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出土一枚竹简,上面发现20个字,学者:难怪刘备不救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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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羽横刀立马,立于樊城之下。

天下英雄闻我名无不丧胆。吾敬汝为魏大司马,今可倒戈卸甲,吾可饶汝不死。若城破之日,再降晚矣。

城楼之上,曹大司马紧蹙眉头,咬牙切齿。
战,力不能及,若城破则无颜向丞相交代。不战,堂堂魏国上将,贲、育弗加焉的曹子孝,被关羽堵在城下百般羞辱。个中耻辱,不言而喻。
多亏参军满宠,及时四两拨千斤,对曹仁晓以利弊,才遏制住了他的冲动脾气。否则,三日之后,襄阳城墙之上可就要插着“关”字旗了。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率军北伐。他率领四万大军北上,一路所向披靡。围樊城,拔摩陂,一人牵动半个魏国资源和半个吴国资源,整得快要合眼的曹操都不得不拉着廉颇老矣的夏侯惇亲征。
但陈寿也在《关羽传》中评价过,关羽刚而自矜,猛而寡虑。这样的性格,是王守仁口中的刚强之人。他们勇猛,无惧,因此极易傲慢。一旦傲慢,就很容易折断。这样的人不怕正人君子,却防不住小人。
不出意料,关羽很快从人生巅峰跌落深渊。建安二十四年八月,荆州被江东夺取,关羽首尾难顾,不得不撤军。
关羽兵败之后,生存几率其实很大。
从兵败到被擒,总共半个多月。期间,长沙郡、武陵郡、宜都郡,建平郡,巴东郡和上庸郡,与荆襄往来统共不过四天时间,除了上庸刘封孟达二人,素与关羽不睦(即便这个记载也是疑点重重,这里不谈),长沙郡陈震,武陵郡周文,宜都郡刘琰,巴东郡阎宇等人,要么可以发兵救援(比如宜都、建平和巴东),要么可以让关羽投靠。
但这些地方,无一例外全部装聋作哑。
史料又仅仅记载了上庸郡的反应。实在不能不信服吕思勉先生的告诫:说《三国志》是当时人口耳相传之作,无妨,说它是客观准确的史料,则要三思。
在这方面,《资治通鉴》则要客观许多。其实原因简单:因为没有利益纠葛嘛。
荆州襄阳郡周边郡县的人事安排和兵力部署,最终都要听刘备的。这些地方见死不救,直接责任人就是刘备。就像他在公安留下士仁,在江陵留下糜芳、潘濬和周通一样。
一九九六年在湖南长沙发现的走马楼吴简,为我们揭开了这一谜团。
这一年,在长沙五一商场之下,发掘出土了多达十万枚简牍,其中许多简牍内容都与建安末年有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经过整理后的简牍第一卷中,一则20字的竹简。这则竹简写道:
军故吏东阳里增丁一万建安廿四年秋叛出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
这则简牍标点之后,如下:
军故吏,东阳里,增丁一万。建安二十四年,秋,叛出走。
意思是说,在东阳里这个地方,以前部队里的军吏,增加了一万人。这些人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天,发生了叛变。
走马楼吴简
这里简单介绍军吏这一概念。军吏二字,如果拆分,就是军队官员之意。
这一概念在秦汉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大体来说,军吏的社会地位,随着时间流逝,从高到底,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不但没有减轻多少,反而越来越多。
《周礼·夏官·大司马》中记载:诸侯载旂,军吏载旗。“旂”字和“旗”字,互为异体字,所以先秦时期,军吏地位相当高,有时候甚至可以和一些地方小诸侯平起平坐。
但军吏地位随后逐渐下滑,比如两汉初期,军吏还处于军队高级统帅的位置,郑玄《孝经》中记载:军吏,军之帅也。
然而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天下大乱,军吏的地位直线下滑,当时的军吏虽然名曰部队的下层军官,在实际权责方面,已经和一些充军吏民差不了太多。他们要在没有战事时充当农民,开垦田地,并且有赋税义务。他们还要在发生战事时,立刻放下锄头,拿起兵器,上场杀敌。
到了建安年末年,军吏之于军官,早已成为贬义词了,没有军官认为被称作一名军吏是值得骄傲的事,这意味着徒有虚名外加一大堆义务和责任。但是对于世代务农的布衣来说,军吏的荣誉光环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
关羽扩充军队,与刘备不救援关羽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于:关羽通过扩充军队,增强了自身实力,这让关羽和刘备的相对实力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刘备对关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最终影响了刘备的决策。
走马楼吴简记载的这则宝贵文字,正是在说建安末年时期的情况。
在走马楼简牍中,充满了大量类似文字,他们都指向一个简单事实:当时荆州正在扩军,许多百姓被迫充军,这些百姓不但要种地,还要打仗,身上负担可想而知。
同时,通过《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等史料,也能佐证关羽在刘备入川之后拼命扩军。
比如《三国志》: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
又如《资治通鉴》:刘备围雒城一年……诸葛亮、张飞、赵云引兵来会。
因而,早先刘备入川和后来诸葛亮入川,早已把荆州部队抽空了。
从刘备拿下益州,到关羽北伐之间,总共两年多,期间关羽火速扩军,保守估计扩充到五万多人,北伐率领四万,后方留一万,实际只可能更多,不可能更少。
注意,这时候,关羽的实力早已经和刘备平起平坐了。除了手下将才不多,兵力胜过刘备也不是不可能。加之荆州地理位置、经济发达程度、人口数量都要超过益州。除了易守难攻之外,益州并不比荆州优越多少。
我国著名历史学者吕思勉,在其巨著《秦汉史》中一针见血:刘备虑关羽易世而不能御,故借江东之手除之,奈何陪了荆州。
如果从史料入手,而非一厢情愿认为刘备和关羽应该怎样怎样,笔者认为吕思勉这则判断很有道理。
首先,刘备、关羽之间的关系,与后世认为的很不一样。后世多从《三国演义》出发,其实历史大不相同。就像后世多认为诸葛亮是仁慈宽厚之人,其实历史上的诸葛亮是不折不扣的权谋家。仅仅从他对付孟达和司马懿,就能看出。再如刘备,也和忠厚老实无关,完全是个老兵油子。
相反,刘备和关羽,从起兵就有一层合作关系,这一点与刘备和张飞就很不同。
张飞的确比较服气刘备,所以他和刘备之间更多的是上下级和手足。
《蜀记》中记载:刘备在许,与曹公猎。关羽劝刘备杀曹公,备不从。及在夏口,关羽对刘备发怒说:“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
诸葛亮、张飞、赵云,任何人,谁敢和刘备这么说话?
《资治通鉴》载:比到当阳,众十余万,辎重数千辆,日行十余里,别遣关羽乘船数百艘,使会江陵。这种分兵之时,除了关羽和诸葛亮,刘备谁都用不了。而诸葛亮又必须在身边帮着自己,所以只能是关羽。
统观刘备起兵三十余年,无论是在冀州、徐州还是荆州,刘备和关羽始终都是一种合作关系。
前期是合作:因为刘备也啥都没有。后期也是合作:因为刘备啥都有了,关羽在荆州也都有了。一个手握重兵数万,坐拥荆州四战宝地之人,还能称他为将吗?最后,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关羽独揽了蜀汉的外交权。
早在隆重对立,诸葛亮就说明了:派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刘备)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熟不箪食壶浆以迎接将军者乎?
诸葛亮的战略非常明白,必须等到益州和荆州能够同时发力之时,才能发力,如果一边无法发力,另一边必然被围剿。关羽北伐之时,刘备根本没有做好出秦川的准备。
《资治通鉴》记载:关羽北伐,书与先主,先主示之诸葛亮,诸葛亮曰:“云长急切,破我大略,当手书一封,晓以厉害。”先主曰:“然。”
说明刘备和诸葛亮都是反对关羽出兵的,但关羽还是出兵了。试问:这不是赤裸裸的诸侯行径,又是什么?
再如,蜀汉的国策之一,是联吴抗曹。但关羽经营荆州之时,从来都是忤逆这条原则的。他骂遍江东,叫孙权“貉子”,这是赤裸裸地违背刘备的意志。
刘备能拿他怎么办?也无非是在关羽不满的时候,写封信给他,“自当解之”罢了。
因此,刘备不是不能救关羽,他完全可以救,但是就如刘封一样,刘备担心自己百年之后,无人能够降住关羽,那时候,诸葛亮也无可奈何。
虽然笔者也不愿意相信,但或许这真的就是刘备不救关羽的最终原因。刘备欲借江东之手除掉关羽,诸葛亮想必也是赞同的,只是火候把握不好,弄巧成拙,最后把荆州也丢了。
通过以上论述很容易发现,若要史书具有独立价值,我们的选择就最好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不能与当事人(史官)有利益牵扯,因而能够确保客观。陈寿对关羽之死和刘备不救的描写就缺乏客观性。第二,必须出自大家之手,因而能够确保权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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