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头彻尾的出走

人生虽漫长，关键就那么几步。有些细微之事，本无意义可言，却具有重要性，回顾因果，发现其影响之大，殊可惊人。从此轨迹不同，际遇不同，成就自也不同。

1950年的暑假结束，余英时自港回京，欲继续燕大学业。所乘列车途经石龙小站时意外故障，需五六个小时修理方能上路。在此当间，突就鬼使神差改变主意，决定就此止步不行。坚持不难，放弃一定很酷，人只有在害怕时，才会变得勇敢。时过境迁后的余英时回忆：“从北京移居香港，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此后，进入钱穆创办的新亚书院学习，并得其真传，教育一事，非独使学生习字耳。毕业后留校，后以助教身份赴哈佛访学，并定居下来，完成了人生的又一转折。

1950年7月24日，“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的张爱玲应邀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依旧穿着旗袍，外面还套了件白色的网眼薄衫，待坐定便觉得不对劲，一眼望去，满场短发，一片灰蓝中山装。时代变了，滞留过去时代的人顿觉心无安放。晚上回去，便决定出走，借口是赓续港大学业。西瓜未切，不知红白，其非神算子，只是断事也敏，命不该绝。对错先不论，至少还活着，非常时期，能够活着便是一种智慧。

光纤之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高锟，1933年出生于上海一户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高君湘是留美大律师，祖父高吹万晚清南社著名文人，堂叔父高君平为知名天文学家。1948年时离开舒适区，举家迁港，这是他人生首个转折点，由此可以心无旁骛地继续学业，为今后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基础。

1951年秋，父母送十二岁的崔琦从河南宝丰至港读书，1958年其又迎来命运的转折，赴美留学，遍寻仙山，苦炼仙丹，这才有了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可能。后来其接受大陆媒体采访，被问及“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时，竟出乎意料地回答：“如果我不出来，三年困难时期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了。”如果不出来，受犁锄之厄不说，父母也未必活得下来。片言只语，足窥性情之处，话未毕，老泪横。

知识系统大致可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操作型知识，属基础，其上手快，与使用工具相关。第二层面是功能型知识，需传帮带，具有领域性，非普通的学校教育可培养；第三层面是观念型知识，需要认知系统的配合。升一层级，便会发生一次根本性转变，每一转变，又如金蝉脱壳，至关重要，但失机会，无以弥补。重要时刻，抓住重要机会，概率未必高。

即便人文领域，可以本土化的似乎只有内容，技术却是不可见的知识。操着安徽口音的余英时，对劝他回国走走的家乡访团不解风情地说了句指向性很强的话，“我没有乡愁”。用声音诠释声音，观点中带着情绪，虽说情绪偏向主观，观念则偏向客观。固执己见，一人成军，思想使人充实，也使人沉重。用笔犀利，收放有度，文章里却仍带着回望的忧伤，一位以研究中国文化为终生志业的赤县之民，对于出生的故土及文化发源地，能说出如此决绝之言，当另有隐情。回不去的岂止是故乡，还有思维与认知，故乡不仅属于自己，也属他人。甘作另一个世界的旁观者，与其说是一个视角，不如说是一种态度。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莫言，带大江健三郎回到故乡高密，大江站在田埂上看风景：“当小孩子长大成人，仍能在风景中回忆起少年时，风景给了我们真实感。”如果回不到故乡，便回到书乡，那里似乎更真实。生错时代，仍可走对路，当初落难般出走时，其实已注定了今后的无法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