎样怎样，笔者认为吕思勉这则判断很有道理。

首先，刘备、关羽之间的关系，与后世认为的很不一样。后世多从《三国演义》出发，其实历史大不相同。就像后世多认为诸葛亮是仁慈宽厚之人，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不折不扣的权谋家。仅仅从他对付孟达和司马懿，就能看出。再如刘备，也和忠厚老实无关，完全是个老兵油子。

相反，刘备和关羽，从起兵就有一层合作关系，这一点与刘备和张飞就很不同。

张飞的确比较服气刘备，所以他和刘备之间更多的是上下级和手足。

《蜀记》中记载：刘备在许，与曹公猎。关羽劝刘备杀曹公，备不从。及在夏口，关羽对刘备发怒说：“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

诸葛亮、张飞、赵云，任何人，谁敢和刘备这么说话？

《资治通鉴》载：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这种分兵之时，除了关羽和诸葛亮，刘备谁都用不了。而诸葛亮又必须在身边帮着自己，所以只能是关羽。

统观刘备起兵三十余年，无论是在冀州、徐州还是荆州，刘备和关羽始终都是一种合作关系。

前期是合作：因为刘备也啥都没有。后期也是合作：因为刘备啥都有了，关羽在荆州也都有了。一个手握重兵数万，坐拥荆州四战宝地之人，还能称他为将吗？最后，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关羽独揽了蜀汉的外交权。

早在隆重对立，诸葛亮就说明了：派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熟不箪食壶浆以迎接将军者乎？

诸葛亮的战略非常明白，必须等到益州和荆州能够同时发力之时，才能发力，如果一边无法发力，另一边必然被围剿。关羽北伐之时，刘备根本没有做好出秦川的准备。

《资治通鉴》记载：关羽北伐，书与先主，先主示之诸葛亮，诸葛亮曰：“云长急切，破我大略，当手书一封，晓以厉害。”先主曰：“然。”

说明刘备和诸葛亮都是反对关羽出兵的，但关羽还是出兵了。试问：这不是赤裸裸的诸侯行径，又是什么？

再如，蜀汉的国策之一，是联吴抗曹。但关羽经营荆州之时，从来都是忤逆这条原则的。他骂遍江东，叫孙权“貉子”，这是赤裸裸地违背刘备的意志。

刘备能拿他怎么办？也无非是在关羽不满的时候，写封信给他，“自当解之”罢了。

因此，刘备不是不能救关羽，他完全可以救，但是就如刘封一样，刘备担心自己百年之后，无人能够降住关羽，那时候，诸葛亮也无可奈何。

虽然笔者也不愿意相信，但或许这真的就是刘备不救关羽的最终原因。刘备欲借江东之手除掉关羽，诸葛亮想必也是赞同的，只是火候把握不好，弄巧成拙，最后把荆州也丢了。

通过以上论述很容易发现，若要史书具有独立价值，我们的选择就最好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不能与当事人（史官）有利益牵扯，因而能够确保客观。陈寿对关羽之死和刘备不救的描写就缺乏客观性。第二，必须出自大家之手，因而能够确保权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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