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之败，为何说主战的翁同龢难辞其咎？其后人如今已是美籍
1894年9月17日，中国与日本在黄海大东沟海域发生一场极其激烈的海战，结果以清政府惨败告终。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中国千年来积累的大国辉煌一扫而光，外强中干的事实赤裸裸地展现在全世界的列强面前。
甲午海战失败，中国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只是账面上付出的代价。
割地赔款的代价固然沉重，丧权辱国的条约固然羞辱，但是这场海战带给中国的影响，却远远不止这些。
甲午海战之败，让列强看到清政府软弱可欺的本质，曾经号称天朝的中国，瞬间沦为任人宰割的“蛋糕”。
“弹丸之地”的日本，挥舞着武士刀击败中国，令他们的民族自信空前膨胀，一朝反击得逞，他们的野心极度膨胀，如果没有这次胜利，如果没有清政府的赔款，他们又怎敢在日后入侵东北？
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的割让，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八国联军侵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一时间哀鸿遍野，清朝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列强的铁蹄一刻不停地践踏着中华大地曾经的辉煌，四处建设的工厂和商埠，以及列强霸占的通商口岸，如同是抽血管一样片刻不停歇地从中国大地上汲取着“营养”。
甲午海战之败，深深刺痛了中国这条沉睡的巨龙，民族危机来袭，民族自信降低，西风东渐之际，崇洋媚外蔚然成风，这些后续的伤害，都起源于甲午海战。
泱泱中华，地大物博，如何会败给岛国日本？
一场激烈的海战，曾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面对日本联合舰队又为何轻易败北？
……
甲午海战之败，原因错综复杂，并不能逐一言清，笔者不谈国力、不谈军事，只谈谈清朝的两朝帝师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前后所作之事，以及其后人翁万戈捐赠183件古董给美国的事，至于功过是非，则留给大家以及后人评说。
翁同龢，是近代史中著名的人物，他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
21岁选为拔贡，23岁中举，年仅27岁（咸丰六年）状元及第，如此优异的成绩，从科举考试出现算起，也绝对是名列前茅。
翁同龢出身官宦世家，其父其兄都是清朝高官。
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自身又是才华横溢的奇才，入仕以后很快得到重视，一路平步青云，身为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帝师。
翁同龢不仅名誉威望极高，又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手中掌握实权，不仅身兼数职，而且两入军机。
翁同龢的官场生涯，堪称辉煌，无论是在官场还是民间，他的口碑都是一致好评，出道即巅峰，巅峰始至终，这样的人生简直就是完美！
然而，这世界真有完美之人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便是被称为“千古完人”的曾国藩，又何尝没有污点呢？翁同龢固然是人中龙凤，却也逃不过血肉之躯的本质，他有血有肉，自然也有会错。
翁同龢与李鸿章不同，关于他的后世争议远不及李鸿章那么激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甲午海战前后，翁同龢是主战派的清流，而李鸿章则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
清流派的成员有一系列的特点，他们大多都是京官，而且各个饱读诗书、才华横溢、文笔出众，一旦与有人与他们形成对立面，势必就要面对他们旁征博引、口若悬河的舌战。
翁同龢虽然满腹经纶，在清政府该不该与日本进行海战的问题上，却不顾实力差距的事实，做出了极力主战的决定。甲午海战失败，李鸿章是不是罪人暂且不提，至少翁同龢难辞其咎！
翁同龢难辞其咎的原因之一：不能做到知己知彼
甲午海战之前，日本曾对清政府提出日军留驻朝鲜的提议，如此的无理的要求中方自然不愿意答应。
帝师翁同龢为领袖的清流党表示，中国已经经营海防近三十年，组建海军也已经七八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面对日本的挑衅，此刻正是一展身手，为国争光之时，何况对手区区日本这样的岛国，外强中干而已。
“岛夷小丑，外强中干， 久为寰海所共知”
李鸿章正好与翁同龢为主的清流党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处理此事不宜与日本交恶，日本提出驻军朝鲜的提议，无非是想独占在朝鲜利益，我们可以寻求在列强之中斡旋，使列强派兵进入朝鲜，以此打破日本的野心。
李鸿章为什么不主战？如汉人当年一般，高喊一声“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然后将冒犯自己的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扬我国威，岂不是美事一件吗？
忠于祖国，死战外敌固然是好事，可惜清军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清朝也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伟人，面对列强的威胁时，李鸿章主和的样子让人看起来很懦弱，但是汉朝当年积弱之时，吕雉受到冒顿单于的羞辱时，不也笑脸相迎了吗？
李鸿章主和的理由很简单，他认为清政府在当时是日本的对手。
李鸿章认为，日本为难中国并非突发奇想，而是蓄谋已久的巨大阴谋，日本国土面积虽小，近十年却奋发图强，全力革新，军事发展迅速。
日本一边快速学习西方技术，一边全力发展军事，每年都添置铁、快新船一二艘，如今海军规模已经形成，以中国海军现有力量，只能够勉强防守，一旦与之发生海战，胜率不高。
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前，通过《据实陈奏军情折》阐述观点，并在《为酌度日朝情势 应预筹办理厚集兵饷折》中表明敌我双方的军事情况，只是他的意见并没有得到采纳，光绪帝显然更支持自己的老师翁同龢。
笔者以为，翁同龢主战并没有错，在外敌入侵时，中国民族素来有不惧外敌的作风，但是不该逞匹夫之勇，应该做到知己知彼，方可百战百胜，与敌人决战的时机应该掌握自己己方，而不能顺应敌方，主战固然令人热血沸腾，但是求胜才是主战的终极目标啊！
但是此事也有疑点，翁同龢是一位奇才，他固然短时间内无法做到知己知彼，但是听闻李鸿章等主和派的阐述后，他为何依然一味主战？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涉及到翁同龢在甲午海战中主战的第二不明智了。
翁同龢难辞其咎的原因之二：不以大局为重
翁同龢坚持主战的原因主要来自三方面，其一，翁同龢乃是帝党的清流派领袖，素来站在道德的至高点，当外敌入侵之时，战与不战，其实有着爱国与否的深层含义，不妥协、不畏战、为国效命，自然是翁同龢的不二之选！
其二，翁同龢领导的清流派素来与洋务派争锋对立，当李鸿章提出主和思想以后，翁同龢的主战态度更加坚定。
其三，翁同龢主战有私心，他想借此打击李鸿章的势力，原因也很简单，上战场的人是北洋海军，无论成败与否，清流派的损失都不会大，如果北洋海军取胜，一力主战的翁同龢将成为最大的功臣；如果北洋海军失败，翁同龢则要对李鸿章兴师问罪。
翁同龢的主战立场，对他本人而言百利无一害，但是却对当时的清朝却有极高风险，甲午海战一旦战败，后果对清政府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在自己所著的《蜷庐随笔》一书中对此事也有记载，据王伯恭所言，在翁同龢一力主战之时，王伯恭曾私下找到翁同龢，向其陈述主战的一些弊端，并委婉表示，李鸿章的一些观点其实也有一定道理，王伯恭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对主战还是表示了担忧的态度。
王伯恭的观点没能劝动翁同龢改变主意，反而遭到翁同龢的嘲笑，翁同龢认为王伯恭的想法根本就是一介书生之言，称他是“书生胆小”。
王伯恭自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继续痛陈利弊，阐明利害，希望能改变翁同龢的想法。
“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能放胆尝试？”
或许是王伯恭的慷慨陈词激怒了翁同龢，他不耐烦的说出心底的真正看法，他就是要将李鸿章拉出来溜溜，看看他是骡子是马，将来就有整顿他的余地了！
王伯恭被这句话陡然惊醒，明白了翁同龢的真正意图，便不再言语了。
所以，翁同龢一力主战虽然风骨尽显，却终究不是一个从大局出发的明智之举。
翁同龢为官有余却谋国不足
翁同龢针对李鸿章的，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直贯穿了甲午海战前后。王伯恭所言非虚，翁同龢具备公报私仇的能力和动机，他与李鸿章有很深的私怨，他的诸多做法也都印证了王伯恭的记载。
早在太平天国时期，翁同龢就已经对李鸿章怀恨在心，翁同龢的兄长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身为巡抚，却在定远被围之际，居然弃城逃跑，李鸿章因此上奏折弹劾翁同书。
封疆弃守之罪本来就是重罪，翁同书最终被谪戍新疆，本来翁同书有罪在先是事实，被罚谪戍新疆也已是法外开恩，翁家不该有什么不满，但翁同龢却不这样认为，他将自己兄长的处境全部归咎到李鸿章身上。
光绪皇帝很了解自己的老师，也曾用话语点过翁同龢，李鸿章与他都是朝廷的重臣，当摒弃前嫌，共同为国效力。
可惜，翁同龢显然没有听进去，他在此后与李鸿章打交道期间，多次公报私仇，我们且举些甲午海战前后的事例。
北洋海军是清末花费重金组建的一支军事力量，更是李鸿章手底下最近代化的一支武装力量，为了组建、经营、维护这支力量，李鸿章费了不少心血，其中不仅仅是船只武器，还有人员的配备。
北洋海军中最得李鸿章器重的人当属丁汝昌，他是李鸿章的得力干将，具有丰富的海军经验，正因如此，他也成为翁同龢针对李鸿章的重点对象。
每当丁汝昌有军事行动，若无功而返，则会在朝堂之上遭清流痛骂浪费军费开支；若战果不佳，则有三五言官上奏弹劾，称战败之因非水军不利，而是提督丁汝昌无能等等。
丁汝昌前方寻找战机，后方日夜布置水雷抵御外敌，朝堂之上又要疲于应付清流派的攻击，身心疲惫之下。
丁汝昌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在如此艰难的困境之时，曾经也发过怨言，表达其不惜己身，愿意战死沙场的态度，也表达了身心疲惫，清流使其不堪重负的哀怨。
迨事吃紧，不出邀击，固罪；既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
翁同龢带给北洋海军的压力，远远不止海军将领方面。
1888年，这一年的北洋水师更名北洋海军，经过清朝的多年努力和李鸿章的苦心经营，北洋海军的战斗力在这一年达到巅峰，被誉为亚洲第一海军。
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同龢，却在这一年向光绪递交了《请停购船械裁减勇营折》，申请停止北洋海军进口船炮的军费，理由则是“治理黄河经费不敷”。
事实上呢？是谁占据了被该更新北洋海军船炮的军费呢？慈禧！
慈禧为了修筑颐和园用于享乐，又恰逢她办“六十”万寿庆典，导致国库空虚，军费紧张。
海军强大与否，完全取决于是否船坚炮利，如果船炮不及时进行更新，很快就会落伍，再也没有与新舰队的一战之力，这样的情况即便是一位水手都明白，李鸿章自然心里清楚，翁同龢内心也和明镜一样。
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在海军军费被挪用的情况下，没能给及时想办法找补亏空；
翁同龢身为清流领袖，手下言官众多，弹劾起李鸿章头头是道，慈禧不顾国家安危，挪军费而私用，他们却一个个噤若寒蝉，失了声。
翁同龢仅仅因为自己的私怨，便奏定停了北洋海军15年的军费，仅仅在数年之后，1894年，日本海军便在“一意治军，效法西方”的情况下，海军实力跃居为新的亚洲第一。
翁同龢又因为一己私欲，想要拿捏李鸿章，在日本“每年必添铁快新船一、二艘”，而中国“部议停购船械 , 未能续添”的情况下一力主战。
最终，甲午海战失败，中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海上力量荡然无存。
事后，李鸿章被封为赴日谈判的头等全权大臣，他自知此去艰难，军事上的失败，他此去无非是任人宰割的鱼肉，根本没有什么话语权。
李鸿章邀请翁同龢共同前去，却遭到翁同龢的婉拒，“若余曾办过洋务 , 此行必不辞, 今以生手办重事 , 胡可哉 ?”
最终，翁同龢因为极力主战留下清名，李鸿章因为签订丧权辱国的屈辱条约，而背上骂名。
甲午海战失败，如果说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翁同龢不以大局为重恐怕也难辞其咎。
中国有一句老话，“家和万事兴”。其实大家小家都是如此，身居要职并非是个人荣誉，而是承担着全国人民的信任，作为国家栋梁，大清的肱股之臣，翁同龢在处理个人与李鸿章的恩怨时，没有体现出栋梁格局和胸怀。
甲午海战，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为国效死命，胜败之责不在于三军不肯用命，而在于船不坚炮不利，如果翁同龢直言敢谏，带领清流规劝慈禧停止挪用海军军费，如果翁同龢能够承担起户部之责，想办法为北洋海军挤出开支，如果翁同龢能够从大局出发，与北洋海军同仇敌忾，与李鸿章做下聊聊国之利弊，想来，也就不会有北洋海军留给我们今天的悲壮了吧！
值得一提的是，翁同龢的后人，他的五世孙翁万戈，如今已是美国籍，并且将183件（130幅绘画、31幅书法、18件拓片及4件织绣）珍贵古董无偿捐给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其中，最为珍贵的一件藏品当属清代王翚的画作《长江万里图》，这幅画作产生于王翚归乡期间，当时他因为创作了《南巡图》而名动一时，创作生命巅峰时期，又创作这幅《长江万里图》。
翁同龢见到这幅图时，不禁惊叹：“真乃天下奇观也！”当他问价时，得到的回答是千金。翁同龢虽为高官，千金的价格对他来说还是太高，他也不得不怅然若失的离开。好在卖画之人念其是识货的大家，最终愿意以400金的价格成交，《长江万里图》就此成为翁家藏品，一直传到翁同龢五世孙的手中。
翁万戈的藏品极其丰富，曾经以450万美元的价格，将翁氏藏书80种共542册售给上海图书馆。他本人也一直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他将中国珍贵的艺术藏品捐给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也是出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考虑，他希望有更多的美国人可以通过这些藏品感受中国艺术。
藏品是中国的艺术，却是翁家的藏品，翁万戈将这些古董藏品捐给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属于他的权力，其他人无权对此进行谴责。
但是，笔者想说的是，无论是翁同龢还是翁万戈，都应该以大局为重才对。